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按語：不是文革沒有腐敗，而是文革中的那些封建權貴已掌握了財富和權利，整個國家的國庫都是他們的私有財產，所以，他們用不着再去貪腐。而改革開放後，那些權貴的特權被剝奪，財富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那些權貴的餘孽便將那雙髒手伸向人民的口袋中，形成新型的貪腐。隨着改革帶來的巨額財富，這些貪腐的額度也變得驚人。那些一心留念文革的人其實都是在留念那個時期的權貴特權，是封建流毒的表現。】

很多人懷念“文革”是出於一個樸素的觀點：那時候物質條件倒是挺差的，但是那個年代社會公平呀，沒有腐敗呀！的確，人們不患寡而患不均，“文革社會平等論”、“文革無腐敗論”成為很多人懷念“文革”，同情“四人幫”的理由。不過，“文革社會平等論”近些年已被很多資料徹底否定，但是“文革沒有貪污腐敗”的神話，依舊為人所相信，歷史果真如此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材料，窺知當時“文革”新貴們腐敗情況之一二。

1.“文革”新貴們發跡後，跟常人一樣，首先考慮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的問題。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後來又得到一幢三層洋樓，再後來又得到東湖路七號的一個大別墅，裡面包含游泳池、網球場，甚至他對這些都不滿意，想讓上海市革委會把東湖路電影院劃撥給他，作為私家影院（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來到北京後，中央為他安排了釣魚臺16號樓，他嫌棄住的地方不夠寬敞，又讓人在郊區建了兩個別墅，光建築面積就分別達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後，一家五口住進了一個有60多間房子的四合院，後來嫌棄院子“狹小”，又搬進一個125間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為了迎接他搬家僅裝修就花了13萬多。1978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當時北京市戶均人口4.1人，每戶收入1500元左右，這就相當於當時北京市區87戶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據一些經濟學研究，“文革”中人民幣1元的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100元左右，這些裝修費折合現在人民幣1300萬左右，放到當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這些“清心寡欲”、深居簡出的“老同志”，住宅規模也頗為可觀。林彪的毛家灣大宅面積1.7萬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築面積2800平方米，加上“林辦”的辦公樓，建築面積達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園四合院，共有115間房子，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這裡本來是盛宣懷的府邸，建國之初董必武曾經住在這裡，他嫌棄這裡太大，短住一段時間就走了，但康生不嫌棄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開放後，因為這裡設施豪華、環境優美，一度成為接待外賓的場所，匈牙利總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經在這裡下榻。

康生曾經居住的竹園

在飲食方面，最挑剔的屬江青。據她的秘書楊銀祿回憶，她吃雞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江青還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歡服用進口蛋白粉，價格達幾十美元，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長期在衛生和保健系統工作）的回憶，江青隨便一次索取的滋補品就要價格上萬元，都要有關部門從香港採購（朱仲麗，1995，第736頁）。

江青對茶飲保健也特別重視。她還曾心血來潮，想在釣魚臺親自種龍井，於是命令空軍派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上好茶樹，冬天為茶樹搭上暖房，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這些茶樹運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軍幾乎成為江青的御用“順豐快遞”，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讓空軍專機火速從北京送來；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想起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又派一架大型運輸機把那個臥榻運過來）（楊銀祿，2014）。

王洪文對吃喝也很講究。1975年他帶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從各地運來最新鮮的，有南通的蛤蜊，寧波的青蟹，蘇州的石榴，還從廣州空運過來新鮮的菠蘿、香蕉等水果。王洪文還頗愛西餐，到北京後曾經專門從錦江飯店調去一名廚師做西餐，他最喜歡的有牛尾湯、焗牡蠣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歡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幫”後，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的時候，中央警衛局工作人員發現裡面最顯眼是一個大酒櫃，柜子裡放滿茅台酒和中華煙（陳守信，2009），他的這些愛好跟當今查處的那些貪污犯又有什麼區別呢？

2.住房、飲食等基本物質條件滿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來了。王洪文把上海輕工業局當做自己的私家供給站，不斷地派秘書從那裡提取高檔手錶、家具、家電等東西，僅1975年、1976年兩年，他取走的東西共達13多萬元。掌權已久後，貧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講究起來，漸漸看不上國貨，上海外貿部門又成為他的供給站，先後派人從那裡取走的進口電視、手錶、煙酒、日用生活用品達50多萬元，就連釣魚竿和汽車喇叭也都非進口不用（《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頁）。這些東西按照現在的購買力達數千萬元，還不算是極度腐敗嗎？

藝術家出身，生活品味本來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說。她與21世紀的高收入女性一樣，喜歡巴黎的時尚用品，一套假髮就價值四千五百法郎（《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3）。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後來趁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之機，江青特意讓服裝研究部門為她仿製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雲頭鞋（楊銀祿，2014）。

江青與當代社會生活講究的人一樣，也特別注重水質問題，70年代她一度喜歡居住在廣州，嫌棄下榻別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專門開鑿10公里管道，引來山泉水直接供應到她的樓上；她也喜歡白色沙灘，她嫌棄廣州的沙子不好，派人專門從海南運來白色的細沙；她嫌棄吉姆車冷風不好，廣州有關部門一口氣為其採購了6輛奔馳（李子元、閆長貴，2014）。

江青最奢侈的愛好是攝影和看外國電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攝影藝術堪稱專業級別，但是背後不知花費了多少國庫經費，她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國外進口的最頂尖級產品，僅有記錄在案的，1972年一次從香港進口6萬米伊斯曼膠捲，就花了好幾百萬元（李捷、於俊道，2013，第81頁）。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豐富多彩，1975年她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從北京運來四匹馬，其他物品拉了好幾卡車。

江青在大寨的擺拍

“文革”時看外國電影，不像今天我們花幾十塊錢買張電影票就可以解決。那個時代，中國與外國文化隔絕，要看外國電影需要先支付進口版權。為了滿足江青的私慾，僅197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進口550部外國和香港電影，耗資達1500萬元，為了讓觀影效果更好，張春橋又讓人從國外花了100萬美元專門採購最先進的放映設備（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頁），這實質是價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據楊銀祿的回憶，江青到晚上8時後，經常約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釣魚臺17號樓禮堂看電影，看外國原聲電影時，還要請外語翻譯過來，“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3.像所有腐敗分子一樣，“文革”新貴們生活水平和“修養”提高到一定階段後，達到貪污腐化的最高階段——“雅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後94次從北京文物管理處，拿走古玩、字畫、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冊，為這些文物她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宮的文房四寶象牙筆付了1分錢，墨錠付了2分錢（鍾史聞，1977）。

頗有“文化底蘊”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穫滿滿”，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古玩字畫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還有很多周朝的青銅器。康生為了達到“合法”占有，對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從文管處付款購買的形式獲得，宋拓漢石經，僅付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僅付5元。康生還嫌棄文管處工作人員估價太高，指責他們“沒有無產階級感情”。

當時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對他們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發後，唆使造反派以抄家為名盜竊他們的文物。康生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鄧拓家被抄後，立即去文物庫房“淘寶”。傅惜華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書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個單位。

就連最“清心寡欲”，對文化藝術不感興趣的林彪、葉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誘惑，1968年至1971年間，先後上百次親自或派人從文物管理部門取走字畫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跡，圖書5077冊，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還從故宮“借”來1000多件上等的瑪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畫等，密密麻麻堆在臥室里，林彪晚年沒事的時候，在家裡最大的愛好是擺弄從故宮“借”來的精緻的八音盒（武建華，2011）。

林彪集團的“大老粗”們也收穫不少，根據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門統計，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黃永勝夫人還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裡騙取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3函另510冊，獻給葉群。

對於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貴們也不好意思獨吞，都順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贓。著名畫家葉淺予被抄家後，所藏33件名畫，林彪獲得16件，江青獲得古墨、鎮尺等3件，陳伯達獲得張大干、徐悲鴻畫作11件，康生夫獲得潘天壽《野趣圖》及名貴印章等共9件，李作鵬、汪東興各獲得1件（何滿子，2015）。

他們還經常成群結隊一起掃蕩“戰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起擁進文管處庫房，挑選各自喜愛的東西，作為專家的康生，在一旁做專業指點。他們在管理人員面前，恐失身份，還不斷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這些行為又跟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洗劫圓明園、紫禁城文物有何區別呢？

4.“文革”新貴們不只有物質和生活上的貪污腐化，他們跟任何時代的貪官污吏一樣，大搞裙帶關係，讓自己的權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兒子張子石，“文革”中從青島市教育局長躥升至山東革委會常委，之後又擔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書記；江青所欣賞的京劇演員于會泳、浩亮和劉慶棠都被火速提拔成為文化部長和副部長；王洪文當上中央副主席後，就通知王秀珍開名單，在中央要害部門安排人，他一口氣內定了18個副部級以上幹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頁）；謝富治夫人劉湘屏擔任衛生部長、中央委員……

獲得提拔的黨羽們也像舊社會官僚一樣，懂得投桃報李。馬天水不斷讓上海市革委會財務部門給予王洪文）等生活補助費，甚至還給王秀珍等專門撥發“婦女營養費”，王洪文1974年一年獲得的特別補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當於毛澤東11個月的工資。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警衛局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發現保險柜裡有很多信封里裝着現金，都是上海一些機關偷偷給他的“生活補貼”，就連王洪文的警衛員也被周到的“照顧”，每月有15元（陳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會常委黃濤，每次進京都必須帶着東西，先後帶去200多塊高檔手錶孝敬給張春橋。1976年，張春橋女兒結婚，特意在上海錦江酒店擺宴席50多桌，收穫了大量當時最奢侈的禮品，徐景賢送了一台價值2000多元的西德產彩電，陳阿大送禮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頁）。這些工人農民出身的造反派領袖們，趣味和行為跟他們天天嘲諷的封建帝修資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僅僅掌握了八九年的權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讓他們坐上幾十年江山，會墮落到何種程度！

5.不用說這些中央級的“文革”新貴們過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級得勢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領袖徐景賢，喜歡吃進口蔬菜，一次花費9600元；王秀珍為了要幾斤特殊毛線，竟開動整個生產線；陳阿大占據兩套別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園15號樓，新康花園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檔洋樓之一，張元濟、趙丹等文化名人曾經住在這裡（李海文，2015）。更不用說，全國各個地區、縣、國有工廠，哪個造反派領袖上位，不是趁機撈一把？僅有記錄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遼寧省發生摧殘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這些案件往往都是發生在最基層的團場、連隊、生產隊，可見基層腐敗之普遍嚴重。

6.所以，“文革”並不是沒有貪污、沒有腐敗的歷史特殊階段，它與任何歷史時期一樣，獲得了巨大權力的階層，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都會迅速腐敗起來。“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權、反官僚等級制度起家，但是他們掌權後享受着新的特權，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文革”的貪污腐敗告訴我們，它不可能建成一個平等的社會。

“文革”新貴們的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今天的劉鐵男、徐X厚、賴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購買力換算，“四人幫”侵占的國家財富，也都是以千萬計乃至億計，如果加上他們侵吞的文物更無法用貨幣計算。並且那個年代是全民極度匱乏時代，他們所擁有的財富與平民之間的差距，遠遠大於當代貪污犯與平民的財富差距。

與當代的貪污犯們比起來，腐化了的“文革”新貴們的表現顯得更邪惡，更讓人作嘔：當代貪官最起碼不會阻撓老百姓致富過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業家或地方開發的共謀，至少為企業發展和地區經濟發展做過一些貢獻，而“文革”新貴們卻是在人民與自己之間搞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一邊教唆人民過苦日子，一邊自己窮奢極欲。如果老百姓吃好點、穿好點，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陰陽頭，而他們卻讓自己的物質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羅大眾享用西方物質和文化產品，就是崇洋媚外、裡通外國，而他們自己卻用重金從海外網羅各種物品；如果別人欣賞傳統藝術，就是封建餘孽，而他們卻把文物中飽私囊，這不是極度的虛偽、極度可惡嗎？這不是對人民壓制、愚弄的極點嗎？為什麼還有人甘願受他們的矇騙，拒絕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時代的中國不是一個平等而純淨的烏托邦。人們感受不到腐敗，並不意味着當時沒有腐敗。人們不了解特權階層的腐敗，跟當時的登峰造極的輿論管制，以及等級森嚴的社會分層有關，尤其是“四人幫”主管輿論宣傳，人們更不可能知道他們的醜聞。

如果以貨幣作為判斷是否貪污和貪污多少的標準，的確“文革”貪污問題不嚴重。由於計劃時代廢除了市場交易，取而代之的是為每個階層量身定製的供給制度，“文革”新貴們無需貪污現金，就可以滿足一切願望。然而，如果他們處於一個市場的環境中，以他們在“文革”中表現的對物質的窮奢極欲，他們貪污的現金也不會輸於新“四人幫”們。

如果以貪污為腐敗的唯一衡量標準，那麼“文革”時期沒有現在嚴重。但是如果把公權力造成的收入和機會不平等也作為腐敗的一部分，那麼“文革”的腐敗則是相當嚴重，普遍存在的。

人們對文革沒有腐敗的錯覺還有一個原因是：“文革”時期國家政權社會治理主要職能搞計劃指令，政府與一個個單元組織——“單位”、廠礦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職能已經轉型到公共服務，直接跟個人或民營企業打交道。所以，當時個人跟政府和公權直接接觸是有限的，遠遠不如跟單位組織多。但是就當時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權直接接觸較多的領域來講，比如工分、供銷、升學、當兵等，這些領域腐敗、特權和走後門也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否認，“文革”中也有大量不忘初心、廉潔奉公的幹部，但是這些往往是建國前或十七年期間入黨，經歷過政治考驗的幹部，他們的清廉並不是“文革”的功勞，不可顛倒邏輯。而當時人們對“文革”造反派的觀感和表現的評價，則明顯差很多，應該把二者應該區分起來看。

“文革”中的腐敗問題，應該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但是現在還沒有人涉足。學界應該重視起來，為人民呈現正確的歷史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