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批叫化子武训毛泽东露出帝王形

一九五一年春天，由于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随之而来的大批判浪潮首开共产党执政后对文艺界进行围剿批判的恶例。

《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一九五Ｏ年完成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上演。故事梗概是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武庄有个叫武七的孩子，聪明伶俐。但由于家境贫寒上不了学，成了一个大字不识的睁眼瞎。长大以后给地主家扛活时，地主张老辫欺他不识字，用伪造假账的手段赖掉了他三年工钱。武七只说了一句“一个人做事要凭良心”的话，就被张老辫指使打手毒打一顿赶出门外，武七无家可归，病倒在一座破庙中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在梦幻中武七游历了地狱和天堂，他看到穷人之所以受欺压和凌辱，陷入黑暗的地狱，就是由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而在天堂人人都读书识字、和睦相处，过着幸福的日子。经此一梦幻，武训大彻大悟，认为穷人读了书就会有好日子过，就不会受地主的欺压。怎么才能使穷人都读书识字呢？武训苦思冥想，想出了行乞兴义学的办法。于是他决心靠乞讨攒钱兴办义学，让穷人都可以读书识字。为了博得人们的怜悯和施舍，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十分可怜和滑稽的样子，身着一身破衣服，头上留着一个小辫，而且不时变换方向气，到处向人们下跪瞌头行乞。为了讨几个钱，他还当众吞食砖头、瓦块、蛇蝎粪便，喝脏水，爬在地上学驴做马让人骑，甚至任人拳打脚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为了乞求有权有势的地主豪绅帮他办学，他跪在他们门前三天三夜，直到答应为止。经过三十多年的乞讨，武七在他五十岁时，终于办起了一座义学。他同样以下跪的办法请来了教师和学生，当他们看到穷人的孩子都高高兴兴地来上学时，激动得泪流满面。随后又一手拿一个破铜瓢，一手柱着一根棍子，肩上披着一个搭裢，为兴办第二座、第三座义学去乞讨流浪。

在电影的结尾，编导对武训作了很高的评价：武训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斗了一辈子，要了四十年的饭，办了三个义学，真了不起。同时撰文说：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影片以主题曲的方式歌颂武训“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大哉武训，至仁至勇。行乞兴学，千古一人。”为了适应共产党的口味，影片还专门用共产党的口气说：“武训这样的人反抗是不够的，单凭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电影上演后，获得了一片赞扬声。许多人赞扬《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着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教育而已。同时还出版了电影小说、章回小说等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武训”热。这股“武训”热的背后，当然也隐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善意进谏：既然共产党标榜是为人民翻身打天下，现在夺取了政权，就应该大抓教育，从根本上扫除人民贫穷落后、受压迫、受剥削的总根源，真正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久，报纸上又发表了不少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说该电影“歪曲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没有反映广大农民生活中的本质的要求，武训走的是阶级调和路线，是向统治者作了半行半世的妥协和变节，以武训的精神教育人民，只能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

对一部电影的上映有不同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文艺作品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任何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后人们无论站在什么角度去看，都不会是一个完人，共产党当政后用其斗争性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更是荒唐。象武训这样为了穷人有受教育的机会，置一切于不顾，行乞兴义学，确是一个应该歌功颂德的伟大人物。

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自己刚打下了江山，建立了盖世的丰功伟业，举国上下都是一片颂扬声，但这文艺界的人不歌颂我毛泽东，却去颂扬一个乞丐，莫非自己连乞丐都不如？在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中，突然听到一片不和谐的杂音，真是岂有此理！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恐怕还想到更深一层的问题：若普通的老百姓都有了文化知识，那么还便于统治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圣人们不是早就这样告诫过后来的统治者吗？毛泽东不满文艺界、教育界的人对电影《武训传》的颂扬。更不满一些共产党员，文艺界负责人对武训的赞扬，决心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刊登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

在此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抨击武训的活动，指责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行为是丑恶的。电影《武训传》的作者是站在维护旧事物的立场上，宣扬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列举了一大批在报刊上发表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文章及其作者，认为：对武训及《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写赞扬文章的共产党们，毛泽东则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已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内。毛泽东宣称：“容忍这种宣传和颂扬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按毛泽东的观点来推论，现在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歌颂历史上的任何人物，因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人物都没有“无产阶级觉悟”，连有口皆碑的包拯包青天、海瑞也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效力，统统应治受到批判。只能歌颂我毛泽东、共产党。

在毛泽东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前，中共中宣部、教育部、就先后受命发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的思想运动。紧接着全国各地文艺界、教育界召开各种会议对电影《武训传》进行声讨和批判，在最高权威的命令下，在各级共产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各界对《武训传》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刊物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持不同意见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申辩权。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和主要演员，与此事有关的领导干部和发表过赞扬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的文章的人全都强令检查。在一些学校搞人人过关，批判“小武训”、“活武训”。山东堂邑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由于不同意对武训的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毛泽东的讨论成了对不同意见的讨伐令。

一九五一年六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成了武训调查团，专程到山东省对武训进行长达二十天的调查。

“调查”二字的含义就是实事求是、澄清事实。但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毛泽东已给“调查”二字赋予了新的含义：利用权力，为已下的结论寻找依据，捏造事实，指鹿为马，胡编乱造。在共产党当权几十年都是先定性，再作结论，再那找证据，没证据就胡乱编造。让被控者百口莫辫。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调查实际上是为共产专制第一座文字狱、思想狱、言论狱制造、寻找依据。

调查团在山东经过一番劳苦后回到北京，不久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对调查记进行大段修改和增删。定稿后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发表。调查记中认定武训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他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剥削。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学校。”“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和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的作者，都是站在反动立场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欺骗中国人民。”

经毛泽东亲自删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公开发表，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斗争作了总结。从此《武训传》成了反动电影横遭查禁，武训成了地主阶级的奴才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中，毛泽东的红卫兵对死去几十年的武训又来个掘墓鞭尸――因为他是毛泽东钦定的大坏蛋。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统治中国后第一次对文化的围剿运动，也是共产专制下第一次对死去多年的古人进行的围剿、批判运动。它开创了共产党对文艺创作进行干涉、控制，对文艺作品依靠最高权威裁决，利用群众运动进行全民声讨的先例。它采用捏造事实、无限上纲，否定一切的卑劣手段，以高压方式，组织方式，控制舆论方式，剥夺发言权方式使不同声音从此消失。而以最高权威毛泽东的好恶为评判标准的结果，又为毛泽东日后凌驾于全民族之上埋下了祸根。毛泽东君临天下的第一刀就砍向了知识界和文艺界。中华民族在其后几十年的大灾大难其实早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就可见端倪了。

对《武训传》的批判后，毛泽东深感知识分子不可靠，有点知识的人就是不好统治，其灵魂深处与共产党不是一条心。遂于一九五一年秋发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市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大会，要求文艺界划清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对一些思想难以改造的人则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检查、逮捕。经过这一场初次洗脑运动，知识分子们开始懂得收敛自己的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