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六章：毛泽东下令让民主党派窝里斗 毛泽东接二连三地部署反右斗争，令人惊奇的是反右的先锋们不是有着共产党员头衔的共产党头面人物，而是各民主党派内的亲共人士。这也难怪，一方面这是毛泽东的英明部署：用高官厚禄收买民主人士，让他们先出面对右派进行批斗，给世人一个“右派们众叛亲离”的印象，另一方面又是一些没骨气的民主人士卖身投靠，幻想用同志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就在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一文发表的第二天，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的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将矛头对准了日后被毛泽东钦定为中国右派前三名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在反右运动刚一开始，吴晗的目标就直指日后的三大右派头目，并抓住了共产党所说的“要害”问题。以吴先生的政治眼光是达不到如此水准的，莫非他与卢郁文一样是受人指使？ 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发表后。吴晗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高呼“我愤恨，我控诉”的激烈口号，上台作了《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的罪恶活动》的长篇发言：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 吴晗的批判，使用的是共产党贯用的空洞言辞、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指鹿为马、愤怒语气、慷慨激昂的手法，自然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时隔不久，吴晗先生如愿以偿，被毛泽东赐给一北京市副市长的顶带花翎。 然好景不长，八年后，毛泽东为搞掉刘少奇煞费苦心地寻找突破口时，竟把吴晗先生奉毛泽东之命所写的《海瑞罢官》看中了，毛泽东在对《海瑞罢官》大加赞扬后，密令姚文元在上海泡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冲锋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共产党内部政治大迫害拉开了帏幕，毛泽东用吴晗先生的人头血祭“文革”战旗。吴晗先生及其女儿和全家人竟惨死于文革。其下场竟比今日吴晗先生猛批的“右派”们更惨！ 民盟中央副主席、抗战前的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对储安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我作为民盟负责人，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史良女士作为抗战前呼吁国民党政府抗日并实行广泛民主、自由的七君子之一，她没有屈服于国民党的独裁和专制，但在比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厉害一万倍的共产党独裁专制面前却大唱赞歌，并充当极不光彩的打手角色，莫非她是被毛泽东的高官厚禄所收买？看来“为所谓的劳什子主义奋斗”是假，为金钱、官位、名誉奋斗是真。” 民盟人士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题目是《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说章伯钧的“反共是由来己久的”。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了出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是因为他反共。” “在香港的时候，（抗战时期）他曾以把我看作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 “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趁党的整风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邓初民的发言，如同一威力巨大的重磅炮弹，击中章伯钧。既然章伯钧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了，那么今日成为“右派”就是与他几十年反共历史一脉相承的。 被毛泽东点名的“能干的女将”、罗隆基十多年最亲密的女友、国民党时代知名记者，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夫人的二姐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整风小组会上面对过去同志的严厉批判，虽对罗隆基进行了辩护，但又怎能抵挡得住铺天盖地的声讨浪潮？更何况她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要犯。在一片声讨声中，她也翻出罗隆基过去十年中写给她的私人信件，揭发罗隆基的“罪行”。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反胡风”时所采用的手法。请看当时中共报纸对此的报道： 浦熙修在会上宣读了一些罗隆基给她的信，罗隆基在信中透露了集体生活的厌恨心情：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罗给浦的信中说：“在一个集体社会中，这般一切被动，叫生活真乏味”一九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说：“生活已机化，只有积极、毫无创造，这是我最大的缺憾。生不能与日月争光，死只得与日月同朽，太可怜了。”…… 浦熙修揭发道： “罗隆基说要‘做社会主义的官，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浦熙修表示要跟罗隆基划清界线： “我要共产党，他们不要共产党，我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因此我必须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站稳立场，投入战斗。这场斗争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相信经受得住这个考验。” 浦熙修在沉重的压力之下的揭发，很难说与其妹妹浦安修、妹夫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身份无关。但浦熙修作了这样的揭发，也难逃划入大右派的厄运。毛泽东并未因她是彭德怀的亲戚而网开一面。 浦熙修公布罗给她的私人信件，并以此为揭发的武器，这对罗隆基来说不啻是最沉重的一击。罗虽然进行了一些驳斥，但由于浦与罗的关系，且是“有书为证”，谁又不相信浦的揭发呢？浦熙修一系列的揭发使罗隆基心如刀绞！ 浦熙修揭发罗隆基有功，成为最早的“揭帽右派”。文革时期的一九七○年患癌症去世，终年六十岁。 就在罗隆基“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浦熙修挺身而出揭发罗隆基时，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慈云、和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赵文壁又揭竿而起，对罗隆基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 反右之初，赵文壁还为罗进行了辩护。但共产党制造的强大政治压力使赵终于反戈一击了，按共产党的要求，对罗进行揭发批判。为此《人民日报》发表报导： 《章罗罪恶联盟是有形的 罗隆基亲信人物赵文壁提出事实证明》 据赵文壁揭露，罗隆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十分仇视的；罗隆基处心积虑地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的反共集团并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罗隆基说他同章伯钧没有结成联盟，赵文壁证明章伯钧和罗隆基不仅有联盟，而且章罗两人“拉得很紧” 。 …… 赵文壁接着谈到“章罗联盟”的事。赵文壁说，他到北京后，曾问罗是否要他搞民盟的工作，罗说：“不，现在形势变了，我和伯钧很要好。”罗说：“你目前要搞民盟也不行，要到中央，史良会放松你吗？你要到北京市也不行，吴晗搞的独立王国，也不会放你进去的。” …… 赵文壁还揭露罗隆基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关于胡风问题，罗隆基曾说：“胡风问题搞糟了，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罗隆基还诬蔑说：“北京好得多，下面弄得糟，有些单位为了要凑足百分之五的数目，在肃反问题上搞出很多偏差，所以要平反。” 《人民日报》另一篇报道： 《邵慈云继续揭露罗隆基 一副阴险毒辣的面孔 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邵慈云说：罗隆基一回国就表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个“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们。所以他没有打算交代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打算揭发其他右派分子，特别对章伯钧有意照顾，他对我说：“叶笃义叫我揭发章伯钧，我揭他干什么？我知道也不多。”又说：“我弟弟（罗兆麟）告诉我，不要把人牵扯太多，这话也对，我牵扯别人，别人倒过来揭发我更多。” 关于储安平党天下问题，邵慈云的揭发是这样： 罗隆基回国以后，曾绝口否认他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但他没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组会上又给他抖了出来。六月二十七日，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关于储安平发言稿问题，有人已经相信我没有看过，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组会上说我亲口对他讲我看过，谁不知道潘与我的关系，这事真伤脑筋。”我反问他一句：“就是看了发言稿，交待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说：“那还了得，没看稿子只不过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组织有行动，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怀疑我与章、储有组织，我怎么能承认……”利用我去帮他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他对我说：“这事必须潘在四川小组会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谈。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桥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找他爱人谈更好……”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陈铭枢大张挞伐： 陈铭枢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反动活动的右派头子。他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掉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全面向党进攻的纲领；妄图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诬蔑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妄图资本主义复辟；他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妄图反革命统治卷土重来；他诬蔑民主集中制，妄图实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他辱骂与党靠拢的党外人士和极力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妄图分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反对苏联，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陈铭枢是张牙舞爪、丧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几乎逢人就咬，丑诋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丑诋党员、团员，甚至诋毁毛主席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公然以为中国之大，只有陈铭枢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团才是正气好人，共产党应该退出领导地位，让陈铭枢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长，伸到四方八面，全国若干重要城市，几乎都有他的爪牙。 …… 以上任何一条罪名若能成立，陈铭枢都是死罪！ 李济深严历批判黄绍闳： 现在大量事实更足以证明：黄绍闳是一个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是“造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我国“无法可依”，对反革命分子镇压过多过火了，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他诬蔑“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是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把我们各方面工作描写成一团漆黑，妄图抹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纲领，实质上，是要使反动政权复辟的。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以《谭惕吾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题对谭惕吾进行揭发批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朱蕴山等多人又对过去的同志、今日的右派进行义正辞严的批判。 在其他民主党派内的“右派”们也遭到过去的亲密同志的严厉批判。各民主党派内部的批斗声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在整个反右运动中几乎不费一点精神，就让民主党派自己从内部将毛泽东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右派”们全部搞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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