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章：毛澤東周密部署“反右派”

自六月八日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毛澤東立即開始全面部署“反右派運動”。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除了打仗、搞運動、整人三件事情能讓他處於高度的興奮狀態外，還沒有任何事情能提起他的興趣。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毛澤東就是處在這樣一種高度的亢奮狀態。為整“右派”們，毛澤東日以繼夜，通宵達旦地書寫一篇篇討伐“右派”的檄文，發出一道道“反擊右派”的指令。

就在毛澤東親筆寫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的當天，由毛澤東親筆寫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作為中央文件發往各地。這一文件雖是六月八日下發的，但是從文件的內容可以判定是在《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之前起草的。

文章全文如下：

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動分子猖狂進攻。黨團員中的動搖分子或者叛變出去，或者動搖思叛。廣大黨團員中的積極分子及中間群眾起而對抗。以大字報為戰鬥武器，雙方的鬥爭中取得經驗，鍛煉人才。反動分子人數不過百分之幾，最積極瘋狂分子不過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為一時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嚇倒。反動分子將到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要預作布置，實行擋駕。要召集工廠主要幹部及老工人開會，說明有一些不好的資本家，不好的知識分子及社會上的反動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猖狂進攻，要推倒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切記不要上他們的當。有人煽動，實行擋駕。街上貼反動標語，動員群眾撕毀。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鬧事情。在此期間，不要提出福利工資等問題，一致對付反動派。

請你們注意各民主黨派中的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方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道。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此事很有效。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從當地高潮開始跌落時起，即陸續發表。注意組織中、左派寫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一些中間派文章）。大字報必須要讓群眾反駁。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可以讓他們向學生講演，讓學生自由表示態度。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他們是最好的教員。到了適當時機，則立即要組織黨團員分組開會，分別那些是建設性的批評，加以接受，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缺點；那些是破壞性批評，予以反駁。同時組織一些黨外人士講演，講正面話。然後，由較有威信的黨的負責人作一個有分析有說服力的總結性演說，將空氣完全轉過來。整個過程，做得好，有一個月左右就夠了，然後轉入和風細雨的黨內整風。

這是一個傳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煉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過去七年，我們形式上有主動，實際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動。反動派是假投降，中間派的許多人也不心悅誠服。現在形勢開始改變，我們形勢上處於被動，實際上開始有了主動，因為我們認真整風。反動派頭腦發脹，極為猖狂，好似極主動，但因他們做得過分，開始喪失人心，開始處於被動。各在情況不同，你們可以靈活運用策略，靈活做出部署。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國際形勢很好，美國處在困難地位。

請讀者注意文中的幾點：

一、人為地描繪出了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景象“不要為一時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嚇倒。”為日後大整“右派”張本。

二、杜撰出“反動分子將到本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給人以右派們真的要推翻共產黨的印象，以激發出人們對右派們的憤恨之情。

三、毛澤東把自己布下的“口袋”說得一清二楚，即“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

緊鑼密鼓，六月八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剛剛下達，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於六月十日下達。

毛澤東要求各地仿照北京，開始“反擊反動派”：

“北京條件已經成熟，人民日報已於六月八日開始反擊反動派。但建設性的批評將永遠繼續登載。也將繼續登載一些突出的反動言論，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況不同，何時開始反擊，要看當地情況決定。目前應着重組織各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開座談會，推動左中右三派人物展開爭論，最為重要。北京正在廣泛開展座談會，極有效益。”

毛澤東接着指出，這次務必要使右派們“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

無論民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他們歷史複雜，或是叛徒，或是在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資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屬親戚被鎮壓的。但他們人數不多，一時可以把空氣鬧得天翻地暗，日月無光，但是急風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論，鬧了幾個星期，現在勁頭就不大了，有些動搖恐慌了。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許多領導職位。我們的任務是揭露孤立他們。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數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們也要作具體的人物分析，實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我們一定要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給掃臉的更是極少數。

就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文發表的當天，毛澤東在《文匯報》上讀到一篇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報》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轉載。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作者就是日後在文革中大紅大紫、時年僅二十四歲的姚文元。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就嶄露頭角，深得毛澤東的賞識，預示着今後的政治前程無可限量。

毛澤東再次以《文匯報》上發表的批評《文匯報》的文章為突破口，發起對《文匯報》的反擊。這樣的手法對毛澤東來說是屢試不爽。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全文如下：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着。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他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地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文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毛澤東除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文向》外，還為新華社親筆寫了一則轉發這篇文章的新聞導語。

只憑知識分子們的幾句耿耿忠言就要定罪，不但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理解，知識分子們想不通，就連毛澤東自己恐怕也覺得太牽強附會了，難以自圓其說。怎麼辦？真是天下事難不倒大權在握的毛澤東。只要抓住幾個民主黨派的典型頭面人物，給他們安上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預謀的想顛覆共產黨政權”的罪名不就行了嗎？

毛澤東左選右看，東挑西揀，終於發現了目標：章伯鈞、羅隆基可謂條件最合格：兩人都是民主黨派的副主席一級的高幹，兩人都是政府的部長一級人物，兩人都發表了對政府不滿意的言論，對，就拿這兩人開刀！儲安平雖言論更夠“右派”水準，但其在民主黨派內的頭銜太小，用他的人頭祭旗，實在有損共產黨的臉面，而葛佩奇雖“罪行”比儲安平更為深重，但此人僅是一大學講師，把他作為典型更會令世人恥笑。就這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機關報的頭版頭條不是登的紀念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而是毛澤東親筆書寫的長篇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此文的重要性顯然在毛澤東親筆寫的“反右”文章中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說毛澤東在《事物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把自己醞釀已久的“反右派”決策在共產黨內公開，那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則無中生有地捏造了一個“章羅同盟”並把他作為“反右派”的重點進攻目標！

在“文革”中，此文還被收入了中學的語文課本，山人對“反右運動”的最初認識就是在文革中的中學課堂上！

由於這是一篇中國歷史上重要文章，為讓讀者了解歷史全貌，現全文摘錄如下：

自本報編輯部六月十四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於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了幾次會議，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這種批判態度明朗，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由此恢復了讀者的信任，象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報說來，前者不足，後者有餘。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會高興的。這件事也難，本報有志於此久矣，略有進展，尚未盡人意。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象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變，大不容易。大勢所趨，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鬆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禮貌性質。這是人之常情，應予原諒。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出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幹。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幹，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線。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文匯報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認為文匯報的批評是不夠的。這個不夠，帶着根本性質。就是說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党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是這樣的嗎？不是的。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作肥料。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利也。他們的報紙不少，其中一個叫文匯報。文匯報是按照上述反動方針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卻向人民進行欺騙，好象它是從善意出發的。文匯報說：“而所以發生這些錯誤認識，是因為我們頭腦中還殘存着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錯了，應改為“充滿着”。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着一點資產階級思想，夠用嗎？這裡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個別性的前提得到了一個普遍性的結論，這就是文匯報的邏輯。文匯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報道過的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採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新民報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報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對於人民事業的責任心，這個報紙在讀者面前就開始有了主動。文匯報的責任心跑到那裡去了呢？你們幾時開始，照新民報那樣做呢？欠債是要還的，文匯報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看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給文匯報出了一大堆難題，讀者要問文匯報那一天趕上新民報呢？文匯報現在處在一個完全被動的地位。在新民報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匯報似乎還可以混過一些日子，有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文匯報的日子就難過了。被動是可以轉化為主動的那就是以新民報為師，認真地照它那樣辦。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資產階級右派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裡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只在一種情況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繼續進行破壞活動，觸犯刑律，那就要辦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些原則，對他們還是適用。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言論同上述那種右派相仿，但無破壞性行動。對這種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乾淨，這是不能留情的，但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種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個偉大的鞏固的國家，保存這樣一小批人，在廣大群眾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不會有什麼害處。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面教導我們的人。在這點上，毒草有功勞。毒草的功勞就是它們有毒，並且散發出來害過人民。

共產黨繼續整風，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整風。在猖狂進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後，整風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在毛澤東緊鑼密鼓的部署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陷入了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