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章：倒刘号角吹响发起全面斗争

毛泽东的惯用手法就是先夸大敌情，再将对手作为敌人揪出来。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艺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上虚张声势夸大敌情只不过是为政治上倒刘少奇而服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集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余人举行的座谈会。会上周扬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文艺工作批示，提出了贯彻批示的意见。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讲话中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角。”

为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又把中国戏剧家协会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举行的一个晚会扣上“庸俗低级，趣味低下”的帽子，作为典型揪了出来。

三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五十余人连续开会讨论，会议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此后，全国文联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

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艺处写了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此报告认为文艺界中存在严重问题。毛泽东得此报告后，大笔一挥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指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的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比之第一次批示更加严厉，更加充满火药味和杀气。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就文艺问题发表讲话说：“在戏剧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对夫人的讲话作了批示：“讲得好。”

江青公开出场后，扮演了文艺界的打手角色。自八月起，一大批文艺作品横遭查禁和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等先后被押上共产党的文艺审判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大多数以上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东西。

批判的结果是清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人的文化副部长职务。（按惯例在非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情况下，主持日常事务的共产党副部长要负责，因此这次调整不涉及担任部长的沈雁冰先生）五月改组后的文化部新领导成立，以肖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委）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二人都是军队老红军）为副书记。文艺界的整肃终告一段落。

毛泽东的大批判风在全国刮得疯狂、猛烈，不只是在文艺界，在社会各个角落、各行各业、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对中共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进行的批判。

一九五六年，杨献珍先生在研究列宁一篇文章中得出一个认识：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到一九六三年，杨献珍更进一步对以上认识进行了理论概括：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这一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

作为哲学上的一个著名论断，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应该在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与此同时，杨献珍先生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的论断。实际上作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言，不论是“一分为二”也好，还是“合二为一”也好，都是合乎事物演变发展的规律的，一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分为二”的演变，也有可能出现“合二为一”的演变。这早已为古今中外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证实。在自然科学方面，两种和两种以上的元素化合成新的物质，一个原子可分为质子、中子等，这其中就包含了“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古代即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辩证观点，国家的分裂，国家的统一岂不是“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若这世上只有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正确，那你毛泽东成天吵吵嚷嚷地闹“一定要解放台湾”干啥？干脆让中华民族一个劲地分裂算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在批判苏共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同时，在国际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方针，力图拉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或者在一些支持苏联的共产党组织内进行分裂活动，以图建立一个针对苏共的世界共产党的联盟，与苏联争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在国内，毛泽东鼓吹的“阶级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把自己不满意的人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分化出来。这种作法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一分为二”哲学观点非常吻合。为从哲学理论上证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观点的正确性，从一九六四年一月起，中共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和解说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结合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反修斗争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观点加以阐述。

就在全国同声高唱“一分为二”基调的同时，杨献珍将自己十多年来研究哲学后得出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来。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一次讲课中除了讲解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的观点外，公开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他说：“什么叫做对立统一，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党校哲学教员林青山、艾恒武根据自己对杨献珍观点的理解，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艾、林的文章对对立统一的规律，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和新提法。但是他们的文章不知不觉犯下了几条大忌：其一，在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后，他们又以合二而一的见解与毛泽东的见解并列，给人一种在学术上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其二、如此重大的哲学观点只能由毛泽东这样的权威人士提出，其它人是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出自于毛泽东之口不对也对，才能算真理。出自于其他有之口对也不对，就是异端邪说。其三、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提法已被用于搞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接受了“一分为二，无限分裂”的思想，此时再提出“合二而一”，确有点不合适宜。如此一来“合二为一”的观点就为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及哲学界的御用文人们所不容。

《光明日报》在刊登艾、林文章前，将清样送康生审阅。康生这个对阶级斗争极为敏感的理论家，当即看出此文有与毛泽东“一分为二”观点唱反调的意思，立即指示关锋等人写出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就在艾、林文章登出一周后，六月五日，《光明日报》就登出了署名为项睛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哲学界的大批判又开始了。

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就此事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康生仿效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作法，重新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先登一些赞成和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制造出一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的假象，以引诱更多的人上钩，然后再进行反击和批判。一些不明就里的知识分子，哲学界专家不知是计，纷纷写文章发表不同见解。自六月十二日起至七人十七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即有几十名作者上钩。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康生开始收网了。《光时日报》发表署名王中、郭否衡的文章《就“合二为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把“合二为一”定论为“矛盾调和论”。

批判斗争在逐步深入。对杨献珍哲学观点问题的批判又扩展到对杨献珍历史问题的清算。（一九五九年，杨献珍反对大跃进，并受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中共为其平反。现因哲学观点不同，又把为杨平反一事说成是翻案风，一并加以批判。）

八月十七日，康生又组织人写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对批杨斗争进行了定性概括和总结。这样哲学上的批判斗争才告一段落。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杨献珍作了如下结论：

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一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其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其罪名有十条之多。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高级党校的报告，撤消了杨献珍的职务。但此一事并没到此了结，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一九六七年九月，杨献珍被捕入狱关押达八年之久，因此事被牵连无数，仅在党校内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被批判，其中二人（孙定国、黎明）被迫害致死。

在文学、艺术、经济、哲学各方面的大批判中还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对经济学家孙冶芳的批判，对北大教授、哲学家冯定的批判，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真令人目不暇接，眼花嘹乱。这一系列的大批判为文革的发动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扫清了思想方面的障碍。毛泽东孕育已久的文革就要临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