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論壇上，又有人重複性搬出楊繼繩那本所謂“其代表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詳細記錄了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的情況，並探討了其成因和影響”，以便想以此繼續狡辯性圓謊那本來就是百分之百假話謊言的所謂“餓死幾千萬”。然而，楊繼繩那本所謂“紀實”的書，其洋洋灑灑一大本，卻從頭到尾，無法從他書中透視得出任何一個客觀邏輯性、事實性，可以詮釋其真正意義的、曾親臨當年災區現場實況調查過之後，才寫出了所謂紀實”！也就是：通篇東西，本來就已經文不對題、答非所問了！
而一切，這都不要緊。畢竟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更何況他也是凡夫俗子，而根本不是神。短時間內幹不了那麼多。然而，問題卻在於：他在書中白紙黑字地“紀實”的東西，卻是持續三年的時間裡事情。那麼，即便再不濟、再沒有人手幫忙，他的作品都無法在客觀邏輯上擺脫得了本草民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已先後分別概括過了的三個邏輯性硬道理：1）毫無任何歷史性、物理性站得住腳客觀性佐證；2）毫無任何法理角度的客觀邏輯性；3）自始至終，且不說從未被中國歷屆政府所歷史性、官方性承認過，也從未被任何國際性、法理性官方機構採信過！更何況包括當年一直在華常駐過美國記者斯諾，以及英國駐華使館記者等傳媒人士，都曾親口證實：他們以其自身行業道德操守的信譽確認，他們從未見過這麼個所謂大饑荒三年，發生過“餓死幾千萬”、哪怕“餓死”幾十、幾百、或幾千、或幾萬等諸如此類的傳說。
故而，讓我們不妨摘錄幾段有人在本論壇上發帖了楊繼繩答記者問的過程中，楊繼繩的答覆中，邏輯漏洞百出的狡辯式圓謊，而越圓越謊的笑話如下：
第一，楊繼繩稱：“我在書中說大饑荒死亡3600萬人。數據的來源是中國和外國的主要人口學家研究的結果。我從最低和最高的數據中取了中間的數據。這裡面最低的數據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資料可以計算出來，死亡1600多萬人。還有一個是根據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課題。課題由當時的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主持。得出的數據是1700萬。這些是比較低的數據。高端的數據4000萬，5000萬，6000萬的都有。我另外一個主要的數據來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的一位研究人員的資料。他認為是3500萬人左右。但他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數字。如果把這兩年的數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萬了。所以我取了中間的3600萬”等，就這段，具體剖視如下：
1）楊這就所謂“...數據的來源是中國和外國的主要人口學家研究的結果......”的說道，其邏輯漏洞在哪兒呢？那就是，客觀性反過來做實了：沒有任何源自官方歷史性確認的硬道理！而純粹就是基於滿大街上那地攤貨性質的基礎上，疑似背後有着某種人為誘惑下，還有他個人主觀臆斷下，再加上：瞎矇瞎猜、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等之後，閉門造車式杜撰而成！即便其所謂“數據的來源是中國”的遣詞造句，也根本沒有任何官方性質的前綴或後綴式定語。故而，無非就是中國社會那些源自於港台的大街地攤貨之所謂“野史”之類。幾乎毫無任何學術性參考價值！所以，他根本就無法附上任何客觀性可佐證的歷史性所謂“餓死幾千萬”的照片！而那所謂源自“外國的主要人口學家研究的結果”就根本無需浪費時間去考慮了！這就是其邏輯無法自圓其說的硬傷之一。
2）所謂“這裡面最低的數據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資料可以計算出來，死亡1600多萬人......”的描述法，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死亡”現象是客觀性經常發生的。而他的所謂“死亡”這個名詞，並沒有任何定語明確硬性確定那是“餓死”所致！然而，“死亡”現象的原因，卻實質性五花八門，既有正常死亡的；也有非正常死亡的客觀現象；也有官方歷史性明確闢謠過的、由於流動人口的原因而導致登機之誤區的問題等等，然，他卻刻意選擇性迴避之，而隻字不提！這都無妨，而未必是什麼硬傷。而硬傷的還在於：非但沒有任何歷史性官方針對性就他的胡說八道說法，有過任何確認，且還是沒有任何具體歷史性照片可佐證！因為，即便上法庭指控任何人和事，無論如何，都必須具備法理硬道理性具體佐證！否則，空口無憑！純屬似是而非的無稽之談！
3）楊所謂“......高端的數據4000萬，5000萬，6000萬的都有。我另外一個主要的數據來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的一位研究人員的資料。他認為是3500萬人左右。。如果把這兩年的數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萬了。所以我取了中間的3600萬”這段話，邏輯漏洞在哪？那就是：“.......但他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數字”的表述，已經客觀文字性、邏輯性、前言不搭後語式自我否定了那所謂“餓死幾千萬”的說法了！更何況，他還說：“所以，我就取了中間的3600萬”的數字，那不就客觀性透視出那所謂“餓死幾千萬”的數字，完全就類似移動靶般隨人而異而完全可以人為式主觀刻意性根據需要而瞎編亂造的嘛。
第二，楊還稱“.....沒有大饑荒就不可能有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80年代重新實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最早發源於1961年。當時因為沒飯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開讓農民自己找飯吃，包產到戶。就這樣救了一批人......”云云，之類的鑑定性結論。
那麼，質疑的問題就來了：
1）他所謂的“當時因為沒飯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開讓農民自己找飯吃，包產到戶。就這樣救了一批人”的遣詞造句表達法，就按此邏輯推理的話，不就恰恰客觀性反過來，用他自己話而做實了、那什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最早發源於1961年”了嘛！而且，還以此來明確定義為後來的鄧氏“改革開放”！那麼，鄧還有什麼首創性發明而成其為所謂“自己的東西”嗎？而那時候最早提出那歪理謬論的所謂“包產到戶”之類、而後來鄧時代裡完全經不起實踐檢驗的邪門歪道，不正是鄧子恢、劉少奇、陳雲他們嗎？這是絕對的邏輯性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邏輯漏洞，而純屬假話謊言之作！
2）而他那所謂：“當時因為沒飯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開讓農民自己找飯吃，包產到戶。就這樣救了一批人”的說法，我們權且不必追根刨底其客觀性真偽如何，而就順着他的邏輯推理順理成章地客觀性就事論事地分析：那麼，不就恰恰客觀性反過來做實了：非但當地基層領導最終還是縱容了災區的鄉民外出盲流式“逃荒討飯”吃，而活了下來的事實，卻還另行側面印證了：當時的外地省份還是有吃有喝有富裕性輸出，而根本沒有所謂全國“餓死人”的客觀事實了嘛！否則，怎麼能在客觀邏輯上，勻出飯菜或金錢來養活那些盲流來“自己找飯吃”的農民呀？同時呢，還允許留在鄉下的農民們“包產到戶”之舉，而且，還由此“就這樣救了一批人”等等，之類表述，不就客觀邏輯性反過來打臉了有人煞有介事地所謂“鄉民都把屍體給吃光了，所以，即便高空偵察機也無法拍攝得到”的荒唐性愚人笑話嘛！假得都不能再假了！更何況，還同時客觀性透視出了：當年的毛澤東時代，即便遇到了大饑荒的困難面前，還是特別民主自由的嘛！即放手允許你“農民自己找飯吃，包產到戶”等，而“就這樣救了一批人”等，還怎麼在邏輯上說明那所謂的“民兵把守村口，不讓逃荒”的胡說八道呢？呵呵，完全就是前言不搭後語嘛！
第三，他所謂：“......但後來開放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包責任制，搞吃的，搞糧食。我們看到，只要制度一變，糧食馬上就多起來了。那麼反過來說，1958年那時的制度就是不行的。”的這段陳述，我們權且無需客觀性刨根問底，後來他那什麼“承包責任制”是如何淪落為單槍匹馬之後，又不得不回歸集體性操作幹活的客觀事實。而就順着他原汁原味的話的邏輯，不妨反質問其客觀性現實的是：其他農民全都盲流到了城裡了，還有誰種糧食呀？他的所謂“搞吃的，搞糧食”等說道，不就客觀邏輯性真實地做實了：他那所謂“搞吃的，搞糧食”之得逞，完全與農業領域裡的所謂“承包責任制”毫無必然的客觀性、實質性關聯嘛！而全都是要麼“逃荒”式討來的飯吃；要麼，打工掙了點微薄收入而買的那點飢一餐、飽一餐的所謂“糧食”嘛！而他所謂“糧食馬上就多起來”的說法，在客觀性比較後來的當年，官媒從未報道過糧食豐收、而是大幅度減產的客觀性報道的事實，不就反過來印證了：那純粹就是吃了毛主席時代剩餘的那些國家戰備糧，抑或完全就是進口的糧食了嘛！否則，難道農民在城裡吃上了自己城裡種的糧食嗎？連起碼的邏輯性常識都說不通！
第四，而再往下客觀邏輯性聯繫他楊繼繩，在後續另外一句針對記者所專門提及大饑荒時“中國當時並不是沒有糧食吧？”的提問時，他回答的所謂：“糧食不僅庫存很多，而且還大量出口”的說法，不就客觀性反過來，以他自己親口證實，側面印證了：那完全就歸功於“大躍進”期間，人民公社的集團勞作性，所產出的因果效應而糧食大增產，而非但足夠吃喝，還有盈餘庫存並“大量出口”了嘛！
故而，不就完全依此邏輯推理，災民之所以根本沒有發生所謂“餓死幾千萬”的胡說八道，那不就恰恰正是當時的高層，非但動用庫存糧食的支援，且還領導當地災民就地振作救災、恢復生產所致了嘛！否則，為什麼楊繼繩，通篇書中，啥照片都可以附上，卻就唯獨沒有他所謂“餓死幾千萬”人場面的任何一張歷史性照片呀？
這與他那所謂“資深高級記者”的行業身份，完全貨不對板而無論從哪個方面的邏輯角度都說不過去嘛！因為，他根本不可能不具備隨身專業用照相機！即便一時沒有或忘了帶上，那也不等於三年之內，不斷地所謂“餓死幾千萬”的期間內，沒有任何一次能從容拍下那災區現場，該“慘不忍睹”的實況攝影吧？尤其是，他還特別這麼強調道：“四川當年餓死了上千萬人。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1962年還餓死人”云云，那麼，其客觀邏輯性所謂“餓死人”的地理範圍就更寬廣了。故而，就更是客觀邏輯性的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沒有任何一張歷史性可佐證的照片了！否則，還如何算得上名副其實他那本書名之所謂“紀實”的遣詞造句的含義呀？那不就顯然明擺着假話謊言地騙人了嘛！
我們無需去刻意、或盲目性主觀主義地那客觀史實性的所謂“大饑荒”事實！也不願意主觀主義地武斷式排除任何的極少數現象的所謂“聽我奶奶說過”、“聽我爺爺說過”等之類，純屬道聽途說而以訛傳訛性質客觀可能性。然而，也必須有具體的人證物證俱全的具體佐證，方可法理邏輯性令人口服心服！就更別說那所謂“餓死幾千萬”、且還持續性三年不斷地所謂“餓死人”的大規模場面了！而絕對不願意接受任何以大陸老百姓作為政治性種族歧視性對象，而弄巧成拙的所謂“餓死幾千萬”的謊言的羞辱！
而楊繼繩的那本所謂“紀實”的書，卻恰恰正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從他的每一段遣詞造句中印證其可法理邏輯性、硬道理式的佐證！全書無不是純屬：閉門造車式主觀臆斷，再加上些瞎矇瞎猜、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性質之類的東拼西湊合成的胡說八道！毫無任何法律邏輯性起碼站得住腳的具體佐證，而純屬反覆狡辯性圓謊，而越圓越謊！鑑定完畢！
更可自我打臉得可笑的是：他最後這麼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把這些事情披露出來是為了給共產黨放包袱”，那不就恰恰反過來，以他自己那番完全類似鄧小平那口是心非式所謂“永不翻案”式口吻，做實了：他就是當代的鄧黨偽共而實為蔣統國民黨政治性質的、掛着羊頭賣狗肉的“黨員”了嘛！所謂“偽共”就是“假共”嘛！政治“地溝油”式假貨贗品嘛！
故而，也就根本不奇怪，為什麼他的那通篇邏輯自相矛盾的所謂“紀實”，從未被政府官方機構所認可了！即便他牽強附會或生搬硬套式順道提及個“吳邦國”，那也純屬毫無任何具體吳邦國原話可做援引性質的敷衍式忽悠性交代！不就為了混吃混喝弄幾個“貓論”式的錢來花花嘛......（全文完）
++++++++++++++++++++++++++++++++++++++++++++++++++++ 特此轉載性附上：楊繼繩受訪中相關應答原文如下： 楊繼繩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描述了大饑荒的悲慘程度，也對大饑荒成因的做了分析，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當時領導人的決策失誤和中國的政治制度，按照官方的標準，比較“出格”。
楊繼繩回憶說：“有渠道說，中央某某人，因為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上邊也有不少校友吧，都是年齡差不多的，也都知道這些事。我聽我一個同學打招呼，一個同學傳(話)的，說那個書，大饑荒，十七大以前不要出，在去年2月份。十七大以前不出，我就不出嘛，就等着十七大以後再出嘛。”
據我所知，上述的“中央某某人”，就是後來擔任中國人大委員長的清華校友吳邦國。他至少沒有說不準出版。這也顯示，他不認為那本書是誣衊不實之詞。
BBC在2009年9月發表了對楊繼繩的訪談報道《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大饑荒》。原文的段落之間存在空行，複製過來之後，間距會變得很大。所以我先複製到我的電腦上，做了排版，刪除了自然段之間的空行。這樣，黏貼過來，發表之後，段落之間就只空一行了。為了更加明確，我給楊繼繩的每段答話之前加注了“楊繼繩：”
原文的排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有一句話沒有表明是BBC說的還是楊繼繩說的，那句話是：“決議中講了三個原因，一個是政策失誤，一個是自然災害，一個是蘇聯逼債。”
原文中有一張關於毛澤東1958年視察農村的圖片，說是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視察農村，讚揚農業豐產。我沒有轉載此圖。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如下，我用楷體字顯示。
1959到1962年間，中國發生了一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這場大饑荒的真相是什麼，它如何發生又為何能持續長達三年之久？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楊繼繩先生經過十餘年的調查研究在他所著的《墓碑》一書中回答了這些問題。楊繼繩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李莉採訪時講述了中共建政60年中這段不容忽視的歷史。
問：大饑荒死亡多少人，數據所依靠的資料來源是什麼？
楊繼繩：我在書中說大饑荒死亡3600萬人。數據的來源是中國和外國的主要人口學家研究的結果。我從最低和最高的數據中取了中間的數據。這裡面最低的數據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資料可以計算出來，死亡1600多萬人。還有一個是根據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課題。課題由當時的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主持。得出的數據是1700萬。這些是比較低的數據。高端的數據4000萬，5000萬，6000萬的都有。我另外一個主要的數據來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統計的一位研究人員的資料。他認為是3500萬人左右。但他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數字。如果把這兩年的數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萬了。所以我取了中間的3600萬。
問：您為什麼認為回憶這場大饑荒如此重要？
楊繼繩：在氣候比較正常的年景，在沒有瘟疫，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幾千萬人就在三，四年間消失了。這種悲劇是在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也是很少有的。這麼重大的事件，不敢正視它，不去總結它的歷史教訓，肯定是不行的。
問：那麼這場大饑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歷史上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楊繼繩：首先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悲劇。但它的發生也成為中國後來改革重要的動力之一。沒有大饑荒就不可能有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80年代重新實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最早發源於1961年。當時因為沒飯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開讓農民自己找飯吃，包產到戶。就這樣救了一批人。文革中這種做法被禁了。但後來開放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包責任制，搞吃的，搞糧食。我們看到，只要制度一變，糧食馬上就多起來了。那麼反過來說，1958年那時的制度就是不行的。
問：因此它印證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說，中國這麼大規模，長時間的饑荒，如果不是因為制度出了問題，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楊繼繩：對。所以說這是人禍。是制度之禍。
問：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官方對這場大饑荒的說法是“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共產黨有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至少承認了政策上的失誤···
楊繼繩：我曾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找有關專家並查資料。結果證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災，就是人禍。 決議中講了三個原因，一個是政策失誤，一個是自然災害，一個是蘇聯逼債。
問：您認同這個結論嗎？
楊繼繩：我不太認同。就說關於天災，我曾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找有關專家並查資料。結果證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災，就是人禍。
問：就您的研究，主要是哪些政策導致了那場大饑荒？
楊繼繩：沒有三面紅旗就沒有大饑荒。如果沒有大躍進那種瘋狂就沒有大饑荒。大躍進浮誇，說畝產上萬斤結果根本沒有。但產量報高了，糧食的徵購比例隨之猛增。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拿走了。由於報告糧食多，毛澤東還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大家大吃大喝了幾個月，結果最後再也拿不出糧食來。這都是造成饑荒的原因。但三面紅旗只是一個具體的政策，還不是制度。它的背後是一個極權制度。國家壟斷一切。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源，生活資源，壟斷了思想，還壟斷了真理。農民們沒有任何信息渠道。政府說什麼農民才知道什麼。一切資源由政府集中以後，農民就只能等着政府的配給。政府給吃的才有吃的，政府不給就沒有吃的。
問：中國當時並不是沒有糧食吧？
楊繼繩：糧食不僅庫存很多，而且還大量出口。
問：那麼政府為什麼不放糧？是不了解下面發生的情況？
楊繼繩：當時的制度非常的僵化。即便有糧食，下面的官員也不敢放糧食，必須等上面說話。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縣的縣委書記要求他的糧食局長借300萬斤糧食，說秋後再還上來。但糧食局長對書記說，他不敢給。要省委書記吳芝圃同意才行。縣裡的官員當然不敢向吳芝圃請示。結果只好守着糧庫里的糧食，看着農民活活餓死。
問：這場大饑荒從1959年一直持續到1962年，如您所說造成3600萬人死亡。那麼，為什麼那麼大的饑荒能夠持續數年而沒有糾正過來?毛澤東難道不知道？
楊繼繩：毛澤東知道一些。但是，如果這個制度不是極權制度，而是個民主制度的話，那麼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批評。在報紙上也可以有輿論監督。錯誤就可以比較早的糾正過來。然而，那時是一言堂，毛澤東說的話是“最高指示”，是真理。別人不能反對。誰要是反對毛澤東那可就完了。彭德懷那麼高地位的人都是那樣的下場，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如果在下面提不同意見那麼等着他的就是打擊，迫害，扣飯，餓死。這樣的情況是數不勝數的。
問：您講到是制度的原因導致了那場大饑荒。從您的研究來看，各地在大饑荒中的死亡數字同當地運動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很密切的關聯呢？
楊繼繩：是有很密切的聯繫。那個省委對中央的向心力最強，饑荒就更嚴重。那個地方如果是同中央保持某種適當的距離，不是百分之百聽中央的，哪怕只是留有百分之一的餘地，就能少死好多人。四川當年餓死了上千萬人。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1962年還餓死人。而有些地方從1961年就開始好轉了。這同當年四川領導李井泉亦步亦趨，緊跟毛澤東有很大關係。
問：您在書中非常詳細的描述了各地饑荒的情況。有必要描寫那些非常恐怖的“人吃人”的情景嗎？
楊繼繩：如果不寫以後就不知道了。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資料，應該讓後人知道。過去中國寫人吃人就是“人相食”三個字。這樣的情況實際發生的太多了，我在書中說全國有文字記載的有一千多起。但我現在了解實際上發生了數千起人吃人的情況。用文字留下來可以震撼人心，讓人們吸取教訓，以後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問：您認為研究大饑荒這一歷史對現今的中國和今後的中國有什麼樣的意義？
楊繼繩：就是防止這樣的歷史在中國重現。防止再次出現這樣的悲劇。最根本的就是希望從制度上進一步改革。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把這些事情披露出來是為了給共產黨放包袱。這個包袱放下來才能輕裝前進。其實，當年大饑荒的教訓中國已經開始汲取了。像我剛才講的，如果沒有大饑荒就沒有聯產承包責任制，也不會有改革開放，給農民以自由。也就不會開始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制。但是我們需要在人的政治權利上，在言論自由上更多進步。到現在還不敢承認大饑荒就是一種十分愚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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