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一转眼，我在成都快一年了，我升到二年级读书了。一天，母亲又来信了，信中提到要我回去的事情。当外婆让我念信给她听时（每次父母来的信后，外婆都要我念给他们听，恐怕是想考核我的书读得怎样罢），念着念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早就想回武汉的家了，只是不敢提出来。现在父母终于要我回去了，我有一种长期受到压抑和委屈而止不住流泪的激动。我不喜欢成都这个家里的毫无生气的气氛，我总有一种坐牢的感觉，很不自由。我除了喜欢外婆外，对于外公、舅舅、二太爷我一个都不喜欢。我向往过去在武汉家里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外婆倒是一点也不想让我走，她再三劝我留下来。我坚决表示要回去，她也不好再挽留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位我父亲的老同事冯叔叔来到外婆家准备带我走。他原来也在武汉机场工作，后调到成都机场。临走时，大毛弟将他喜爱的一个巴掌大的木雕小马送给我。平时，他总舍不得给我玩，生怕我弄坏了，这次却大方地送给了我。舅舅的女朋友送我两个颜色鲜艳的塑料圆盘，赵奶奶也给我一大包吃的东西，要我带给我父母。
走出大门时，外婆抱住我不放，眼泪都流出来了。和小伙伴们分别，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我一想到马上要回到武汉自己的家中，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快跟着父亲的老同事走了，生怕发生什么变故又将我留了下来。
到了成都机场，天已经很晚了，冯叔叔的家就在机场内。我到他家时，他的几个小孩都已经睡着了。我和他的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我唤醒。起床后我迷迷糊糊地被他带上了一架飞往武汉的飞机。飞机上除了我，没有其他旅客，只有几个机组人员。
不久，天也慢慢亮起来，飞机终于起飞了。飞机的颠簸让我十分不舒服。我打开临走时小毛弟他们送给我的礼物，一件件欣赏起来。其中，赵奶奶送的是一袋花生糖，我平时是最爱吃的。前一年，舅舅将我从武汉带回成都时，船泊万县过夜，舅舅上岸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呆在船上。无意中发现床旁边挂着舅舅带的一大包花生糖，我抠出一块尝了尝，香甜极了。我吃了一块又拿一块，不知不觉将一大包花生糖全部吃完了。吃完后，马上害怕了，心想舅舅回来肯定会对我大发雷霆。舅舅一回到船上，我马上告诉他花生糖被我吃光了，接着就等着挨骂。没想到舅舅听到后脸沉了下来，但没有说什么，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赶快睡觉。而现在眼前这么一大包花生糖，却一点也吊不起我的胃口，飞机的颠簸让人直想吐，胃也很不舒服。上了一趟厕所，稍好一点，花生糖仍是一块也没吃。
好在飞机很快就到了武汉。飞机一落地，我就见到了我父亲站在停机坪旁边等着接我。
下飞机后，父亲将我带到他工作的调度室里，调度室在候机大楼的顶部，透过硕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飞机跑道和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还没坐一会儿，他就拿出一张纸，要我将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画出来。画好后，他又拿出一本俄文的硬面图书，要我照着书中的插图画画。父亲也许是想考核一下我的画画水平究竟怎样，也许是想向他的同事展示一下他的儿子的绘画能力。我画好后得到父亲同事们的夸奖，父亲也是满脸笑容。
父亲下班后，带我回到位于汉口珞珈山街的自己的家里。家里的一切是那样熟悉而陌生，姐姐和妹妹见到我回来，也是兴高采烈的，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对我满口的成都口音，也让她们大笑不已。我终于又回到了离开一年的武汉，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真是高兴极了。
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从成都的生活习惯中解脱出来，除了满口的成都话外，再就是吃饭的姿势。坐在饭桌旁，我的眼睛从不敢正眼看菜，只顾低头看自己的饭碗，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饭，夹菜时也像小偷一样，筷子伸出去，夹了菜赶快收回来。而且只敢从离我最近的菜碗里夹菜，夹一筷子菜就赶快往嘴里塞。我吃饭的模样，也让大家感到奇怪和好笑，他们不知道我吃饭的习惯是在成都被外公逼出来的，他是不许小孩在吃饭时盯着好菜不停地夹，不许筷子“过河”，更不许用筷子在菜碗里翻来搅去。我在吃饭时，不知被他用筷子打了多少次手，也不知挨了他多少次训斥。每次跟他一起吃饭时，就像犯人一样。
时间不长，我又恢复了满口的武汉话，而且就像从牢里放出来一样，感到格外自由，闹腾得更欢了。
鄱阳街小学
从成都回到武汉，我又回到鄱阳街小学插班读二年级。
我所在的这个班有30多位同学，班主席是一个叫王腾皇的男生，长得十分秀气，文静。男生都叫他“假姑娘伢”，有点羞辱他的味道，但老师和女生很喜欢他。
对一个文文弱弱的听话的乖孩子，我是不佩服的，但对他担任班主席，我却是十分嫉妒。
在班上，我的年龄稍大一些，而且个子也比大多男同学高。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我也比其他同学显得更有主见，点子更多一些。在需要用力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时，我也会竭尽全力去拼。很快，我在班上就有了一大群的追随者，成了班上的大王。
没过多久，王腾皇转学走了。我取而代之当了班主席，接着又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这里要说明的是，学校中男女生的界限是很分明的，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所以，大王其实是男生的大王，女生也有女生的大王，叫王萍萍。
当大王后，身边总有一群听命于我的“小兵”围着我转。每天早上，听命于我的“小兵” 们还会自觉地将他们的早餐分一份放到我课桌的抽屉里，叫做“进贡”。我吃不完，就叫姐姐在校门口等我（她在天津路小学读书，应该也是从鄱阳街小学转过去的），我拿下楼分给她吃。也有不愿意“进贡”的同学，我会叫其他同学不跟他玩，孤立他，甚至会发动“小兵”们去围打他。一次，我指挥一群“小兵”们在校外追打另一名不愿听命于我的男生时，我帮他们拿书包，恰好被班主任简老师看见了。她把我叫住,很生气地对我说，你是班主席，怎么能叫同学打同学呢？简老师的话让我感到羞愧。
1959年，读三年级时，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成天饥肠辘辘的，心里想的都是吃，哪有心思读书？一次，有个同学带来一小块轧过油的花生饼，是作为喂牲口的饲料用的，她分了一点给我吃，真是香极了。从学校门口经过的江边码头运货的电瓶车，有时装运古巴红糖，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兴奋不已。大家都追着电瓶车跑，抢着从装糖的麻袋的破洞中，抠出一点糖连忙往嘴里塞。
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被打乱了，原来的老师也走了不少，留在学校的老师也不安心教课，经常出现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况。为了保证正常上课，学校又请了一些代课老师来教我们。代课老师只把上课当作任务完成，根本没有责任心。所以，常常是老师在上面讲，同学在下面闹，甚至给代课老师起绰号。一位代课的女老师长着两颗往外暴出的大门牙，讲课时口水四溅。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喷涎的老师”。每当她上课时，下面就不停地起哄：“喷涎的老师真好玩！” 她没法上课，气得哭起来，罢课不上了。
班上张友际同学家住鄱阳街和兰陵路交叉路口的武汉食品厂宿舍，一楼是食品厂的门市部，二楼和三楼是宿舍，二楼宿舍后面有一个大平台，平台中央有一个玻璃气窗，下面是邦可食品厂的糕点制作车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在他家玩时，平台的气窗口飘出阵阵烘烤糕点的香味，让我们垂涎欲滴。
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又在张友际家宿舍的平台上玩，发现下面工人已经下班，车间里空无一人，案板上的食品箱里还摆放着烘烤好的面包和蛋糕。大家顿时激动起来。张友际从家里找来一根细长绳子，在顶头拴一个铁丝弯成的钩子，从透气天窗口慢慢往下放，想用钩子钩住糕点提上来。试了半天，也没法钩住食品，时间长了怕被大人发现，只好放弃。后来看《三剑客》的电影，其中也有从天窗钓烧鸡的镜头，看到这儿就想笑，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没有成功。
整个三年级，我们没有好好上课，这是我们最放任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教室在主教学楼的一楼，下面是地下室。教室的木地板破旧不堪，有的地板已经松动，可以看到黑黢黢的地下室。我灵机一动，叫“小兵”们把地板撬开，形成一个可钻人下去的洞口，再把地板还原盖好。当老师上课在黑板上演板时，我就指挥同学分批钻到地下室去，钻下去十几个同学后，老师发现班上没有多少同学了，也不知人都跑到哪儿去了。胆大的女生也有跟着钻洞的，剩下不敢跑的女生们偷偷捂着嘴笑，把老师气得够呛。
由于经常钻地下室，被学校的校工发现。一次，他守在破洞口，我们一下去，他就用扫帚猛敲打我们的脚，吓得大家惊叫不止。我们再也不敢钻洞下地下室了。
岳飞街小学
我们这个班，在学校是有名的调皮班。1960年，我们三年级的下学期时，又有一所新小学—岳飞街小学成立了，我们班被整体转到这所小学，班主任简老师也和我们一起转过去，同时转过去的还有鄱阳街小学教体育的陈老师、大队辅导员王老师（他的头发总是梳成向后翻的大背头，抹上发油，油光光的，同学们暗地里都叫他王包头）等其他一些老师。
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姓简，叫简德华，是个没有结过婚的老姑娘。她就住在我们上课教室后的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的套房里。 当时她大约有四十多岁，身体一直不太好，说一会儿话就要喘气，现在想起来她可能是得的肺气肿病。她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一直挺器重我，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敢在她的课上或当她的面调皮。
在岳飞街小学，我虽然还是调皮，但多是在课余和课外，上课时不像在成都西马棚街小学和在鄱阳街小学读书时那样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这也许是自己慢慢长大，懂事了一些。
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一直担任班主席和学校的大队委。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在同学中我的威信也很高。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一本正经，规规矩矩，我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虽然我长期担任班主席，却很怕在正式场合出头露面。一上台就面红耳赤，说话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作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我曾在全校开大会时，担任旗手，在两位护旗手的护送下，在队歌和鼓乐声中，在全场同学的注目中，举着队旗，绕场一周，登上主席台。做这样的事情，我都显得很不好意思。
我之所以在老师眼中有好印象，在同学中有威信，主要还是我具有其他同学所不具备的长处。
首先，我绝对是一个聪明、有号召力的小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有人气”。虽然我不是那种埋头读书的乖孩子类型，但我的接受能力较强，悟性较高，成绩也较好。看起来我成天都在玩闹，其实功课我上课时都已经听懂了。别的同学稀里糊涂地跟着我闹腾，而我玩也玩了，学也学了。他们大多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认为人的聪明很大程度还是天分，我一直不欣赏“笨鸟先飞”、“勤能补拙”等成语。你想，一只笨鸟，可能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就是先飞，把劲使错了地方，谁知道能飞到哪儿去？笨鸟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聪明鸟。因为它只会用蛮力气，不会动脑筋。我坚信这一点。
其次，我的画画得很好。从二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学校的墙报的报头和插画都是由我一人包办的。大队辅导员王老师特别欣赏我，这也是别人不可企及的。
第三，我家中的藏书较多，我也很喜欢看书。班上的同学都想从我这儿借书看，拼命巴结我。
现在想起来，多看课外书籍，其实是对提高学习成绩大有好处的。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分析能力、欣赏能力和理解能力。课外书籍看多了，学习语文就不感到吃力，而且有兴趣。我总是把语文课本当文学作品看，新学期刚开始，语文课本我肯定是先看过一遍。上课时，学起来就很轻松。语文学好了，对学习其他课程在理解能力上就要强一些，确实有帮助。
从小学到中学，我在学习上都没有下太大的功夫而成绩一直较好，我认为是与我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籍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次，班主任简老师家访，看到我、我姐姐、妹妹各自抱着一本小说看得入迷，门背后还贴着读书计划表（谁定的，不知道）。开班会时，将我好好地表扬了一番，并要求同学们向我学习。
饱览群书
我从很小就喜欢看书，《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儿读物，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我几乎是期期都买。街边的小人书摊也是我最喜欢呆的地方，一分钱借一本书可以坐在书摊旁看，再多花几分钱，还可以将书拿回家看，第二天再还。在小人书摊上，我几乎看完了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连环画。
三年级开始，虽然我只有十来岁，就已经开始看很多大部头的书。我父母比较爱书，家中的藏书不少，多是中外名著。我印象最深的书有：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神秘岛》，精装本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厚厚的分成上下两集，四本一套的《一千零一夜》，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苏联作家写的《士敏土》，中国作家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还有玛拉沁夫的什么书，俄文版精装大本的苏联童话故事集，里面的插图色彩鲜艳，又大又漂亮。父亲在书的空白处将俄文翻译成了中文，所以我都能看懂。不少故事是这样开头的：“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或者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等等。其中我记得有一篇《九头凶龙》的故事，写的是一位勇士（王子？）与山洞里的一只长有九个脑袋嘴里还喷火的凶龙搏斗，最后将这头凶龙的脑袋一个个都砍下来，将凶龙杀死。
家里还有不少《收获》杂志，其中有不少中长篇的小说，我也比较喜欢看。我还记得《收获》杂志的主编有巴金和靳以，靳以的名字上还打了黑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为此人很重要。
我还看过舅舅写的小说的手抄稿，记得其中写到一群年轻妇女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边打毛线一边谈天，东扯西拉的，看得十分乏味，没有看完。
由于有这样的读书环境，对于书我是情有独钟，不需要大人督促，也不需要老师要求，完全是自觉并有兴趣地去看书。玩耍时，我可以玩得昏天黑地，看书时，我也可以若“老翁入定”似的进入旁若无人的入迷境界。小学几年中，家里的藏书不管是我读得懂的还是读不懂的，几乎都被我翻阅个遍。
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和《神秘岛》是我的最爱，看得爱不释手。这两本书后来被班上的一个同学借去，一直没有还给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坚持看完，书中的一句话我牢记至今。拿破仑的军队攻打莫斯科时，行军途中，拿破仑（？）寻问路边一位老人去莫斯科的路怎么走时，这位老人回答：“正如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还有彼埃尔（？）跟娜塔莎的忘年爱情故事，看得让人好生感动。但对书中不时出现的大篇大篇的议论，却让人不甚其烦。每当出现大篇议论时，我都翻过去不看。以后看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雨果也有托尔斯泰的毛病，看得正起劲时，出现大篇大篇的议论，倒人胃口。有同学（好像是王萍萍）借我一本《老残游记》，其中半文半白的句子实在枯燥，也看不懂，坚持翻了几回，实在看不下去，就丢到一边去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书，外国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看后感觉一般。《吹牛大王历险记》倒是有趣得多。
在我的各科成绩中，语文，特别是作文，我的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之一，直到中学都是这样。
四年级时，区里举办小学生作文比赛，我的《春游》一文获得了三等奖。我还记得我在作文中写的春游出发前的情景：“清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看到比我早到的同学还真不少。大家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都十分兴奋”。在对东湖风景的描写时，我是这样写的：“到了东湖，看到湖边的小路两旁种的一排排杨柳树，细长的柳枝轻拂在湖面上，微风吹过，柳枝轻轻地摇动，好像在挥动手臂欢迎我们的到来”(我真佩服自己的记忆力，那时写的作文我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些段落)。学校召开大会对获奖的同学颁发奖品和奖状，到台上领奖时，我得意极了。
值得回味的几件事
1961年读四年级时，我迷恋上游泳。为了不花钱游泳，我们几个喜欢游泳的同学跑到青少年宫后面的鲩子湖去游泳。这儿的湖水很脏，也很浅，湖中还有不少荷叶和荷花。我们一下水，腿就陷进淤泥中，但我们还是游得很愉快。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太阳一晒，口渴得厉害。我渴得实在受不了，忍不住喝了湖中的脏水，结果患上副伤寒，高烧不退，在儿童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跟几岁的幼儿住在一个病房，睡在两边有栏杆的像摇窝一样的病床上，真是不好意思。我的肠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后来我们就办游泳证到游泳池去游，汉口这一带的游泳池几乎都被我们跑遍。如：体育馆游泳池、中山公园游泳池、海员游泳池等。整个夏天，我都泡在游泳池里，我很快就能游几百米远了。
到游泳池深水区游泳需通过测验。当游泳池里的人在我们的游泳证上盖上鲜红的“深”字圆印章，能在游泳池深水区戴着蓝游泳帽游泳时，真是兴奋无比、骄傲无比。我们都以谁晒得最黑，身上能划出白道道为自豪。
小学生活中，最值得回味的还有放暑假到父亲工作的南湖机场去玩。每次去，我还有姐姐，都住在白妈妈家里。白妈妈一家原来也住在汉口珞珈山街民航局宿舍，后来搬到南湖机场去住的。白妈妈家也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叫白起鹤，比我大几岁。老二是女孩，叫白起翔，跟我姐姐差不多大。老三叫白起鹏，是个男孩，跟我差不多大。当时他好像被他家里送到广东汕头的亲戚家读书去了。我和姐姐每次去，姐姐和白起翔玩，我就像一个跟屁虫似的跟在白起鹤后面，屁颠屁颠的，和其他一帮小孩在机场内到处闲逛。
一次，正在机场内玩耍时，突然听到救火车和救护车“呜呜”的警报声。我们知道出事了，跟着车子跑。原来是一架安二型的双翼飞机刚起飞就栽下来了。飞机的残骸被拖到飞机库房，断裂的巨大的螺旋桨放在一边，从断裂处看到螺旋桨原来是木头做的，让我十分惊奇。
在机场过暑假时，最高兴的是看露天电影。机场每个星期都会放一到两次露天电影。天刚嚓嚓黑，空地上刚开始支起银幕，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聚集到放映场地上，你追我跑，打打闹闹，等着电影放映。我在机场看过的电影还真不少，印象深的有《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侣伴》、《芦笙恋歌》、《红字》等。《青春之歌》是在饭堂里放的，没有支银幕，就直接放在白墙上，片子开场是湖中的一大片荷花，还是彩色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侣伴》、《芦笙恋歌》里面的插曲十分好听，每次看完电影，大家都要哼唱好几天。
上中学前，父亲调出民航系统，就再也没有机会到机场去过暑假了，十分遗憾。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深刻。那是读五年级时，中南剧院正在播放《夜半歌声》的电影。这部电影十分恐怖，据说外地放映时还吓死了一个小孩。对于电影恐怖的传言更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买了一张下午5点钟左右的《夜半歌声》的电影票。
电影是黑白片，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
在一个傍晚的一座地处偏僻而空旷废弃的旧剧院里，昏暗的楼梯上只见一双脚在慢慢地上楼，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咚、咚”的脚步声十分沉重而刺耳，就像跺在我的心口上一样。在楼梯转弯处，突然“刺溜”一下窜出一条蛇，突然响起两声短而尖锐的音乐，我的心跟着一下就提到喉咙眼上来。从这一双脚慢慢往上移可以看到一个人昏暗的背影。这个人继续往上走，走到一扇门前，慢慢伸出手来扭门把开门，这是一只瘦长的大手，五个指头的指甲老长老长的，十分吓人。镜头慢慢再往上移，这时我终于看到这个人的脸，这是一位老人，瘦长的脸上毫无表情，他长着一个巨大的下巴，从昏暗中看过去，就像是一具僵尸。
电影从一开始就把人带入一个十分恐怖的环境里，我开始后悔不该看这部电影了。
后面的情节让人更是坐立不安，当故事的主人翁宋丹萍出场后，只见满脸缠着厚厚一层纱布，后来有人帮他揭开蒙在脸上的纱布，也是慢慢的解开，一层一层又一层，终于将纱布揭完，从一个人举着的一面镜子中，我终于看到他的那张被硫酸烧伤满是凸凹不平伤疤的十分恐怖的脸，宋丹萍大叫一声将镜子摔碎，我的心情紧张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接着又是一个月黑风不高的晚上，也是这个废弃的剧场的花园里，有个女人在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只见昏暗的树丛中露出半截宋丹萍那张恐怖的脸，一声不吭，像幽灵一般。
电影院里几乎坐满了人，但安静得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我就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影一样，孤独而恐惧。我完全没有心思关心剧情的发展，只是在想现在几点钟了，外边的天黑了没有，我怎么回家，怎么进我住的一楼同样黑暗的小房间。
当看到人们发现了宋丹萍，把他当成鬼魂追赶，他跑到一座塔内，下面围满了人要放火烧塔时，我下定决心不看了，起身离开电影院。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上也没有几个人，我是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的，好在家里还亮着灯，姐姐和妹妹都在家里看书，我气喘吁吁地坐下来，心情好半天都不能平静。
文革后，又重新拍了《夜半歌声》，是彩色的，就完全没有老片子的味道了，我也没有去看。我倒是希望把原来的黑白片的《夜半歌声》接着看完，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再播放。
罢官风波
到了五年级，时兴学习小组，是自由组合还是由班主任老师安排的，记不清楚了。就是放学后或是吃完晚饭后，各学习小组的同学集中一起，到小组中的某个同学家中去做作业。其本意是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对我们来讲，学习小组的最大乐趣还是做完作业后有伙伴一起玩耍。我做作业的速度总是最快，做完以后给其他人抄，抄完赶紧去玩。
学习小组也是经常变化的，开始在一个叫方地的同学家里，都是男同学；后来又和另一个叫周兆武的男同学跟班上几个女同学编在一个学习小组。周兆武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住在离我家很近的楚善里。我们这个学习小组集中在女同学王萍萍家中做作业。
王萍萍是班上女生的大王，她家住在中南剧院对面的兰陵村临街的一栋三层楼房的二楼，家里有一个十多平方的凉台。做完作业后，大家在凉台上玩游戏。
女孩子的游戏与男孩子不同，我们男生在一起时喜欢玩“救命捉跑”、“斗鸡”等有刺激性的游戏，而女生们玩的游戏就温柔多了。王萍萍提议玩一种叫“蒙眼抓人”的游戏，就是用手绢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然后让他去抓别的人。他蒙着眼睛乱抓，其他人在他周围推他、撩他、躲他，不让他抓到。如被抓到以后，被抓的人不能作声，他要通过触摸来辨认出被他抓着的是谁。猜对了，就该被抓的蒙上眼来抓别人，猜错了，还该他继续抓。
就是因为和女生一起玩过这样的游戏，不久就给我惹出了大麻烦。
几天后，班主任林老师找我（原来的班主任简老师身体不好，病休了。教我们语文课的换成了林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好像刚结婚不久。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有人告我跟女同学疯闹，摸女同学的脸，还说了我的其他一些什么问题。说完，她又问我，你知不知道是谁告的你？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说：“是你最好的朋友周兆武。”我当时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被人出卖的感觉，而且还是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在他告我密之前，我们之间没有发生矛盾，甚至连脸都没有红过。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实在不明白。
后来回想，有一次，我们在玩“蒙眼抓人”的游戏时，几个女生跟我闹得欢一些，他玩了一会儿，就站在一边不玩了。我似乎隐隐约约感到他有一点受到冷落而不快乐，但当时没有太在意。
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孩子，但在班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对我在班上长期当班主席和大王有嫉妒心？
我想这几种原因都可能有，但他从来没有跟我流露过，使我一直蒙在鼓里。我一直他当成无话不说的朋友，而他却对我留了一手，真是人心叵测。
而班主任林老师又为什么要将给她打小报的人告诉我？是提醒我还是挑拨？如果是对周兆武出卖朋友的做法有反感，提醒我交朋友要注意，那她就根本犯不上对男女生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小事大动干戈，而且平时也没有见她有对我不满意的表现，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下手如此地狠。
第二天，班主任林老师就主持召开了班会，主题就是对我的行为不检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揭发，帮助我提高认识。当林老师简要地把我的问题讲了以后，就要求同学们发言。
有了老师的支持，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十分踊跃。有同学还揭发说，我曾经拿一元钱给三个女同学分。这本来是三个女生从我家门口经过时，我跟她们说的一句玩笑话，结果也成了我的罪状。何况那时候一元钱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钱，我怎么可能拿出一元钱给她们分呢？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同学们把我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抖搂了一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在同学的眼中是如此的坏，如此的欺压他们，如此的“十恶不赦”。
游戏的始作俑者王萍萍和告密者周兆武在班会上都没有发言。
王萍萍是最有资格出来澄清事实真相的，因为游戏是她提议玩的，但她在班会上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我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她站出来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必然会引火烧身，将她和我连在一起批判，那让人更难堪；如果和大家一起来批判揭发我，那肯定是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她肯定不愿这样做。
周兆武没有发言，我想也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可能只想在班主任面前告我一刁状，使我失去老师的信任，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一场批判会；二是他保持沉默，就不至于让我怀疑是他告的密。
班会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当我看到原来听命于我的“小兵”们一个个“反水”落井下石，心中涌上一股悲凉。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
那个年代，男同学和女同学在一起玩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何况我还摸过女同学的脸。我就像犯了多大的作风问题一样抬不起头来。
班会以后，我的班主席被撤了职，大队委也给免掉了。同学们都对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周兆武也跟我保持了距离，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这样的环境让我过得很难受，王萍萍倒是和以前一样快快乐乐，继续当她的女生大王。周兆武却是一蹶不振，好像受到批判的不是我而是他，成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见到我眼睛连忙向一旁瞟去，不敢正眼看我。
这件事情很快被传开来。同年级其他班的同学都开始嘲笑我，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三角三”。他们满校园乱叫，甚至叫到“三角三分三厘三毫”，搞得我十分狼狈，下课也不敢到操场去玩，放学后就赶快回家。
好在大队辅导员王老师还记得我。他也许是同情我，也许是学校办墙报离不开我。在我被免去大队委后，他马上聘我为大队部的宣传员，并用大红纸写出公告贴在校园大队部门口，同学们都看到了，这也给我挽回了一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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