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妈妈跟杨说了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扬扬上小学期间。那时爸爸从小学调到了环保局烧锅炉。
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爸爸都不认识。
一个自称是街道武装部的站起来说：“我姓严，武装部的。”又指着旁边的三位说：“老葛，区武装部的。咱环保局的戴科长、小姚。”
“杨锦荣，汇报你的思想，交代你的问题。我再把政策重复一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严说。
杨站在一旁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不敢看任何人，也不想看任何人，拿着纸的手有些发抖。
“说吧，别怕，政策很清楚嘛。争取早日解除管制，懂吗？”老葛说。
“坐坐坐，坐下说。又不是开大会。”这位戴科长有点口吃。
杨仍然站着没敢坐。“叫你坐下，还站着干嘛？”小姚说。
杨慢腾腾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快说，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陪着你。”严有点不耐烦了。
“我生于XXX年XXX地，在XXX上小学，在XXX上中学，”
“别那么罗嗦，我们可没时间和你耗，拣重要的说。”小姚说。
“XXX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在XXX小学教书，三年后老校长退职，提拔我当了校长。”
“净说这些没用的，交代你是怎么参加国民党的，有哪些反共活动？”严说。
“怎么参加国民党的？老校长退休前对我说，国民党主张‘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住嘴，您反动立场不变，还敢为国民党宣传？国民党就是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的党。”严说。
“国民党祸国殃民。”杨锦荣重复了一遍。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加？”
“因为，因为他们让我参加。”
“别人让你参加？表是谁填的，申请书是谁写的？”
“我，我自己。”
“这不结了。交代你自己的罪行，别扯别人。”
“我，我有罪，我站到了敌人一边。”
“又避重就轻，怎么是你站到了敌人一边，你就是敌人，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知道吗，你的影响可不一般。”
“我的影响不一般。”杨鹦鹉学舌般地说着，语无伦次，原先准备的汇报材料用不上了，思路完全乱套了。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我帮你分析分析吧。”戴科长抽了口烟接着说。
“你是小学校长，你的反动思想不仅影响老师，还影响了学生，把那些祖国花朵的纯真心灵全给染黑了。你当了几年校长？”
“八年。”
“八年，你知道八年有多长吗？整个一个抗日战争。就算你们小学每年招四个班，一个班四十八人，四四一十六，四八三十二，每年一百九十二人。八年再加上教职工，毛两千。还影响到他们的亲人，你毒害了这么多人，罪大恶疾呀。”戴科长分析起来头头是道，而且也不结巴了，真是奇怪。
“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杨锦荣，你是反革命分子，被管制分子。只需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牢不可破，国民党已被赶出大陆，赶到了台湾那么个小岛上，你要丢掉幻想，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今后要主动向居委会汇报思想，争取早日解除管制。”
杨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噢，还有一件事，为了利于你思想改造，从明天开始，你除了烧咱们局的锅炉外，下午三点到六点去环保组掏粪。肮脏的思想只有在艰苦的劳动中才能得到更新，六点以后你再把锅炉封好，怎么做你看着办。总之锅炉房的事不能耽误。”
杨又点点头，会议结束了。
杨是三年前被撤销了校长的职务，在门房呆了半年后调到环保局的。因为有人反映，他经常和老师同学打招呼，影响不好，再说让个反革命看大门也是丧失阶级警惕性的表现。
杨踉踉跄跄走回了锅炉房，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该做什么。愣了一会儿，才想起要封炉子。他擞了擞火，添了新煤，又用湿煤封好，火不能灭，明天全局的人还要喝开水，用热水呢。
做完这一切，他关了灯，锁好门，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走呀走，竟忘了拐弯，一直走到了海河边。
河上停着一艘轮船和几条小船。轮船灯火通明，小船却十分黯然，船头上的一只小灯鬼火似的忽明忽暗。水面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生气，冷风瑟瑟，饥寒交迫。
“饥寒交迫的奴隶”杨把自己吓了一跳，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念头。他愣愣地看着河水，平静的河水上路灯的倒影一晃一晃，哪里是我的归宿？哪里是我的家？
四面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忽然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跟前。
“杨校长，我从老远看着就像您，您在这干嘛呢？”原来是学校的老门房。
“干什么？噢,不干什么。”
“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回家？”
“噢，回家。”
“我刚到我丈母娘家去了，现在回家，和您顺路。您坐我的‘二等’，捎您一段儿。”
杨顺服地坐在了老门房的自行车的后衣架上。
到了胡同口，杨下了车，谢了老门房，回到了家里。
“哟，你怎么才回来呀，都把人急死了。”妻子说。
“吃饭了吗？我给你热饭去。”妻子又说。
“我不饿，我累了。”说着，杨躺在了床上。
类似的事情妈妈说过好几件，以后扬扬万万没有想到这种阴影竟变成了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