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三章：瘋狂紅衛兵打砸搶殺串連斗工作組

為把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國，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集了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

清晨五時，太陽剛剛升起，毛澤東身着綠軍裝，由一位年輕女兵陪伴從天安門城樓下走過金水橋，毛澤東手拿軍帽一再向群眾揮動致意。隨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霎間天安門廣場成了一片歡騰的海洋，“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聲震雲天。

約七時許，一千五百名被推選出來的紅衛兵代表接到了通知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道檢閱遊行隊伍。紅衛兵代表們欣喜若狂。毛澤東單獨會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四十名師生代表，以表示對他們首次在北京點燃文革烈火的褒獎。聶元梓等人則以“毛主席萬歲的呼聲，表達對毛澤東的崇拜、愛戴之情。

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學生宋彬彬（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將一個紅衛兵袖章佩帶在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澤東親切地問：“你叫什麼名字。”宋答：“宋彬彬”毛澤東當即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宋彬彬當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毛澤東請宋要武在麥克風前講話，宋要武萬分激動地、熱淚盈眶地說了一句“現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就站在我的身邊……”話沒說完，毛澤東就興高采烈使勁鼓掌說：“好！你說得好！你說得太好了！”

據說“宋要武”小姐，在一年多後的武鬥中遵照毛澤東的“要武”教導，連殺二人。

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在全國青年學生中引起巨大反響。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不知世事的青少年們自以為是革命的“接班人”，肩負着國家民族的興亡。他們身着綠軍裝、臂帶紅袖章，走向社會，到處衝殺。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動猶如拔地而起的二十級颱風橫掃着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成了紅色恐怖籠罩的世界。毛澤東思想武裝的、無惡不作的紅衛兵們犯下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毀滅文明的、野蠻的、血腥暴行。據嚴家其夫婦所著《文革十年史》載：

從八月二十日起，首都一些紅衛兵走上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演講，反對四舊。

……由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予以高度評價，除四舊不幾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不僅是如此，實際上蔓延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筆者注）新華社八月二十五日訊“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的四舊發動總攻擊。”

除四舊從改名（改商店、待道、工廠、學校、公社）開始。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組織三百四十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北京協和醫院（美國人創辦）改名為反帝醫院，北京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如此等等。除四舊不只是改名，它還包括剪長發，燒戲裝、剪長辨子、剪燙過的頭髮、剪小褲腳管、剪漂亮裙子、改警服、燒戲裝道具、毀文物，抄家、打人、斗民主人士……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紅衛兵將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戲裝道具堆集到國子監（孔廟）大院中心縱火焚燒。

關於打人，據統計，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打死一千多人。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打殺。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謝富治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傳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從此鬥打、亂殺日益嚴重。由斗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斗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壞分子，發展到消滅幾十個，發展到亂殺家屬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興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直到市委書記馬力到縣制止，事態才平息。

關於砸文物，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和教職工及其家屬數百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釋加牟尼塑像，有兩個小塑像被紅衛兵拖走。八月二十七日晨，山東冠縣二十中全體師生砸武訓墓，挖出武訓屍體，接着抬屍遊行，併到柳林北門外場院舉行審判大會，最後將骨殖砸爛焚燒。在這前後，海南毀了海瑞墓、河南洛陽砸掉了價值連城的龍門石窟的無數小佛的頭。進入九月，砸風更盛……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文物普察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被毀於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僅從各個煉鋼廠就搶救出各類文物117噸，從各個查抄物質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35.7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損毀的更是難以計數）

關於打擊愛國民主人士和摧殘民主黨派，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約一百多人先後被紅衛兵鬥爭、抄家，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八月二十三日夜到二十四日晨，個別紅衛兵散了致各民主黨派機關的《最後通牒》，限令七十二小時內解散並登報聲明。從八月二十五日起，各民主黨派機關停止辦公，貼出內容如下的《通告》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處理。（據說民主黨派的通告是周恩來一手導演的。當紅衛兵大鬧民主黨派時，民主黨派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為保護民主人士，叫他們主動向紅衛兵交權。以免紅衛兵們亂砸一氣。在血雨腥風的打、砸、搶年代，這主動交權一事倒頗為滑稽。）

關於抄家一事。所謂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罵、凌辱、抄家。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被轟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戶，從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八日，上海紅衛兵在全市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分子、教師1231戶。蘇州被查抄財物的共有64056戶，財物中僅圖書、字畫、文物就達十七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為生命的取名為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收音機、鋼琴、手風琴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場所。堆集如山。後來廉價處理。一堆堆圖書被七手八腳地投入沖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馬遷還是王實甫的傳世之作，都在滾滾的濃煙中化為灰燼。據不精確統計。北京市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抄走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玉器等61.36萬件……

……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五界（即學術界、行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紅衛兵的衝擊。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凌辱者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北京大學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幾天內就有一百多人被抄了家。有的教師書籍被抄一空。有的教師連必需的生活資料也被抄走。教職員中被掛上黑牌監督勞動的人數數以百計。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藝術家”老舍慘遭紅衛兵毒打並被送到派出所，一代文豪老舍不堪凌辱，二十四日投身於北京德勝門豁口外的太平湖……。九月三日，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自縊而死。……

……

那時的中國，從首都到邊疆，從城市到鄉村，從礦山到工廠，從機關到學校到處都是瘋狂的紅衛兵在舉着革命大旗橫掃四舊。他們見廟宇就砸；見古書就燒、見地富反壞右就斗；見牛鬼蛇神就打，見民主黨派人士就抄家……直斗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中國變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紅衛兵們橫掃四舊後，緊接着就是全國大串連。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全國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去大鬧一場才高興呀。”

八月十六日，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講話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陳伯達的講話成了大串聯的動員令。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此通知就學生到北京免費吃、住作了具體規定。

自九月五日起，全國的大中學生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大串連。幾千萬滿臉稚氣、滿腔赤誠的紅衛兵身穿綠軍裝，手語錄本，背着紅書包，吃飯、乘車、住宿都不要線，實為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觀。毛澤東為支持紅衛兵的革命造反、大串連行動，繼八月十八日之後，又於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前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三百多萬紅衛兵。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沸騰的紅衛兵們揮手致意時，當毛澤東乘敞篷車緩緩行進在百萬紅衛兵隊伍中接受歡呼時，當紅衛兵們滿懷豪情、滿腔熱淚地把能看上毛澤東一眼作為人生最大幸福時，當紅衛兵們聲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毛澤東的形象在紅衛兵和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陡然高入雲天！

毛澤東從支持青年學生到北京大鬧一場，到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到支持紅衛兵大串連，到八次接見紅衛兵，其目的正如嚴家其先生在《文革十年史》中所說：一是在紅衛兵中和全國範圍內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神化不斷地推向新的高峰。二是依靠無限崇拜毛澤東的紅衛兵，衝破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通過紅衛兵全國大串連，使全國運動連成一片。經“敢闖、敢幹、敢革命”的紅衛兵一衝，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部門和單位就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來進行史無前例的革命了。”

正當紅衛兵的串連活動發如火如荼之際，全國各地工人紛紛開始了革命造反大串連活動。這樣一來，給中國的交通運輸帶來空前的巨大壓力。在火車上滿員一百餘人的車輛內擠上二、三百人是常事，過道上、茶几上、椅子上、行李架上，……凡能立人的空間教擠滿了革命造反的“紅衛兵戰士” 。連車箱的廁所內也要擠上六、七人。車箱上的彈簧幾近斷裂。客運的緊張造成貨運吃緊，大量的生活物質，生產資料難以調運，又危及生產和生活。……在此嚴峻形勢下，周恩來在同中央文革小組商量後，經毛澤東同意號召徒步串連。在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幾個著名“聖地”延安、井岡山、遵義、瑞金、韶山、大寨、瀘定橋、北京等更是日日爆滿。時值嚴冬，衣食住宿問題難以解決，不得已動用空軍向趕赴聖地的紅衛兵們空投糧食和衣物。就在這樣嚴重危及國計民生的情況下，毛澤東對紅衛兵大串連依然興趣極濃，於十二月間又提出在全國設立兵站以接待串連的紅衛兵。但毛澤東的提議幾乎是白日做夢，沒有實現的可能。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不得不發了出停止串連的通知。轟轟烈烈的紅衛兵大串連方才宣告結束。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派工作組一事對劉少奇等人進行嚴厲指責。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在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全國開始了揪斗工作組的高潮。

揪斗工作組最先是從北京高等院校開始的。而在全國影響最大首推北京地質學院造反組織“東方紅公社”和北京航究學院造反派組織“紅旗戰鬥隊”揪斗工作組長鄒家尤和趙如章的行動。

七月二十三日，地院“東方紅”一千多名造反學生在頭目王大賓的帶領下，步行到地質部，堅決要求揪斗地院工作組長、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地質部黨委書記何長工為保護鄒家尤免遭學生戴高帽、掛黑板、搞噴氣式等毒手，拒絕交人。學生當即靜坐絕食。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公然支持紅衛兵的造反行動，逼得鄒家尤答應第二天到校接受批判。九月五日，地院“東方紅”再次進地質部揪斗鄒家尤，並翻閱、取走有關鄒家尤等人的檔案資料。此次揪斗鄒家尤一直鬧了十五天，學生才離去。其間地院“東方紅”與保派“西糾”紅衛兵發生武鬥。十月八日，“東方紅”三進地質部。這次就不是揪人的問題了，而是現場召開“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何、鄒二人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牌子批鬥數小時，此舉震驚全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一夜走紅，其頭目王大賓成了全國著名的“首都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在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在頭目韓愛晶的帶領下，到國務院科工委示威，堅決要求揪出北航工作組長、國防科委某局局長趙如章。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林彪老部下）向林彪請示並說“趙如章身體不好，如交給學生批鬥，後果不堪設想。”左右為難的林彪未作答覆。由於林彪不表態，國防科委拒絕交出趙如章。北航“紅旗”則靜坐示威相抗衡。隨後中央文革將此事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堅決支持北航“紅旗”的要求，但國防科委不交人，毛澤東也不便赤膊上陣找林彪要。九月二十二日，陳伯達出面親筆寫下了“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章）如果被學生殺死或者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的紙條，紅衛兵們才如願以償。北航“紅旗”人靜坐示威，到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章整整用了二十八個晝夜。“紅旗戰鬥隊”自此一舉出名，其頭目韓愛晶也擠身於“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文革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學生造反領袖”即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五人。

揪斗工作組的狂浪從北京高等院校很快擴展到全國各地的大、中專學校、中學。由於派工作組一事不但涉及到學校，更涉及到工廠、機關各單位，因而揪工作組的浪潮很快席捲全國和各行各業。以工人串連和工礦企業揪斗工作組為契機，文革烈火從學校蔓延到工、農、商、社會各界，各種戰鬥隊相繼成立，其名字可謂五花八門。毛澤東設想的自下而上，搞亂全國，天下大亂、亂中奪權的戰略部署正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

揪斗工作組之時，由於受到各級黨委的抵制，為進一步掃清打倒劉少奇的障礙，在毛澤東、中央文革的授意下，紅衛兵及已發動起來的工人、農民造反組織開始把矛頭對準了中共地方各級領導幹部。自八月下旬起，全國各大城市的中共省委、市委、省政府、市政府、地、縣、公社頭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紅衛兵及其它造反組織的衝擊。到九月份，衝擊行動進入最高潮，全國每一個省、市、縣首腦機關幾近癱瘓。在四川成都，“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標語鋪天蓋。在湖南省，“打倒一切當權派”的口號震天響。九月九日，湖南長沙高等院校紅衛兵組織及部分廠礦企業造反派組織在東風廣場聯合召開“全市革命大軍炮轟省、市委司令部大會”。提出“炮打九級司令部”的口號。（所謂九級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共產黨的各級黨、政機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在毛澤東秘密發動文革的上海，由於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坐鎮，其造反運動總得全國風氣之先。隨着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上海的工人造反隊伍日漸龐大，各廠相繼成立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最初這些組織是各戰。目標多是瞄準的本廠當權派。隨着毛澤東的秘密意圖不斷地通過張春橋、姚文元向上海和造反組織的頭目們透露，和造反組織頭目開始醞釀、聯合起來。經秘密策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上海一些工廠的造反派頭目謝鵬飛、葉昌明、岑麒麟、陳阿大、潘國平、王洪文、黃金海聚在一起，協商籌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並在其宣言中聲稱“我們要奪權”。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精神及中共中央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並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後決定採取“不支持、不參加、不贊成”的三不政策。上海市長曹荻秋拒絕大會籌委會要其參加成立大會的要求。為此“工總司”派人到上海市委大樓去造反。十一月十日凌晨，又組織人員到上海北站強行登車要到北京“告狀”。上海市委命令火車停在附近小站安亭。中午，工總司造反人馬又在安亭車站臥軌攔截了十四次特別快車。至使滬寧線中斷三十一小時。這就是全國著名的安亭事件。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報告中央，陳伯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電告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並電告臥軌的工人造反派說：“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並派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回上海處理此事。

張春橋赴上海前，陳伯達將致上海工人電原稿給他，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陶鑄向張春橋作了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國全市性的群眾組織，不能承認“工總司”。但陳、陶二人成沒想到張春橋臨行前早已在毛澤東那裡今受了密旨：支持工人造反，實現天下大亂。

張春橋到上海後，為應付陳伯達和陶鑄，十一日晚到安亭同王洪文、潘國平等開會向他們出示了陳伯達電文原稿後，十三日晚又同上海市市長曹荻秋一道請示陶鑄，說不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群眾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打完電話後，身藏上方寶劍的張春橋當即到上海文化廣場與工人座談，聲稱：“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安亭事件已向毛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並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五項要求即：一、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二、承認11.9大會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為；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五、對於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當天晚上，毛澤東向陳伯達等人發出了“最高指示”，陳伯達等人不得不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打電話給張春橋，支持上海“工總司”的行動，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工總司”，並就此事表揚張春橋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也就在張春橋到上海處理安亭事件之時，陳伯達起草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抓革命、促生產”。這與毛澤東搞亂全國的目標相牴觸，當即被毛澤東否決，並指責為“右傾文件”。

毛澤東煽動紅衛兵起來造反後，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們相繼加入了毛澤東的造反大軍，並得到毛澤東的強力支持。整個中國從城市到鄉村，從學校到工廠到處是瘋狂造反的大軍，中共的黨政機關天始全面瓦解。而當工人、農民登上了造反的舞台後，滿臉稚氣的青年學生們相形見絀。紅衛兵們的歷史使命已完成。此時毛澤東已開始算計該用什麼樣的革命口號去打發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