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毛泽东放诱饵、费孝通有警觉

为了在中国把阶级斗争“搞好”，毛泽东经过缜密的考虑，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其“引蛇出洞”的战略。达到把“阶级敌人”一网打尽的目的。早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抛出了最初的诱饵：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我们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决定在当时的中国并没引起多大的反响。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此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毛泽东两月前给黄炎培的一封信：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和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毛泽东这一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来一阵叫好声。当年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道：“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和风细雨的。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听毕，我和傅雷先生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应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知识分子巴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交给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这次讲话的基调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特别是这样两段话，使人们倍受振奋：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放，就是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毛泽东的三次讲话：

第一次讲话提出了方法――中共进行整风；

第二次讲话提出了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次讲话提出了措施――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中共整风。

三次讲话后，知识分子们还真有点不能自持了。然而胡风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中共当政几年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带给人们心中的疑虑，又岂是几次讲话所能消除的吗？此时知识分子们的心境可从当时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发表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可见一斑：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的，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有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是一上来就有点担心。……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再说的人似乎不少。”

费孝通此文道出了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的“鸣”、“放”的担忧：怕是一个圈套，怕共产党秋后算账。费孝通先生如此早就将毛泽东的“天机”泄露，难怪他日后会因此文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右派”！

毛泽东赤膊上阵，三次煽风点火想把知识分子们勾引出来。可费孝通却把毛泽东的心事一语点穿。全国上下都在议论着“天气”，蠢蠢欲动的知识分子们又望而却步。

毛泽东一计不成，眉头一皱，再生一计：看来这放还得先从党报开始，才有人上钩。

本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的喉舌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到中共的大局。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否在《人民日报》上大肆宣扬，作为《人民日报》总编邓拓是必须请示后才敢决定。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目的本是钓鱼，但时机不到是万万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相当一级的共产党高干。邓拓在没得到上司的明示前又岂敢在《人民日报》上随便乱“放”？毛泽东眼见知识分子不愿上钩，便把责任一鼓脑儿往《人民日报》上推，将其臭骂几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到《人民日报》社，向邓拓等报社要人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胡乔木表情严肃地念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尖锐批评：

“党报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胡乔木接着宣布成立报社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以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

邓拓被毛泽东猛击一巴掌后，如梦方醒。立即部署《人民日报》向“右”转。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随后《人民日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连续发表社论，大肆宣传毛泽东“放”的思想：

四月十三日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四月十七日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四月二十三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人民日报》社论被中共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各地报纸又大量发表“放”的社论。眨眼功夫，自由、民主的空气竟被营造出来，让世人目瞪口呆！

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于四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始进行整风。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又把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们请上天安门城楼并对他们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要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党就要行动起来。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有人讲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罢了，一根头发有没有无关紧要。其实这大错特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后边还连着一大片头皮呢，不可藐视哩！

毛泽东风趣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的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整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要主动找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毛泽东装出了一副永远不会整人的高姿态：“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毛泽东一席话，把在场的民主人士说得心里热乎乎的。既然毛泽东都再三地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其整风，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

知识分子们终于相信共产党让民主党派帮助整风是“诚心诚意”的了，毫无戒心地从“洞”里爬出来，钻进毛泽东早已布下的“口袋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