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南昌起义（2）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 “无产阶级化” 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 这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 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 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 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 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 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笑，他向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从长汀出发的时候，封了一百多条船，找了四百多个船伕，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并未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有让那些船佚驾驶他们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伕，总比年老船伕更为得力，因此就将那些壮年船伕驾驶的船，分载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老弱船伕驾驶的船，装载次要人员和病伤兵，谁知这个作法完全错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舵手，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壮年船伕所驾驶的船，大多出了事，损毁了。不少干部，都曾落水遇险，停留在两岸待救。现在，他急须设法找船去接应他们到上杭来，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

这类不顾实况，任意采取行动的故事，当时是我们间意味深长的笑谈资料，也曾认为要引以为戒。可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内，并不容易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宝贵的教训。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个轿伕轮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伕役算在内，就将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一连兵在内，共有四百多人。并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伕役，总共两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须 料理未了事件，须迟一两日才能跟进，周士第所带的一营后卫部队，那时还在由长汀循陆路来上杭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