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章：右派们悲惨结局！

“反右派运动”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带给知识分子们的灾难是深重的，一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从此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被逮捕、被流放，被劳教，被开除公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一场空前的劫难之后，留下的是无数的冤魂，无尽的创伤，无穷的苦难，无边的悲愤……

章伯钧先生成了右派后，虽再三认罪，自我批判，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放他一马。后被撤销了交通部长之职。此后终日闷闷不乐。

当章伯钧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准确地预言：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要开始了！”

果不其然――十年浩劫开始了！

“大右派”首当其冲，章伯钧被隔离审查。章伯钧的家成了某中学的“红卫兵总部”！

饱经折磨的章伯钧先生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倒下后的章伯钧连住院的权力也没有。后经周恩来出面，才住进了医院。

住院一查，已经晚了：“胃癌，晚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钧去世。

章伯钧家人的苦难并末随着章老先生生命的完结而完结。章伯钧去世后，其女儿章诒和被说成替父亲“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其孩子竟在监狱中出生！

章伯钧在一九八Ｏ年被列入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单。

罗隆基先生被毛泽东点名成了大右派后，被撤掉了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由于是“头面人物”，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仍保留政协委员头衔。但待遇降了。

成了“大右派”的罗隆基与其十多年来的密友浦熙修断绝了关系，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孤苦伶仃一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没有亲情，没有关爱，没有天伦之乐。孤独、苦闷、痛苦、冤屈伴着他的最后凄风苦雨般的岁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与几个友人聚餐。患有心脏病的他破例吃了一点酒。

第二天清晨，当护士上罗隆基家中敲门时，罗隆基已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罗隆基在文革前去世对他本人来说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否则文革一来，免不了会再被“红卫兵”们弄去狠狠地批斗一番，以罗隆基的刚直秉性，是决难忍受此奇耻大辱，与其受辱而死，到不如就此安静地离世。

罗隆基死后，其同父异母弟弟罗兆麟要求摘去罗隆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遭到严词拒绝。罗隆基遗体火化后，其骨灰也无地存放。罗兆麟只得仰天长叹：“惨啊！惨啊！”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对右派改正时，罗隆基又成了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储安平在“反右派运动”后的命运够悲惨了。妻子与其离婚后又再嫁人，且还与储安平同居一套房，储安平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文革”风暴来临，“大右派”储安平再次成了批斗对象，受尽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红卫兵又来揪斗“大右派”。储安平连忙从后院翻墙出逃。

他逃到晚年时的唯一挚友、同是“右派分子”的李汝苍先生的家，塞进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汝苍：

              我走了！

                             安平

当时的北京，在北海、熙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却未能确认哪一具是储安平。

储安平毕竟是一右派的大人物，为了查清其下落，一个专案组工作了两年，也没查出个结果。

一九六九年，中共秘密警察头目康生嘟嚷了一句：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九十年代，笔者在某小报上见到一篇文章，说是储安平从北京出逃后，皈依佛门。不知此说是否是空穴来风？

章乃器先生是有名的不承认错误的“大右派”。被撤消粮食部部长职务后，仍据理力争。其人不但倔犟，而且豁达。

“文革”一来，章乃器成了斗争对象。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在“文革”初的惨遇，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有个红色的外圈带锯齿的椭圆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盖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褪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的七天，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还有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在“大鸣大放”中言论最为反共的葛佩奇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当即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山西监狱中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

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回到北京。由于在狱中饱受二十二年的折磨，其双目几近失明。也算共产党还有点良心，承认了葛佩奇的老共产党人身份。但葛先生人生的黄金岁月被消磨在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共产党监狱中，这是世上任何东西都永远弥补不了的。

抗战时期全国闻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成为右派的罪状竟是对共产党的一条善意而又深刻的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要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要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一句善言，竟获弥天大罪！

定为右派的王造时，先是为自己争辩，继而是无休止的写检查。当叶永烈先生一九八五年三度采访王造时遗霜郑毓秀时，郑毓秀出示的王造时先生当年所写的检查遗稿竟达数十篇之多！足可出一本几十万字的“王造时检讨文集”！

无休止的检查也赎不完王造时的“右派罪孽”，毛泽东的文革一来，王造时再次成为冲击目标。

据叶永烈先生《反右派始末》一书中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时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并被隔离审查。此后整整四十二个昼夜，王造时被轮番批斗。十一月二日，他被关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时惨死于冤狱之中，终年六十八岁。

          郑毓秀用颤抖的手，打开一只包袱给笔者看：

里面的一双棉袜，打了四五个补丁，是王造时狱中遗物；

    一把断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时在狱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只旧搪瓷缸里残留着血迹，是王造时临终咯血所留下来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因一九五七年之祸，如此悲惨离世，令人怆然涕下……

右派们下场之悲惨，莫过于翻译家傅雷先生了。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简直就是那场民族大劫难的一个缩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傅雷先生在听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开展整风”的动员报告后，兴奋不已，连夜给远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傅聪写了两封信：

“亲爱的孩子，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志又作总结，宣告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抗，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市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大家收获很大，我预备在下一封信内细谈。”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信中所说的“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此讲话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标题发表。

信中提及的“毛主席又亲自来讲过一次话”，是指后来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傅雷完全出自于内心的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盛赞，表达了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们的心声。

请注意信中的两句话：

党外人士经不住毛泽东“阳谋”的挑逗，“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而共产党内人士深知其个中三昧，“有些胆小”。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傅雷确实很积极。不过作为一个不关心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提不出什么有份量的意见来，所以只是发表了《增产节约的要点在那里？》之类的无关痛痒的文章。

反右运动开始后，傅雷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而且积极投身于反右运动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傅雷的《比一比  想一想》的文章。文中说：

“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七月十六日，傅雷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说实在的，“识别”右派分子确实不易，因为傅雷自己都不能“识别”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为向共产党表忠心，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在文中揭发了《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右派言行” 。

这一揭发不打紧，一月以后，徐铸成的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一文中有一段专门揭发傅雷，小标题为《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傅雷遭徐铸成报复反拖下了水！从此走上了“右派分子”的不归路！其结局之悲惨在五十五万“右派”中绝无仅有！

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中记载：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馥梅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剌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到：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知名“右派”们遭遇如此之惨，那么五十多万无名“右派”们的命运就更惨了。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工职、开除党籍、送到荒漠劳改。当年的右派从维熙先生在其《走向混沌》书中回顾了自己成了右派后与其他右派们被遣送北大荒劳改的经历，读后令人唏嘘、催人泪下……。

还有对右派们的群体大灭绝！在甘肃的夹边沟，几千右派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改造，最后活着从这里走出来的右派们不足百分之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