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王开石先生商榷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面或负面的看法，这不奇怪。最近共识网发表的关于林彪的两篇文章：马双有的《彭德怀与林彪之死》和王开石的《林彪真的无人同情怀念吗？》，笔者都看了。无论是马双有先生对林彪以负面为主的评价还是王开石先生对林彪以正面为主的评价，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个人以为，林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人物，其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起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这里涉及到三个原则问题，在此提出和王开石先生商榷。

第一个原则：政治道德问题。是光明正大，仗义直言，还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对政治家而言，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道德。我们知道，无论是从中国皇权社会传统政治道德的视角而言，还是从现代宪政民主社会政治道德的视角而言，对光明正大、仗义直言的政治家，基本上都会作出正面评价，而对那些口是心非、阴奉阴违的政治家，则基本都会作出负面评价。因为无论最高当权者是谁，作为向最高当局建言献策的政治家，恪守前一种政治道德者所发挥的作用，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的，而后一种政治道德和政治家个人的卑劣品行或阴暗心理血肉相连，它在高层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基本是负面的。

而彭德怀和林彪，恰是这两种政治道德的典型代表。

其中的道理，我们不妨用彭德怀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上疏”的“万言书”和林彪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一番对比。当然，这种对比只能将两者中的“精辟之语”进行对比。

就在庐山会议接近尾声的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上了自己的“万言书”。这实际上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没有一万言，只有3000字左右。写下这封信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本来7月12日彭德怀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泽东面谈，交换一下意见，只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萌生写信的念头。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后一部分中，彭德怀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有失有得’，应该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他进一步分析道：“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他还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要彻底克服，还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57至258页）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中不仅有那个著名的“交学费”的例子，还讲了如下一段惊人之语：“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得。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看了彭林两人讲话中的这个对比，不知网民们有何感想。对笔者个人而言，深感震撼。然而，王开石先生似乎对此不以为意，甚至颇为轻松：“林彪事件后，有很多人揭批林彪，指出林彪多次反对毛泽东，此时林彪七千人大会力挺毛泽东也不被人说起了。吊诡的是，林彪七千人大会力挺毛泽东后来又成了林彪一个不良行为了。就事论事，没有林彪的力挺，毛泽东依然是毛泽东，地位不会有一丝动摇；或者说，林彪即使批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用，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以为，王开石先生的这段话随意性很大，至少有两点值得推敲。第一，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其同僚的关系，是一种“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和中国皇权社会的“君臣关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即便从传统政治道德的眼光来看，如何“挺毛”，如何“反毛”，是有是非之别，善恶之分，忠奸之辨的。像魏征那样仗义直言，犯颜直谏，也是在当面反对皇帝，私下里不过表达了对皇帝的一片忠心，但此举对社稷民生都有极大的好处，而像赵高那样对皇帝百般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表面上是在“挺皇帝”，暗地里却指鹿为马，残害忠良，争权夺利，上下其手，皇帝被他卖了还为他数钱，像这种表面“挺皇帝”、暗中“卖皇帝”的勾当实在是祸国殃民的渊薮。不错，林彪曾多次当面顶撞毛泽东，直抒已见，勇气可嘉。但我所说的是在关乎国计民生百姓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像赵高那样对毛泽东进行了无耻的、令人肉麻的吹捧。试问，三面红旗为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主要责任是谁？三面红旗是谁打出来的？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不是“路线错误”？上文中林彪的那一番肉麻吹捧，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其意何在？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的这番吹捧，当真对毛泽东用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的祸国殃民之举，没有一丝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吗？这正是我们要推敲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否心中有数呢？有数，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数，但百分之五十的有数，还是可能的。他也开始退却，也开始采取补救措施。然而，这种退却和补救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其一，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出现的问题只是操作中的一些差错或“缺点”，成绩和错误相比，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最多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其二，作为实践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绝对不允许将三面红旗实践中的问题，扯到路线错误上来。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忌讳说他的路线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历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举凡党的一把手犯了路线错误，就得下台，就得让位置。陈独秀作为中共的第一任一把手，不就因为犯了“路线错误”而交了权，还弄得灰头土脸，身败名裂了吗？而毛泽东长久高居党内领袖之位，其合法的理由不正是他一直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吗？然而，毛泽东深知，三面红旗引发的社会灾难如此严重，往轻里说是工作方法的失误，往重里说是主客观相脱离，而党内任何一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哪一次不是因为“主客观相脱离”？因此，三面红旗引发的灾难就是左倾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问题是他毛泽东已经高居全党一把手位置，他估量没人敢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可他没想到，偏偏彭德怀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彭德怀的信对毛泽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把“三面红旗”实施中所犯错误的性质严重化了。信中指责这些“左”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又影响了各方面的阶级关系，具有“政治性质”，言下之意，这样性质的错误已经远远不是所谓“夸大了些”、“指标定高了些”这些无关痛痒的说辞所能遮掩的，而是违背了客观规律，破坏了阶级关系，而这种性质的错误无疑和思想路线出现了问题紧密关联的；第二，在总结“经验教训”问题上，彭德怀所要追究的“根源”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观”原因，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这个主观原因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上，这些指责是在揭露理论路线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决策者的世界观出了问题，思想方法出了问题，接着才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而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么制定出来的政治路线就必然出问题，必然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第三，信中毫无顾忌地指责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的一路纠“左”、一路退却根本不够，认为毛泽东的“亡羊补牢”远没有到位，还断言纠“左”还要花大力气。那么，彭德怀认为纠“左”究竟应纠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退却究竟应退到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三面红旗及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成绩和缺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必须坚守的底线，毛泽东的退却已经退到了这条底线，如果彭德怀对毛泽东退却的限度仍不满意，那么彭德怀无疑就在挑明，他认为毛泽东坚守的那条底线仍然是“左”的，还必须继续退。这样，就等于说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整条政治路线都是错误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彭德怀放出的这三箭，箭箭击中毛泽东的要害，尽管彭德怀对这三箭的杀伤力并不知情。毛泽东忍无可忍了，他必须反击，而且必须一击必胜。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急迫地将彭德怀等人一棍打死？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有如下几个原因。1、彭、黄、张、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几个常委均没有“倒戈”，仍站在他这一边，彭在中央核心中没有形成势力。这样，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对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丰时运用高压权势将其一举击垮，速战速决，不留后患。这是权力斗争中最好的结局；2、毛泽东心虚，不踏实，危机感强烈。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信实际上代表了党内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直接产生于他两年来思想路线的错误和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彭、黄、张、周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点燃了这种可怕的情绪，一旦任其蔓延，将对他在党内的至高地位产生巨大的威胁。所以一方面要紧急灭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势。所谓造势，就是先声夺人，在全党造成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保卫毛主席的强大声势，从而把党内这种可怕的情绪淹没掉，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3、果断搬掉这个政治障碍，以实现他继续“实验”三面红旗的决心。

王开石先生说：“没有林彪的力挺，毛泽东依然是毛泽东，地位不会有一丝动摇；或者说，林彪即使批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用，只能是自取其辱。”这话说得太轻率了。其实，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个小小的彭德怀和他的三个附和者，就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不得不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平息这场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到了两年多后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所造成的更大的灾难，铁一般摆在全党面前，他毛泽东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尽管与会者仍没有将三面红旗错误提升到路线高度上批评，但党内高中层对三面红旗强烈的抵触情绪，已经使毛泽东感到四面楚歌了。毫无疑问，刘少奇讲话中引用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诛心之语，不仅代表了党内大部分干部的心声，而且实质上就是为三面红旗的路线性错误定了性。而此时，毛泽东只能一路退却，他已经输光了两年多前在庐山会议上反击彭德怀等人的资本。

和王开石先生说得相反，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权位根本不是什么没有一丝动摇，而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毛泽东面临的强烈政治危机并不是指党内有人公开跳出来反毛，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三面红旗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实施的可能，它必然被刘少奇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所取代，也就是说，作为党内工作主战场的经济建设将抛弃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按照另一条路线行进，如果真是这样，作为制定、实施三面红旗路线的毛泽东，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他能不乖乖交出手中的权力吗？能不大权旁落吗？要知道，所谓党内一把手的权力，是用来干事的，而党内最高权位所干的事情无非两件：制定路线，实施路线。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惟一的翻盘机会，不是怎样继续坚持三面红旗，而是如何炮制一条新的政治路线来取代党内“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恢复经济路线，并以实施这条政治路线来取代党内经济工作的主战场。而要实现这样的翻盘，毛泽东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党内铁杆毛派的支持。在毛泽东眼中，林彪无疑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铁杆毛派”，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精彩的讲话，就像一针强心剂，使坐困愁城毛泽东顿时神采飞扬，心花怒放。他当即表态：“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事实上，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不仅给了毛泽东“翻盘”的底气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旗手，林的讲话像一杆大旗，将全党对毛的个人崇拜重新召唤、聚焦在这杆大旗之下，成为毛泽东仅在西楼会议几个月后就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进而通过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全面“翻盘”的雄厚政治资本。可见，林彪这篇讲话和其本人在毛泽东权力斗争棋盘上的历史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相比之下，如果在庐山会议上有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为彭德怀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而不仅仅是黄、张、周区区三人为彭辩护，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或者在七千人大会上更多的常委、政治局委员以更加鲜明的方式提出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还会有以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的信心和底气吗？可惜，中共高层中具备“光明正大、仗义直言”政治品质的人太少了！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一意孤行而畅通无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个原则：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开石先生这样说：“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林彪均起了很大作用。没有林彪在东北的从十万到百万的决定性胜利及南下作战，新中国不知何时建立；没有林彪坚持抓生产搞建设与“张江”帮对立而“牺牲”，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时结束——虽然林彪曾支持过文化大革命。林彪辅助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功，林彪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功呢？”这是有两层意思，其一，林彪支持过文革，是过。然而，林彪也反对过文革，表现在“坚持抓生产搞建设”和反对四人帮而牺牲，因而提前结束了文革，因而是功。比较起来，功大于过，功抵销了过。王先生的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不仅代表了当前学界中“挺林派”的看法，而且很多普通网民对其也有共鸣。而这个问题之所以牵涉到原则，其一是其中有政治是非，其二是关系到历史真相。

我们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发动文革，其中起决定性的筹码，就是全国性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掀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功臣”是谁？是林彪。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鼓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不是一朝即兴，而是多年积累。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就对毛泽东投桃报李，开始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而林彪的鼓吹，不仅有精辟的语言，极致的方式，而且能够与日常工作融为一体，因而产生了独到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请看，林彪曾多次号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所谓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为此，毛泽东“龙心大悦”。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时，又一次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赞扬为林彪推行“个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次赞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在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有人说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实质上，林彪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真正的旗手。而旗手的作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挺林派”们因为林彪当惯了甩手掌柜，并一再推辞当毛泽东的接班人，便断言林彪在文革中是所谓观潮派，逍遥派，殊不知林彪在文革中实质上是毛泽东的一面精神旗帜，没有这面精神旗帜，毛泽东的文革几乎就像失去灵魂一样苍白。而文革的活力，文革的张力，文革那摧枯拉朽、雷霆万钧的造势，离得开林彪对毛泽东那鲜活独到、夸张到极致且不容置疑的吹捧语言吗？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迫不及待且几乎是霸王硬上弓地将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请上二把手位置的真正原因。可见，林彪在文革中发挥的“正能量”，超过了政治局常委或文革小组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这种“正能量”非林彪本人莫属，党内任何政治高手，都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因此，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一个比三面红旗更大的罪错，那么，林彪在其中承担的政治责任可以说超过了周恩来、江青和康生。就是说，虽然林彪在文革中所做的具体事情很少，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独到的政治方式，所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是极其巨大的。这才是文革历史真相和本质的一部分。至于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功”，据说是“坚持抓生产搞建设”，不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内讧，究竟有多少是围绕“抓生产搞建设”展开的？除了由林彪主持、陈伯达执笔的九大政治报告中着重提到了经济建设，而这个报告又被毛泽东否决外，林江之间几次大的冲突恐怕很少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吧。而那个政治报告之所以被毛泽东否决，除了经济建设提得过多外，恐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陈伯达起草报告一拖再拖，弄得毛泽东不耐烦了吧。而且这个报告没出笼就胎死腹中，还没有和张春桥起草的报告照面呢，谈何“斗争”呢？为此，就引出评价林彪的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林彪集团的政治性质，究竟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麾下的文革派阵营，还是属于对抗文革的“反文革”阵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究竟是属于同一政治阵营内部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和利益之争，还是属于对文革政治逆流的正义抗争？或者是将文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努力？对林彪集团的政治定性，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政治定性错了，历史真相和历史本质的黑白就被颠倒了。实质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举出林彪事件中那个最基本、最关键的历史事实，就足够了。

王开石先生说：“林彪以自己死不检讨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又有谁能做到呢？毛泽东之下，仅仅一个林彪而已！凭这一点，还有谁有资格批评林彪呢？即使耿直如彭德怀，也还是要检讨自己错了的，更不用说一些其他的人了。凭这一点，林彪的曲意逢迎、吹捧毛泽东的行为难道不可以一笔勾销吗？”

这段话，真是糊涂之至。借问，“林彪以死不检讨的方式坚持的那个正确观点”，又是什么？难道不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重弹的那个“老调”——天才论吗？不就是他首创的四个副词吗？这可是他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资本。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最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或最关键的政治斗争围绕的主题，不就是这个“天才论”和“四个副词”吗？

我总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挺林派的学者总是认定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起倒张，完全是出于对江青集团干扰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行为的制约。而当时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结束文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束政治运动，重建法制，促成社会安定。然而，林彪倒张，果真是为了这个“大局”而和江青等人作斗争吗？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一，众所周知，九大以后，毛泽东翦除了心腹大患刘少奇势力，已经开始考虑全面恢复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问题。提出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正是毛考虑这个问题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只有首先恢复人大和各级政府，才谈得上恢复被文革打乱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而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就是着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九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修改宪法这项议程外，另外两项议程都与这个“大局”密切相关，即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问题。因此，如果林彪真是为了这个“大局”和文革极左派斗争，那么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就应该是：其一，维护全会三项议程的顺利进行；其二，在三项议程中提出自己结束文革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和看法；其三，如果“文革极左派”们反对这个“大局”，便和其作坚决斗争。然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提出了个“天才论”来和“文革极左派”较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我们知道，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大幅降温。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的狂热，是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烈火，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则是燃起这把大火的火种。对九大以后的毛泽东而言，主动为个人崇拜降温，除了针对林彪集团的一面以外，同样有考虑恢复社会秩序的一面。因此，张春桥“坚决要求在宪法的条文上删去文革以来中央文件中的‘标准政治用语’”，尽管有挑衅林彪的一面，但也是对个人崇拜降温的一条重要措施，有利于“大局”的实现。因此，在这一点上，张春桥无错，林彪在这一点上向张开刀，委实大错特错矣！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理应是中共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大转折点，而林彪身为党的副主席，在这个会议上抛出天才论，重新升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究竟意欲何为？难道想把历史拉向倒退，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亿万民众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借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搞掉江张等文革祸首。说这样话的人真是太轻率了，要知道，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形成是只看行动和效果而不问动机的。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而言，由皇权核心层的“衮衮诸公”创造的政治编年史，则是这部历史中的一条主线，决定着这一部历史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和走向。比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就决定了大唐王朝数百年的荣辱兴衰。因此，对于当时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而言，他同样是创造现代中国政治编年史的重量级人物。而且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样面对中国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上，林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足可以改变甚至决定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而林在这个会议上抛出的“天才论”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员的“激情”和“怒火”，大有重燃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之嫌，这种狂热即便没有“烧”向全国，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把历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说穿了，林彪之所以拒不检讨，是因为“天才论”、“四个副词”是他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资本，这些政治资本一旦被毛泽东抽掉，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一切都完了，为了保护这一政治资本，他不惜在庐山会议上冒天下大不韪，和张春桥实质上和毛泽东决一死战。而把林彪拒不检讨的动机美化成“坚持抓生产搞建设的正确观点”，真是可笑之极！

实质上，民间对林彪的同情，大多都属于对林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可悲下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