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七章：毛澤東丟臉後搞《九評》蘇共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赫魯曉夫在中國人民面臨巨大災難時，主動伸出了友誼之手，致函毛澤東表示願意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一百萬噸穀物和五十萬噸古巴白糖，以緩解中國的饑荒。

但是毛澤東並不因蘇聯的主動行動而在“反修正主義”上有所鬆動，反而因國內饑荒原因，為轉移人們的視線，一再鼓吹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是造成三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對赫魯曉夫援助中國人民的善意加以拒絕。反正缺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餓死幾千萬算啥？“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也沒關係。

由於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六Ｏ年六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和一九六Ｏ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上支持中共，並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誹謗、辱罵，導致蘇阿關係嚴重惡化。一九六一年三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通過譴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決議，並提出撤掉蘇軍在阿爾巴尼亞發羅拉的海軍基地。五月蘇聯撤出了駐在發羅拉基地的艦隊，並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八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爾巴尼亞派代表出席。蘇阿關係的惡化，作為阿國的事實上的“盟友”中國也不會坐視不管。只是一時沒機會，幫不上忙。

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在會上“捅蘇聯一傢伙。”（毛澤東原話）

莫斯科八十一國黨代表會議派了劉少奇當代表團團長，隨後劉少奇對蘇聯的訪問又使中蘇關係有所緩和，毛澤東對此心中大為不滿。這一次若想發展同蘇聯的關係，那麼劉少奇就是當然的人選了。但毛澤東偏派出多次與蘇聯公開抬槓的周恩來去。

中共宣布派出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團員彭真、陶鑄、康生、劉曉）蘇聯方面立即友好地表示將派專機迎接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由於周恩來此行肩負的使命就是惡化兩黨、兩國關係，面對蘇聯的友好姿態，中共提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穆夫蒂將和中共代表團一道乘專機到莫斯科，再取道回阿爾巴尼亞”。明知蘇聯不會同意，偏要這樣提出來，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蘇聯方面明確表示：此專機只接中共代表團的人。對此中共立即拒絕了蘇聯派出的專機，改乘包租飛機。周恩來與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一同到達莫斯科。周恩來到莫斯科的當天即向蘇聯方面提出向“列寧、斯大林獻花圈”這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蘇共自二十大起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濫殺無辜的罪行，周恩來的要求分明是一種挑釁、示威的行為，蘇聯方面大為不滿。若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次代表大會上，蘇聯的勃涅日列夫派出代表團到北京向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帽子的劉少奇獻花圈，毛澤東不氣得三屍神暴跳、七竅內生煙才怪了。

十月十九日，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向蘇共二十二大致賀詞。賀詞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政治路線背叛了列寧主義，指責蘇聯對待阿爾巴尼亞的做法是錯誤的，反對蘇聯二十二大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點。周恩來致詞後，與會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和蘇共代表紛紛起而譴責周恩來和中共。一個受邀請的客人，到主人家中去公開指責主人的內外政策，罵人罵到別人的家裡去了，這種事情只有毛澤東的中共才做得出來。

就在大會期間，周恩來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專門就蘇聯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斯大林問題、和平共處等問題指責赫魯曉夫做錯了。赫魯曉夫對此拒絕接受，雙方不歡而散。

周恩來在莫斯科幾天淋漓盡致的表演後，在世界共產黨的一片譴責聲中，周恩來提前離開了莫斯科。

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專門為其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以表明中共舉黨一致地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蘇共二十二大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阿爾巴尼亞的反蘇材料，大張旗鼓地聲援阿爾巴尼亞，自此以後，中國與蘇聯在一系列問題上相互指責、漫罵，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蘇共嚴詞批評中共的“反列寧主義”行為，批評中共在國際上採取與蘇聯唱反調的特殊立場，批評中共惡化中蘇關係的政策，批評中共想發動戰爭的特殊路線等。

一九六二年四至五月間，中國由於大躍進導致的饑荒使得新疆伊犁、塔城地區近十萬民眾跨越國境進入蘇聯，中國方面強烈要求蘇聯全部遣反出逃難民，蘇聯不同意，中國又指責蘇聯方面“煽動叛亂，挑撥離間。”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偏袒印度說：“我們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國打。中國單方面停火、撤退固然好，但中國部隊不從原有陣地上前進豈不更好。”

一九六二年十月，蘇聯運進古巴的導彈被美國發現後，美國政府斷然封鎖古巴，赫魯曉夫不願冒同美國進行戰爭對抗的危險，從古巴撤出了導彈，中國就此事大罵赫魯曉夫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壓力，出賣古巴，被美帝嚇破了膽。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三年一月，歐洲的五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代表大會上，公開譴責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破壞國際共運的團結，誹謗蘇聯，製造分裂的行為。對此毛澤東的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等文章。

面對中共的挑戰，蘇共為緩和氣氛，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至函中共中央，建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經雙方商定，兩黨會談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但毛澤東此時的“反修防修”政策已到發瘋的地步，非把共產主義世界的內幕向全世界抖出來不可。在會談之前的六月十七日，公開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文中對赫魯曉夫在認識帝國主義、認識當前時代及其基本矛盾，認識對待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反對個人崇拜，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系統的、公開的大批判。拉開了中蘇大論戰的帷幕。

論戰挑起之後，赫魯曉夫也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公開發表了《關於即將舉行的蘇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議的決議》。決議中說“責成蘇共中央主席團在即將舉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談中，堅定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斷然拒絕中共中央對我黨和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對蘇共領導的攻擊，”認為“這種攻擊是沒有根據的和誹謗性的。”

會談還沒開始，雙方的交鋒就進入了白熱化。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說蘇共中央對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公開信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

七月四日，蘇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對中共中央七月一日的聲明進行反擊。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不能同意蘇共中央七月四日聲明中對中共七月一日聲明的歪曲指責和攻擊。責成代表團在兩黨會談  中對蘇共中央的歪曲和攻擊給予必要的評論。

在此期間，中共還利用駐蘇使館工作人員和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莫斯科大肆散發中共六月十四日致蘇共的信，被蘇方下令驅逐出境。事後中共方面說：“這是一種正常的對等活動，因為蘇駐中國的機構和人員在中國就散發過蘇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信。”

全世界面對中共和蘇共雙方公開的爭吵，大多當成笑料看待。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西方政界要人也發表過精彩的評論。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說：“中蘇大爭論的原因是：毛澤東的中共不願意甘居共產主義運動老二的角色。”

在這一片吵鬧聲中，七月五日，中共代表團抵莫斯科，與蘇聯會談。到七月十九日，雙方共舉行了九次會談。這次會談氣氛之緊張激烈，前所未有。雙方唇槍舌箭，指鼻指眼，猶如潑婦罵街。不過中國人在罵街問題上頗有傳統，頗有心得，罵得也有水平，也能罵到對方的痛處，也很會激怒對方。康生在會議中攻擊赫魯曉夫，誹謗、歪曲蘇共路線，蘇斯洛夫堅決抗議後，鄧小平反說：“你提什麼抗議？如果要提抗議的話，我們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議。”中共首先挑起了這場中蘇大論戰，但鄧小平卻發言主動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黨是不會對任何別的黨首先‘攻擊’的……”真是妙極了。自己首先把與蘇聯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自己首先挑起了中蘇論戰；自己首先在各種場合攻擊蘇共和赫魯曉夫；反倒說出如此漂亮的話來。真是俗話說的“當了婊子又立牌坊。據傳說，這次中蘇會談後，赫魯曉夫給鄧小平起了一個外號“鄧鐵嘴”。真不愧是個鐵嘴，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就把煤炭說成白面，丑鬼說成美女，把蘇方駁了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

這次兩黨會談後，蘇聯在報刊上開始公開發表反對中共的文章，自七月十五日到十月間的三個月中就發表了一千多篇反中共的文章，有的文章還要求中國黨內和國內的健康力量起來推翻毛澤東的領導。而中共則自一九六三年七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

《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

《在戰爭與和平上的兩條路線》（五評）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

《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

《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

此《九評》可謂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經典”之作。且是毛澤東殫精竭慮、逐字逐句地親筆修改後發表的。若有人想研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千萬別忘了這“九評”。

中共挑起這場大論戰，論戰時勁頭十足。十幾年後，當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存心挑起阿中大論戰時，鄧小平的中共也發表了一大篇文章，加以駁斥。可文章發表後仔細一看：怎麼其中的觀點和口氣竟與當年赫魯曉夫駁中共的“教條主義”時的觀點和口氣一模一樣？鄧小平是毛澤東當年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鬥爭的主將之一，站在毛澤東立場上駁“蘇修”時勁頭十足，現站在“蘇修”當年的立場上駁阿爾巴尼亞的“教條”竟有自煽耳光、丟人現眼的感覺。從此之後閉上了鳥嘴。面對霍查的百般辱罵和挑釁不理不睬。讓霍查討了個沒趣。這倒不乏是明智之舉。

對於中共在兩黨會談中的強詞奪理和《九評》，赫魯曉夫以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開全世界共產黨大會譴責中共作答，並組織二十六國的共產黨起草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共。要整你，還要你起草整自己的文件並在上面簽字蓋章表示同意，這是共產主義世界的一貫作法。毛澤東對此整人手法看得明明白白，拒絕派代表團起草文件。因赫魯曉夫的下台，此會延至五月召開。毛澤東對這個會議的召開十分憤恨，先是極力阻止，阻止不成後是百般漫罵。

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打擊毛澤東的中共，六十年代初蘇聯以幫助越共統一南越為誘餌，悄悄地和與中共有特殊關係的越南共產黨建立了最親密的關係。五十年代中蘇關係密切的時候，中國在蘇聯的支持下，以世界大國的地位製造出兩個越南。現蘇聯無視中國的臉面，公開支持越南共產黨用武力統一南方，一旦越南統一，你中國在世界和東南亞地區就顏面掃地。毛澤東的中國就甭想在世界扮演大國角色。一九六四年，越南統一戰爭爆發，美國為阻止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而出兵。此時的毛澤東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而且為了表明反對美帝國主義並討好越共，還得傾中華之國力去同蘇聯搞支持越南統一的軍援競賽！幾年間共花了兩百多億美元用於支持越南。可誰知越南在統一後感謝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國，且對當年中國製造兩個越南一事耿耿於懷，一九七九年中越邊界戰爭打響。中越後來反目與其說是越南人忘恩負義，不如說是中蘇關係破裂後，中蘇兩黨、兩國明爭暗鬥的結果。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魯曉夫被昔日忠誠的部下們用合理、合法、和平的手段趕下台，成為一個退休金的領取者。這令全世界震驚。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裡，領導人的更疊竟是如此充滿西方式的“浪漫”色彩，這也許就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後導致的最美好結局，也是赫魯曉夫一生中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自然是萬分高興。以為斯大林分子又在蘇聯得勢了。立即向蘇聯的新領導人聯名發出了賀電。在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前，又聯名電賀節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還出席了蘇駐華大使舉行的招待會。並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慶祝活動，並同蘇共新領導人會談。

周恩來在與蘇共第一書記勃涅日列夫的會談中，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錯誤的，要求勃涅日列夫等人修改，對此勃涅日列夫、米高揚等堅決拒絕說：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是蘇共中央集體共同制定的正確路線，中國黨提出要蘇共修改它二十大以來的路線，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對此周恩來說：“你們既然同赫魯曉夫一樣，為什麼要赫魯曉夫下台呢？”面對周恩來的無理責問，米高揚乾脆地說：赫魯曉夫被罷黜以後，由中央全會選出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對蘇中關係問題，即蘇聯對華政策沒有任何改變，是和赫魯曉夫一致的。

毛澤東對蘇聯的無理做法，不但令赫魯曉夫憤怒，深知內情的赫魯曉夫部下們也十分惱怒，當然毛澤東在台上，蘇共不會輕易改變對中共態度。但中國卻不同。毛澤東的內外政策在中共內部多數是不贊成的，只是懼怕其權勢而不敢多言。一旦毛澤東死了，繼任者肯定會改變對蘇立場。果不其然，毛澤東一死，鄧小平上台後，也不罵蘇修了，也不罵赫魯曉夫了，也不說蘇聯有什麼路線問題了。

蘇共對中共最明顯的態度可從十一月七日閱兵式後的節日宴會上的一個小插曲中看出來：宴會上賀龍正與崔可夫交談，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過來對賀龍說：“不要讓任何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馬利諾夫斯基的話其實就是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共識。很有可能馬氏是受中央主席團的授意才這樣說的。但有着幾千年忠君傳統的中國人卻沒有這樣的膽量，不但沒膽量，連聽到這句話都有受到侮辱和大逆不道的罪惡感。賀龍當即給頂了回去。並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向勃涅日列夫、米高揚提出抗議：“這是嚴重的挑釁。”勃涅日列夫掩飾道：馬林諾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後失言。周恩來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是酒後吐真言。逼得勃涅日列夫不得不道歉。

說者有意，聽者無心。賀龍抱着對毛澤東的一腔忠誠，理直氣壯地同蘇聯人鬥了一場，回國後連忙向毛澤東匯報，不圖邀功請賞，只想一表忠心。誰知賞金沒領到一文，多疑的毛澤東卻將此事牢記於心，隨時提防着賀龍搞政變。兩年以後，賀龍就被扣上“搞二月兵變”、“大土匪”、“大軍閥”等罪名關進監獄，最後慘死獄中。

赫魯曉夫下台給中蘇兩黨、兩國改善關係帶來了一個契機，但毛澤東不改變自己的一套作法，誰也不願意與他修好。此後，中國共產黨內亂再起，毛澤東忙着整治“中國的赫魯曉夫”，也顧不了與蘇聯的關係了，從此雙方斷絕往來。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為了召開“九大”，挑起了珍寶島武裝衝突，勃涅日列夫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並就此事試探美國態度，由於美國不願看到蘇聯武力吞併中國，加之當選總統尼克松想改善美中關係，堅決反對，勃涅日列夫才未敢動手。

一九六五年五月，世界共產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此會召開一事及會議內容毛澤東的中共及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對中國人民嚴密封鎖消息，至今沒見官方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有一個字提及會議的內容和會議通過的文件。但越是遮蓋，越使人感受到此會對中共的譴責的激烈程度。在血腥的極權制度下，老大整老二那還有個跑？不知共產世界的新掌門人勃列日涅夫是否也象斯大林開除南斯拉夫、赫魯曉夫開除阿爾巴尼亞一樣把中共開除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血腥的共產主義世界裡，誰要與老大過不去，其結局就是殺頭、坐牢、開除等。那麼蘇聯這個老大整中共這個老二也會與毛澤東這個老大整劉少奇這個老二一樣，不從組織上開除並置之死地是決不罷休的。

一場由毛澤東挑起的中蘇是非之爭，最後以世界共產黨大會召開為標誌宣告結束。沸沸揚揚的中蘇大論戰也在此後嘎然而止。毛澤東的中共因不參加此會而被蘇共剝奪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發言權，剝奪了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說三道四的權力。

此會後，中共與蘇共徹底斷絕關係。毛澤東也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冠之以“社會帝國主義”頭銜。又把全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統統斥之為“修正主義”黨，並與之徹底斷絕交往。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蘇關係最佳的一九五七年達到巔峰時期，其後因中蘇的分裂而逐步走向了衰落。到九十年代初徹底覆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鬧家務”，竟在客觀上成了分裂、毀滅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罪人。

鄧小平當政時期雖還自我標榜是馬克思主義，但其所作所為與“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世界多數國家的共產黨並不承認中共是馬克思的“正統”部下。八十年代後的中國嚴格來說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封建專制集權國家。東歐、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滅亡後，因中共曾被全世界的共產黨組織會議排除在外，鄧小平也不好意思公開舉旗要繼承共產主義衣缽，只好看着一個個共產主義政權覆滅而乾瞪眼。

中蘇徹底鬧翻後，毛澤東為了當國際共運的領袖，決心另起爐灶，專門成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世界大力組建、扶持親中共的共產黨組織，準備時機成熟後，召開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共產黨大會，以此向蘇聯的共產主義世界霸主地位挑戰。西方一些無賴之徒得到這一“利好”消息，馬上在國內宣布成立所謂的（馬列）共產黨，並與毛澤東的中共聯絡。中共也在一段時間內以較大篇幅報道某國共產黨分化出了“馬列”派別。但這些被毛澤東封為“馬列”的共產黨組織除了年年向毛澤東索要活動經費外，多少年後都象《沙家浜》中的胡傳魁一樣只有“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花了無數的錢糧竟顆粒無收！毛澤東也心灰意冷，其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夢也就只有到另一個世界去做了。西方的情報機構趁機指使人以成立（馬列）共產黨派別的名義剌探中共的情報。

對於毛澤東支持和培植西方所謂“馬列派別”一事，最近爆出猛料：一荷蘭75歲退休教師披露了他二十五年來如何被全世界的共產黨領導人當成是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馬列主義黨的領導人而奉為貴賓的離奇故事：彼得、伯維曾化名克里斯、彼得森，名義上是有600多名成員的荷蘭馬列主義黨的總書記。並以這樣的身份到北京見到過毛澤東，他還受到過阿爾巴尼亞和其他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但事實上整個事件完全是荷蘭情報機構一手策劃的騙局，目的是儘可能多的了解北京高層的情報。伯維做得非常成功。且幾十年來荷蘭的情報機構沒有給他一分錢。他把這一驚天秘密透露出來時說：“我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滿足，我不用自己掏腰包卻游遍了世界各地，當然，這很可笑。”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徹底改變了與蘇聯為敵的政策。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中蘇關係好轉。一九八九年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談及當年那段歷史，戈爾巴喬夫謙遜地說：你是中國老一代的領導人，我們期待你對此事作出結論。當年毛澤東手下的反蘇主將鄧小平說：那時我們大家都說了很多的大話和空話。讓我們一起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隨後的幾年裡，改革大潮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涌動。蘇聯解體後，中、俄成普通國家關係。但中國國家基因中有認俄為父傳統，兩國關係倒有父子關係之味道。今天，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中國居然為支持俄羅斯侵略戰爭送給俄羅斯四千億美元以上的銀子！中共這個兒子對俄羅斯的孝順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