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為寫了一封“意見書”，給大躍進提了點意見，竟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頭子，一下子由“昨日功臣”淪為“今日禍首”!我們的領袖和中央無端製造了一起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大冤案!

假如冤案過後，經過三年大躍進的慘痛失敗的實踐檢驗，發現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們的領袖和中央能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幡然悔悟，大力糾錯，推倒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為彭德懷平反昭雪，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是“好心辦壞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然而歷史的發展恰恰相反。在鐵的活生生的事實充分證明彭德懷完全正確之後，我們的領袖不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一直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彭德懷是錯誤的。彭德懷越申訴，對他的打擊就越嚴厲;為了徹底堵死彭德懷，封殺彭德懷，在冤案之後又故意製造了一連串冤案。

1961年9月，彭德懷到他的家鄉湖南省湘潭市烏石鎮等地作調查研究。在40天裡，他走訪了家鄉4個公社9個大隊和一座礦山。他翻山越嶺，走村串戶，所到之處，一片劫後餘生的蕭條破敗景象。農民們一個個面黃肌瘦，飢腸轆轆。他們提起大躍進時的“共產風”“浮誇風”“食堂化”造成的三年禍害，無不恨得咬牙切齒，連聲唾罵。這一切使他明白，自己在廬山會議的意見沒有錯，他們對他的批判有問題!

於是他伏在煤油燈下奮筆疾書，一連寫了4份近9萬字的農村專題調查報告，要報給黨中央。隨行人員心存疑慮，勸他慎重。他說：“明人不做暗事，有話我還要說!”報告讓隨員整理好後，準備由湖南省委轉給中央。他在上面寫道：“如有錯誤，歸我負責!”

報告發出去以後，他在急切地等待中央的回音。面對鐵的事實，你們還有何話說!

不料，1962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這個讓縣委書記都參加的會議，他這個堂堂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卻不讓參加。不僅如此，劉少奇在報告中竟然這樣說道：

“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看，信中所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裡。廬山會議之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彭高聯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係。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它背後活動，他陰謀篡黨。

“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啦，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啦，人民公社辦早了啦，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彭德懷同志帶領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毛澤東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都可以平反。)

彭德懷聽了這些講話，如五雷轟頂，五內俱焚，幾天幾夜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明明是因為大躍進的問題把我打倒，現在大躍進的問題證明我對了，卻又憑空飛來更大的莫須有的罪名：“組織反黨集團”“篡黨奪權”“裡通外國”!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你們調查了三年多，查出什麼啦?現在卻要把這些大帽子無端扣到我的頭上!

他不服，他悲憤，他痛苦，他憂傷，他常常用呆滯的目光凝視着茫茫太空，有時他站在地頭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像樹樁一樣一動不動;有時他把腳跺得咚咚響，似要對天地對全世界發泄一通!

“不，不能這樣下去!我還是要寫信!這回是人家逼我寫的!”

於是他要通了老戰友、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電話，將寫信的事告訴他：“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我頭上，我受不了，我絕不同意!請你轉告主席和中央，我要給主席和中央寫信申明我的觀點，讓他們查查我的這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查出來，就把我的頭宰掉，掛在天安門上示眾!查不出來，我倒要問問他們，為什麼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作了結論的事又翻了出來?我在這兒住了幾年，別說接觸外國人，連中國人接觸都有數，卻說我‘裡通外國’，有什麼根據?是什麼用意?我要寫信，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寫出來，讓他們看看我彭德懷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

楊尚昆深表同情，支持他寫信。於是彭德懷坐下來，追憶歷史，嘔心瀝血，奮筆疾書，整整寫了3個月，像重走了一次長征路，他寫得筋疲力盡，頭蒙眼花，體重一下減了10多斤，他一病倒下，10多天起不來。他從童年寫起，一直寫到平江起義、井岡山鬥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國防部長、廬山會議……，一氣寫了8萬多字。他把自己幾十年的奮鬥歷史坦蕩蕩亮了出來，他把自己的一顆心赤裸裸扒了出來!

1962年6月16日，他在“8萬言書”的末尾端端正正簽上了“彭德懷”三個字，然後呈報中央。

七千人大會後，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專門討論對右派的甄別平反工作。他接到楊尚昆轉來的彭德懷的長信，閱後即呈送毛澤東。鄧小平又將此事報告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提出彭德懷的問題是否應該給予甄別處理?劉、周當時均未表態。

在一次領導人會面時，劉少奇、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彭德懷的問題。毛澤東顯得很不高興，說：“洋洋8萬言書，我看了，已請中央辦公廳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劉、周見勢不妙，不便多言。

8月5日，毛澤東同華東局柯慶施等人談話。當柯慶施蓄意將吳晗的《海瑞罷官》說成是影射“毛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官”，指責彭德懷“不服氣，要翻案”時，毛澤東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

8月22 日，焦急等待中的彭德懷又寫了一封短信給毛澤東、黨中央，再次懇請中央組織專案審查，以便弄清他犯錯誤的性質，做出正確處理。

彭德懷滿懷希望地等待着。可是他等來了什麼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給了滿懷希望的彭德懷致命的一擊!

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中央委員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不能與會。

會上，毛澤東高調大談階級鬥爭。他說，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的根源。從現在起，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他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一提起階級鬥爭，人們就明白，矛頭是對準彭德懷的。因為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有名言：廬山會議是一場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對抗階級的生死大搏鬥!

果然，他把中央為一些人甄別平反和彭德懷的申訴，批判為“翻案風”。他說，雖然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有缺點錯誤，但是彭德懷不能平反，“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並當即作出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彭德懷加強控制監視;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統統列為監視審查對象，予以撤換;新來的警衛高度警惕地監督着彭德懷的一舉一動……

他寫信的目的，是為了尋求公平正義和自由，不料卻陷入了更大的災難和囚禁之中，在冤案的枷鎖上又加上了更加沉重的鐵鏈!

接着，為了在政治上徹底“套死”彭德懷，一連串震驚全國的冤案便應運而生了。

就在八屆十中全會前後，中央又揪出了“習仲勛反黨集團”。這個冤案實際上是衝着彭德懷的。

陝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根據真實歷史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劉志丹》，經習仲勛審閱並同意出版。康生夫婦向毛澤東進言，認為該小說是為高崗翻案。毛澤東同意了康生的意見，在會議上嚴厲地批判道：“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於是參與小說創作、出版、審閱的所有人員都成了“反革命的階級”。地位最高的習仲勛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同時成立了“習仲勛專案審查委員會”，由此牽連了西北地區1萬多人。

善良的人們都以為，此案件是為了打擊高崗和給高崗翻案的人。其實不然。眾所周知，高崗和毛澤東並無多大讎隙。當年高崗“鬧事”，是為了“拱倒”劉少奇周恩來。後來劉周鄧陳聯手整高崗，毛澤東為了平衡關係，穩定大局，才下決心倒高。高崗自殺後，毛澤東一再表示惋惜，說高崗如果活着，可以到陝西當地委書記或省長，而對高崗的家人更是照顧有加。高崗遺孀李某曾說，毛主席待我一家，比任何領導都好。

說毛澤東痛恨“為高崗翻案”，其意並不在高崗身上。高崗已經死了十來年，還能興起什麼風浪?其意就在於彭德懷身上。因為在廬山會議上，為了打倒彭德懷，毛澤東一再強調，彭德懷是高饒反黨集團的餘孽，是高崗集團的骨幹分子，不是高崗利用了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了高崗。所以，說為死去的高崗翻案，就是為活着的彭德懷翻案!

更主要的，還有這個習仲勛，在延安時代當過彭德懷的助手(彭為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習為副政治委員)，二人親密無間，配合默契，戰功顯赫。如果他為彭德懷翻案，那可又是個潛在地威脅!僅僅是懷疑，或者是為了打壓彭德懷的“翻案風”，這個曾被毛澤東高度讚揚、一手提拔重用的習仲勛，及其一大批追隨者，都被打成“反黨集團”(1974年彭德懷一死，習仲勛即從囚禁中被放了出來)。

收拾罷《劉志丹》和習仲勛，作家杜鵬程所著長篇小說《保衛延安》肯定在劫難逃。這部創作於50年代、深受讀者歡迎的長篇小說，由於歌頌了彭德懷，當然就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遭到嚴厲查禁。國家文化部1963年9月2日發出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時隔不久，又火急發出另一通知：“關於《保衛延安》一書，就地銷毀，不必封存……，立即遵照辦理。”與此同時，這篇小說的作者、審閱者、出版者甚至不少讀者，都遭到了沉重打擊。

在60年代，一些作品即使沒有提到彭德懷的名字，沒有提到廬山會議冤案，但是只要能影射到、聯繫到彭德懷冤案的，只要能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掛上鈎的，無論是多麼牽強附會，多麼生拉硬扯，也要給你扣上為彭德懷翻案的“反黨大毒草”的帽子。一霎時整個文藝界風聲鶴唳，萬馬齊喑，在那幾年間你想看一部電影戲劇，讀一篇小說雜文，都十分困難，文藝園地百花凋零，萬木蕭疏，原因蓋出於此。

這期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冤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其實是個堅定的“左派”，和毛澤東關係不錯，和彭德懷素無瓜葛。他還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描寫海瑞的。但是他的戲劇唱道：“冤獄重重要平反”“分田才能使民安”，“嘉靖號民間說家家皆淨，再不改危社稷難對祖宗”，這些唱詞可能刺激了毛澤東，斥其為配合當前的“翻案風”“單幹風”，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鳴冤叫屈。

江青在1962年就開始着手批判《海瑞罷官》，在北京遭到拒絕後，於1965年在上海物色姚文元操刀。姚文元說，文章的主題，江青早已確定：《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是為彭德懷翻案。儘管吳晗一再表明，他絕對沒有這種思想，我這戲劇構思於1959年 ，寫作於1960年，怎麼能預知1962年的“單幹風”呢?我一直反對彭德懷的右傾，怎麼會為他翻案呢?

但是，批判的大棒一直揮舞不停。只要稍有牽連彭德懷的嫌疑，那就絕對不能放過!毛澤東心生一計，說道：“《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就使得吳晗無論如何辯解，也逃不脫政治上被判死刑的命運。在百口莫辯、萬念俱灰之時，吳晗和妻子選擇了自殺。

北京大學著名教授翦伯贊，因支持吳晗的歷史觀，對姚文元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的批判表示憤慨和不滿，不僅受到了“金棍子”的痛批，且受到了最高領袖的批評。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翦伯贊夫妻二人在絕望中雙雙自殺。

《海瑞罷官》劇中飾演海瑞的主演、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在紅衛兵造反派的反覆批鬥中，被逼自殺。

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因為在抄錄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講話時，為了保護無端蒙冤的吳晗和彭真，故意刪去了毛澤東“《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句充滿殺氣的語言，被江青斥為“篡改毛主席指示”“賣主求榮”，被撤銷職務，逐出中南海，在痛苦悲憤中自殺身亡。

為了徹底搞臭彭德懷，為了壓住彭德懷的“翻案風”，毛澤東不惜大動干戈，大張撻伐，製造震撼全國的《海瑞罷官》冤案，將一大批社會名流和文化精英打翻在地，逼上死路!而批判《海瑞罷官》的狂飆，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江青在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反黨集團”。北京市的三位領導，鄧拓、吳晗、廖沫沙，又是著名作家，他們應約從1961年起，在《前線》雜誌、《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一批短小精悍、針砭時弊、懲惡揚善的雜文，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根據廣大讀者的請求，出版社又將這些雜文結集成書，名為《三家村札記》，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然而這些廣受讀者歡迎、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的好文章，卻被江青等人看作是“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詆毀三面紅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彭德懷)鳴冤叫屈”的“大毒草”。其作者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撤職和全國範圍的批鬥。鄧拓在文革前夕便自殺，吳晗隨後自殺，廖沫沙九死一生活了過來。

文革第一炮打倒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四個首領就有三個是因為彭德懷。彭真和陸定一對批判《海瑞罷官》不同意、不積極，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發表，北京卻不准發表;上海出版小冊子，北京卻不予理睬。彭、陸二人一直堅持將批判《海瑞罷官》納入學術問題，一直堅持認為吳晗和彭德懷沒有關係，導致毛澤東的震怒，斥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於是兩位主管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主要領導迅疾倒台。

還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這個跟着毛澤東鞍前馬後服務幾十年的“大內總管”，就因為他曾是彭德懷的老搭檔，在紅軍時期任過紅三軍團政委(彭是軍團長)，二人關係密切;近幾年又同情支持彭德懷，彭的幾封申訴信便是由楊轉交中央。為了壓制彭德懷的“翻案風”，必須打倒楊尚昆。楊後來回憶說，中央撤銷我的職務，把我打成“反黨分子”，名義上是因為幾年前的“竊聽事件”，其實是為了彭德懷;把我打倒並放逐，便於收拾彭德懷!

總之，從1962年毛澤東大喊階級鬥爭、痛擊“翻案風”開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夜，我們的中央和毛澤東，在彭德懷冤案後面，又製造了一個個震驚全國的和彭德懷有關的冤案。這些冤案大都是毫無事實根據，僅僅是由於懷疑、猜忌，便捕風捉影，構陷牽連，整倒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和高級幹部，使無數幹部群眾蒙冤受屈。

彭德懷的冤案催生了後面的一批冤案，而後面的一批冤案又“加固”“坐實”了彭德懷冤案，達到了“鉗民之口，堵民之怨”、掃清一切障礙、徹底杜絕彭德懷“翻案風”的目的!

啊，彭德懷，這個早就被毛澤東打倒的死老虎，一提出“翻案”竟然使我們的最高領袖如此敏感，如此痛恨，為此費盡了心機，傷透了腦筋，不惜一次次痛下殺手，傷及無辜，究竟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