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章：庐山会前毛定计诱反对派出笼

毛泽东以批判“反冒进”和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开路，推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各方面的毛病、弊端逐渐暴露，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给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内部有识之士开始对大跃进采取观望甚至批评态度。王稼祥不赞成《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陈云对一九五八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持怀疑态度，并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生日时提醒毛泽东说：“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彭德怀于八届六中全会后到湖南湘潭县，十二月十六日到家乡乌石，后到韶山，又到平江县视察，发现粮食数字弄虚作假，感到这样的编造数字真是令人可怕。平江县一位伤残老红军给他寄了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一九五八年随着大跃进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开始出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人类几千年历史绝无仅有的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一些共产党高干开始严词批判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尖锐地说：“社会主义恩格斯说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并针对左派言论“指标都是算账派算低了，不要算账派！”说：“危险不在于算账，而是当家的不算账，当权派不算账危险更大。”六月九日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仲云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大量问题说：“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成了一个主流。全民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去年人民公社运动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所有制问题，可能跑得太快了。最危险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

对大跃进抵制得最历害者当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张恺帆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在检查中感到农村最严重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张恺帆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条：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贯彻执行。这一决定大得民心。到七月十五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就一风吹掉。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在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这也是决定中国几千万农民是活活饿死还是留一条活命的会议！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大前提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动员人们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任务。至于“大跃进”的问题，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挂齿。

据苏晓康先生的《乌托邦祭》一书中分析：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前就预感到党内有人会在“大跃进”问题上发难，因而早早作了迎接挑战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据庐山上蒙难的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所说：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钓鱼”。

对苏、李先生的看法笔者颇有同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为民主党派准备的一桌“美味佳肴”，引诱党外的反对派出笼，再聚而歼之。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专为共产党内的敢言者们准备的一席“鸿门盛宴”，引诱党内的反对派出洞，再一网打尽。为了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引蛇出洞，毛泽东早在三个月前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号召下面的人学海瑞，并说要五不怕：不怕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离婚、坐牢、杀头，勇于讲真话，没有毛泽东的故意引诱，庐山上的彭德怀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胆量说三道四了。这两次对反对派的严历打击目的只有一个：大搞个人崇拜，在中国确立自己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神圣地位。让全中国人民全体共产党人在自己面前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恭、不敬、不满。并让他们知道，只要敢提意见，不论对错，即有杀身之祸！通过这两次血腥的整肃，毛泽东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反对毛泽东的声音从此消失。人们甚至想都不能想毛泽东有什么不是！对毛泽东，中国人只能三跪九叩、三呼万岁！

果不出毛泽东的神算，正式会议开始后，即出现了毛泽东所期望的“右派”分子们自己跳出来的局面，只是这次右派分子不是一小撮，而是大多数。这的确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六个小组的座谈会上，多数都是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的批评意见。连刘少奇、朱德也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而小组会议上批评意见最尖锐者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其发言要点如下：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但不要埋怨。”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出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也了解，实际上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也问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的贷款和帮助。主席也去这个社，我曾问过主席，你了解怎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中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

“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了，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问题上曾讲，无产阶级专政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技术工人的工资。这次在国外跑了一趟，对这一点体会最深。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可以做到，因为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高。”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我也有份，至少当时没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

“在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委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两个五年计划的事。”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容易犯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分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右’的比较好纠，‘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发生的，而影响不止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这也不是说等他衰老。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半年就拆。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公社没有一个垮的，但像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错误的东西一定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了。”

“农村四个月不供应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上次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你们抵制没有？”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大干部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谈可能和有利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浮夸风，小高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的根源。”

彭德怀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六个小组的发言其内容均是一片反“左”的呼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四人加上后来的杨尚昆、谭震林、陶鲁茄、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共十一人受命起草了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这个记录的中心还是要纠正毛泽东的左倾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