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章：知識分子鑽進毛澤東口袋陣（二）

其它知名的大右派也簡單介紹一下。

無黨派人士張奚若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四日兩次發言，批評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並細細加以論述。

一是“好大喜功”。“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麼事都喜歡‘大’，一為形勢要大，一為組織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為突出，最受人喜歡。”“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氣一點說是由於‘幼稚’，比如小孩要蘋果總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結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

“一切要速成，要快。說什麼向科學進軍，大學畢業幾年以後，可以考副博士等等。做學問的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楊振寧、李政道推翻了‘宇宙守恆定律’，轟動了全世界，揚振寧有很好的數學基礎，大學畢業也已經十幾年了，而且畢業十幾年的大學生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此。我說治學是要投資的給一批人時間，叫他們去研究，可能這批人中間只有少數能真正有所貢獻，有些人會變成書呆子，但不要緊，六億人口出幾個書呆子有什麼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辦，儘可能在第三個五年計劃辦。”

三是“鄙視既往”。

“歷史是一步一步繼承下來的。每個社會都要繼承前一階段的東西。當然，這幾年來‘鄙視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變。但還很嚴重。好像是什麼東西都是解放以後算起，以前什麼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馬克思出生之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趙子昂的畫，李白、杜甫的詩。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蘇聯文化界紀念了司馬遷，我們卻沒有重視這些。”

四是“迷信將來”。

“我們都知道，五十年以後一定比現在好……將來有的發展，有的停滯，有的後退，有的消滅。而發展也有不平衡。……將來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紅皂白，事無巨細，都好。對將來不能有機械的看法。”

張奚若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政法大學、中國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

共產黨在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張奚若投向了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六月，張奚若在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建議共產黨中國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一致通過。一九四九年九月，張奚若作為無黨派人士代表，出席了共產黨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一九五四年，張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長。後任中國外交學會會長。

毛澤東看了張奚若的“四大偏差”後，憤憤然說：“好大喜功，何錯之有？我們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

糧食部長、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五月三十一日發言說：

“一九五六年初發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高潮。工商業家敲鑼打鼓歡迎社會主義，……這樣，很自然在工商業家的心目中他們在五反鬥爭中所理解的兩面性是一去不復返了。他們說，作為一個階級來說，難道它還會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難道還會重施五毒？”

“教條主義的特點就是籠統，就是不掌握客觀形勢的發展，就是不願深入理解群眾的思想情況。他們在那以後繼續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資產階級仍有兩面性，這不能不使工商業家聽了之後驚心動魄，這對充分發揮工商業家的積極性的方針不能不起到嚴重的副作用。”

“階級最後必須消滅。但人是可以改造的。從這點來看，階級本質與人的階級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條主義者是不善於分析的，他們機械地把這兩者等同起來了：資產階級的本質――‘剝削’的確是人娘胎裡帶出來的。……剝削的本質真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難道曾經有從娘胎里出來就一定要當資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話，那麼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的。教條主義者成了算命先生的老師，硬說資本家的改造是階級本質或階級本能的改變。……”

“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麼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做不到這一點。”

“我曾經這樣想，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為資本主義已經肯定不以在我國復辟，而官僚主義隨時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復辟，在資本主義當中，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產、經營上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官僚主義則是一無是處的糟粕。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加上了官僚主義效率反而不如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理由。”

章乃器對國營企業的批評，正是幾十年後國營企業在改革中力求克服的弊病。當年卻是在“反社會主義”。

章乃器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他最早出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一同被捕。人稱“七君子”。

一九三八年，章乃器任安徽財政廳長時，竟以換取統一稅稅收的名義，每月補助共產黨的新四軍三萬元。可算是國民政府內最早通共的人士。

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秘密派遣陳鈞會見章乃器，請章乃器出面，聯絡工商界人士，組織親共政治團體。因此才有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章乃器參加了共產黨的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政協常委、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銘樞致信毛澤東，後來揭發時透露出了部分內容：

“毛澤東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

“毛澤東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毛澤東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品格與能力的遴選，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

“毛澤東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

陳銘樞的發言直擊毛澤東個性、品德、治國能力的卑劣方面，難怪為毛澤東所不容。

陳銘樞早年加入同盟會，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副軍長。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軍總司令。一九三三年與李濟深一起反蔣，組織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逃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參與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反對蔣介石。從此走上親共的道路。共產黨建國後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交通部長。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竑說：

“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

“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領，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全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黃紹竑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政大員，當過國民黨的省主席、國民革命軍軍長、國民政府內政部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出任國民黨和談代表，和談破裂後，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此次成為大右派，不知心中有何感受？

最刺激共產黨的“右派言論”當是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奇的發言了：

“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質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

“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裡去了呢？被幹部們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產党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反對他們。日本來的時候老百姓還不是照樣歡迎，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看匯報多少，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為是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拆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  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葛佩奇曾經是中共領導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時的北京大學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長期在國民黨內從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發言，是因為在其從事地下工作期間，中共地下黨被破壞，與葛佩奇進行聯繫的李年被捕，其黨籍後來始終不被共產黨承認。中共坐上天下後，葛佩奇未象其他共產黨人那樣從共產黨的天下里得到一點好處，因此怨氣極大。才有如此激烈言辭。三十七年後，中共終於承認其當年的老共產黨人資格，對當年為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業績也給以表彰，對當年的反共言論也表示了諒解。其實所有“右派”們的言論，也只有葛佩奇的發言最具“反共”色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發表了四點反蘇言論：

一、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

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

三、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

四、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龍雲所言完全正確，沒有一點錯！ 

龍雲是彝族人，一八八七年生於雲南昭通。自一九二七年起執掌雲南軍政大權，擔任過雲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成為割據一方的“雲南王”。

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蔣介石為解決地方政府對抗中央政府的問題，以武力迫使“雲南王”離開雲南，就任南京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對蔣委員長心懷不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龍雲眼見蔣介石大勢已去，萌生改換門庭之念，從南京逃往香港，參加了親中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終於討到一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紗帽。

還有一個比較著名的“六六六事件”，即“六月六日這天章伯鈞召開了北京六教授會議”。

這六教授是曾照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還邀了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閔剛侯。

會議的內容據與會者、民盟中央常委閔侯剛的“揭發”：

會議一開始，章伯鈞說“現在學校的情況十分嚴重，請大家來研究並考慮民盟在運動中應該怎樣工作”。

曾照掄說：“今天學生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一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因為今天群眾對黨也是不滿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

費孝通說：“當然要收也容易，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鈞說：“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一個是中國的毛公繼續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人士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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