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毛澤東公堂大戰梁漱溟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期間，民主人士梁漱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後來竟出現梁漱溟先生被轟下台的令人難堪的局面。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後，共產黨控制的全國報刊發表了一大批文章，對梁漱溟的政治、哲學、文化、教育等思想進行大規模的批判。梁漱溟被扣上了“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他提的意見被認為是反動化建議，是“資產階級路線”。梁漱溟本人成了共產專制下第一個“反動文人”的典型。

此事起源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九月九日上午，小組會討論周恩來報告時，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發言之後，梁漱溟先生即在會上發言說:“這一總路線原是人意料中所有的，章伯鈞先生更發揮了周總理所講的話，我於此深表贊同，沒有什麼新的意見可說。路線既無問題，那麼就看怎樣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關心這一事業。發現不論什麼大小問題，隨時反映給負責方面，以求減少工作上的錯誤。例如《人民日報》讀者來信欄，時常有人把他所見到的問題寫信提出來。而黨報收到來信亦馬上能注意檢查或交給該管的機關部門去檢查糾正，這就是最好的。這樣做一方面看出人民能關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這種精神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應該繼續發揚。只有自始自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認真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效就能倍增了。”

下午周恩來主持會議，各小組主持人把上午發言情況在大會上作了統一匯報。匯報結束前，周恩來宣布第二天的大會由個人發言。周恩來在離開會場時對梁漱溟說：“明天的大會你也說一說好不好。”梁漱溟說：“好。”

梁漱溟認為：如果把小組會上的發言在大會上重複一下沒多大意思，他小組會上說的話是就黨外廣大群眾而說，而現在是黨的負責人要他在大會上說話，那麼就應該說些對黨有貢獻的話。因此連夜作發言準備。九月十一日，梁漱溟按自己的準備作了長篇發言：

“我曾經多年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個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年前我曾經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然而我放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有三十多年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着計劃建國的思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其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合，由於建國計劃必須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結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發展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象輕工業、交通運輸等行業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亦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

“由於建國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我們的計劃，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後似已作用漸微。那麼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幹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量上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納社會運動於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這裡不及細說，但希望政府更好安排。此其二。”

“還有其三是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都往城裡跑。（包括北京）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適宜的，尤其是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就會說他們進了城，嫌棄了他們。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縱觀梁先生之言，可謂對共產黨披肝瀝膽，一片赤誠，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周恩來在當天會上作了總結性發言：“這次會議是有收穫的，各位朋友提了很多意見。其中有很多好的意見，應引起各主管部門的注意。”會後，周恩來就梁漱溟的發言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九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四次擴大會議。會議聽取了彭德懷《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參加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大多數人列席了本次會議。彭德懷報告後，毛澤東講話，對梁漱溟進行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出言不遜，口氣嚴厲，且具有強烈的嘲諷意味：“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國主義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然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梁漱溟聽了毛澤東的話，感到很意外，很不服氣。自認為是擁護總路線的，只不過說了幾句心裡話，想讓共產黨注意某些問題，怎麼會有損於總路線及工農聯盟呢？當即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說明情況。信上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的，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您收回這個話。我要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且我發言時主席本人不在場。希望毛澤東給個機會由我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發言的內容，以求指教，解除誤會。”

十三日上午，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毛澤東約他當晚談話。梁先生曾於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六年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中共要人推心置腹地就國家前途、命運進行交談。毛澤東未坐上江山時，對民主人士極力拉攏爭取，對梁先生的訪問優禮有加，招待甚周。不過今非昔比，斗轉星移。坐上龍庭的毛澤東已無必要客氣了。約見成了召見，談話成了訓話。不管梁先生如何解釋，毛澤東均堅持梁是反總路線的人，只是不得自明，或決不承認而已。梁先生深感失望。激憤之餘，與毛澤東發生語言衝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為洗刷毛澤東強加在身上的“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的罪名，於九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再次登台發言複述了九日和十三日在小組會和大會上的發言內容，再三陳述自己並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以期望讓公眾評判是非。

然而毛澤東定下的鐵案豈容推翻！天子金口玉牙，一言九鼎，梁先生的倔犟，引來了毛澤東的震怒。

九月十七日，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批判梁漱溟在解放前的思想及活動，介紹梁漱溟在國共和談中的表現。（梁漱溟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和談中主張軍令、政令統一，和平建設國家，批評中共武裝割據。為此周恩來當年曾聲淚俱下地說民主派人士袒護國民黨）周恩來的講話成了人們批判梁先生一貫反動的依據。周恩來講話後，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名道姓地對梁漱溟先生大張撻伐：

“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在以筆殺人。”

“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

“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消，而且下一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人受你欺騙。”

 “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以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你提出的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這是贊成總路線嗎？否！完全的徹底的反動思想，這是反動化的建議！”

……

此時毛澤東的話已經不是在講理，而是在進行最惡毒的人身攻擊。這使得與梁先生關係較好的人再不敢與其交往了，誰願意得罪毛而去“受騙”呢？

梁先生聽了這些尖酸刻薄的語言，當即就要上台與毛澤東論理。梁先生有理無權，毛澤東有權無理。可是理沒權大。書生氣十足的梁先生遇見大兵出身、大權在握的毛澤東，縱有千萬條理由也說不清。大會主席叫他第二天再講。

九月十八日梁先生拿着準備好的稿子再次在大會上發言說：“昨日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了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的。但是單憑這一次發言就判定我是惡意的論據尚不足。因此就追述過去的事情。（周恩來九月十七日追述梁的歷史）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有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而增加了交待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先生的發言剛開頭即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拍馬屁者的時機恰到好處。而梁先生正迫不及待地往下講事情的來龍去脈，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誤會。梁即離開講稿說：“現在我唯一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和諸位說了我那麼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主席能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當即說：“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敬你，若你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去對你的尊敬。”毛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說：“這點無關緊要，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你實行那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

大會場上，毛澤東、梁漱溟針鋒相對，言辭激烈。縱觀毛澤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敢與其當眾頂撞者，不論是共產黨內還是共產黨外，梁先生還是第一人！再看雙方言辭，梁先生出言尖銳，理直氣壯，句句直擊要害；毛澤東卻居高臨下，以勢壓人，強詞奪理。最後大會對是否讓梁漱溟繼續發言進行表決，與會的大多數人察言觀色後舉手反對梁發言。梁終於無可奈何地邁着沉重的腳步走下講台。

大多數人舉手轟梁先生下台。正是中國人骨子裡的趨炎附勢心態的流露。毛澤東集權勢、威望於一身，不管有理無理，當眾頂撞最高權威即是一大罪狀，就是無理至極。

而那些舉手將梁先生轟下台的人後來的結局也好不了多少，梁先生的今日能說不是諸君的明日？幾年後的反右鬥爭一來。當初舉手將梁先生趕下台的袞袞諸公又有幾人倖免於難？倒是梁先生因頂撞毛澤東後從此閉嘴，反倒因“禍”得“福”了。

此事發生以後，梁先生即請長假。還算毛澤東有“雅量”，沒給什麼處分。也許毛澤東日後回味此事覺得沒占什麼便宜，半年後，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寫報告，要對近幾十年來其他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人物在今天還有影響的（如梁漱溟）進行批判。毛澤東很快批准此報告。在一九五五年的報刊上刊登了大量批判梁漱溟的文章。此時的梁先生再無申辯之權。毛澤東大獲全勝，滿載而歸。此段公案，方才了結。

梁漱溟先生生於一八九三年。他與一切愛國仁人志士一道，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積極追求、探索奮鬥。早年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為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不遺餘力。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但由於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沉澱污濁深厚，使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一次次遭到失敗。繼而梁先生轉入了從傳統文化的改造入手，大力提倡教育救國，認為改造社會應從鄉村入手。但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國際背景等諸多原因終使梁先生的宏願化為泡影。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先生與各界愛國人士一起，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一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對獨裁專制進行猛烈抨擊。一九四六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主張和平建國，反對武裝割據，要求軍令、政令統一。共產黨在大陸勝利後，梁先生又把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滿懷建國之熱望，決定跟隨共產黨一道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繁榮的中國。但殘酷的現實卻是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專制、更殘暴一萬倍。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更是遙遙無期。這一殘酷的現實使梁先生痛心疾首，就在共產專制最黑暗的文革時期，梁瀨溟先生公然反對莫名其妙的批林批孔運動。這表現出了一位傑出的愛國知識分子堅持真理，不向專制惡魔低頭的高尚品質。

梁先生一九八八年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