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章：毛泽东秘密部署搞倒彭德怀

也就在将彭德怀信件公开印发讨论的同时，毛泽东秘密召集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人布置在小组会上开始反击。李井泉在后来批彭德怀时一语泄漏天机：你们有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个俱乐部，来对付你们那个俱乐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李锐也说过：“‘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纪录》，攻击彭德怀的信。

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组织的人马开始了对彭德怀的反击。

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彭德怀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怀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组织‘章罗同盟’。”

康生还私下向毛泽东进言：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康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此人在红军时期到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副团长，回国后先是搞地下工作，到延安后投向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整风”为名搞“抢救运动”，为清洗毛泽东的反对派立下汗马功劳。整风运动一完结，此人就官升数级，“七大”时飚升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党内斗争稍为平和一点的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八年，此人无所事事。现在彭德怀竟敢公开向毛泽东提意见，正好派上用场。康生文革时受重用，官升中共三把手，毛死前善终，但毛死后被掘墓批判。

柯庆施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有很多刺，都是针对毛主席的，这封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的，写信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纲领，要拉队伍夺毛主席的权。”

柯庆施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是中共要人中唯一见到过列宁的人。此人长期以来搞地下工作，与毛泽东渊源不深，抗战期间到延安后深得毛泽东信任。在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此人提出了一句名言：“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程度；服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程度。”“大跃进”一词的发明人就是柯庆施。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柯庆施上庐山前因搞不清毛泽东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因而同时准备了“反左”、“反右”两份材料。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发出后，此公意识到毛泽东是要“反右”了，立即派秘书火速下山拿早已准备好的“反右”材料。因反彭保驾有功，一九六O年底，此人也升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在文革前因病而死。

李井泉在小组会上说：“彭德怀信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就是说前一段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要更换领导。”李井泉的推理大概是根据共产党内几十年路线斗争的经验而来的，倒是一语中的。

李井泉此人资历不深，凭着对毛泽东的步步紧跟，爬上了四川省委书记的宝座。他讲这话时，几千万四川人民正在生死线上挣扎，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反彭有功，博得毛泽东的青睐。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随后李井泉在四川制造出饿死农民一千三百万以上史上最大惨剧！李井泉文革中成毛泽东打倒对象，据说除他以外，其子、老婆被造反派斗死。

陶铸在小组会上就彭德怀的信发言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

陶铸在红军时期长期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抗战开始后因国共合作而释放。抗战后在林彪的四野担任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深得林彪的信任。共党开国后又主政广东省，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得力管理人才。但此人又是一个会看上司脸色行事的人物，在大跃进中是一个最会吹牛皮的省委书记之一。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陶铸文革中突然被毛泽东提拔为第四把手，但因倒刘不力，又突然被毛泽东打倒关押，因癌症死在监狱。

贺龙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产生的，既然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我记得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贺龙军事才能平平，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战功不大，抗战后的国共争霸战刚一开战就在大同被傅作义打了个一败涂地。从此就很少指挥过战斗。毛泽东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因其有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资历而被封为元帅。对毛泽东怀有感激之情。现在而今眼目下彭德怀得罪了毛泽东，且不管是非如何，先报恩要紧。贺龙在彭德怀倒台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革初被打倒贺龙关押。在关押中批斗而死！

此次反彭德怀几个大将，除柯庆施外，没一个善终的！ 

以上几人对彭德怀进行攻击，但附和者甚少，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支持，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大会一致呼声是反“左”。

黄克诚被召上山后，彭德怀将写信一事告诉他，并将信给黄看。黄克诚虽指出写得不好，有刺，信有问题，漏洞很多。但对彭表示支持。七月十九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同意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并对前段时间会议记录中提出的缺点补充了三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过大。认为造成了三大不好影响：一、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对于人民公社黄克诚说：“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来说搞了好，从短期来说不搞更主动一些。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生命力的武器，缺少了就减少了生命力。”黄克诚口气虽缓和，其立场、态度却是非常鲜明地对彭德怀表示支持。

同一天周小舟在小组会上发言，在肯定了总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以后，强调“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关于得失他说：“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总的来说，是得大于失。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湖南去年建了五万个土高炉，有两万外炉子根本没生火。某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我看只有失，无所得。”“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彭总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刮共产风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发言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破例打电话给张闻天，向张透露了毛泽东要整彭德怀的意图，并提醒他在发言时少讲、不要讲大跃进、大炼钢铁问题。胡乔木没有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敢向张闻天透露整彭实情的。毛泽东也并不希望当年大度“禅让”的前总书记卷入这一政治旋涡。但张闻天对此并没理会。还是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张闻天的发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说：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首先是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上去，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一九五九年粮食指标规定10500亿斤也造成损失。”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使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还造成了不好的风气，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

“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程度，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但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

“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要正确处理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党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问题是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缺点讲透很必要。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谦虚一点有好处，许多事情要等时间来证明，现在不要吹。”

张闻天这最后一段文字是在批评毛泽东为恶化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了对彭德怀观点的支持。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对于得失的看法，他讲的是局部问题，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它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

……张闻天不愧是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风云人物，其发言在所有与会者中是最具标准的马列主义水准。对于张闻天的发言，苏晓康先生在《乌托邦祭》一书中对其的评价：

“立论恢宏，高屋建瓴，绵针细密，逻辑严谨，明快尖锐，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各种危机和党内直至最高权威存在的问题，直刺要害，入木三分，不啻是那个热昏、迷狂、愚昧年代里的一篇理性与科学宣言。”

“是一篇充满着清醒的理性科学的批评精神檄文。它象闪电似的只在庐山的夏日雾中爆燃一亮，它的巨大穿透力仍然跨越历史尘埃，至今还灼炀的透亮的令人汗颜。它被粗暴地扼杀，恰好化为那个时代荒谬和愚昧的一根耻辱柱！”

面对几十年共事的战友们的劝告、批评、进谏，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大区负责人）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着头皮顶住。”“要印发《阿Q正传》使大家受到启发，不要象阿Q一样自己的缺点、毛病动不得，一触即跳。”

就在张闻天发言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夜，毛泽东彻夜未眠，在庐山上锅炉房后院竹林里一个劲地狠劲抽烟，一支接一支。此时他到底想了些什么？也许他想过：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立即全面纠左。但这么一来，不是自己承认错误了吗？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们一旦承认自己错了，就会离开最高权力中心，随后是逐步遭贬斥，最后默默无闻。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也许他想到遵义会议前夕，红军被李德、博古的指挥几乎弄到了山穷水尽、全军覆没的地步，是我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秘密串联，终于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夺得了指挥权。今天，我毛泽东也把中国弄了个一团糟，而彭、张等人的活动莫非会是遵义会议前历史的重演？莫非这次庐山会议会成为当年遵义会议的翻版？莫非彭、张等人想取我而代之？也许他想过彭、张等人并无取我老毛而代之的意思，然彭的小组发言及信件大大有损于我毛泽东的威信。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将我毛泽东驳得哑口无言，这次若容忍了他们，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以后还会有多次，这次若对彭、张等人姑息迁就，今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们有恃无恐地对我进行批评，这样下去我毛泽东的威信何在？这江山还能坐稳吗？

也许他想得更多的是我毛泽东熟读史书，岂有不知权力的宝贵？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历史。为了这权力，父子，兄弟都可以置于死地，难道我毛泽东还不敢置你彭、张于死地！？千古历史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称孤道寡，败者祸灭九族，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我毛泽东当年曾饱尝过在共产党内无权无势的滋味，为了今日的权力，历尽了千难万险，今日岂能轻易拱手将权力交出！我毛泽东乃是当今中国，不！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窥天下之势，舍我其谁！天下者、毛泽东的天下也；国家者、毛泽东的国家也！国家兴衰成败；人民的生死存亡乃是我毛泽东的私事，与你彭德怀、张闻天何干！反正我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这江山也传不下去了，搞烂就搞烂，与你何相干！

毛泽东经过紧张、焦灼、痛苦的深思熟虑后，于深夜十二点钟将吃了许多安眠药的、昏昏沉沉睡去的刘少奇强行召至美庐“毛公馆”，当晚二人密谈了三个多小时。毛、刘二人谈了些什么？史书上无一字记载，现场也无人记录，没有录音。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黄、张、周等人的下场；中国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悲惨命运就这样决定于毛泽东、刘少奇二人的三个多小时密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