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八章：數百萬官員變“彭反黨集團”

八月十六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幾百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們，“不論是迫不及待的，還是猶豫不決的；不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不論是笑逐顏開的，還是悔恨內疚的；不論是明白者，還是糊塗者；……每一位坐在這個大廳的人，都舉起了手――這一天皆充當了表決機器。”（蘇曉康語）

大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八屆八中全會公報》以及人民日報社論稿：《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的講話。“這篇講話後來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理論武器。它是一個血的奠基。它是一個把全民族導向更大迷狂的東方‘新約全書’。”（蘇曉康語）

毛澤東說：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將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於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還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覺驚奇。這種驚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矛盾是由隱到顯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鬥爭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特別是有一些黨內鬥爭，例如高饒、彭黃這一類鬥爭，具有複雜曲折的性質。”

“昨天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怎麼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複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講清楚這種複雜和曲折的性質。再則，處理這類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以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必須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一曰看，二曰幫’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志還應當留在中央政治局內。”

把“反黨集團”首領留在中央政治局內，這是非常矛盾的處理方式。之所以用這樣方式處理，正如蘇曉康先生在其《烏托邦祭》一書中所說：“在座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們，絕大多數伴着彭、黃、張、周一起走過二、三十年征程。何談‘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複雜和曲折’？功臣就這麼容易變成禍首呀！唇亡齒寒，一旦有人發生這種聯想，這必然會造成對毛澤東的潛在威脅。怎麼叫人心服呢？毛澤東近日來一直苦苦冥想。舒展在他的意識空間積累了二十餘年的‘軍事原則’，又在指揮他繞過這個巨大的尷尬，而以‘從寬處理’這個手段，來麻醉人們對“功臣到禍首”的尋究。”

中央揪了彭德懷的“反黨集團”依慣例各地也要揪“小彭德懷”。

行動最快的是遼寧省，就在廬山上斗彭德懷時，遼寧省委書記宋任窮即於八月八日將反右信息傳到省委，省委立即貫徹，於八月九日作出了《關於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的報告》。動作之迅速令毛澤東龍顏大悅，讚不絕口。並專門為此報告寫了批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宋任窮七月二十三日前對彭德懷的信持堅決支持態度。

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在廬山上堅決反右，會議一結束，就立即召開縣社隊幾級幹部會議，重點批判的右傾幹部達百分之三，批判的生產隊一級幹部達百分之十，對富裕中農以上成份的階級敵人，乾脆沿用反右鬥爭的老辦法，在全省展開“過社會主義關”的再教育運動，先放手發動鳴放，“讓群眾把自己的糊塗思想講出來，讓中農以上的反動思想言論暴露出來，”然後再排出“影響極大”的代表人物重點批判。僅汕頭一個專區被重點批判的即達三千八百六十七人！

以江華為首的浙江省委在“反右傾”鬥爭中，對全省百分之四點五的縣級書記，委員進行重點批判並撤職罷官。比例之高名列全國之冠！

在四川省，以李井泉為首的四川省委高舉“反右傾”的大旗，對城市、鄉村各級幹部進行清洗，並以大清洗開路，強奪四川農民的糧食，三年內上調中央三百億斤！致使天府之國的四川成了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

在安徽、福建、青海、甘肅、新疆、湖南、貴州等省都有相當一批省委、省政府一級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其中兩省還效法廬山會議，揭出以省委書記、省長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

在中央國家機關，被重點批判的達一千九百餘人，其中數百人定為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工廠，“反右傾”主要指向了基層幹部，重點批判幹部中的“一長制”思想。

在高等院校，重點批判了“黨員專家”。據說“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一方面以黨員資格獲得黨內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專家資格同黨分庭抗禮，他們堅持要走反群眾的道路。”北京大學有一百二十八名黨員教師骨幹參加整風運動。其中二十七人受到重點批判。清華大學一百七十四名黨員教師骨幹，被認為“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從甚至反對黨的領導”的有十七人。

由於彭德懷、黃克誠在軍隊中有深厚的基礎，軍隊成了反右傾的重點。廬山會議一結束，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就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深挖彭、黃軍事俱樂部成員，追查彭、張“裡通外國”的問題。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揪出了原志願軍副司令員、現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上將，原志願軍副司令員、現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上將，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現總參裝備部部長萬毅中將，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四人。此四人中兩位上將被揪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與彭德懷關係太深。是從紅軍時期直到朝鮮戰爭都是多年老部下，而且手握重兵。萬毅中將是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公開贊同彭德懷信上的觀點。鍾偉則是軍委擴大會上不識時務地為彭德懷鳴冤而“自投羅網”。到十一月底全軍共劃出“右傾機會主義分”1848人，其中團以上幹部195人。最後統計結果是一萬七千餘人被劃入“右傾”行列。

轟轟烈烈的揪“小彭德懷”、反右傾運動歷時達半年之久。有的地方直到一九六一年還在抓“小彭德懷”。據一九六二年的統計，幾年間，中共黨內有三百六十五萬人被“重點批判”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