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章：毛下令百分之十文人成右派 民主党派内有大右派，社会各界有大小不同的右派。右派不是民主党派的专利，在共产党内也产生了右派。 在文学界，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被划入了“右派”的行列。 时年二十一岁的刘绍棠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神童青年作家。他十三岁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十七岁读高中时，语文课本上竟有自己的作品《青枝绿叶》！也就在这一年，刘绍棠被共产党看中，不满十八岁的他，被拉入了共产党内。 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刘绍棠信以为真；“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反右运动一来，刘绍棠很快成为文艺界“右派”的一大首选人物。 共产党在文艺界的首领周扬斥责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 文坛领袖级人物郭沫若在批斗会上严斥刘绍棠：“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并引用民谚批判刘绍棠：“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著名作家茅盾大骂刘绍棠“堕落”了： “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今天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 “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 著名剧作家老舍也发表《勖青年作家》，不指名批判刘绍棠。 老舍先生在反右运动中是文艺界的几个积极分子之一，现在起劲批判右派们，可谁又能知道九年后毛泽东的文革一来，老舍先生不堪红卫兵批斗、凌辱，投太平湖而死，其结局比今日的右派们更惨！ 时至今日来看刘绍棠无论如何与所谓的“右派”挂不上钩，“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年轻人的天性，更是年轻人的一种美德；没有这种天性和美德，那么国家、社会将变得老气横秋，而“堕落”一说，不过是想日子过好一点，这更是人之常情，怎么就成了罪状呢？ 这些重量级文学主帅对刘绍棠的严厉批判，很难说没有一点对刘绍棠少年得志的忌妒，起了将他“扼杀在摇篮中”的恶念，趁机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 刘绍棠成了右派，天才的神童作家从此消失，文坛希望之星就此殒落。毛泽东死后，刘绍棠获“改正”而复出文坛。然当年的“神童”风采难再，所写作品已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倒真应了郭沫若批判他时的定论：“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四川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木篇》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批判后，毛泽东的大鸣大放一来，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联座谈会上作了想要“翻案”的发言： “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很气愤……” 但是时隔三天――反右运动一来，流沙河成了四川文艺界的“右派”典型而横遭批斗。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的文章，流沙河的作品《草木篇》一夜之间竟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毒草”！流沙河自然就是全国闻名的文艺界“右派”了！ 二十多岁的王蒙其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最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一时难以划为右派。而王蒙为了不当右派，对其他被定为右派的作家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王蒙最终难逃此劫，因《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文成了右派。定王蒙为右派的人大概事前向毛泽东请示过，不然毛泽东赞扬的作品其作者是无人敢把它打成右派的。 王蒙七九年复出后，倒也写了一些作品。后来被开明的赵紫阳看中，官升到中央委员、文化部长。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失败后，王蒙成了被清洗对象，纱帽丢了，也没写出什么好的作品来。 刘宾雁因《在桥梁工地上》一文，也成了知名右派。 刘宾雁七九年复出后，写了很多揭露共产党腐败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来自共产党高层的强烈批评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对共产党专制的弊端的深刻了解，其思想逐渐向民主、自由、人权方面转变。一九八六年底学潮后，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八九民运后，遭到共产党通缉，流亡海外。 其它年轻作家如陆文夫、高晓声、丛维熙、方之、张贤亮、邓友梅、李国文、宗璞……也都是在刚步入文坛时，其作品就被打成了“毒草”而成了右派。七九年“改正”复出后，都有噲炙人口的佳作问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的高潮就是当年的“右派”作家们掀起来的。 文艺界的“右派”帽子不但扣在了一大批写了揭露社会阴暗面作品的青年作家身上。更有文艺界共产党内部趁反右之机的勾心斗角、权力倾轧。这种内部倾轧之事几乎出现在各行各业。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公开报道了这一日后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此事的由来甚为复杂。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支持“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了《文艺报》。身为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服，受到了党纪处分。而在此前，由于丁玲、陈企霞在国民党时代被捕数次，而被作为“托派”嫌疑而受到审查。因而心中不满。 一九五五年四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毛泽东，状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结论。此时分管文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就是周扬。而周扬在历史上就与丁、陈有过结。至此周与丁、陈水火不容。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周扬想趁此机会置二人于死地，力主把二人打成“反党小集团”。九月三十日，在周扬主持起草下，以中国作家协会名义起草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苦于反党证据不足，而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早经中共中央审查定论的被捕一事重新翻出来要求审查。 结果丁、陈二人又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二人被审数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又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复自由。 丁铃女士在延安时，据说还与毛泽东有一腿。但毛泽东并不因曾经是自己睡过的女人就放丁铃一马。 由于周恩来深知周扬与丁、陈的矛盾而出面干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又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对“反党小集团”一事给以否定。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周扬就整丁、陈二人一事作了自我检查。 然时隔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后，风向突变，周扬以毛泽东的支持为尚方宝剑，借反右的东风，把丁玲、陈企霞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原来二人的“小集团”扩军为十几人的“大集团”！而此集团还包括周扬在三十年代与其积怨甚深的“左联”上司、现在文艺界内的反对派、丁玲的密友冯雪峰！反右运动为周扬迫害、打击昔日共产党内的仇人提供了机会！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在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周扬的主持下，搞得如火如涂，揪出的“右派”多多，可谓战果辉煌。 …… 在新闻界，由于各级党报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因此“反右”的对象就是当时仅有的几份“民间报纸”，即《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新民报》。 由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亲笔写了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首当其冲，成为反右重点目标。 毛泽东亲自点了《文汇报》的名，其报社的首要人物无论有无右派言论，都在清洗之列。因此《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就成了首要目标。 徐铸成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率领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苏联四十四天，报社的事务由第一副总编、中共党员钦本立负责，可以说他几乎与所谓的“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无关。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文章发表后，徐铸成严词表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但此时徐铸成当不当“右派”是由不得他了。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报道揭露徐铸成的错误言行。但这样的揭露似乎表示徐铸成还不算所谓的“右派分子”。 然而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身为社长兼总编辑自然就该罪加三等。七月四日，《文汇报》发表文章《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 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徐铸成与大右派储安平齐名了。 徐铸成被斗了整整一个多月。 就在批判徐铸成期间，出现了一个极严重的事件，徐的办公室秘书梅焕藻在一次批斗会上大声抗议：“徐铸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此言一出，当即遭到众人围攻。他气愤不过，走出会场，跑上屋顶，跳楼身亡！此事震动了大上海！ 《文汇报》由于毛泽东点名，成了反右的重点单位，右派数量名列各报社榜首。这其中还有一对“右派夫妻”。这就是梅朵与姚芳藻。 三十岁的女记者姚芳藻在鸣放初期就文艺界的几个敏感问题采访过周扬，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文，把姚芳藻牵连进去。在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人民日报》点了名，那是谁也跑不掉的。九月七日其丈夫梅朵大名又上了《文汇报》，题目是《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向党进攻 梅朵是阴险的两面派 将丁陈集团黑线牵入本报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抱屈》。这样一来，夫妇双双成了右派。 《新民晚报》的创始人陈铭德已与新闻界脱钩，担任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大鸣大放”一来，被作为老报人应邀出席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发表了老报人们在座谈会上的谈话。这其中就有陈铭德的发言： “报纸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就象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 陈铭德提出二点建议： “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办同业报纸？二、北京应该有晚报。” 陈铭德就因为一句办非党的“同业报纸”而闯下大祸，不但自己成为右派，其夫人邓季惺也一并受株连。又成了一对“右派夫妻”。 …… 社会各界有“右派”，连共产党内也冒出了“右派”。 在“反右派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最大“党内右派”要算浙江省长沙文汉了。 沙文汉是资深的共产党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共，时年仅十八岁。 沙文汉被划入右派的原因是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当年沙文汉从事地下工作时，与潘汉年有工作联系。潘汉年成了“内奸”后，沙文汉的省长乌纱帽上就被划上一个大问号。两年后，机会来了，抓住他的一些言论，趁“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打成了“右派”。 其它被揭发出来的共产党内“右派”主要有： 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 孙作宾：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 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 大凡成了“右派”之后，只要毛泽东在世，就别想有出头一天，但这其中的潘复生成为“右派”后，不知何故，在文革初期竟然成了响当当的左派，坐上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的交椅！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如火如荼地深入发展，毛泽东关于“除沙漠之外，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指示下达后，“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横扫每一个角落。共产党为所属的各级组织制定了“右派”标准：第一、不服从上级下达的指示的；第二、企图取消党的组织在政府机关内的职权；第三、曾质问政府部门内党员工作能力的；第四、对政府机关的职能进行过相反批评的；第五反对党的政策和决定；第六、否认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怀疑马克思主义，赞扬资本主义制度。 照此标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揪不出多少“右派”来。毛泽东随后又发出了“‘右派’占知识分子百分之十”的指示，全国各地即照此比例大揪“右派”，许多地方的共产党要人为标榜自己是“左派”，不惜突破“指标”，多揪“右派”。更多的地方是本来没有什么“右派”，但为完成“政治任务”而无中生有地弄出了无数的小小“右派”： 某学校领导为完成百分之十的硬指标，对凡是给共产党员提过意见者，统统打成右派，然而还差一个才能凑够百分之十的指标，怎么办？真是“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领导左思右想，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在知识分子中“选举”一名“右派分子”。遂召集会议发动知识分子们“选举”“右派”。但开会数小时，无人提名。此时某教师请假方便，刚一离去，即有人提名此君为“右派”，与会者们都想早早散会，便一致附和，等此人回到会场时，头上已飞来一顶“右派”帽子。并惨遭同事们的“揭发批判”。百分之十的“右派”指标终于圆满完成。 某单位领导在中共反“右派”文件下达后，对照本单位情况，部署反右斗争，但多次开会动员，发言者无一人对共产党有意见，并大唱毛泽东、共产党的赞歌。该领导即向上级汇报说：“这次反右斗争，我们单位没有右派分子。”上级领导一听，大光其火：“什么没有？毛主席说了，除沙漠之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你敢说没有！我看你的说法就与右派分子没有两样！”就这样，此领导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 如此这般，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弄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比毛泽东规定的百分之十还多出了“百分之十”！ 而这五十五万“右派”最后被共产党铁定的“右派”仅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六人！ 而最近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泸宁先生写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说被打成右派人知识分子达三百多万人！大跃进制造的大饥荒俄死人四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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