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章：毛周游各省造舆论要搞死林彪 一九七一年八月上旬，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江青、张春桥、汪东兴等人说：“我已在政治局会议上打了召呼，从八月十五日起，我开始周游列国，进行我的游说活动。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着别人走，等我游说一圈回来后过国庆节，然后召开三中全会。” 毛泽东于八月十六日起，沿途分别召见了武汉军区政委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卜占亚，广州军区政委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等人。在召见的人中，刘兴元、丁盛、韩先楚等人是林彪当年在四野的爱将。 毛泽东对这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据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有如下内容：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就要上人家的当了，我们这个党五十年不容易呀，党的历史我看还是让大家都知道好。路线斗争这一课要补上呀。我们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斗争了很久，这次和陈伯达及某些人是第十次路线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中都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成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陈独秀这个人不讲民主，怕农民，我就不怕农民，这是和他的最大区别，但是这个人有个长处，不爱财。开头他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山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Ｏ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一九三Ｏ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而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而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遵义会议是张闻天、王稼祥支持的，他们在这点上有功。所以我至今不忘。凡事都要有个交待，有功有过都要记得……”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麻，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在关键时刻叶剑英立了一大功，你们应该尊重他；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有个前委，主要是邓小平起作用。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Ｏ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一九七Ｏ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也瞒着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位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天，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了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不只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是靠群众路线 ，集体智慧。我看现在我们就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工作，比如上海的王洪文，这个人据说不错。我们不能光靠老将。还有一个问题，对子女管教一定要严格，对他们的缺点不要纵容，要对他们严格要求。林彪把他的儿子惯坏了，才二十多岁的娃娃，称什么‘超天才’，简直是乱弹琴。我的孩子我从来不主张他们管得太宽。林彪那里是他的儿子、老婆说了算，很不正常嘛。”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是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同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一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以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的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说几千年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就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嘛。” “………” 毛泽东连篇累牍地说了这么多，与历史事实一对照，没有几句是真的。毛泽东把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弄出来说了一顿，并堂尔皇之地以中央文件名义印发全国，不是忌妒林彪的“天才”儿子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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