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不耐烦了，大声喝斥：“我要你来教训，你甭装好人，什么家里的活你都包了，我在家歇着。”
杨不和他争吵，只希望这个家回复平静。刘却越来越暴躁，回家除了发火就是喝闷酒，常常把两个孩子吓哭了。
屋漏偏遇连阴雨，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天，刘精神失常了，那年杨刚刚二十九岁，这等于给杨的生活雪上加霜。瘫在床上双目失明的爸爸，一岁和三岁的女儿，精神失常的丈夫。杨仿佛在背着十字架的同时，又套上了一副枷锁。
白天在学校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杨忘了这些苦难，然而下班回到家里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杨是个好强、好面子的人，她不愿让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自己默默地承担着，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一天杨正上着课，刘破门而入，面对着学生破口大骂，还质问杨为什么把自行车借给相好的。杨莫名其妙，回家后才知道因为刘在街上看见一个男的骑的自行车和杨的自行车一样。杨哭笑不得，她骑的是飞鸽牌28自行车，这种车在天津满大街都是，因为飞鸽自行车厂就在天津。在胡同里，刘更是四处乱说，当众谩骂。不给知书达理的杨留一丝一毫的面子，还说非要把杨搞臭不可。
刘上不成班了，白天在大街上溜达，在屋里睡觉，可谓是养精蓄锐。晚上则疯狂地折磨杨，杨成他手中鞭子上的一个尾坠儿了，任意地抽、摔、碰、砸。
“妈，您也看见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一天忍无可忍的杨对妈妈说。
“唉，好好的，怎么成了这样。”妈妈说。
“是啊，以前我看他有时说话眼神就有点散乱，可从没在意，也没往别处想。”
“再看看吧，医院不是给他开了药吗？也许能有好转。小莉和小萍总得有个爹。”听着妈妈的话，杨不说话了，孩子是需要有个爹，可这样的爹要他有用吗？杨只能暗自流泪。
又过了近一年，刘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反反复复，杨每月例行公事地到医院去给刘拿药。一次杨忍不住问医生，丈夫的病有没有办法治。医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杨老师您是明白人，您丈夫这种病，世界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现在这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杨问医生能不能说具体点，医生想了一下说，当然可以。具体地说就是，犯病的时候不能不吃药，可这种药只是控制病情，下次再犯的时候，病情反而会加重，药量只好加大，病情再加重，药量再加大，恶性循环。杨的脑袋“嗡”地一下像炸了锅一样，她似乎要倒下，杨赶忙扶住椅子背儿，谢了医生，踉踉跄跄走出了医院。
杨坐在离医院不远的马路牙子上，漫无目的的望着远方。她不知该怎么办，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想起了妈妈的话，孩子需要一个爹，可这样的爹，孩子需要吗？她觉得这样的爹，带给孩子的只有恐惧和痛苦。自己需要丈夫，可这样的丈夫对自己有什么用呢，带给自己的只有痛苦、惆怅和死亡。她觉得她不能再这样煎熬下去了，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离婚，离婚，离婚，别无选择。
回到家，杨对妈妈说：“妈，我问了大夫，刘的病目前是没法治的。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能再坚持了，否则，我将死在他的前头。我要离婚。”
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无奈地点了点头。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不能同精神病人离婚。杨愕然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杨痛苦地、艰难地、度日如年超负荷地支撑着。家、孩子、学校、医院、精神病丈夫、双目失明精神分裂的父亲，上山下乡远在内蒙和黑龙江的弟妹，历史反革命的出身，拮据的经济…。杨觉得不是三座大山，而是多座大山已经压得她近于窒息。
不久，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杨被误诊为乳腺癌。离婚不成，生又无望，世界如此之大，为什么不能容我呢？杨一遍又一遍地问，面对苍天无助无望，面对大地无奈之极。杨忽然看到了摆在床头上，丈夫吃的那瓶安眠药，她想到了死，一死百了，死就全解脱了。她拿起药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她想让自己先静一静。
“哇！”小女儿醒了，哇哇地哭了起来。大女儿也被这哭声吵醒了。妈妈，妈妈地喊着。杨猛地睁开眼睛，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她被自己刚才的想法下了一跳。死了，自己解脱了，可女儿呢？她们怎么办？她们是无辜的。交给妈妈吗？妈妈已经太辛苦了，丈夫，更不可能。
她把两个可爱的女儿一左一右地搂在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们的脸。她们的皮肤是那么嫩滑，她们的脸是那么娇美，她们是那么小，那么柔弱，没有了妈妈怎么能活下去呢？她们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能轻易舍弃呢？她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把被子湿了一大片。
两个女儿瞪着大眼，看着妈妈。杨给小女儿换了尿布，又喂了奶，小女儿乖乖地睡着了，大女儿也呼呼地睡了。杨觉得自己的想法未免有点儿自私，这时倒觉得头脑清醒些，她看着两个熟睡的女儿，看着看着，仿佛那天天喊着杨老师，晃着小脑袋瓜儿，睁着惊奇的大眼睛的学生就在眼前。四十八个，四十八个，那也是自己的四十八个孩子啊。我怎么能撇下这五十个孩子不管呢？我不能死。杨的那颗做母亲的心沸腾了，她轻吻了女儿的额头，下定决心活下去。
第二天杨又一如既往地站在讲台上，出现在校园里。可谁又曾知道昨天晚上杨在死亡边缘上的痛苦挣扎呢？杨不爱向别人诉说自己的难处，她已经习惯了自己默默地承受。实际上也没人可诉说，爸爸不可能，丈夫不可能，女儿不可能，弟妹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妈妈，可杨觉得妈妈已经够苦的了，她不忍心。向同事、领导诉说吗？杨好面子。
日子仍像以往一样在煎熬中度过。
又熬了五年，一天清晨被刘折腾了一夜的杨，精疲力竭地用小竹车推着老二，
她没有去学校,而是来到了新开河边。
新开河熟悉而又陌生，河边钓鱼的还没来，张鱼的网静静地支在河岸，渔网上挂着昨天剩下的星星点点，等待着主人光临。河里几只渔船停在那儿，亮着昏暗的灯。水面漆黑，笼罩着一层薄雾。杨觉得有点冷，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看了看车内的女儿，女儿迷迷糊糊地歪着睡着。
她凝望河面，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安身之处，真想跳下去了此一生。杨想来想去，苦苦挣扎。正当杨心神不定的时候，忽听稍远处有哭喊的声音。杨朝那边望去，只见围着一堆人。
杨推着小车朝着人堆走去，从围着的人的缝隙里扬看见地下有一个破蓆卷，一端露出一双被水泡肿了的雪白的脚。
只听有人说：“怎么这么想不开，自己走了，活着的人怎么办？”“死了到省心，活人受不了啊。”“不到万不得已谁走这步啊，被逼无奈啊。”
杨觉着他们好像都是说给自己听呢。如果自己真的跳下去，再被人捞起来，也像他这样，身上裹着破蓆，露着双脚，是不是太失人民教师的尊严呢？
“这是好看的吗？一个女人家上这来凑什么热闹，还推着个孩子。走走走。”一个中年男人吼着，杨被打了一闷棍，步履有些蹒跚。
“快走吧，别把孩子冻着。”那人低着头看了看孩子又说了一句。这一句一下把孩子吓醒了。孩子站起来说：
“妈，上奶奶家。我要去奶奶家。”孩子不理解妈妈内心的天真要求温暖了杨的心，唤回了杨走向另一世界的步伐。她艰难地推着小车，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寒气逼人的河边，离开了死神的纠缠。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病重的刘一时糊涂吞服了杨刚刚从医院取来的一瓶安眠药，撒手人寰。那是七七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刚从政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万众欢腾，可杨却无法快乐，她带着八岁和六岁的女儿，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她迎来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