第101章：鄧摸石頭過河林彪四人幫審判

鄧小平打着“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實事求是”的旗號登上了中國皇帝寶座。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鄧小平上任之初確實幹了幾件利國利民，頗得人心的大事。

在農業方面，鄧小平把一九六二年時劉少奇搞的包產到戶一成不變地在全國全面推廣。說到中國農村的改革，不能不提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們。一九七八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農民們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此時小崗村的農民們聚會，商量如何度過難關。當有社員提出秘密搞包產到戶時，全隊二十八戶人家拍手叫好。但如此一來又與中共的現行政策相違，弄不好就有坐牢和殺頭之彌天大罪。面對此艱難局面，農民們立下了血誓，宣稱如隊幹部因包產到戶獲罪入獄，全隊社員負責將其子女撫養到十八歲。（搞包產到戶都要立下如此誓言，可見毛澤東統治中國時，把中國搞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這是中國農民對毛澤東幾十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強烈反抗！就這樣小崗村成了毛澤東死後中國農村第一個搞包產到戶的地方。萬幸的是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對小崗村的農民持同情態度。此後萬里、趙紫陽、周惠先後在安徽、四川、內蒙古全力推廣包產到戶。當鄧小平上台後，包產到戶成了其農村政策的一大基礎。到一九八Ｏ年，全國基本上都實行了包產到戶。就連毛澤東在世時樹立的一面紅旗――大寨大隊也搞起了包產到戶。這包產到戶還真靈，八十年代初，中國糧食、棉花、油料、肉類大幅度增產，不但解決了十億人的吃飯穿衣問題，而且生活水平極大地提高了，市場供應充分，雞魚鴨肉應有盡有，毛澤東時代老百姓逢年過節都吃不上肉，年年穿衣靠發布票的苦難日子一去不復返，憑心而論中國人民今天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多虧了鄧小平在農村的包產到戶。和經濟上的改革。

在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比毛澤東開明多了。自一九六八年底毛澤東把第一批知識青年遣送下鄉起，到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間全國共有近兩千萬知青下鄉。經歷了現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去接受一種原始、愚昧、落後、野蠻的再教育，這簡直就是對一代青年的折磨、摧殘和迫害。一代青年付出的青春、理想、信念、熱血得到的回報卻是徹底的絕望甚至人生的毀滅！到一九七八年，數十萬毛澤東時代被遣送到雲南的知識青年，在經歷了十年的地獄般的精神、物質生活的折磨後，終於忍無可忍地自發地進行全省十萬知青大罷工，爭取回城的權力。隨後又派出了知青代表團到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要人們請願。華國鋒以毛澤東繼承人的身份，當然不會同意改變毛澤東的決策，就連曾任中央農墾總局局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剛當上政治局委員的王震，也對知青代表們大罵一通，說他們回城的願望是為農墾戰士丟了臉而堅決拒絕了。並軟硬兼施地逼迫知青赴京請願團作了檢討後打道回府。知青首次大罷工失敗。唯獨鄧小平委婉地對知青上山下鄉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

一九七九年元月，雲南勐崗農場知青再度自發組織罷工。此次罷工運動非同小可，知青們選出了自己的罷工領導機構，通過了《罷工宣言》和《致全省農場知青書》。成都知青胡傳本任總指揮，北京知青吳向東任副總指揮，昆明知青李忠誠任罷工糾察隊長。決心以絕食表示最後的抗議：不回城，毋寧死！

元月二十三日，在數次通電中央未得到任何答覆的情況下，幾千知青進行了空前的大絕食，以死抗議毛澤東強加給一代青年的悲慘命運。

中共當局派出的中央調查團團長面對數萬知青的以死抗爭的悲壯場面，深受感動，扮演了為民請命的角色。元月二十八日，中共當局終於從毛澤東的知青政策上退了下來，決定滿足知青們的回城願望。此後一年時間裡，全國近兩千萬知青從原始、落後、貧困的農村、邊疆相繼返回了有着一點現代文明的、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對外交往、交流、發展經濟等方面鄧小平也比其前任毛澤東開明了許多。毛澤東一坐上皇帝的寶座後，就關閉了對外交往的大門，坐井觀天似地自封世界老大，甚至在中國人民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情況下，還編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在過着地獄般的生活，在受苦受難，在等着我們去解放他們的彌天謊言！”而從小就留學法國並見多識廣的鄧小平就不同。他公開承認中國的貧窮與落後，打開國門大力提倡對外的經濟技術交往。一九七九年，在中國廣東的深圳建立了第一個經濟特區，在特區內實行了更加開放的政策以吸引外資。此後又歡迎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辦廠、經商。外資的進入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到一九八五年，對外開放又擴大到沿海的十二個大中城市。後來又擴大到全國各地。

對外經濟開放的同時，又內國營企業進行了各種改革試點。先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後又搞承包、政企分開等等。但客觀地說，由於體制上的因素，產權上的因素，國企負責人任命制等因素，國營企業的改革是非常不成功的。在任的國企領導人在沒有任何權力制約的情況下，最關心的是在自己的任期內如何多撈、快撈更多的鈔票，至於企業的經濟效益、職工們的利益那才不關我的事。你工人們有意見嗎？那沒關係，上告就是了。我是上級任命的，上級聽我的還是聽你的？那上級我也早就用鈔票買通了，他還會不護着我？現在又取消了毛澤東的“四大”誰也奈我不何。

正因為企業的領導者失去了必要的約束，他們才敢有恃無恐地、大張旗鼓地、公開地鯨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企業改革的結果是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逐年下降，最後是虧損、破產、倒閉。但這些虧損破產企業的領導者又沒見有誰承擔了相應的經濟、法律責任，而且換個地方又當官的人多多。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鄧小平又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毛澤東當年把私營經濟視作洪水猛獸，統統消滅。鄧小平大力提倡私有經濟倒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復辟資本主義”的味道。到其去逝時，中國的私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達百分之三十左右。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經濟改革的一大成就！

在教育科技發展方面，鄧小平也有很大功勞。中國的教育、科技事業和自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反右後遭重創，知識分子被毛澤東劃入階級敵人一類，被稱為“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後，教育、科技更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在多數地方，中、小學停課達三年之久。大學更是十年不招一名學生。後來又提出了更加荒唐的從工、農、兵直接選拔大學生。在文革中的一部電影《決裂》中，竟出現了一個沒讀過書的人憑一手老繭就能上大學的世界級的最荒誕事來。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復出就立即恢復從高中直接考大學的制度。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中斷了十二年高考後，第一次進行了全國統一的大學中專入學考試。當累積十二年之久的一千多萬考生擠上高考的獨木橋，有幸參加中斷十二年的考試後，相信無論考上的和沒有考上的學子對此都會留下終身不可磨滅的記憶，畢竟他們從考場上看到了自己人生、未來的一線美好的希望。雖然最後考上大學的僅有二十萬人，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但這是我中華民族從愚昧、落後走向文明、進步的一個開端。三十年後的二○一六年，當高考錄取人數近七百萬，考生的錄取比例已超過六分之五時，老狼作為一名參加一九七七的首次高考並落榜的考生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在軍隊改革方面鄧小平也有較大的動作。毛澤東在世時天天高喊“要準備打仗”。其實毛澤東心中最明白不過了：當今世界只要強大的工業化國家沒有出現好戰的大獨裁者當政，世界大戰就不大可能爆發。製造戰爭就要爆發的緊張空氣完全是出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是為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復出時就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的口號。現在當了皇帝更是大刀闊斧地整頓軍隊，提出了裁軍一百萬的目標。同時注重軍事科學的研究，注重軍隊裝備水平的提高，注重對未來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研究。這此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未來的戰爭，軍隊人數的多少已經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決定勝負的因素是一個國家軍事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軍事裝備的科技含量，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國力的高低，是指揮員、戰鬥員綜合素質的優劣。鄧小平對軍隊的大力裁員和整頓，也許就是基於對現代戰爭的認識。當然鄧小平對現代戰爭的觀念、理論、與其它軍事強國的領導人相比還相去甚遠。但無論如何比毛澤東的照搬當年打敗蔣介石時的經驗相比又強多了。

如果鄧小平當政時中國面臨一場侵略戰爭，以中國的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實力，其結果是不難想象的。不過人類社會發展到二十世紀末，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征服已不是單純的軍事征服，不是憑據武力的征服。而是經濟、科學、技術、綜合國力、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競爭。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自毛澤東當政到鄧小平掌權的五十年，在與世界列強的競爭中，是一個徹頭徹尾、實實在在的失敗者。而且敗得之慘是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國門打開一百多年所末有的。

鄧小平倒華的理論綱領是“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加強法制。”當他坐上龍椅後，又把華國鋒搞宮廷政變逮捕的江青等人弄來審判，以標榜“法制”。只是一個搞了一輩子專制獨裁的人想如西方民主國家那樣搞法庭審判但給人的感覺真有點象“邯鄲學步”“東施效顰”一樣不是那麼回事，只從表面上去摸仿，沒從實質上去領會。象中國這樣的掛着共產主義招牌的封建專制國家，政壇風雲變幻，成者王侯敗者寇，上台者自我標榜正統，下台者統統斬首示眾誅滅九族都不足為奇，一但把失敗者弄上法庭倒真是奇怪得很。鄧小平當時算是一個法盲，只知道權力可以決定一切，那知民主、法制為何物？鄧小平被毛澤東整了兩次就大呼冤枉，而江青等人被華國鋒莫名其妙地逮捕難道就不冤？現在又在“特別法庭”上接受審判更是天大的冤枉！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受審甚至比江青等人還要冤！從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的來看更是荒唐。陳伯達經劉少奇、鄧小平向毛澤東建議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接管中共報館《人民日報》，第二天在毛澤東授意下發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本是配合當時的“掃四舊”，當然也有麻痹劉少奇的意思。但在特別法庭上又把此事作為陳伯達的一大罪狀。陳伯達成了鄧小平“文字獄、的受害者。王洪文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周恩來籌備四屆人大的情況一事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只因說了句“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又成一大罪狀。王洪文又被鄧小平“以言定罪”。黃、吳、李、邱等人在文革初受迫害，被林彪保下。因是林彪的老部下而受株連，被毛澤東欽定為“反革命集團”，鄧小平又將“莫須有”罪名加在他們幾人頭上。

被審判的人在法庭上的表現也“可圈可點”。名滿天下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在庭上時而大吵大鬧，時而和盤托出；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一本正經；活脫脫一個潑婦加小丑形象，把毛澤東的臉算是丟盡了。王洪文在被捕時猛撲到葉劍英面前去要拼命，但在法庭上也老老實實。有問必答。姚文元在被捕時就立即認罪，在法庭上更是“供認不諱”。黃、吳、李、邱等人受共產黨教育多年，對黨內殘酷鬥爭的程序和結果瞭如指掌，知道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作為階下囚，審判官說煤炭是白的，他們也不敢說是黑的。只有張春橋“看破紅塵”，在庭上一言不發，令審判官們無趣，更令當局者無奈！真是大丈夫一個！審判之初，國人不明就裡，人人皆曰可殺。但歷史無情，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只會將此審判視為一場鬧劇。

對於鄧小平的審判鬧劇，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明批“四人幫”、林彪，暗攻毛澤東。鄧小平批了幾天后也發現不大對勁了：毛澤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開國皇帝，再這樣批下去最後是在批共產黨和專制制度本身了。而且其中許多問題鄧小平還難脫干係。於是起草一個《關於建國後歷史問題的決議》，把他犯下的天大罪行推給林彪和毛澤東的老婆江青，實在推不掉就說是“毛澤東起了好心幹了壞事”。

鄧小平由於文化不高，其在共產黨這個專制集團中混了幾十年，對馬克思主義有很深的信仰，其思維方式帶着毛澤東式的隨意性，其決策方式帶有強烈的個人決斷色彩，對改革沒有一個全盤的考慮，也沒有一個目標。也沒想過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主義。搞經濟建設就不那麼行了，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改革怎麼改？要達到什麼目標？為達到這樣的目標要採取什麼措施？經濟如何發展？體制如何變革？這一切問題鄧小平都沒有一個全盤的考慮，到後來竟說出了一句千古名言：“摸着石頭過河”，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在政治制度、經濟建設、科學技術、教育體系等方方面面都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和現成的模式，這些都是人類歷盡千辛萬苦付出沉重代價得來的，它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和發展中的國家，完全可以借鑑甚至照搬，以避免走彎路，再付出沉重的代價。可鄧小平偏要採取盲人爬山走路的辦法去“摸石頭過河”，走什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再去碰壁交學費瞎折騰，這與毛澤東式的瞎胡鬧治國沒什麼兩樣。說到底，鄧小平的這一套只不過是想把專制制度與現代經濟、科學技術來個“有機的結合”。不過鄧小平你錯了！政治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沒有從制度上去保障每個公民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潛能，在一個壓制、泯滅人性，限制人身自由的專制國度里，根本不可能實現經濟的正常、建康、高速、良性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中的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謬論應該休矣！世界的現實恰是政治是基礎，經濟是上層建築，政治基礎決定經濟上層建築。

應當看到，鄧小平對中國的各種改革是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自守、愚昧無知、落後倒退的某種程度的進步。與真正意義的改革是相去甚遠，他和蔣介石相比，其思想和對世界、對人類社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也是非常的落後和保守的。

中國經歷了毛澤東製造的大災大難，對於鄧小平的小小的改革和改革帶來的一點滿足人民最原始、最初級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好處，人民仍然是滿懷深厚的感激之情。鄧小平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後，其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一九八四年前後，鄧小平在國人心中的威望達到頂點。在十月一日中共三十五周年建國時的盛大閱兵和群眾遊行活動中，北京大學學生發自肺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標語在天安門前接受鄧小平的檢閱。其情其景，感人至深。相信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頻頻揮手的鄧小平見到此標語也心生出了某種自滿和得意的感覺。但不知他是否有點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