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章：倒劉號角吹響發起全面鬥爭

毛澤東的慣用手法就是先誇大敵情，再將對手作為敵人揪出來。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藝問題上也是如此。不過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文藝上虛張聲勢誇大敵情只不過是為政治上倒劉少奇而服務。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集了中宣部和文化藝術界三十餘人舉行的座談會。會上周揚傳達和闡述了毛澤東的有關文藝工作批示，提出了貫徹批示的意見。彭真（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在講話中說：“主席這個信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主席為什麼寫這個信？他就是覺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在文藝這個戰線上，我們的革命搞得比較差，可以說比較落後，也可以說最落後的……有很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因為看了小說，看了文藝作品。匈牙利事件的時候，並不是將軍組織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樂部。現在我們讓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封建主義的東西在那裡泛濫，連我在內，我也是讓人家泛濫的一個。咱們大家分擔責任。我看主席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很及時，再不搞要吃虧。包括我們的子女，都要讓人家挖了牆角。”

為證明毛澤東論斷的正確性，又把中國戲劇家協會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舉行的一個晚會扣上“庸俗低級，趣味低下”的帽子，作為典型揪了出來。

三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五十餘人連續開會討論，會議認為：“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前階級鬥爭在文藝隊伍中的反映。是劇協領導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暴露。”此後，全國文聯各協會開始了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

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藝處寫了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此報告認為文藝界中存在嚴重問題。毛澤東得此報告後，大筆一揮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指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的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比之第一次批示更加嚴厲，更加充滿火藥味和殺氣。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江青首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公開場合露面，並就文藝問題發表講話說：“在戲劇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專門對夫人的講話作了批示：“講得好。”

江青公開出場後，扮演了文藝界的打手角色。自八月起，一大批文藝作品橫遭查禁和批判：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球迷》、《逆風千里》、《抓壯丁》。戲劇《李慧娘》、《謝瑤環》、小說《三家巷》、《苦鬥》等先後被押上共產黨的文藝審判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中大多數以上是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東西。

批判的結果是清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整個文化系統不在我們手裡。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裡？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一半，還是大部分不在我們手裡？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垮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覆》，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人的文化副部長職務。（按慣例在非共產黨人擔任部長的情況下，主持日常事務的共產黨副部長要負責，因此這次調整不涉及擔任部長的沈雁冰先生）五月改組後的文化部新領導成立，以肖望東（原南京軍區副政委）為書記，石西民、顏金生（二人都是軍隊老紅軍）為副書記。文藝界的整肅終告一段落。

毛澤東的大批判風在全國刮得瘋狂、猛烈，不只是在文藝界，在社會各個角落、各行各業、哲學、經濟學、史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其中最為有名的要數對中共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進行的批判。

一九五六年，楊獻珍先生在研究列寧一篇文章中得出一個認識：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和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是關於對立統一的兩種說法。到一九六三年，楊獻珍更進一步對以上認識進行了理論概括：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這一說法可以用一分為二來表達，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來表達。

作為哲學上的一個著名論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應該在哲學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與此同時，楊獻珍先生並沒有否定“一分為二”的論斷。實際上作為看待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而言，不論是“一分為二”也好，還是“合二為一”也好，都是合乎事物演變發展的規律的，一切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出現“一分為二”的演變，也有可能出現“合二為一”的演變。這早已為古今中外的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證實。在自然科學方面，兩種和兩種以上的元素化合成新的物質，一個原子可分為質子、中子等，這其中就包含了“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中國古代即有“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辯證觀點，國家的分裂，國家的統一豈不是“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若這世上只有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正確，那你毛澤東成天吵吵嚷嚷地鬧“一定要解放台灣”幹啥？乾脆讓中華民族一個勁地分裂算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中蘇關係徹底破裂。毛澤東在批判蘇共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同時，在國際上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大分化，大動盪，大改組的方針，力圖拉攏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或者在一些支持蘇聯的共產黨組織內進行分裂活動，以圖建立一個針對蘇共的世界共產黨的聯盟，與蘇聯爭奪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在國內，毛澤東鼓吹的“階級鬥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力圖通過“階級鬥爭把自己不滿意的人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分化出來。這種作法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一分為二”哲學觀點非常吻合。為從哲學理論上證實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觀點的正確性，從一九六四年一月起，中共報刊陸續發表了一些宣傳和解說毛澤東“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點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結合當時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反修鬥爭對毛澤東的“一分為二”觀點加以闡述。

就在全國同聲高唱“一分為二”基調的同時，楊獻珍將自己十多年來研究哲學後得出的“合二而一”的觀點提出來。一九六四年四月，楊獻珍在一次講課中除了講解毛澤東的對立統一規律，一分為二的觀點外，公開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他說：“什麼叫做對立統一，需要把這句話的意思弄明白。“一分為二”“合二而一”是對立統一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黨校哲學教員林青山、艾恆武根據自己對楊獻珍觀點的理解，寫了《“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一文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艾、林的文章對對立統一的規律，表達了他們自己的一些新的見解和新提法。但是他們的文章不知不覺犯下了幾條大忌：其一，在毛澤東用一分為二來表述對立統一規律後，他們又以合二而一的見解與毛澤東的見解並列，給人一種在學術上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印象，其二、如此重大的哲學觀點只能由毛澤東這樣的權威人士提出，其它人是不能隨便說出來的，出自於毛澤東之口不對也對，才能算真理。出自於其他有之口對也不對，就是異端邪說。其三、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提法已被用於搞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接受了“一分為二，無限分裂”的思想，此時再提出“合二而一”，確有點不合適宜。如此一來“合二為一”的觀點就為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及哲學界的御用文人們所不容。

《光明日報》在刊登艾、林文章前，將清樣送康生審閱。康生這個對階級鬥爭極為敏感的理論家，當即看出此文有與毛澤東“一分為二”觀點唱反調的意思，立即指示關鋒等人寫出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就在艾、林文章登出一周后，六月五日，《光明日報》就登出了署名為項睛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哲學界的大批判又開始了。

三天后，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就此事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論斷，康生仿效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的作法，重新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陽謀：先登一些贊成和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製造出一種學術上的自由討論的假象，以引誘更多的人上鈎，然後再進行反擊和批判。一些不明就裡的知識分子，哲學界專家不知是計，紛紛寫文章發表不同見解。自六月十二日起至七人十七日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即有幾十名作者上鈎。七月十七日，毛澤東、康生開始收網了。《光時日報》發表署名王中、郭否衡的文章《就“合二為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把“合二為一”定論為“矛盾調和論”。

批判鬥爭在逐步深入。對楊獻珍哲學觀點問題的批判又擴展到對楊獻珍歷史問題的清算。（一九五九年，楊獻珍反對大躍進，並受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中共為其平反。現因哲學觀點不同，又把為楊平反一事說成是翻案風，一併加以批判。）

八月十七日，康生又組織人寫了《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一文，對批楊鬥爭進行了定性概括和總結。這樣哲學上的批判鬥爭才告一段落。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楊獻珍作了如下結論：

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一個小赫魯曉夫。他把高級黨校搞成獨立王國，幹了許多壞事。其主要錯誤是：一、反對毛澤東思想，二、製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三、攻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四、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其罪名有十條之多。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高級黨校的報告，撤消了楊獻珍的職務。但此一事並沒到此了結，在毛澤東發動文革後，一九六七年九月，楊獻珍被捕入獄關押達八年之久，因此事被牽連無數，僅在黨校內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被批判，其中二人（孫定國、黎明）被迫害致死。

在文學、藝術、經濟、哲學各方面的大批判中還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對經濟學家孫冶芳的批判，對北大教授、哲學家馮定的批判，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批判，……真令人目不暇接，眼花嘹亂。這一系列的大批判為文革的發動作好了理論上的準備，掃清了思想方面的障礙。毛澤東孕育已久的文革就要臨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