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毛泽东搞死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登上中国最高统治宝座后，首次对党内高层的清洗是在一九五四年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斗争。关于此事，几十年来中共高层讳莫如深，真实情况一直无人知晓。毛泽东死后，胡耀邦想给高饶事件平反，但受到邓小平强烈反对。结果是高、饶事件虽然没有平反，但对因高饶事件受到牵连的高级干部如张秀山、郭峰等又重新重用。现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此事的真相恐怕是永难大白于天下了。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凡是国内、官方出版的关于此事件的书可谓众口一词，无啥差别，可见共产党把此事作为机密加以防范。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对高、饶事件却有另一种说法。不知这算不算是揭开高、饶事件秘密的一把钥匙。

高岗是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后历任红军二十六军师政委红军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为创建陕北红军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陕北后，以肃反名义将刘志丹、高岗等人关押准备处决，就在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高岗等人。刘、高等人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地为毛泽东卖命。毛泽东为名正言顺地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宝座，也大力笼络高岗等非嫡系高干。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就曾说：我到延安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如刘少奇、彭真、任弼时、高岗……。正是依靠这些新老朋友的支持，毛泽东得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取张闻天而代之。在延安时期，高岗极受毛泽东信任，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中共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大”上更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此时有多少资历、能力在高岗之上的人都未受此恩宠。日本投降之后，东北作为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毛泽东不惜派重兵和共党要人开赴东北，高岗是派往东北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一九四六年，林彪接替无能的彭真出掌东北党、政、军大权后，高岗与林彪关系融洽。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大有猩猩相惜之感。林彪率四野入关，即举荐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为恢复东北的工业生产，重整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开国后，因东北在中国经济中的举足轻重作用，高岗又被提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岗不同意出兵朝鲜，但毛泽东一声令下又全力以赴为赴朝参战的中国军队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深得彭德怀的赞扬。高岗出事前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赴英、法、苏留学。一九二九年刘少奇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时，饶漱石即在刘手下任共青团省委书记，刘对饶十分欣赏。皖南事变前，毛泽东派刘少奇接替项英出任新四军政委。饶又成刘手下得力助手。几年后刘少奇回到中央，饶漱石就升位补缺，出任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东局书记。没有刘少奇对饶漱石的知遇之恩，就没有饶的出人头地。延安整风期间，新四军军长陈毅因反对毛泽东，饶漱石奉命主持对陈毅进行批判斗争。抗战胜利后，饶漱石出任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代表。内战爆发后，饶漱石出任华东野战军政委、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亲自组织指挥了华东数次战役，特别是淮海大战时，饶漱石不但指挥军队，而且组织百万民工、数亿斤军粮支援前线作战，为确保大战胜利典定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开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但毛泽东似乎从来不喜欢饶漱石，如果不是看饶是个战争人才，可能早就搞死他了。从毛泽东指派粟裕以押送的方式将饶从华东局一把手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来看，饶对毛大为不满，并且在半夜三更强闯进毛泽东家中向毛泽东质问了三个大是大非问题：1、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毛泽东大为恼火，也没法辩解！这为毛泽东日后搞死饶埋下伏笔！

从二人的经历来看，都是在毛泽东登上中共权力顶峰后，深得重用和提拔，为毛泽东的天下建立了赫赫功勋的人。但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祸首。

给高岗、饶漱石罗织的罪名是搞阴谋诡计、分裂党。

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是：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检查四年来的财经工作。会议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机会，别有用心地制造紧张气氛，硬说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路线错误，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有关。他们还以批薄一波为名，（薄一波在此前受到毛泽东的强烈批评）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煽动和攻击，搞“明批薄，暗攻刘”。

在会外，高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曲解中央政治生活，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周恩来。把刘少奇一九四五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一九四七后全国土地会议的讲话，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一九五○年对安子文等人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抄成档案作为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错误，是路线错误。高岗还造谣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高岗、饶漱石还散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过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个名单明明是高岗同安子文讨论过的，他们却倒打一耙，说名单来源于刘少奇。名单中即有薄一波，又有林彪，他们却散布“有薄无林”，妄图制造党内不和。

由于高岗会内会外煽动起哄，使周恩来无法作会议结论。后来毛泽东请陈云、邓小平到会，他们作了工作，说了公道话，周恩来于八月十一日才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结论肯定了近四年来的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成绩是显著的。财经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是违反二中全会所规定的原则的。“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还没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并且指出会上有些发言不尽妥当。

高饶以为他们在财经会议期间的活动已经初步成功。会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进行有计划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在这次周游中，他大肆散布所谓“枪杆子里面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他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现在要篡夺党。因此他提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结论。要按照他的“军党论”准备八大代表团，他还私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补充名单，在一些高级干部是封官许愿，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高岗在杭州还与林彪共同议论过“中央人选”的名单。

在高岗南下休假期间，饶漱石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全文为中心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向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蛮横无理的“斗争”然后在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评安子文为名，把锋芒指向刘少奇。导演了一出“讨安倒刘”的闹剧。展开了直接反对刘少奇和反对党中央的斗争。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会上的发言对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攻击。在这个煽动性的发言中夸大过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缺点，诬蔑中央组织部工作“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性”，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后来查明，这个发言是高岗等人早就准备好的。饶漱石对这个发言极为满意。他们会内会外进行煽动、要挟，妄图全面夺取人事大权，改组中组部的领导，并预谋点出刘少奇的名字，实行公开摊牌。

以上这些就是至今为止所罗列出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行材料”。但从这些材料来看无论如何是构不成所谓“反党”、“分裂党”、“搞阴谋活动”的罪行，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根据中共的组织原则，作为下级的高岗、饶漱石对于他们的上级刘少奇、周恩来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没有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的权力，更不能有推倒上司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除非高、饶得到了比刘少奇、周恩来官职更大的毛泽东的暗中许愿和支持，否则就会落得轻则关监，重则杀头的下场。高、饶作为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内几十年残酷的路线斗争了如指掌。高就曾坐过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几乎杀头。且高、饶就曾毫不留情地置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下级于死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高、饶二人又有何胆量敢将矛头对准上级刘少奇、周恩来？

二、毛泽东自登上中共主席宝座之后，集党、军、政一切大权于一身，特别是人事大权抓得最紧，安子文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副部长岂敢背着部长饶漱石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高岗不管人事工作又怎可能与安子文讨论政治局委员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来源除毛泽东外不可能有其他人！且在没成为事实前属于特级机密，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谁敢外传！高岗在与其他人谈话中透露出名单内容，应视为毛泽东有意让高岗向外“吹风”之举，怎么就成了罪过？

三、饶漱石从一“封疆大吏”进京出掌人事大权，与搞了多年人事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几十年来极少来往，毫无纠葛，刚上任又对组织工作不熟悉，工作上对安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怎么会与安子文产生矛盾？又怎敢轻易地对自己前任的工作说三道四？饶漱石身为组织部长，已是大权在握，何来“全面夺取人事大权”一说？

四、高岗南下游说所散布的党史“二元论”：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此话并非出自高岗之口，早在延安整风后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毛泽东是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是白区地下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五、高岗在一九五一年与邓子恢就工会工作有一争论，后来高岗在东北主持写了一篇驳斥邓子恢的文章想作为《东北日报》的社论发表。文写好后，高岗却不是立即发表，而是先寄给毛泽东审阅。试想一篇驳斥比自己职位低的官员的文章都不敢擅自发表的人，岂敢随意去想要推翻顶头上司刘少奇、周恩来？

种种疑问表明：高岗、饶漱石是被一场内部阴谋所整倒的一对冤死鬼。

关于高岗、饶漱石的“罪行”，当年的倒高、饶的急先锋邓小平有一段论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适当的。高岗也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我一个，你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了他的注意。”

高岗还在那里充分表演时，毛泽东己在准备收网了。

一次毛泽东在私下对罗瑞卿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我看你就是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他不止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毛泽东说的“你们说拥护我这面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证明了高岗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进行倒刘活动，否则林彪、彭德怀、罗瑞卿等人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高岗的事，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有段论述：

“我们这位代表潘友新（即苏联第二任驻华大使）开始给我们送来大量报告，说是中国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怀有强烈不满，但他说公开反对我们的人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毛不在那些被提到的人之列。但他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正在中国领导成员中蔓延的反苏情绪。斯大林曾把我们这位大使送来的一些材料交我们传阅，所以我能知道它的内容。

显然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情绪的这类情报是高岗提供给我们的。那时他是中国政治局的代表和东北的主席。他在那里同我们代表的关系搞得很密切。有一次在高岗的总部所在地沈阳举行庆祝和阅兵，中国的一些负责人抱怨我们用一些修理过的苏联坦克来装备毛的军队。他们抱怨说“俄国人向我们倾销一批旧的、打坏了的坦克”。每当出现潜在的深刻的不满时，每一个细微末节都会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对苏联严厉责难的根据。

斯大林决意博得毛的信任和友谊。所以他把潘友新关于他同高岗的谈话的报告交给了毛，并说：“给你，你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到兴趣。

最初毛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据我们驻北京的代表报告说，他们参加了一次宴会，有批年轻人喝醉了酒以后对我们外交人员很气愤地谈到“你们的人高岗”。那时高岗仍在政治局里面。但我们知道他已经受到了监护。以后我们知道毛已把他软禁起来，后来知道他服毒死了。我非常怀疑高岗的自杀。最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毛是干得出这种事的，正象斯大林一样，在这方面，毛和斯大林是血缘相同的人。”

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可看出，由于高岗在东北期间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极为密切而透露了一些中共高层机密，为的是向“老大哥”献殷勤，但斯大林天性多疑，反认为高岗是受谁的指使。权衡再三，在高岗与毛泽东之间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斯大林提供的东西后，当然会除掉高岗，而赫鲁晓夫提到高岗情报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对苏联强烈不满，与高岗、饶漱石后来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也不是偶然巧合。当然毛泽东决不会粗鲁到用手将高岗掐死的地步。毛泽东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是中国传统的不动声色、含而不露的；是文明且不显一点痕迹的；是在某些公众场合还要为被整的人说上几句好话；以给人留下一个善良、仁慈的印象。

关于高饶事件的真实情况，估计是：毛泽东看了斯大林提供的取媚苏联的谈话后，即产生了除掉高岗的念头。但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急切下不了手。经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后，三人不动声色地合演了一出“姑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双簧戏：先将高岗从东北调到中央并委以重任。再由毛泽东私下向高岗透露对刘少奇的不满，要高岗公开找刘少奇说清问题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查。向高岗许愿拱倒刘少奇后由他当副主席。同时毛泽东在一些公开场合故意批评刘、周二人并表扬高岗，给高岗和其他高干造成刘、周失宠、高岗得意的印象。而高岗自认为有毛泽东为后台，便有恃无恐地在多次会议上攻击刘、周，并将毛泽东对自己的许愿及对刘、周的不满向上层官员“吹风”，向各大行政区首脑交底。果然获得了朱德、彭德怀、林彪、罗瑞卿等人的支持。邓小平、陈云由于多长了一个心眼，感到高岗的活动反常，向毛泽东询问真情。毛泽东此时也将底牌向邓小平、陈云透露。邓、陈由此成了反高、饶急先锋。邓小平等人向朱德、彭德怀、林彪等透露了毛泽东对高、饶的态度，这些人如梦方醒，连忙转向。毛泽东再翻脸概不承认对高岗有什么承诺，使高岗百口莫辩。

饶漱石因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对“三反”、“五反”持消极态度。政策比较宽松、偏右，而中央当时的政策是非常的左。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大为不满。 1952年1月26日的除夕之夜，毛泽东派粟裕来到华东，1月30日到31日，粟裕到达上海向上海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委、驻上海部队负责同志专门传达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粟裕随后向中央建议饶漱石离职休养。毛泽东立即同意了粟裕的建议，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随即派出派彭真、薄一波去上海主持“三反”、“ 五反”工作。彭真、薄一波主持“三反”、“五反”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资本家跳楼身亡！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居然兴奋地说：每天有一百个资本家跳楼才好呢！

饶漱石因对“三反”、“五反”的抵制，再加上公开质问毛泽东三个大问题！毛泽东早想搞掉饶！于是趁搞搞高岗时就干脆将饶与高一锅端掉！

毛泽东整人时总要在主要目标后面拉上一个作陪衬。陪衬者，并非毛有意要置其于死地也，而是斗争的需要；正名的需要。其后庐山上的张闻天，文革时的邓小平，后来的陈伯达，都是这样的角色。

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高岗在场。毛泽东说：“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毛泽东用手势上下比划说：“中央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上）他们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下）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高岗听了这些话后极不自在。

当晚，高岗给罗瑞卿打电话说要去罗瑞卿家里，罗说：“请你不要来，有事我到你那里谈。”高岗同意。罗瑞卿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你快去看他讲些什么。罗到高岗家里，高岗对罗说：“要很好注意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不离左右，不要马虎。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罗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二月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避免与高岗碰面，以休假为名，去游山逛水。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报告。会上高岗、饶漱石作了检查。

但此事并不因高、饶作了检查而就此罢休。二月中旬又召集了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以对证高、饶活动的各项事实。会上邓小平等人就饶漱石问题的揭发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就高岗问题作总结性发言。

三月下旬又召开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高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片忠心、一腔赤诚换来的却是这样结果，万般无奈，以死抗争。于四月自杀未遂，八月再次自杀身亡。古人云：千古艰难唯一死。高岗在毛泽东翻脸后二次自杀以表忠心。这的确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高岗也算人杰！

高岗自杀还有一原因：因自己的事，一大批老同事、老部下受到株连。才有了“不如自己一死了之”的想法。

饶漱石后来大喊冤枉。不喊冤毛泽东或可能就此作罢，喊冤后，毛泽东干脆来个“冤死你活该！”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饶漱石被捕。莫明其妙地关押十年后，由最高法院宣判十四年的徒刑，随后假释出狱。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再次被捕。于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狱中。

高、饶一案是毛泽东首次拿功臣开刀的政治迫害事件。首次屠杀功臣，党内竟无异议，唇亡齿不觉寒，为日后毛泽东大兴冤狱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共产党内高层不得安宁。

此事件后不久，反高、饶急先锋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分别提升为总书记、副主席。高、饶二人的鲜血，染红了邓、陈二人的顶带花翎。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坐上了中共一把手之位。一大批中共高干向邓小平进言，希望为高岗、饶漱石平反昭雪。但邓小平、陈云坚决不同意。这也难怪，邓、陈当年就是靠整高、饶，当打手而爬上高位，自然不可能为其平反。邓小平、陈云只纠正毛泽东制造的冤案，决不纠正自己制造的冤案。毛泽东做的事全错，我邓小平做的事全是对的。一切专制寡头的逻辑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