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毛澤東上串下跳搞亂中國劍指劉

“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這一段文字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描述右派進攻時的“情景”。九年後，毛澤東秘密發動“文革”的情況竟與當年的描述一模一樣！

就在《五一六通知》發表的第二天，康生受毛澤東的重託，秘密出入北京大學。根據毛澤東“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戰略部署，煽動學校的教職員工造反。“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火種在北京大學點燃。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夫人曹軼歐秘密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黨支部書記聶元梓，鼓動他起來造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等人的反，並神秘地表示：有更高層人物的支持。聶元梓等人心領神會。當即開始準備。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署名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高雲鵬、李醒塵、趙大中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在北京大學大飯廳外張貼出來了。大字報強硬批評陸平等人破壞文化大革命。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聲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來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一個小小的哲學系黨支部書記，敢造領導的反，這在當時中國人民心中無論如何是難以接受的。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教訓許多人還記憶猶新，反領導即是反黨的思維方式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對此來路不明的大字報，北大黨委的陸平、宋碩等人也深感意外，當即按照共產黨幾十年的傳統做法，授意大多數擁護黨委的人貼出了幾千張反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且有組織地對聶元梓等人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聶元梓等人被戴上“黨的叛徒、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大壞蛋、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鄧拓幫凶”等政治帽子。但聶元梓等人鎮定自若，並帶有幾分傲慢地宣稱：“過幾天你們就會知道了。”

五月三十日，陳伯達接管了整個中國的輿論陣地後，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了。六月一日下午，毛澤東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上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了，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六月一日晚八點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全文。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把陸平、彭佩雲領導的北京大學稱為“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

毛澤東在北大秘密點燃的文革烈火，經廣播電台，報紙雜誌的煽動，立即變成了燎原烈火。短短幾天，千萬封聲援聶元梓等人的信件和電報飛向北京大學。各地報刊奉毛澤東之命連續刊登各界人士支持聶元梓的文章。而北京大學更成了全中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各界成千上萬群眾湧向北大聲援聶元梓，聶元梓每到一處都被數萬計的敬慕者簇擁。中國人民開始瘋狂。

如果六六年中國評選政治風雲人物怕是非聶元梓莫屬。

不知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北京大學這座世界知名學府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悲劇性的角色。蘇俄十月革命後，北大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端點。中共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此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北大學生走上街頭救亡圖存，本來種的是“民主科學”龍種，誰知卻收穫了“專制獨裁”的跳蚤。“五四”揭開的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制黑幕。中華民族在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步入歧途。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再次相中了北京大學，在這裡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北大最先從迷途走向瘋狂。中華民族也隨之從迷途走向瘋狂。

北大步入迷途，中華民族也隨之步入迷途；北大的覺醒，標誌着中華民族的覺醒。北京大學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標。

從五四運動北大步入迷途到毛澤東開國，整整三十年。

在北大的表率下，北京五十五所大專院校，中專、普通中學的學生、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中專、中專、小學的學生群起效尤，以揪斗校長為榮事，以批判專家學者為己任。短短幾天，中國的教育系統徹底癱瘓了，文革最早摧毀的是恬靜的校園，近一億的兒童、少年、青年失去了讀書學習的機會。筆者當年剛上小學五年級，文革造反風暴一來，學校的年輕老師就組織起來造校長的反，隨後揪斗校長，學校停課。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國部分中、小學才開始“複課鬧革命。”豈止學校，全國的工廠、國家機關、甚至軍隊都出現造反派搞打、砸搶的事件，數百萬民眾在打、砸、搶、批鬥中喪生！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個什麼意義上的“革命”，至今的中國和世界史學界都難以定論。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倒象是一個統治者在 “革自己的統治工具的命”； “革老百姓的命”；“革自己忠實奴朴的命”。今天青年學生們成了毛澤東的“革命工具”，幾年後，他們的境遇將會更悽慘。而其中的中、小學生因此而失去學業，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付出一生的慘痛代價。

紅朝史六二：劉向毛請示派工作組毛不置可否

面對全國大亂的如此嚴重局面，六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參加會議者一致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為了對運動進行控制，會議作出了八條規定：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

劉少奇等人派工作組的決定是按共產黨幾十年搞運動的方式作出的。作出決定前，劉少奇、鄧小平數次向在杭州的毛澤東電話請示，毛澤東不置可否。六月四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乘專機飛杭州向毛澤東當面請示，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澤東有心要釣大魚，要抓劉少奇等人的把柄，要讓劉少奇充分表演。因此對劉少奇的要求答覆很微妙：“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劉、鄧二人不知是計，回到北京後立即下達指示：在全國範圍內派出工作組指導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還以身作則，讓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以工作組長的身份進駐清華大學。不但學校，甚至廠礦企業街道……都派了工作組。

而工作組嚴守“運動需要黨的領導”、“工作組代表黨”、“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的共產黨傳統。這樣造反的學生與工作組之間又爆發了一場新的衝突和鬥爭。

北京郵電學院六月八日趕走工作組。西安交大的工作組於六月六日晚開會決定對鬧事的學生進行鬥爭。自第二天起，連續三天對各系的尖子造反學生進行批鬥，並將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遊行，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在全國注目的北京大學，工作組長張承先規定校外人員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門。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學揪斗校長匡亞明，《新華日報》作了肯定的報道。當天南京大學工作組支持一些群眾包圍《新華日報》社，加以斥責。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造反派將四十多名校領導、教授、學者弄上“斗鬼台”揪斗，手段殘忍、不堪入目。工作組聞訊趕到現場制止，並指出事件的“階級鬥爭本質”，號召大家警惕。六月二十日，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此人後來成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貼出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組長孫有餘。孫有餘作廣播講話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貼出大字報聲稱：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劉少奇夫人、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王光美將其關押批鬥……

工作組自以為有黨中央作後盾，對學生的造反行為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鬥爭。有毛澤東秘密支持的學生領袖們毫無懼色，大有為“革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之氣概。一時間全中國的大專院校里一片烏煙瘴氣。

六月十三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示說：“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劉少奇想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樣來一次引蛇出洞，在學生中弄一批牛鬼蛇神來。毛澤東也想象“反右運動”一樣“引劉少奇出洞”，再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揪出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有相同的思維方式。不過劉少奇是“螳螂捕蟬”，想引出小的“反黨分子”聚而殲之。毛澤東是“黃雀在後”，想引出劉少奇這個最大“走資派”一棒子打死！

工作組也並非是簡單地維持秩序和反對瘋狂造反的學生。工作組所到之處一大批教授、專家、學者、學校領導被揪出來。這或許就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理解。

轟轟烈烈的文革到六六年七月，已如火如荼地在全國開展起來了。七月十八日，在幕後操控的毛澤東回到北京。文革形勢急劇發展變化，運動的方向立即納入了毛澤東的軌道。

毛澤東回京的當天就聽取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匯報。當劉少奇聞訊並驅車前去向毛澤東匯報時，門衛卻將劉少奇婉拒在外。劉少奇怏怏不快地返回家中。

第二天、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了“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嚴厲批評派工作組。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毛澤東當即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並嚴厲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了起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給群眾訂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了定框框，美名其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在歷時五天的匯報會上，毛澤東多次指名、不指名地尖銳批判劉少奇：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辯解說：“這麼大的運動，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工作組大多數是好的。現在誰也沒有經驗。新工作拿不出個章程，對工作組是幫助問題，而不是撤換問題。工作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麼多可以的。”

七月十一日，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派人到清華大學看望被王光美關押的蒯大富。蒯大富立即由“反黨分子”變成了“造反英雄”，頓時身價倍增。後來成了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七月二十二日，陳伯達、江青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各高校收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錯誤路線的材料，並在公眾集會上發表了“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的講話。聽了這樣的講話，每個青年學生都熱血沸騰。誓死要捍衛毛澤東！

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召見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並首次提出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我們都不行。我也不行。現在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七月二十門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京萬人大會上宣布撤消工作組，罷免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職務。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前段時間被工作組以“黑幫”罪名關押、鬥爭的學生如蒯大富之流坐在主席台上成了英雄。會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宣讀了北京市委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的《關於撤消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會上講話。劉少奇說：“黨中央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學校革命學生、老師和革命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經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式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

毛澤東在大會臨結束前走上主席台，頓時全場歡聲雷動，“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聲震雲霄。

這次大會以後，全國很快撤消了工作組。教育系統一夜之間全部癱瘓。最早造反者、反工作組最堅決者、被工作組關押揪斗者成為英雄。這些英雄們又以更為激烈的方式進行造反。毛澤東則因勢利導，指導學生們先造學校領導的反，再造縣委、市委、省委的反，再造中央的反，再造劉少奇的反。

紅朝史六三：毛澤東打手恐怖組織紅衛兵問世

隨着幼稚的青年學生被煽動起來造反，中國政治舞台出現了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學生組織――“紅衛兵”。

紅衛兵組織的最早起源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幾個中學生聚在一起秘密組織的。到六月初，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北京市第二十五中的學生相繼組織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秘密的學生組織。這是中國紅衛兵運動初起時紅衛兵組織的雛形。

紅衛兵組織剛一成立，就扯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極大地影響了當時工作組工作的正常開展。工作組對其定性為“搞地下活動，非法煽動群眾，是非活的反革命組織”並進行堅決的鎮壓。在六月初，紅衛兵組織在工作組開展的“反干擾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集團”並強行解散。唯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由於有大人物暗中支持，其活動不但未有收斂，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六月二十四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宣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七月四日又貼出《二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七月二十日，再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就在這“三論”中引用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名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並表示：“我們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的大字報，在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加之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後一再批評工作組犯了錯誤，這樣前段時間被壓制的紅衛兵重新活躍起來。各高校的造反學生也紛紛仿效中學生們的做法，組織各種戰鬥隊，投入反工作組的鬥爭。

八月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說：“你們的行為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立即公布了毛澤東的信。本來就萬分狂熱的紅衛兵們，在有了毛澤東的公開支持後，萬分的狂熱變成了萬分的瘋狂。全中國大地的各個階層，紅衛兵組織（包括工人造反組織、農民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這些組織在中國大地上衝殺、造反、革命、揪斗、打砸搶……無惡不作，成為毛澤東搞亂中華的別動隊、急先鋒。

筆者當年只是年僅十一歲小學生，學校也組織“紅小兵”。山人參加名為“四一一紅小兵野戰軍”的造反組織、天天上街跟着大娃娃們上街喊“打倒三家村”、“打倒北京市委”、“打倒彭、陸、羅、楊反黨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