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章：共党首脑会议谴责毛泽东中共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杜勒斯的美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都对中国采取敌意态度。中国已肩负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支持世界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的重任。

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七月三十日，将赫鲁晓夫与杜勒斯相提并论，把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将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和美国杜勒斯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的谴责一并翻出来作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武器。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一逻辑反证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杜勒斯是一丘之貉。并将彭德怀六月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受到的高规格礼遇视为“里通外国”进行追查。这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是毛泽东头号“阶级敌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访问美国后的赫鲁晓夫应邀访问中国，当兴高采兴烈的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准备按以往惯例同毛泽东热烈拥抱时，毛泽东突然将身子一闪避开拥抱，只同赫鲁晓夫冷冷地握了一下手。刚下飞机的赫鲁晓夫受此冷遇，这次会谈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随后的会谈中毛泽东处处与赫鲁晓夫对着干，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对于好斗的毛泽东，赫鲁晓夫反复告诫说：“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以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为契机，中苏双方开始了公开决裂的过程。

一九六Ｏ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向全党转发了某省委一个报告。报告中说：

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己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己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

毛泽东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泽东通过一九五六年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一九五七年对“和平过渡”的批评，一九五八年在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问题上的翻脸，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认定其与美帝杜勒斯一样的敌人，国庆节公开吵架等一系列逐渐深入地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行动，终于制造出了许多理由，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头子”、“帝国主义走狗”等大帽。并使中共高层大多数领导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观点。这样，自一九六Ｏ年起，毛泽东的中国在公开场合处处与苏联唱反调并对赫鲁晓夫进行攻击诽谤，在世界挑起了一场荒谬的中苏大论战，终于导致中苏分裂。

一九六Ｏ年二月初，华沙条约国组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宣言中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中国代表康生在会上发表了与大会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声称：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都不能对中国具有约束力。中国的《人民日报》二月六日公开发表了康生的声明。

声明公开发表后，全世界震惊，中苏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公开与苏联大唱反调，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赫鲁晓夫对中国将中苏分歧再次公开大为恼怒，（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挂斯大林像一事）但又无可奈何。

一九六Ｏ年四月《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以此三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毛泽东挑起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

此三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列宁关于武装斗争的科学论断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只有走列宁指引的道路，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死了四十多年的列宁的幽灵抬出来，把他的只言片语作为教条，采取指桑骂槐的策略，明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暗中矛头直指赫鲁晓夫。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即是毛泽东为证明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而寻找的理论依据，也是为自己蓄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编造的理由；既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策略、战略标榜正统，也是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发起的挑战！共产主义世界的“老二”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想当共产主义运动的 “老大” 了。

毛泽东在未主宰中共时，反对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王明路线，把它斥之为“教条主义”，强调所谓的“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他坐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老二”的位置上，又对“老大”“把马列主义同世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作法提出严厉批判，并斥之为“修正主义”，自我标榜是所谓的正统。看来反“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我所用。

面对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的挑战，赫鲁晓夫对此似乎没多大兴趣。以沉默作答。但中共并不就此罢休。一九六Ｏ年六月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与列希会谈中，大肆攻击赫鲁晓夫和苏联。列希在回国途中路经莫斯科时，与列希一同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贝利绍娃向赫鲁晓夫私下报告了刘少奇、周恩来对列希谈话的内容。赫鲁晓夫大吃一惊！“多么可鄙的忘恩负义啊，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中国人要讲这些。”（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愤慨之余，苏方准备对毛泽东的卑鄙行为进行反击。这就是著名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大冲突的由来。而那位向赫鲁晓夫打了“小报告”的阿尔巴尼亚女政治局委员回国后即被霍查处决。

阿尔巴尼亚之所以当时与中国关系如此投机，其原因也是霍查此人对个人崇拜极感兴趣，对斯大林的血腥政策极为赞赏，对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极为不满。虽然阿尔巴尼亚从苏联得到了大量援助，但霍查还是与毛泽东一样暗中寻找反对苏联的同盟者，结果毛泽东与霍查臭味相投，双方一拍即合。后来两人都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在国内大搞独裁专制，血腥镇压异己，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毛泽东、霍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铸出三大魔鬼！

一九六Ｏ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致函中共，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复函建议扩大会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应延期。苏联方面表示同意。

先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以标榜正统，再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全体会议，是否有与赫鲁晓夫摊牌，争国际共运领袖的目的？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六月十九日抵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彭真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向在那里的所有共产党散发中共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想得到其它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东道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口头通知中共代表团：二十四日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

二十三日下午苏联方面交给中国代表团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苏共至中共通知书》。下午十九时又送给了苏联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二十四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上台发言，历数中共故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言行；谴责毛泽东的中共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行为；驳斥中共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坐山观虎斗，制造紧张空气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国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说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党负责人的谈话是为寻找反苏同盟；说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中共散发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赫鲁晓夫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国家代表团纷纷谴责中共的种种言行。

在群起而攻之的会议上，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措手不及，狼狈万分，陷入空前的孤立。经向毛泽东请示后，于二十六日通过会议主席乔治乌、德治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中共代表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中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鲁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关系。”

从中、苏两党相互指责的情况来看，苏方指责较为具体，中方指责较为空洞。再说，全世界近百个共产党组织都没有感受到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有“老子党”的味道，就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有当“儿子党”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想争共产主义世界“老大”的位子，好向其它共产党发号施令，自己当“老子党”，别人当“儿子党”。

中共代表团散发的信件，非但没有起到改变中共代表团难堪境地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为难堪的处境，再次受到与会多数代表团的谴责。在整个会议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没有谴责中共。阿尔巴尼亚与中共有勾结，自不用说。而朝鲜、越南没说什么并非是赞成中共，只是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好处，不便多说。但时隔不久，朝、越都站到了苏联一边去了。

中共代表团眼见众怒难违，无可奈何“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在隐含攻击中共内容的会议公报草案上签字。中共与苏共，不！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一回合的公开的较量就以赫鲁晓夫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事后彭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

我看这布加勒斯特会议真像中国的庐山会议。赫鲁晓夫动员其它国家共产党整中共，就像毛泽东动员中央委员们整彭德怀。最后都为了顾全大局而在整自己的文件上签字同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时大获全胜，赫鲁晓夫整中共也满载而归。然毛整彭大错特错，赫整毛万分正确。

彭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言不由衷的表演令赫鲁晓夫极为同情。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虽然他站在了毛的一边，但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某种焦虑和郁郁不乐，我吃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为他难过。我可以说他正在忍受着某种内心的混乱，我认为他看到了毛正在把党领导到什么地方去，但他不能使自己采取决定性的反措施。”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名。赫鲁晓夫此举虽属背信弃义，但毛泽东蓄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在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试想一下，当你尽全力用金钱、技术帮助自己的朋友时，而你的朋友却背地诽谤你、当面指鼻辱骂你，你还会忍气吞声地将金钱投进贪婪的朋友手中吗？而毛泽东既然恶化两国关系的目的达到了，对于苏联撤走专家一事并无一丝不快。反而更加高兴。因为他又有一条新的理由来反对苏联、反对赫鲁晓夫了。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时正值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苏联撤走专家一事对于毛泽东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正好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赫鲁晓夫！一时间中国土地上“苏联逼债”、“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偿还打美帝的债务而不得不勒紧腰带”等谣言四起。当时中国人民对赫鲁晓夫真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后，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的作法，又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越南的黎笋照葫芦画瓢，原封不动地搬来对付中国。在毛泽东死前十几年及毛泽东死后几年内，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百多亿美元之巨的经济、军事、技术援助。但毛泽东与美国尼克松“眉来眼去”后，霍查也像当年毛泽东骂赫鲁晓夫一样大骂毛泽东是“修正主义”，并一步一步地恶化两国两党的关系，七十年代末，中阿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中共中央向全国传达的文件中宣称：中、阿两党关系虽然无可挽回，但国家间的关系还在，中国不会作赫鲁晓夫那种撤走专家，背信弃义的事情。将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技术援助。但中国不撤专家，霍查就处处刁难中国专家，甚至派人暗杀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后逼得中国不得不全部撤退专家。中国专家一走，阿尔巴尼亚的报章杂志就兴高采烈地大骂中国背信弃义。霍查真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对付中国的手法与毛泽东对付苏联的手法一模一样！中国遭小小的阿国算计，邓小平是有口难言，只得门牙打落往肚里吞――默不做声。

而越南的作法更甚，黎笋的作法与毛泽东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从越南建国时起，中国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援助：派军事顾问团指挥奠边府大战；出兵近五十万直接与美军作战；无偿援助达二百多亿美元之巨！但越南人毫不记情，因入侵柬埔寨遭中国反对，到后来就干出迫害驱赶华侨的勾当。邓小平恼羞成怒：小小阿国卑鄙至极，只是隔远了够不着，这小小越南也如此不要脸，非整治他一顿不可！干脆派兵去“教训了一下越南鬼子”。

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是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毛泽东二十年前的背信弃义，二十年后就报应在了邓小平头上？

有关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事，一九八八年中苏关系好转后，当年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接见来访的苏联代表团时说：“对于五十年代苏联党和政府给予巨大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仅此一句，就能戳穿毛泽东的一切谎言！

毛泽东的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遭到赫鲁晓夫一个突然袭击，狼狈不堪，一时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最后居然还不得不在隐含攻击中共内容的会议公报上签字。彭真等人回到北京将会议经过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内心的滋味就别提了：想当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上台与赫鲁晓夫过招，结果三拳两脚就败下阵来。跌倒不痛爬起来痛。好在来日方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机会还有的。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嘛。

一九六Ｏ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向苏共中央提出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一、两党和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必须以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和莫斯科宣言为基础。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则；三、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党之间的争论，根据莫斯科宣言，通过同志式讨论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等一切重大问题应充分协商讨论，采取一致步骤；四、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分清敌我是非，最为重要的应珍惜友谊，共同对敌；五、经过充分协商，开好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制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读者若看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关于把赫鲁晓夫和苏联当成与美国的杜勒斯一样的敌人的讲话，再来看这五项建议中什么“友谊”、“同志”、“兄弟”不知有什么感想？

共产党之间口口声声称兄道弟，与那袍哥们有什么两样？好时好得同吃一碗饭，同穿一条裤，一旦翻脸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拚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赫鲁晓夫由于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支持，出了一口恶气，此时也想缓和一下与中共的关系，因而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在此以前，先由二十六国共产党组成起草委员会，准备会议的各项文件。毛泽东派出了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前的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由邓小平任团长。

在起草委员会会议刚一开始，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就发表了一通与起草委员会的宗旨很不协调的长篇发言。邓小平既没有提出与会议有关的文件草案，也没就会议的程序，内容提出建议。而是针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进行的攻击翻出中苏关系史上的旧帐，以证明苏联对中国一直采取敌视态度。另外因波兰、匈牙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攻击中国，邓小平也特地将一九五六年中、苏关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协商争议过程全部抖落出来，以离间双方的关系。邓小平的发言包括十二个问题，主要有：一、布加勒斯特苏方搞突然袭击，接着撕毁两国签订的援华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的事；二、赫鲁晓夫在会上把两党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领域；三、对中印边界纠纷偏袒印度、指责中国，苏方推行亚洲地理政治战略方针；四、美化美帝国主义，对美搞缓和方针，宣传“戴维营精神”，对中国施加压力；五、一九五五年九月，阿登纳率联邦德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竟然向阿登纳提出请求，把中国说成是对苏最大的问题，请阿登纳帮助对付中国，其他几点还有关于苏波关系事件、与匈牙利事件、以及关于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工会理事会上争论的问题。

邓小平的发言完全是为了报复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上对中共的打击，并离间苏联与东欧之间的关系，把赫鲁晓夫的名声搞臭，以便在接着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有更多的共产党站在中共一边。谁知事与愿违，邓小平的发言在起草委员会上即受到起草文件的大多数共产党代表团的指责和反对。处境十分孤立。

十一月上旬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后，居然有七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谴责中共忘恩负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唯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中对苏共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甚至对赫鲁晓夫进行人身攻击，并支持中共。霍查的发言又遭到与会代表团的激烈抨击。西班牙共产党主席多洛斯、伊巴露丽激愤万分，痛骂恩维尔、霍查是“一只忘恩负义、反咬主人的狗。”中共、阿共在这次会议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最后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在大会闭会前一天发表了一篇口气缓和的讲话，声称“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中共要永远与苏共一起为之付出一切努力。”最后八十一国共产党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声明》。

刘少奇作为务实的中共党的领导人，是不愿与苏联把关系搞僵的，他清楚地看到那样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但他又不得不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这一点连赫鲁晓夫也看出来了。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说：“我一直喜欢刘少奇，当我们见面谈话，我发现我们立即相互了解，并有同样的思想方法。我特别欣赏刘在第八次党代表大全上的报告，他似乎同意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苏共）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所反映的我们党的观点。”

在两次共产党会议上占了上风的赫鲁晓夫也没忘记对中共主动做出和解姿态，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即邀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整个访问期间至始至终由勃列日列夫陪同。苏联方面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在一万二千人出席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十分感人的讲话。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双方都表示愿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苏联也表示愿意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援助，勃涅日列夫和科兹洛夫还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刘少奇还交待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要他早日促成他们访华的实现。

当年彭德怀访问苏联、东欧后，受到隆重接待，回国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大跃进，就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现在刘少奇在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时访苏，也受到隆重接待，回国后也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进行了批评，最后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