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章：知识分子钻进毛泽东口袋阵（二）

其它知名的大右派也简单介绍一下。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四日两次发言，批评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细细加以论述。

一是“好大喜功”。“某些人在工作中好大喜功，什么事都喜欢‘大’，一为形势要大，一为组织要大。其中又以形式要大为突出，最受人喜欢。”“好大喜功的原因，客气一点说是由于‘幼稚’，比如小孩要苹果总是要大的，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大的结果必然粗糙。”

二是“急功近利”。

“一切要速成，要快。说什么向科学进军，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可以考副博士等等。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杨振宁、李政道推翻了‘宇宙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扬振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大学毕业也已经十几年了，而且毕业十几年的大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说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可能这批人中间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有些人会变成书呆子，但不要紧，六亿人口出几个书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有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办，尽可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办。”

三是“鄙视既往”。

“历史是一步一步继承下来的。每个社会都要继承前一阶段的东西。当然，这几年来‘鄙视既往’的偏差有了很大改变。但还很严重。好像是什么东西都是解放以后算起，以前什么都是封建，在打倒之列。好像马克思出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赵子昂的画，李白、杜甫的诗。等等都是封建。倒是苏联文化界纪念了司马迁，我们却没有重视这些。”

四是“迷信将来”。

“我们都知道，五十年以后一定比现在好……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将来是好，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好。对将来不能有机械的看法。”

张奚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

共产党在军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张奚若投向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六月，张奚若在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建议共产党中国国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一致通过。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一九五四年，张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

毛泽东看了张奚若的“四大偏差”后，愤愤然说：“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粮食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五月三十一日发言说：

“一九五六年初发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这样，很自然在工商业家的心目中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说，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难道它还会不革命以至反革命？难道还会重施五毒？”

“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笼统，就是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不愿深入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他们在那以后继续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副作用。”

“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人娘胎里带出来的。……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算命先生排八字排出的。教条主义者成了算命先生的老师，硬说资本家的改造是阶级本质或阶级本能的改变。……”

“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以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章乃器对国营企业的批评，正是几十年后国营企业在改革中力求克服的弊病。当年却是在“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他最早出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一同被捕。人称“七君子”。

一九三八年，章乃器任安徽财政厅长时，竟以换取统一税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共产党的新四军三万元。可算是国民政府内最早通共的人士。

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秘密派遣陈钧会见章乃器，请章乃器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织亲共政治团体。因此才有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章乃器参加了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铭枢致信毛泽东，后来揭发时透露出了部分内容：

“毛泽东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毛泽东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毛泽东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品格与能力的遴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

“毛泽东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

陈铭枢的发言直击毛泽东个性、品德、治国能力的卑劣方面，难怪为毛泽东所不容。

陈铭枢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军总司令。一九三三年与李济深一起反蒋，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逃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反对蒋介石。从此走上亲共的道路。共产党建国后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交通部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黄绍竑说：

“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领，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全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黄绍竑曾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当过国民党的省主席、国民革命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背叛国民党，投靠共产党。此次成为大右派，不知心中有何感受？

最刺激共产党的“右派言论”当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奇的发言了：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质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哪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拆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  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葛佩奇曾经是中共领导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之所以有如此激烈的发言，是因为在其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中共地下党被破坏，与葛佩奇进行联系的李年被捕，其党籍后来始终不被共产党承认。中共坐上天下后，葛佩奇未象其他共产党人那样从共产党的天下里得到一点好处，因此怨气极大。才有如此激烈言辞。三十七年后，中共终于承认其当年的老共产党人资格，对当年为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所建立的业绩也给以表彰，对当年的反共言论也表示了谅解。其实所有“右派”们的言论，也只有葛佩奇的发言最具“反共”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发表了四点反苏言论：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三、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龙云所言完全正确，没有一点错！ 

龙云是彝族人，一八八七年生于云南昭通。自一九二七年起执掌云南军政大权，担任过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为割据一方的“云南王”。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为解决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问题，以武力迫使“云南王”离开云南，就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对蒋委员长心怀不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龙云眼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萌生改换门庭之念，从南京逃往香港，参加了亲中共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于讨到一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纱帽。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六六六事件”，即“六月六日这天章伯钧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

这六教授是曾照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还邀了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以及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

会议的内容据与会者、民盟中央常委闵侯刚的“揭发”：

会议一开始，章伯钧说“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曾照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

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续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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