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章：毛泽东霍霍磨刀要砍右派头！

就在知识分子们向共产党大进忠言、大献忠心时，毛泽东却在那里霍霍磨刀，开始部署将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毛泽东最先公开透露出整知识分子的目的大约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据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当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整风中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时说：“这是姑嫂吵架。”毛泽东当即严厉地说：“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是至今为止的关于毛泽东明确要整知识分子的最具权威性的共产党要人的公开回忆。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前面所列举的最著名的右派们都还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右派言论”！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们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并没向中共提意见时，毛泽东已悄悄地向他们举起了屠刀！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文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论断：

“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

“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这一文件首次提出了“右派”的概念。成为日后指导“反右派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一纲领性文件把毛泽东疯整知识分子的手段和目的暴露无遗，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毛泽东提出这一反右派的纲领性文件时，前面所提到的大右派们除张溪若外，还没有一个开始发言！

而毛泽东在此之中提出的右派分子的最高比例与日后揪出的右派占知识分子中的比例完全吻合！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发出了几个关于部署“反击右派”的重要文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点如下：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都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次亲笔以中共中央名义写出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文中说：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的重要文件，并要求各组共产党组织“结合五月十四日、五月十六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

这一指示有六条之多，现照录前言及前三条：

关于如何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问题，中央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两次指示中已经告诉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但大多是侧重批评方面，而正确的言论还较少，特别是由他们出面来驳斥右翼反动言论的更少；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因此在最近的报纸上，很自然地表现为批评、不满甚至漫骂的言论占了主要的篇幅。这在前一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报纸这样报导的时间过长、分量过大，特别是正面言论太少，是不利的。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五月十六日指示）各地党委必须根据本地运动的发展情况，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央提出如下各点，望加注意。

（一）部分各地党报的报导方针，应该是：甲、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是右翼分子言论在报上所占比例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漫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乙、特别注意登载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这种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丙、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丁、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并且告诉同志们怎样去改进工作。戊、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二）根据上述的党报宣传方针，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特别是某些中间分子的发言，以便据以报导。

（三）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要太多。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该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果发生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方法，迅速处理下去。

……

世上没在不透风的墙，毛泽东的秘密策划在五月十八日却不经意地传到了作家黄秋耘耳中。据黄先生回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葵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民，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北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

但不知为什么黄先生却没将此事向其同类们透露一丝一毫。

大刀，即将向知识分子们的头上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