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章：毛澤東下令讓民主黨派窩裡鬥 毛澤東接二連三地部署反右鬥爭，令人驚奇的是反右的先鋒們不是有着共產黨員頭銜的共產黨頭面人物，而是各民主黨派內的親共人士。這也難怪，一方面這是毛澤東的英明部署：用高官厚祿收買民主人士，讓他們先出面對右派進行批鬥，給世人一個“右派們眾叛親離”的印象，另一方面又是一些沒骨氣的民主人士賣身投靠，幻想用同志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 就在毛澤東的《這是為什麼》一文發表的第二天，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員的吳晗就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座談會上將矛頭對準了日後被毛澤東欽定為中國右派前三名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 “我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完全不同意。因為他們的意見是離開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方向的。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於不正確的意見，應該展開反批評。一切違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都是錯誤的。” “章伯鈞主張另搞一個政治設計院，是否不同意憲法？” “羅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機構，就是不信任黨的領導。” “儲安平‘黨天下’的論調是惡毒的誣衊。” 在反右運動剛一開始，吳晗的目標就直指日後的三大右派頭目，並抓住了共產黨所說的“要害”問題。以吳先生的政治眼光是達不到如此水準的，莫非他與盧郁文一樣是受人指使？ 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發表後。吳晗先生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又高呼“我憤恨，我控訴”的激烈口號，上台作了《控訴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活動》的長篇發言：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變為‘章羅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實際是美國式的國家。他們的言論行動是破壞民盟盟章的，是違反憲法的，是反對全國人民的，也是反對民盟的多數盟員的。我憤恨，我控訴！” …… 吳晗的批判，使用的是共產黨貫用的空洞言辭、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指鹿為馬、憤怒語氣、慷慨激昂的手法，自然獲得了毛澤東的首肯。時隔不久，吳晗先生如願以償，被毛澤東賜給一北京市副市長的頂帶花翎。 然好景不長，八年後，毛澤東為搞掉劉少奇煞費苦心地尋找突破口時，竟把吳晗先生奉毛澤東之命所寫的《海瑞罷官》看中了，毛澤東在對《海瑞罷官》大加讚揚後，密令姚文元在上海泡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吹響了文革的衝鋒號，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共產黨內部政治大迫害拉開了幃幕，毛澤東用吳晗先生的人頭血祭“文革”戰旗。吳晗先生及其女兒和全家人竟慘死於文革。其下場竟比今日吳晗先生猛批的“右派”們更慘！ 民盟中央副主席、抗戰前的著名愛國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對儲安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我作為民盟負責人，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 史良女士作為抗戰前呼籲國民黨政府抗日並實行廣泛民主、自由的七君子之一，她沒有屈服於國民黨的獨裁和專制，但在比國民黨的獨裁專制厲害一萬倍的共產黨獨裁專制面前卻大唱讚歌，並充當極不光彩的打手角色，莫非她是被毛澤東的高官厚祿所收買？看來“為所謂的勞什子主義奮鬥”是假，為金錢、官位、名譽奮鬥是真。” 民盟人士鄧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題目是《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說章伯鈞的“反共是由來己久的”。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參加過第三黨，這就是現在的農工民主黨。但是不到一個月，我就退了出了，而且跟章伯鈞也斷絕了朋友關係，理由是因為他反共。” “在香港的時候，（抗戰時期）他曾以把我看作是他最討厭的一個人，因為我說話常常擊中他反共的要害。” “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大陸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鈞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興，我以為他一定在徹底改正他的錯誤了，不料他又想趁黨的整風機會來反共，來煽動人心一致起來反共，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鄧初民的發言，如同一威力巨大的重磅炮彈，擊中章伯鈞。既然章伯鈞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了，那麼今日成為“右派”就是與他幾十年反共歷史一脈相承的。 被毛澤東點名的“能幹的女將”、羅隆基十多年最親密的女友、國民黨時代知名記者，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夫人的二姐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整風小組會上面對過去同志的嚴厲批判，雖對羅隆基進行了辯護，但又怎能抵擋得住鋪天蓋地的聲討浪潮？更何況她是毛澤東欽定的右派要犯。在一片聲討聲中，她也翻出羅隆基過去十年中寫給她的私人信件，揭發羅隆基的“罪行”。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反胡風”時所採用的手法。請看當時中共報紙對此的報道： 浦熙修在會上宣讀了一些羅隆基給她的信，羅隆基在信中透露了集體生活的厭恨心情：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羅給浦的信中說：“在一個集體社會中，這般一切被動，叫生活真乏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說：“生活已機化，只有積極、毫無創造，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與日月爭光，死只得與日月同朽，太可憐了。”…… 浦熙修揭發道： “羅隆基說要‘做社會主義的官，過資產階級的生活。’” 浦熙修表示要跟羅隆基劃清界線： “我要共產黨，他們不要共產黨，我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麼還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因此我必須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右派分子劃清界限，站穩立場，投入戰鬥。這場鬥爭對我來說是一個考驗，我相信經受得住這個考驗。” 浦熙修在沉重的壓力之下的揭發，很難說與其妹妹浦安修、妹夫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身份無關。但浦熙修作了這樣的揭發，也難逃劃入大右派的厄運。毛澤東並未因她是彭德懷的親戚而網開一面。 浦熙修公布羅給她的私人信件，並以此為揭發的武器，這對羅隆基來說不啻是最沉重的一擊。羅雖然進行了一些駁斥，但由於浦與羅的關係，且是“有書為證”，誰又不相信浦的揭發呢？浦熙修一系列的揭發使羅隆基心如刀絞！ 浦熙修揭發羅隆基有功，成為最早的“揭帽右派”。文革時期的一九七○年患癌症去世，終年六十歲。 就在羅隆基“十年來最親密的朋友”浦熙修挺身而出揭發羅隆基時，羅隆基的機要秘書邵慈雲、和森林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趙文壁又揭竿而起，對羅隆基進行毫不留情的揭發： 反右之初，趙文壁還為羅進行了辯護。但共產黨製造的強大政治壓力使趙終於反戈一擊了，按共產黨的要求，對羅進行揭發批判。為此《人民日報》發表報導： 《章羅罪惡聯盟是有形的 羅隆基親信人物趙文壁提出事實證明》 據趙文壁揭露，羅隆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是十分仇視的；羅隆基處心積慮地企圖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的反共集團並不是“無形”的，而是有形的；羅隆基說他同章伯鈞沒有結成聯盟，趙文壁證明章伯鈞和羅隆基不僅有聯盟，而且章羅兩人“拉得很緊” 。 …… 趙文壁接着談到“章羅聯盟”的事。趙文壁說，他到北京後，曾問羅是否要他搞民盟的工作，羅說：“不，現在形勢變了，我和伯鈞很要好。”羅說：“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會放鬆你嗎？你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吳晗搞的獨立王國，也不會放你進去的。” …… 趙文壁還揭露羅隆基惡毒地誣衊肅反運動，關於胡風問題，羅隆基曾說：“胡風問題搞糟了，得罪了三百萬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羅隆基還誣衊說：“北京好得多，下面弄得糟，有些單位為了要湊足百分之五的數目，在肅反問題上搞出很多偏差，所以要平反。” 《人民日報》另一篇報道： 《邵慈雲繼續揭露羅隆基 一副陰險毒辣的面孔 干着不可告人的勾當》 邵慈雲說：羅隆基一回國就表示自己問題不大，不過是個“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們。所以他沒有打算交代自己的問題，更沒有打算揭發其他右派分子，特別對章伯鈞有意照顧，他對我說：“葉篤義叫我揭發章伯鈞，我揭他幹什麼？我知道也不多。”又說：“我弟弟（羅兆麟）告訴我，不要把人牽扯太多，這話也對，我牽扯別人，別人倒過來揭發我更多。” 關於儲安平黨天下問題，邵慈雲的揭發是這樣： 羅隆基回國以後，曾絕口否認他看過儲安平“黨天下”的發言稿，但他沒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組會上又給他抖了出來。六月二十七日，他神色緊張地對我說：“關於儲安平發言稿問題，有人已經相信我沒有看過，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組會上說我親口對他講我看過，誰不知道潘與我的關係，這事真傷腦筋。”我反問他一句：“就是看了發言稿，交待不就行了嗎”。他連忙說：“那還了得，沒看稿子只不過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組織有行動，豈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懷疑我與章、儲有組織，我怎麼能承認……”利用我去幫他與潘大逵訂立攻守同盟，他對我說：“這事必須潘在四川小組會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談。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橋飯店，愛人也來了，他不是你的老師嗎？你同他談很方便的。”繼而又笑笑說：“你和他愛人熟不熟，先找他愛人談更好……”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對陳銘樞大張撻伐： 陳銘樞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划進行反動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為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反掉社會主義，制定了一套全面向党進攻的綱領；妄圖削弱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他誣衊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妄圖資本主義復辟；他誣衊人民民主專政，妄圖反革命統治捲土重來；他誣衊民主集中制，妄圖實行資產階級所謂“民主”；他辱罵與黨靠攏的黨外人士和極力挑撥黨與非黨的關係，妄圖分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反對蘇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毀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公然以為中國之大，只有陳銘樞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團才是正氣好人，共產黨應該退出領導地位，讓陳銘樞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長，伸到四方八面，全國若乾重要城市，幾乎都有他的爪牙。 …… 以上任何一條罪名若能成立，陳銘樞都是死罪！ 李濟深嚴歷批判黃紹閎： 現在大量事實更足以證明：黃紹閎是一個有綱領，有計划進行陰謀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的綱領，旨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衊“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是“造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妄圖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誣衊我國“無法可依”，對反革命分子鎮壓過多過火了，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他誣衊“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這是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把我們各方面工作描寫成一團漆黑，妄圖抹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績，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的綱領，實質上，是要使反動政權復辟的。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熊克武以《譚惕吾是右派向党進攻的急先鋒》為題對譚惕吾進行揭發批判。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朱蘊山等多人又對過去的同志、今日的右派進行義正辭嚴的批判。 在其他民主黨派內的“右派”們也遭到過去的親密同志的嚴厲批判。各民主黨派內部的批鬥聲一浪高過一浪。 毛澤東在整個反右運動中幾乎不費一點精神，就讓民主黨派自己從內部將毛澤東認為是“階級敵人”的“右派”們全部搞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