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魏京生呼唤民主身陷囹圄

——邓小平政治改革系列之一

一九七八年五月，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开展。以此为契机，邓小平开始了他推翻华国锋的一系列阴谋活动。

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中共元老陈云们的发难中，失去“英明领袖”的光环。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

在有关真理问题标准讨论后不久，北京的西单路口东侧北面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们声讨毛泽东的文革、反右倾、反右派等政治运动的阵地。在这些声讨中，人们开始对一些重大历史总是进行深入的反思。随着人们对共产党几十年血腥统治认识的深化，人们终于看到造成我中华民族三十年深重灾难的根源并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共产党在中国的独裁问题。随着声讨共产专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数的有识之士在这里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西单路口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国外新闻媒体称之为“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我中华民族在共产党专制独裁下觉醒的先声。

邓小平在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刚出现之时持某种程度的默认、纵容、支持、态度。因为大字报的内容多是针对毛泽东统治下几十年所制造的灾难，这样的大字报对于推翻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有很大的帮助。

邓小平的暧昧态度，无疑是对西单民主墙大字报的鼓励。此后人们从写大字报逐步发展到创办刊物，公开地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先后出现了《探索》、《四五论坛》、《沃土》、《北京之春》、《勃海之滨》、等自发刊物。并出现了“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自发组织。这些刊物和组织的出现，还真有那么一点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的味道。出现了针对整个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体制的种种评判。

在西单民主墙众多的讲演者中，犹以《探索》主编魏京生最为著名。他在多次演讲中向人民大声疾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的一些膏药！”

“中国国家政权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

“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制度上！”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

“我们对于社会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阴谋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有人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的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

“许多掌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为他们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人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位置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哪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中国就没有法制可言。……”

魏京生之言，无疑是那个时代令人振聋发聩之呐喊。

然而好景不长。当大字报和讲演内容针对着共产党的体制及邓小平本人时，邓小平与其他中共要人们就空前一致地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很快魏京生就被以“莫须有”罪名被捕，当邓小平看了有关魏京生的“罪证”后，大发雷霆说：“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魏京生被处以十五年的重刑。其它自发的组织的发起人也全部落入邓小平的法网。西单民主墙被取缔。

随后邓小平抛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这“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当年的“四个念念不忘”、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如出一辙。这时的邓小平在独裁专制问题上与毛泽东、华国锋还是一溜货。此时的邓小平还没有从共产独裁专制思维中解放出来。

当邓小平刚刚推翻了华国锋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面对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呼声，他就把一切民主、解放思想的面具抛弃了――原来他争的只是他一个人的民主和自由！解放的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这是当时邓小平的局限性。但邓小平决不是个思想僵化的国家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