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章：全面武斗文化大革命走向疯狂！

自毛泽东于三月在北京组织十几万人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游行和四月林彪口授的中央军委十条颁布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再次发动起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们从林彪口授的《军委十条》中得到了某种暗示，认为此后解放军再也不会象二月份那样对打砸抢行为进行干预，同时也从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得知毛泽东严厉追查青海省赵永夫枪杀造反派的事。此后造反派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是肆无忌惮。重新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疯狂。

文革发起后，最初是成立所谓的群众造反组织，三、五个人就可以打个旗帜，号称某某兵团、某某部队，其名称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单位又奉命对一切组织免费提供活动经费。在成立造反组织的热潮中，一些无组织接收的人竟一个人也打出了“组织”的旗号造反。这些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又出现了一股砸组织的风潮：一些势单力薄的组织因观点的不同或者是一言不合，就会被一些人多势众的组织“砸掉”。这砸组织的方式倒也可笑：先是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辩论，说着说着，人多势众的一方就大喊另一派是“保皇派”并“勒今”其交出组织的公章和一切财物，如若不从，就被长时间的围攻漫骂，若再“负隅顽抗”，人多势众一方就派人轮番围攻辩论、漫骂，让你吃不成饭、睡不成觉，直到交出“组织的权力”——即公章为止。一个个小小的造反组织就这样被“砸掉”了。此时的辩论还有点“君子之争”，砸组织也只是触及灵魂而不触及皮肉。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兼并”，到一九六七年四、五、六月间就基本上只剩下你砸不烂我、我砸不烂你，你吃不了我、我吃不下你的两大派组织了。每个地方的两派组织又到外地去到处寻找“同盟军”，与一些全国有名的组织上挂下联。到后来，全国的造反派们又只剩下两大派：保派与革派。

一山不容二虎、一江不纳二龙。全中国有了两大派“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造反组织，双方就要比一比谁“最忠于毛泽东”。先是嘴上较劲，后是拳脚交加，开始武斗。最初的武斗与中国落后地方的村民们的械斗是一模一样，双方只是棍棒相向。到后来是以大刀、梭镖、钢钎为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全国从工厂到农村、从城市到乡镇，但只见钢钎、红樱枪乱舞，血肉横飞。争斗的双方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同一个口号，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从无此奇观。

但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一九六七年七月在武汉又发出了“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的指示！此话一出，全国有数十万、上百万人又死于文革之中的血腥武斗！

毛泽东这一指示出来后，军队又向各自认定的左派发枪发炮。两派之间的武斗升级为一场常规战争。两派群众在军队的支持下，全副武装，出动除飞机之外的坦克、军舰、高炮等各种现代化武器，进行空前规模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战争，我中华大地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武斗的双方为战胜对手，炸铁路、桥梁、毁工厂、学校……打得不可开交。当军队支持的一派武装战败后，军队干脆直接上阵助战。重庆武斗双方动用坦克，被击毁的坦克里面竟然是穿军装的共军！

当年造反派扛枪上战场时最爱唱的革命歌曲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全部词曲：

          造反的旗帜红殷殷，

          战友鲜红的血染成，血染成。

          为了保卫毛主席，

          敢跨火海上刀山。

          亲爱的战友啊请放心，

          革命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

          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

          踏着血迹向前进，踏着血迹向前进。

全中国出现这样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所乐于见到的。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到全国各地游览，面对全国全面的血腥内战，竟兴高采烈地对其随从人员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地方都是支持温和的保守派。而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的第三野战军大多数将军支持的是激进的造反派。这也可以理解：自己当年的顶头上司个个成了反党分子、走资派什么的，作为老部下若不赶快划清界限，就有被株连的危险。

在笔者的记忆中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是全国武斗最凶的两年，当时我在四川省荣昌县，十二、三岁的我亲眼目睹了荣昌县武斗的惨状：

坐落在荣昌县的畜牧兽医学校是学生们最早起来造反的地方，学生内部分为两派，多数是名为“反二、九”的激进造反派。六七年五月后两派从“文斗”变成了“武斗”，少数派在武斗中处于劣势，向荣昌县的“二、九派”求救，“二、九派”与原县政府关系密切，县武装部长张福五急召数万本县农民，人人手中是一丈余长的“钎担”（如同红樱枪）。“反二、九派”见势不妙，也向永荣矿务局的激进派“八一造反团”求救，“八一造反团”派出上万的煤矿工人，个个头戴矿工藤帽，手持钢钎，双方在学校附近激战，杀得血肉横飞。笔者年幼无知，不知惧怕，与几个同年的小朋友竟到现场观看！亲眼见一彪形大汉的农民一钎担刺进一个白发老工人的腹中，老工人的肠子当即流出，血流满地，大声呻吟，倒在地上。此农民还不解恨，复一枪刺下，老工人再无声息。这场武斗的结果是“二、九派”大获全胜。较短的钢钎斗不过农民长长的钎担。这永荣矿务局的“八一造反团”岂能善罢干休？永荣矿务局武装部长周连杞是“八一造反团”的头号人物，打开武装部的武器库，用小口径步枪装备出几百人的“部队”，几天后杀回畜牧校，只听得乒乒乓乓枪声大作，丈余长的“钎担”远不敌现代化的枪炮，上万“二、九派”农民军瞬间作鸟兽散。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边“二、九派”的县武装部长张福五见造反派竟敢用真枪，也将武器发出，双方以学校附近的施济桥下的赖溪河为界，隔河武装对峙。笔者住家就在施济桥边，房后一小山包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永荣局造反派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在山上，激烈的枪战持续三天三夜。吓得一家人从早到晚躲身于床脚下。幸亏当时武斗双方都没有用火炮，否则笔者一家早见阎王去了。武斗结束后，笔者爬上小山包，只见成堆的子弹壳，还有几大滩殷红的鲜血……。

据说永荣矿务局武装部长周连杞与荣昌县武装部长张福五在朝鲜战场上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上甘岭战役中，周任某部团长，张在周的手下任副团长。文革武斗一起，当年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为了“保卫毛泽东”竟成了生死冤家！

当荣昌县武斗激战正酣时，毛泽东派出了番号为“七七八四”的解放军部队赶来“支左”。在七七八四部队的武装支持下，温和的“二、九派”被打了个落花流水。撤出荣昌县城。

武斗胜利的一派又把失败了一派的群众抓去捆绑、游行、殴打、关押、喝尸水……。

时隔数月，七七八四部队奉命离开荣昌县，激进的“反二、九派”和永荣矿务局“八一造反团”组织千人“卧轨留军”。不让部队离开。但“圣命”难违。

七七八四部队撤离后不久，“二、九派”就在原林彪部下的五十四军（著名的共军将领丁盛的起家部队。时任军长白斌、政委蓝亦农。中共“九大”时蓝亦农升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林彪被弄死后，此二人也随之倒台）支持下，于六八年初武装打回荣昌县。当“二、九派”经数日激战占领了荣昌县城后，五十四军五千多人的军队乘一百多辆大卡车开进了荣昌县城“制止武斗”并“支持左派”。在五十四军的支持下，“二、九派”终于站稳了脚跟。当时四川的“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基本上是以荣昌县和几十公里以外的隆昌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双方你来我往，经过几个回合的拉剧战，到武斗结束时，“二、九派”在荣昌县城占了上风。当时四川的文革形势是：隆昌到成都一带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原属刘、邓二野的张国华支持下是“激进造反派”占上风；荣昌到重庆一带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林彪四野名将梁兴初和驻重庆市的五十四军支持下，温和造反派占上风。站稳脚跟的“二、九派”又于一九六八年夏天，从荣昌县火车站将一列车的援越军火物质全部抢下。抢援越军火那天晚上，我家门前的公路一夜都是汽车在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我家现在还有一子弹箱就是住在我父亲单位办公楼内的被隆昌县“造反派”赶走后逃到荣昌来的“保皇派”们的小孩送给我的，同时送我的还有几十发子弹，子弹头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以区别其中的燃烧弹和穿甲弹。几天后又见数架飞机飞临荣昌县上空，大撒传单。说抢援越军火是错误的，要立即交还。

由于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驻重庆市的五十四军在四川大力支持保守的温和造反派。使得整个四川保守势力占上风。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又调原刘伯承、邓小平手下的十三军入川“支持左派”。这样在四川省，两派都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双方你奈何不了我，我奈何不了你。势均力敌。

全国的武斗以广西、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最为激烈。军队以“支左”的名誉介入地方武斗。四川重庆的武斗中动用了军舰、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在被“反到底”造反派击毁的坦克中，是军装未脱的解放军尸体。在四川泸州市，宜宾的造反派在王茂聚、郭林川（二人是宜宾市革委负责人）指挥下，调动十几万人的武装攻打泸州化工厂的保守派组织“红旗派”。而泸州的保守造反派也在军队支持下坚守泸州数月。双方死伤数万，也没攻下泸州！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对文革中的武斗进行全面的调查统计，认定从1966年至1975年间，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