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梦--情系你我他27b “我高中毕业去了弹簧厂，一干就是三年，刚出师，又参军去了山西，一晃又是四年，马上就要转业了。我们分配的原则是，从哪来的回哪去，我回咱天津。” “噢，你参军去了山西。我一点也不知道，班上谁的消息我也不太清楚。” “你怎么样？”刘问。 “我？”杨欲言又止。 “不用勉强，我只是随口问问。” “其实也没什么，我高中毕业去了小学，直到现在，孩子王。” “你们生活得都好吧？” “都好，嗯，不。不，还行。嗯…。”杨吞吞吐吐，甚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听说你爸被批斗了，还游街。” “我爸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我想你还是不要到我们这儿来，会影响你的。” “这我不怕，解放军死都不怕，还怕反革命？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爸妈刚出去，马上就回来。” “好，那我不坐了，以后我再来看你。” 杨把旧日的同学，今日的解放军送出了门。送走刘建设，杨继续坐在洗衣盆前，准备把衣服洗完，趁天好赶快晒干。 刘建设是杨高中的同学，但没说过几句话，刘建设在班里很活跃，无论是下乡支农还是大炼钢铁都表现突出。记得他们班炼出第一炉钢时，就是刘建设和另两个同学向党委报喜的。其实那根本不是钢，只是把从工厂拉回来的铁刨花，放在所谓的高炉里烧了一会儿。一个同学问：“这是钢吗？”刘答：“怎么不是，现在是大炼钢铁，只要炼，出来的就是钢。”并反问那个同学：“你说，不是钢是什么？”弄得那个同学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下乡三秋，即秋收、秋耕、秋种。老农说一垄地种三趟麦子就行，上边检查的干部说，这不符合毛主席“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方针，一龙地必须种七趟。同学们都不作声，只有刘建设赶忙说，“对，多种才能多收。”来检查的干部把刘夸了又夸，还把刘作为自己的助手留在身边。说实在的杨对刘没有太好的印响，当然也不算太坏。刘也住在这条胡同，是后搬来的两家之一。杨家和刘家没什么来往，也不了解刘家的情况。今天刘建设来看望杨，杨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不过也许正向刘说的，他要转业了，顺便看看老同学、老街坊。无论如何，这位带着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在这时候能迈进自己的家，还说不怕受影响，着实让杨感动。就像一股暖流，融化着杨这颗冰冷的心。 刘转业了，这几天正在家里等分配的消息。他除了去“市复原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打听消息外，其余时间就到杨家来，他和杨回忆高中的趣事，谈部队的生活和对现实的看法。杨不在家，他就和杨的妈妈聊天，还帮助照顾杨的爸爸，干些家务等。他从来不提爸爸的历史问题，时间一长，他似乎成了这个家的一个成员。 如果有几天刘没来，爸爸就会问，建设怎么没来呢，他忙什么事呢？刘这几天确实忙。他的工作分配了，分配到天津拖拉机厂。他忙着去报到，拖拉机厂的人事处分配他到“复员转业军人办公室”工作。虽然是临时的，可也让刘激动不已。天津拖拉机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拖”是个国家级的大厂，有两万多职工，厂子的福利好，响当当的产业工人，人人向往的地方。他又在“复转室”工作，不用进车间，工作季节性，有复员军人了，忙一阵，过后极为清闲，没有工作压力。年节弄些粮、油、蛋、糕点之类的慰问这些复员转业军人，自然也有办公室人员一份。这可是份美差，人们巴不得往里钻，刘的运气好。 刘忙不迭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杨和杨的爸爸妈妈，大家都为他高兴。刘的父亲是工人，妈妈成分也不高，他还有个妹妹下乡到了山西。刘的爸妈都是老实人，没挨过斗，也没斗过谁。一天下大雨，杨家的房子漏得厉害，杨不想麻烦学校，就径直去找刘建设，刘二话没说，冒雨骑上自行车到厂里找了些油毡，还叫上他的一个朋友帮杨家把房子修好了。刘拿出自己一套半新的军装，又找别人淘换了一身女军装，让杨给大勇和小瑛寄去。 杨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希望，她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和刘诉说心中的苦闷。两道同情的目光，点燃了杨心中的希望之火，似乎她那孤独压抑的青春走到了尽头，前程中的亮光就会出现。。一年后，刘提出和杨结婚，杨的一家都十分感动。他们想，这也许是老天赐给他们的礼物，和一个曾戴过红五星、红领章的人结合，家庭的阴云可以驱散，晦气可以冲淡。在道道阴影下背着十字架长大的杨从来没有奢望过爱情，然而爱情就这样降临了。 不过，杨提出了一个前提。杨不能离开这个家，双目失明精神分裂的爸爸需要人照顾，妈妈身体又不好。刘和父母商量了一下，同意了杨的要求。反正都住在一个胡同，刘的家里又没什么负担，父母年轻，身体好还都有工作。 春节后又下了一场大雪，人们说,正月十五雪打灯，一定是个好年景。两家选了个星期日，这天风和日丽，给人暖洋洋的感觉。杨先是按照刘的意图到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杨依军。又和刘一起到居委会开了证明，去街办事处登了记，到照相馆照了张大二寸的黑白照片。刘的父母到杨家坐了坐，刘家准备了几个菜，请杨的妈妈去家里，杨、刘、杨的妈妈、刘的父母五口人围着桌子吃了面，说了些吉利话，事情就算办了。 刘搬进了杨家，家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一间屋子两张床，中间有个晚上拉起的布帘，一张书桌兼饭桌，两把椅子，空荡荡的书架添了些刘的书，毛选五卷、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杨原先睡的床在旁边搭了两块板子，墙上贴了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儿，书架上摆了一尊毛主席全身的瓷塑像，也算为这个家添了一点喜庆。 大勇、小瑛和刘的妹妹都没回来，一是不能耽误挣工分，二是来回还要化路费。 婚后的日子还算平静，自从爸爸双目失明精神分裂后，没人再来揪斗，也没人再来抄家。刘对杨的父母也很孝顺，第一个月发工资就给杨的父亲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后来家里又添置了自行车和缝纫机。年节厂里发点东西，刘总是各家一半，有时候这边还多些，特别是两个女儿出生后。杨也不忘公婆，常去帮助洗洗衣服，拆拆被褥，送点吃的。妈妈有了新的缝纫机，又有人找她来做活了，她非常高兴，经常念叨刘的好处。爸爸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京剧，犯病的次数大大减少。刘爱喝两口小酒，到了星期日妈妈总是让杨多炒两个菜给刘下酒，刘喝高兴了，还会递给爸爸一小盅。爸爸就问刘，你叫什么名字，下次还是这个问题。有时刘不高兴就借着喝酒大发牢骚，对厂子有意见，对社会有意见，对部队有意见，对文革有意见，对邻里有意见，对杨有意见，对杨的父母有意见，甚至对自己有意见。喝醉了便倒头昏睡。 杨对自己的婚姻不十分满意，刘也非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仔细想想自己的婚姻即使有这些问题，比起大姨家的表姐表妹们还是幸运得多。 大姨是妈妈的亲姐姐，现在住在老家河北乡下。大姨有九个子女，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大姨的前四个孩子来到天津投奔了大舅。大舅留学日本，回国后实业救国，在纺织界颇有影响。大姨和姨夫随即也带着老五老六两个女儿来到天津，大姨夫没文化被安排在厂子里烧锅炉，干了一年多，大姨夫和大姨不习惯城市的生活，又回了乡下。 回去后他们那儿的土改已经结束，大姨和姨夫无房无地，只好借住在亲戚家。东家借三升，西家借一斗地过日子，仰仗大姨夫家人缘好，再加上城里几个儿子寄点钱回来，日子总还过得去，还盖了几间土坯房。后来老七老八老九相继出生，生活更加艰难。大姨夫的成分是什么？村委会说，定成分时你不在，只好按你父亲的成分划为地主。当时大姨夫的父亲已经过世。大姨夫成了无地的地主，然而这个无地的地主一直影响着他和他的儿女们。 就说二表姐吧，高中时一个男生对她很好，表姐考上了师范学院，男生参了军。书信往来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人感情日增，只等二表姐大学毕业便可完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男孩儿要入党，必须和地主出身的表姐脱离关系，男孩要提干，必须和表姐脱离关系。表姐是个刚强的人，咬牙断绝了这门亲事。一心要革命的表姐，毕业时自愿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内蒙一个小县城，并和当地的一位体育教师结婚。 老七老八老九都没离开农村。老七老九是女孩儿，老七到了出嫁的年龄，却因为成分高找不到婆家，后嫁给了本村一个成分高的男人，因为没出五福近亲结婚，生了一个傻子。 老八该娶媳妇了，谁愿意嫁给地主成分的人呢？无奈之下老九采取了“换婚”，给哥哥换回了个媳妇。所谓换婚，就是老九嫁给了那家的男孩儿，男孩儿的妹妹嫁给老九的哥哥老八。至于有没有感情，根本提不到。人是否可靠，那就看运气了，当然两家的成分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杨庆幸自己，在婚姻上还算满意。尽管刘不是自己心里想的知识分子，但成分好，工作也不错，又通过了近一年的交往，总算有感情基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邻里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文革开始时，人们热情高，劲头足，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挥手就前进，自觉不自觉地都卷了进去，非革命动力皆是革命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革命对象越来越多，特嫌、走资派等等的出现，人人自危，个个防范。可时间一长，多少有些疲塌，人们越来越迷惑，张着的弦不自觉地松下来。胡同里的人见了面开始不自然地点点头，甚至勉强笑一笑。张杨两家之间的矮墙不知什么时候拆掉了，张嫂见了杨的女儿，还说两句赞赏的话。 按照最高指示，开始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杨去学校，刘去工厂，一个孩子留给妈妈，一个送到孩子的奶奶家。虽然生活忙碌，可杨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不管怎么说，家里有了男人就有了主心骨，买煤、挑水、冬储大白菜…都不再是那么难的事儿。 然而好景不长，爸爸的病情恶化，卧床不起，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后来又长了褥疮。刘回到家里，觉得屋里的味道不能忍受，便大发雷霆。起初只是向孩子发火，后来便把目标转向杨。每天都要找茬吵架，开始只是动嘴，后来就发展成了动手，不要文斗要武斗。 真是祸不单行，刘在的厂子也发生了变化。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上任后精兵简政，“复转办”减掉两个人，刘是其中之一。那个人托了门子，送了礼，分配到较轻松的组装车间，负责物品领取。刘则被分配到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成了一名一线工人。刘咽不下这口气，受不了这份累，在厂里不能发泄，就把气都撒在了家里，杨成了他的出气筒。但是杨仍然忍受着，耐心地帮他排解： “本来你在复转办就是临时的，把你精简下来理所应当。”又说： “铸造车间是累点，你要是累了回家就少干点，家里的活我包了，回家你就歇着。” 刘不耐烦了，大声喝斥：“我要你来教训，你甭装好人，什么家里的活你都包了，我在家歇着。” 杨不和他争吵，只希望这个家回复平静。刘却越来越暴躁，回家除了发火就是喝闷酒，常常把两个孩子吓哭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天，刘精神失常了，那年杨刚刚二十九岁，这等于给杨的生活雪上加霜。瘫在床上双目失明的爸爸，一岁和三岁的女儿，精神失常的丈夫。杨仿佛在背着十字架的同时，又套上了一副枷锁。 白天在学校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杨忘了这些苦难，然而下班回到家里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杨是个好强、好面子的人，她不愿让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自己默默地承担着，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一天杨正上着课，刘破门而入，面对着学生破口大骂，还质问杨为什么把自行车借给相好的。杨莫名其妙，回家后才知道因为刘在街上看见一个男的骑的自行车和杨的自行车一样。杨哭笑不得，她骑的是飞鸽牌28自行车，这种车在天津满大街都是，因为飞鸽自行车厂就在天津。在胡同里，刘更是四处乱说，当众谩骂。不给知书达理的杨留一丝一毫的面子，还说非要把杨搞臭不可。 刘上不成班了，白天在大街上溜达，在屋里睡觉，可谓是养精蓄锐。晚上则疯狂地折磨杨，杨成他手中鞭子上的一个尾坠儿了，任意地抽、摔、碰、砸。 “妈，您也看见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一天忍无可忍的杨对妈妈说。 “唉，好好的，怎么成了这样。”妈妈说。 “是啊，以前我看他有时说话眼神就有点散乱，可从没在意，也没往别处想。” “再看看吧，医院不是给他开了药吗？也许能有好转。小莉和小萍总得有个爹。”听着妈妈的话，杨不说话了，孩子是需要有个爹，可这样的爹要他有用吗？杨只能暗自流泪。 又过了近一年，刘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反反复复，杨每月例行公事地到医院去给刘拿药。一次杨忍不住问医生，丈夫的病有没有办法治。医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杨老师您是明白人，您丈夫这种病，世界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现在这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杨问医生能不能说具体点，医生想了一下说，当然可以。具体地说就是，犯病的时候不能不吃药，可这种药只是控制病情，下次再犯的时候，病情反而会加重，药量只好加大，病情再加重，药量再加大，恶性循环。杨的脑袋“嗡”地一下像炸了锅一样，她似乎要倒下，杨赶忙扶住椅子背儿，谢了医生，踉踉跄跄走出了医院。 杨坐在离医院不远的马路牙子上，漫无目的的望着远方。她不知该怎么办，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想起了妈妈的话，孩子需要一个爹，可这样的爹，孩子需要吗？她觉得这样的爹，带给孩子的只有恐惧和痛苦。自己需要丈夫，可这样的丈夫对自己有什么用呢，带给自己的只有痛苦、惆怅和死亡。她觉得她不能再这样煎熬下去了，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离婚，离婚，离婚，别无选择。 回到家，杨对妈妈说：“妈，我问了大夫，刘的病目前是没法治的。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能再坚持了，否则，我将死在他的前头。我要离婚。” 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无奈地点了点头。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不能同精神病人离婚。杨愕然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杨痛苦地、艰难地、度日如年超负荷地支撑着。家、孩子、学校、医院、精神病丈夫、双目失明精神分裂的父亲，上山下乡远在内蒙和黑龙江的弟妹，历史反革命的出身，拮据的经济…。杨觉得不是三座大山，而是多座大山已经压得她近于窒息。 不久，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杨被误诊为乳腺癌。离婚不成，生又无望，世界如此之大，为什么不能容我呢？杨一遍又一遍地问，面对苍天无助无望，面对大地无奈之极。杨忽然看到了摆在床头上，丈夫吃的那瓶安眠药，她想到了死，一死百了，死就全解脱了。她拿起药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她想让自己先静一静。 “哇！”小女儿醒了，哇哇地哭了起来。大女儿也被这哭声吵醒了。妈妈，妈妈地喊着。杨猛地睁开眼睛，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她被自己刚才的想法下了一跳。死了，自己解脱了，可女儿呢？她们怎么办？她们是无辜的。交给妈妈吗？妈妈已经太辛苦了，丈夫，更不可能。 她把两个可爱的女儿一左一右地搂在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们的脸。她们的皮肤是那么嫩滑，她们的脸是那么娇美，她们是那么小，那么柔弱，没有了妈妈怎么能活下去呢？她们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能轻易舍弃呢？她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把被子湿了一大片。 两个女儿瞪着大眼，看着妈妈。杨给小女儿换了尿布，又喂了奶，小女儿乖乖地睡着了，大女儿也呼呼地睡了。杨觉得自己的想法未免有点儿自私，这时倒觉得头脑清醒些，她看着两个熟睡的女儿，看着看着，仿佛那天天喊着杨老师，晃着小脑袋瓜儿，睁着惊奇的大眼睛的学生就在眼前。四十八个，四十八个，那也是自己的四十八个孩子啊。我怎么能撇下这五十个孩子不管呢？我不能死。杨的那颗做母亲的心沸腾了，她轻吻了女儿的额头，下定决心活下去。 第二天杨又一如既往地站在讲台上，出现在校园里。可谁又曾知道昨天晚上杨在死亡边缘上的痛苦挣扎呢？杨不爱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难处，她已经习惯了自己默默地承受。实际上也没人可诉说，爸爸不可能，丈夫不可能，女儿不可能，弟妹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妈妈，可杨觉得妈妈已经够苦的了，她不忍心。向同事、领导诉说吗？杨好面子。 日子仍像以往一样在煎熬中度过。 又熬了五年，一天清晨被刘折腾了一夜的杨，精疲力竭地用小竹车推着老二， 她没有去学校,而是来到了新开河边。 新开河熟悉而又陌生，河边钓鱼的还没来，张鱼的网静静地支在河岸，渔网上挂着昨天剩下的星星点点，等待着主人光临。河里几只渔船停在那儿，亮着昏暗的灯。水面漆黑，笼罩着一层薄雾。杨觉得有点冷，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看了看车内的女儿，女儿迷迷糊糊地歪着睡着。 她凝望河面，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安身之处，真想跳下去了此一生。杨想来想去，苦苦挣扎。正当杨心神不定的时候，忽听稍远处有哭喊的声音。杨朝那边望去，只见围着一堆人。 杨推着小车朝着人堆走去，从围着的人的缝隙里扬看见地下有一个破蓆卷，一端露出一双被水泡肿了的雪白的脚。 只听有人说：“怎么这么想不开，自己走了，活着的人怎么办？”“死了到省心，活人受不了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走这步啊，被逼无奈啊。” 杨觉着他们好像都是说给自己听呢。如果自己真的跳下去，再被人捞起来，也像他这样，身上裹着破蓆，露着双脚，是不是太失人民教师的尊严呢？ “这是好看的吗？一个女人家上这来凑什么热闹，还推着个孩子。走走走。”一个中年男人吼着，杨被打了一闷棍，步履有些蹒跚。 “快走吧，别把孩子冻着。”那人低着头看了看孩子又说了一句。这一句一下把孩子吓醒了。孩子站起来说： “妈，上奶奶家。我要去奶奶家。”孩子不理解妈妈内心的天真要求温暖了杨的心，唤回了杨走向另一世界的步伐。她艰难地推着小车，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寒气逼人的河边，离开了死神的纠缠。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病重的刘一时糊涂吞服了杨刚刚从医院取来的一瓶安眠药，撒手人寰。那是七七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刚从政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万众欢腾，可杨却无法快乐，她带着八岁和六岁的女儿，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她迎来的是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