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章：右派們悲慘結局！ “反右派運動”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帶給知識分子們的災難是深重的，一大批卓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從此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被逮捕、被流放，被勞教，被開除公職，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許多人被迫害致死。一場空前的劫難之後，留下的是無數的冤魂，無盡的創傷，無窮的苦難，無邊的悲憤…… 章伯鈞先生成了右派後，雖再三認罪，自我批判，但毛澤東還是沒有放他一馬。後被撤銷了交通部長之職。此後終日悶悶不樂。 當章伯鈞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準確地預言：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要開始了！” 果不其然――十年浩劫開始了！ “大右派”首當其衝，章伯鈞被隔離審查。章伯鈞的家成了某中學的“紅衛兵總部”！ 飽經折磨的章伯鈞先生終於支撐不住倒下了，倒下後的章伯鈞連住院的權力也沒有。後經周恩來出面，才住進了醫院。 住院一查，已經晚了：“胃癌，晚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鈞去世。 章伯鈞家人的苦難並末隨着章老先生生命的完結而完結。章伯鈞去世後，其女兒章詒和被說成替父親“翻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其孩子竟在監獄中出生！ 章伯鈞在一九八Ｏ年被列入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單。 羅隆基先生被毛澤東點名成了大右派後，被撤掉了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由於是“頭面人物”，沒有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仍保留政協委員頭銜。但待遇降了。 成了“大右派”的羅隆基與其十多年來的密友浦熙修斷絕了關係，他沒有妻子，沒有兒女，孤苦伶仃一人住在空蕩蕩的大院裡。沒有親情，沒有關愛，沒有天倫之樂。孤獨、苦悶、痛苦、冤屈伴着他的最後淒風苦雨般的歲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羅隆基在家裡與幾個友人聚餐。患有心臟病的他破例吃了一點酒。 第二天清晨，當護士上羅隆基家中敲門時，羅隆基已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 羅隆基在文革前去世對他本人來說很難說不是一件好事。否則文革一來，免不了會再被“紅衛兵”們弄去狠狠地批鬥一番，以羅隆基的剛直秉性，是決難忍受此奇恥大辱，與其受辱而死，到不如就此安靜地離世。 羅隆基死後，其同父異母弟弟羅兆麟要求摘去羅隆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遭到嚴詞拒絕。羅隆基遺體火化後，其骨灰也無地存放。羅兆麟只得仰天長嘆：“慘啊！慘啊！”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對右派改正時，羅隆基又成了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儲安平在“反右派運動”後的命運夠悲慘了。妻子與其離婚後又再嫁人，且還與儲安平同居一套房，儲安平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文革”風暴來臨，“大右派”儲安平再次成了批鬥對象，受盡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紅衛兵又來揪斗“大右派”。儲安平連忙從後院翻牆出逃。 他逃到晚年時的唯一摯友、同是“右派分子”的李汝蒼先生的家，塞進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 汝蒼： 我走了！ 安平 當時的北京，在北海、熙和園，天天有死屍漂起。卻未能確認哪一具是儲安平。 儲安平畢竟是一右派的大人物，為了查清其下落，一個專案組工作了兩年，也沒查出個結果。 一九六九年，中共秘密警察頭目康生嘟嚷了一句： “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 九十年代，筆者在某小報上見到一篇文章，說是儲安平從北京出逃後，皈依佛門。不知此說是否是空穴來風？ 章乃器先生是有名的不承認錯誤的“大右派”。被撤消糧食部部長職務後，仍據理力爭。其人不但倔犟，而且豁達。 “文革”一來，章乃器成了鬥爭對象。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記下了在“文革”初的慘遇，真是“字字血，聲聲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災禍，這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大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煉和考驗，從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晝夜，我在絕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脅，後來看到北京六中“勞改所的材料，那裡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預演過了。但我居然沒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對付的態度就是鎮靜、鎮靜、再一個鎮靜…… 這時除了遍體鱗傷之外，右目的拳傷特重。看出有個紅色的外圈帶鋸齒的橢圓圓圈，經常在眼前閃現可能是瘀血所致，內傷也相當重，右胸、背、股、尾間和膝蓋經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發現手上的烏紫褪色了，右目已能見物，內傷痛楚也減輕，真是氣到之處，效驗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後的七天，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辱我。門是開着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氣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還有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在“大鳴大放”中言論最為反共的葛佩奇先生在“反右派運動”中當即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山西監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 一九七九年“改正”後回到北京。由於在獄中飽受二十二年的折磨，其雙目幾近失明。也算共產黨還有點良心，承認了葛佩奇的老共產黨人身份。但葛先生人生的黃金歲月被消磨在了自己為之奮鬥了多年的共產黨監獄中，這是世上任何東西都永遠彌補不了的。 抗戰時期全國聞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王造時先生成為右派的罪狀竟是對共產黨的一條善意而又深刻的批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要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要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一句善言，竟獲彌天大罪！ 定為右派的王造時，先是為自己爭辯，繼而是無休止的寫檢查。當葉永烈先生一九八五年三度採訪王造時遺霜鄭毓秀時，鄭毓秀出示的王造時先生當年所寫的檢查遺稿竟達數十篇之多！足可出一本幾十萬字的“王造時檢討文集”！ 無休止的檢查也贖不完王造時的“右派罪孽”，毛澤東的文革一來，王造時再次成為衝擊目標。 據葉永烈先生《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時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並被隔離審查。此後整整四十二個晝夜，王造時被輪番批鬥。十一月二日，他被關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時慘死於冤獄之中，終年六十八歲。 鄭毓秀用顫抖的手，打開一隻包袱給筆者看： 裡面的一雙棉襪，打了四五個補丁，是王造時獄中遺物； 一把斷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時在獄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隻舊搪瓷缸里殘留着血跡，是王造時臨終咯血所留下來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因一九五七年之禍，如此悲慘離世，令人愴然涕下…… 右派們下場之悲慘，莫過於翻譯家傅雷先生了。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簡直就是那場民族大劫難的一個縮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傅雷先生在聽了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開展整風”的動員報告後，興奮不已，連夜給遠在國外留學的兒子傅聰寫了兩封信： “親愛的孩子，三月二日接電話，上海市委要我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四日動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懷仁堂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下午開小組會，開了兩天地方小組會，再開專業小組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天天討論，發言，十一日全天大會發言，十二日下午大會發言，從五點起毛主席又親自來講一次話，講到六點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志又作總結，宣告會議結束。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召各小組召集人向他匯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為‘百家爭鳴’不開展，教條主義頑抗，故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過話，立即由中宣部電召全國各省市委宣傳文教領導及黨外高教、科學、文藝、新聞出版的代表人士來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大家收穫很大，我預備在下一封信內細談。”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信中所說的“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此講話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標題發表。 信中提及的“毛主席又親自來講過一次話”，是指後來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傅雷完全出自於內心的對毛澤東心悅誠服的盛讚，表達了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們的心聲。 請注意信中的兩句話： 黨外人士經不住毛澤東“陽謀”的挑逗，“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而共產黨內人士深知其個中三昧，“有些膽小”。 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傅雷確實很積極。不過作為一個不關心政治，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提不出什麼有份量的意見來，所以只是發表了《增產節約的要點在那裡？》之類的無關痛癢的文章。 反右運動開始後，傅雷壓根兒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右派，而且積極投身於反右運動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匯報》上發表了傅雷的《比一比 想一想》的文章。文中說： “總之，不比一比，顯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顯不出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感覺不到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七月十六日，傅雷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說實在的，“識別”右派分子確實不易，因為傅雷自己都不能“識別”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為向共產黨表忠心，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在文中揭發了《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的“右派言行” 。 這一揭發不打緊，一月以後，徐鑄成的檢查《我的反黨罪行》一文中有一段專門揭發傅雷，小標題為《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傅雷遭徐鑄成報復反拖下了水！從此走上了“右派分子”的不歸路！其結局之悲慘在五十五萬“右派”中絕無僅有！ 據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一書中記載：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會”之後久久沒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這才響起敲門聲。 原來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長嘆，對夫人朱馥梅說道：“如果不是阿敏還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的悲劇，不僅僅在於他自己被劃為“右派”而且在於牽連了兒子傅聰。 …… 傅雷被劃為“右派”，使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深受剌激。在他看來，倘若回國，會落到父子彼此揭發的悲慘境地。他絕不願意這樣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聰在一位英籍教師的幫助下，從波蘭出走英國。 頓時輿論譁然！ 傅聰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為兒子成了“叛國投敵分子”！牽連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聰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鬥。剛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雙雙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於上海江蘇路家中！ 傅雷在自殺前，留下遺書，內中寫到： “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父親錯劃為“右派”，導致兒子出走異國；兒子的出走，又導致父母的自殺……傅雷父子的彼此牽連，成了中國“反右派運動”最沉重的家庭悲劇！ 知名“右派”們遭遇如此之慘，那麼五十多萬無名“右派”們的命運就更慘了。他們中絕大多數被開除工職、開除黨籍、送到荒漠勞改。當年的右派從維熙先生在其《走向混沌》書中回顧了自己成了右派後與其他右派們被遣送北大荒勞改的經歷，讀後令人唏噓、催人淚下……。 還有對右派們的群體大滅絕！在甘肅的夾邊溝，幾千右派被押送到這裡勞動改造，最後活着從這裡走出來的右派們不足百分之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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