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一章：毛泽东上串下跳搞乱中国剑指刘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这一段文字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描述右派进攻时的“情景”。九年后，毛泽东秘密发动“文革”的情况竟与当年的描述一模一样！

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第二天，康生受毛泽东的重托，秘密出入北京大学。根据毛泽东“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战略部署，煽动学校的教职员工造反。“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火种在北京大学点燃。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秘密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鼓动他起来造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的反，并神秘地表示：有更高层人物的支持。聂元梓等人心领神会。当即开始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张贴出来了。大字报强硬批评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来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个小小的哲学系党支部书记，敢造领导的反，这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教训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反领导即是反党的思维方式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对此来路不明的大字报，北大党委的陆平、宋硕等人也深感意外，当即按照共产党几十年的传统做法，授意大多数拥护党委的人贴出了几千张反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且有组织地对聂元梓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聂元梓等人被戴上“党的叛徒、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邓拓帮凶”等政治帽子。但聂元梓等人镇定自若，并带有几分傲慢地宣称：“过几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五月三十日，陈伯达接管了整个中国的舆论阵地后，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了，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六月一日晚八点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全文。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把陆平、彭佩云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

毛泽东在北大秘密点燃的文革烈火，经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的煽动，立即变成了燎原烈火。短短几天，千万封声援聂元梓等人的信件和电报飞向北京大学。各地报刊奉毛泽东之命连续刊登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的文章。而北京大学更成了全中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各界成千上万群众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聂元梓每到一处都被数万计的敬慕者簇拥。中国人民开始疯狂。

如果六六年中国评选政治风云人物怕是非聂元梓莫属。

不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北京大学这座世界知名学府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苏俄十月革命后，北大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点。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此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北大学生走上街头救亡图存，本来种的是“民主科学”龙种，谁知却收获了“专制独裁”的跳蚤。“五四”揭开的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制黑幕。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入歧途。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再次相中了北京大学，在这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北大最先从迷途走向疯狂。中华民族也随之从迷途走向疯狂。

北大步入迷途，中华民族也随之步入迷途；北大的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北京大学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标。

从五四运动北大步入迷途到毛泽东开国，整整三十年。

在北大的表率下，北京五十五所大专院校，中专、普通中学的学生、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中专、中专、小学的学生群起效尤，以揪斗校长为荣事，以批判专家学者为己任。短短几天，中国的教育系统彻底瘫痪了，文革最早摧毁的是恬静的校园，近一亿的儿童、少年、青年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笔者当年刚上小学五年级，文革造反风暴一来，学校的年轻老师就组织起来造校长的反，随后揪斗校长，学校停课。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国部分中、小学才开始“复课闹革命。”岂止学校，全国的工厂、国家机关、甚至军队都出现造反派搞打、砸抢的事件，数百万民众在打、砸、抢、批斗中丧生！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革命”，至今的中国和世界史学界都难以定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倒象是一个统治者在 “革自己的统治工具的命”； “革老百姓的命”；“革自己忠实奴朴的命”。今天青年学生们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工具”，几年后，他们的境遇将会更凄惨。而其中的中、小学生因此而失去学业，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付出一生的惨痛代价。

红朝史六二：刘向毛请示派工作组毛不置可否

面对全国大乱的如此严重局面，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参加会议者一致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为了对运动进行控制，会议作出了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

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的决定是按共产党几十年搞运动的方式作出的。作出决定前，刘少奇、邓小平数次向在杭州的毛泽东电话请示，毛泽东不置可否。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乘专机飞杭州向毛泽东当面请示，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有心要钓大鱼，要抓刘少奇等人的把柄，要让刘少奇充分表演。因此对刘少奇的要求答复很微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二人不知是计，回到北京后立即下达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还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以工作组长的身份进驻清华大学。不但学校，甚至厂矿企业街道……都派了工作组。

而工作组严守“运动需要党的领导”、“工作组代表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共产党传统。这样造反的学生与工作组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和斗争。

北京邮电学院六月八日赶走工作组。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于六月六日晚开会决定对闹事的学生进行斗争。自第二天起，连续三天对各系的尖子造反学生进行批斗，并将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行，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在全国注目的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斗校长匡亚明，《新华日报》作了肯定的报道。当天南京大学工作组支持一些群众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造反派将四十多名校领导、教授、学者弄上“斗鬼台”揪斗，手段残忍、不堪入目。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制止，并指出事件的“阶级斗争本质”，号召大家警惕。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此人后来成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贴出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组长孙有余。孙有余作广播讲话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声称：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王光美将其关押批斗……

工作组自以为有党中央作后盾，对学生的造反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斗争。有毛泽东秘密支持的学生领袖们毫无惧色，大有为“革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之气概。一时间全中国的大专院校里一片乌烟瘴气。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刘少奇想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来一次引蛇出洞，在学生中弄一批牛鬼蛇神来。毛泽东也想象“反右运动”一样“引刘少奇出洞”，再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揪出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不过刘少奇是“螳螂捕蝉”，想引出小的“反党分子”聚而歼之。毛泽东是“黄雀在后”，想引出刘少奇这个最大“走资派”一棒子打死！

工作组也并非是简单地维持秩序和反对疯狂造反的学生。工作组所到之处一大批教授、专家、学者、学校领导被揪出来。这或许就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理解。

轰轰烈烈的文革到六六年七月，已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了。七月十八日，在幕后操控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文革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运动的方向立即纳入了毛泽东的轨道。

毛泽东回京的当天就听取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当刘少奇闻讯并驱车前去向毛泽东汇报时，门卫却将刘少奇婉拒在外。刘少奇怏怏不快地返回家中。

第二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严厉批评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当即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严厉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订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了定框框，美名其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在历时五天的汇报会上，毛泽东多次指名、不指名地尖锐批判刘少奇：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辩解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个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可以的。”

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派人到清华大学看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蒯大富立即由“反党分子”变成了“造反英雄”，顿时身价倍增。后来成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各高校收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错误路线的材料，并在公众集会上发表了“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讲话。听了这样的讲话，每个青年学生都热血沸腾。誓死要捍卫毛泽东！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召见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并首次提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七月二十门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万人大会上宣布撤消工作组，罢免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职务。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前段时间被工作组以“黑帮”罪名关押、斗争的学生如蒯大富之流坐在主席台上成了英雄。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的《关于撤消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刘少奇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式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在大会临结束前走上主席台，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声震云霄。

这次大会以后，全国很快撤消了工作组。教育系统一夜之间全部瘫痪。最早造反者、反工作组最坚决者、被工作组关押揪斗者成为英雄。这些英雄们又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造反。毛泽东则因势利导，指导学生们先造学校领导的反，再造县委、市委、省委的反，再造中央的反，再造刘少奇的反。

红朝史六三：毛泽东打手恐怖组织红卫兵问世

随着幼稚的青年学生被煽动起来造反，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生组织――“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的最早起源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几个中学生聚在一起秘密组织的。到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京市第二十五中的学生相继组织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的学生组织。这是中国红卫兵运动初起时红卫兵组织的雏形。

红卫兵组织刚一成立，就扯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工作组工作的正常开展。工作组对其定性为“搞地下活动，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活的反革命组织”并进行坚决的镇压。在六月初，红卫兵组织在工作组开展的“反干扰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并强行解散。唯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由于有大人物暗中支持，其活动不但未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七月四日又贴出《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七月二十日，再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在这“三论”中引用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名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并表示：“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之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一再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这样前段时间被压制的红卫兵重新活跃起来。各高校的造反学生也纷纷仿效中学生们的做法，组织各种战斗队，投入反工作组的斗争。

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行为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信。本来就万分狂热的红卫兵们，在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后，万分的狂热变成了万分的疯狂。全中国大地的各个阶层，红卫兵组织（包括工人造反组织、农民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在中国大地上冲杀、造反、革命、揪斗、打砸抢……无恶不作，成为毛泽东搞乱中华的别动队、急先锋。

笔者当年只是年仅十一岁小学生，学校也组织“红小兵”。山人参加名为“四一一红小兵野战军”的造反组织、天天上街跟着大娃娃们上街喊“打倒三家村”、“打倒北京市委”、“打倒彭、陆、罗、杨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