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章：按捺不住毛泽东亮出整刘意图

毛泽东想借抓阶级斗争而抓住刘少奇把柄将他置于死地，那知刘少奇却处处迎合毛泽东，甚至比毛泽东更左。毛泽东一时还没机会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此事一拖就是两年多。直到一九六四的底，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开始发作出来。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组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运动”，但迟迟不见动静，中共大员们居然对毛泽东胡乱治国手法不理不采。毛泽东气在心头，又无可奈何。刘少奇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说：“现在的社教运动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了，得学会秘密串连扎根。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刘少奇这么一说，中共大小官员们纷纷下去搞调查了。

中央机关的人只听刘少奇的，而不听我毛泽东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底听一个工作汇报时无可奈何的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此次会前，邓小平曾劝毛泽东道：“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也许邓小平对毛泽东一天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斗争感到反感，想的是：这次你老就别来哪，大家都省点心。

这次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还没露面就结束了。会后毛泽东夫人江青请参加了会议的陶铸及其夫人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话的么！”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当即发出了命令。

已经结束的会议还要重开！毛泽东到底想做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在重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中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插话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是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在统一战线。”

“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作手不行。……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插话：“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少奇插话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毛泽东一句话宣判了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刑。“文革”一来，毛泽东的红卫兵们根据毛泽东这一句话就将张霖之活活打死！

毛泽东对邓小平阻拦他开会已是极为不满，刘少奇再插话毛泽东能不愤怒？在共产党的各级会议上只有上级在下级发言时可以屡次插话，以表示上级的水平比下级高，权威比下级大。

毛泽东讲话，刘少奇插话毛没发作的情况只有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对刘的插话怒气难消，几天后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更有充分表演。据《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载：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柯庆施未到场，或许生病。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他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 ：“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七十一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到来。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有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常人。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其他人都默不做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疹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毛泽东的怒气还没消。两天后，毛泽东又来到会场，手拿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最后这几句话份量最重：“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对于毛泽东这翻话叶永烈先生评价说就象毛泽东穿花裙子一样可笑。理由是：毛泽东一生做事都如同他自己对美国人斯诺所说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只此一次想起了要依法办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都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成阶下囚的。毛泽东为什么就没想过他们也有一个公民和党员的权力呢？叶先生的比喻十分形象、生动。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刘少奇只有隐忍退让，默不做声。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毛泽东就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不点名地把矛头对准刘少奇：“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烦琐哲学。”刘少奇对此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泽东一反以往对刘少奇搞“四清”运动做法的支持，对刘少奇搞的“四清”来了个彻底的否定：“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有则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负责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说：“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三个月，九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许世友将军马上信誓旦旦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马上带兵北伐。”

大会小会上批了刘少奇后，又把刘少奇在此会议前半段时间主持起草的、毛泽东亲自批示了“照发”的中共中央八十一号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即十七条）全部收回，作了重大修改，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题重新下发。重新修订后的《二十三条》彻底否定了前段时间在全国推广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加进了毛泽东严历批评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一些看法的内容，更出现一些以前所没有的尖锐提法：“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的在社、区、县、地，甚至有的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人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自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到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发了《二十三条》后终于结束了。这次原本仅几天的会议，由于邓小平没“邀请”毛泽东出席，因而散了的会又重新开始，而且开了近一个月之久，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次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是一次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以前毛泽东天天讲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中国会出赫鲁晓夫等等，人们并不以为然，连刘少奇都认为这样的危险来自于下面，是社会基础方面。现在毛泽东已经公开挑出了与刘少奇的矛盾，并说出了“中央有资本主义派”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再明白不过的语言。遗憾的是当时中共高层除毛泽东外的人不知是不懂还是装着不懂，拟或是不愿朝这方面去想，只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作为一般的问题来看待。不但刘少奇没搞懂，当时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们都没品出其中的味道，无人加以附和。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劝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刘少奇的“得意门生”安子文受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向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刘少奇也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接受其他常委们的批评。中共上层人士的劝告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问题一样简单。毛泽东喊整彭德怀，大家可以不要真理，不顾脸面地往老彭身上泼脏水，但毛泽东此时喊整刘少奇，有几人拉得下这个脸，忍得下这个心？在众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令人畏惧，但治国的确无方，刘少奇宽容理智，修养好，治理国家也比老毛行。在两人之中真还不好选择得。只好劝他二人“和为贵”，相安无事更好。

中央的要人们不解毛泽东的“风花雪月之情”，这不由得令毛泽东大失所望。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毛泽东再也没有公开地指责刘少奇如何如何，而是在暗地里支持康生，江青姚文元四处煽风点火进行倒刘的各种准备工作，积蓄力量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