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毛澤東狠批紅學泰斗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生於一九ＯＯ年，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後，即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學任教，一九二二年同朱自清等人創辦《詩》月刊，隨後又是聞名的散文、小說家。俞先生於一九二一後開始研究《紅樓夢》。一九二二年寫成了《紅樓夢辯》。此書為俞平伯先生成名之作。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定稿》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隨後又發表了《紅樓夢簡論》，《紅樓夢研究》等專著，對其紅學觀點進一步作了闡述。得到了紅學研究界的一到好評。俞平伯先生還是一位有高尚愛國情操的知識分子。抗戰時期，日偽辦的北京大學多次邀他去任教，他斷然拒絕，且在政治上與當時處於地下的共產黨關係密切，抗戰勝利前夕，俞平伯又參加了由王昆倫、許寶駒、王炳南等人秘密建立的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抗戰勝利後，又積極參加共產黨組織的反對國民黨的遊行示威活動。從俞平伯的經歷來看，不但算是共產黨幾十年的老朋友，更算是半個共產黨人，其思想、言行與共產黨人極為相似。但就是這樣一位思想激進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建國僅幾年，就被毛澤東扣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桂冠而打入冷宮。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根據共產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在過渡時期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來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歷史前進的力量。應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確定為過渡時期我國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

在這一背景下，李希凡、藍翎兩位年輕人先後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提出尖銳批評說：“俞先生研究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沒有脫離舊紅學的巢臼。”認為“俞先生未能從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傾向，而是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從抽象的藝術觀點出發，對他所謂的《紅樓夢》的‘怨而不怒’的風格大肆讚揚，實質上是企圖減低《紅樓夢》反封建的意義”“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傾向性，同時了否認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在當時政治背景下，李、藍兩剛涉事的年青人，背後若無官方暗中支持許願年斷然不敢對紅學專家俞先生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更不可能把俞先生觀點上綱上線到“離開階級觀點去評價《紅樓夢》”！李、藍二人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並把它胡亂套在文藝評論上，真是滑稽可笑。但李、藍二人涉世不深，居然能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批判武器來評價紅學權威，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其背景和來頭了。加之李、藍二人文章發表時機與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遙相呼應，那麼此事就不是一般的紅學評論了。實際就是“李、藍二人受中共高層大人物的指使，借批俞平伯為由，在思想、文化、藝術、學術界扼殺自由討論的風氣，讓共產思想獨占文藝思想的舞台。在全國文化、科學、藝術、哲學、歷史各領域強化共產思想專政，扼殺學術思想自由，讓共產思想占領一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

李、藍文章發表後，毛澤東專門就此事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不容出現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之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是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公開為李、藍兩小青年站台批俞，就是當權的毛澤東、共產黨要在中國橫掃一切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學術觀點，用共產黨的思想占領一切領域。遵照毛澤東的號令，文藝界的共產黨人發起了對俞平伯的大批判。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期間，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擴大聯席會議。傳達學習毛澤東信件的精神並作出決議。十一月八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文化學術界應當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對光明日報的談話》。文中聲稱：“這不僅僅是對俞平伯本人或者對於有關《紅樓夢》研究進行討論和批判的問題，而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討論的範圍，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面。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教育學……乃至於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不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

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強調：“我們決不能容忍資產階級學者作家用唯心論的觀點來曲解和貶低我們祖國文學遺產的真正價值，以及對這些遺產採取誹謗的虛無主義的立場。”“為着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着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着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

隨後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文章給俞平伯先生戴上了數頂政治桂冠：

“俞平伯是胡適路線的忠實追隨者。”

“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

“俞平伯的著作使胡適的實驗主義又在中國學術界借屍還魂。”

從此之後俞平伯先生緘口不言，從文學藝術界消失了。但共產黨並不善罷甘休，在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時而又將俞平伯先生抬出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作為政治運動中的活靶子批上一通。直至毛澤東死後多年，終於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