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讨论了《林彪日记》和“罗瑞卿案”，《林彪日记》和“贺龙案”，的关系。这里讨论《林彪日记》和“杨成武案”的关系。不过把范围扩大一些，比较全面地讨论一些“杨成武案”。杨成武被打倒的原因是什么？有远因和近因。先看看《日记》是怎么说的。 *《林彪日记》说“杨成武案” 《林彪日记》1069：8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讲述的北京及一些地区动乱情况后,对杨交待: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叫他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决定。杨成武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成武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杨成武问有什麼指示,林答:没有了。 《林彪日记》1096：（67年）3月19日下午,叶群去钓鱼臺中央文革处,回来后叫林办秘书张云生陪林立果去看望队病在家的杨成武。直到22日晚,叶群接连四天参加内容绝密的紧急会议。林彪在宣佈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决定时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这个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碰头会”,主要内容是解决场、余、傅的问题。林彪托病缺席,叶群有时回来和林彪碰面。 3月21日凌晨,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后到中央文革处开会。3月22日1时,周恩来同叶群、吴法宪谈话,然后到江青处开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於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根据毛主席、副主席的决定,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3月24日下午,周恩来、陈健、康生、汪东兴奉毛泽东指示,向林通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就处理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徵询林的意见。 这里，《林彪日记》中所说的“杨成武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表明了林彪的不满，其实就是杨成武被打倒的原因之一。但是，《日记》并没有全面铺开来讨论林彪在“杨成武案”中的所为极其原因，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讨论这一个话题。而且，《日记》对林彪和杨成武的矛盾也没有抓住要点。 *林、杨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林彪日记》中没有确切地说，谁提出要打倒杨成武。在说到罗瑞卿案的时候，《林彪日记》明确说：“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在说到贺龙案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林彪，但是点出了吴法宪和宋治国送材料。而说到杨成武案，仅只是说：“叶群接连四天参加内容绝密的紧急会议。”“叶群有时回来和林彪碰面。”没有说明林彪起了什么作用，但是表明了林彪是知道整个过程的。这里的用词很奇怪，“叶群有时回来和林彪碰面。”“碰面”时做了什么？吃饭？聊天？说说天气？一起看球赛？“雌雄双煞”绝对是抓住了“碰面”大做文章：“没有说什么么？”笔者以为，《林彪日记》的这一说法，简直有点混账。叶群和林彪，哪一天不可以“碰面”？偏偏“四天参加内容绝密的紧急会议”，需要“碰面”了？实际上，这里确切些说，应该是每天回来向林彪汇报。 《林彪日记》中1069页所说“杨成武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是因为《林彪日记》认为，这是杨成武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林彪日记》中没有提出杨成武与林彪其他有什么矛盾，或者说，林彪对杨成武有什么其他不满。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理解的问题。如果到了“雄煞”的手里，那是五花八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变出来。不过，笔者以为，《林彪日记》放上这一条，那是表明，《日记》认为，这一条与林彪有关，值得放上。怎么有关法？“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那是表明了林彪的不满。《林彪日记》有点吝啬笔墨，不是说得很多。我们从其他地方找些资料。先来看看杨成武自己所说。 文革后，出了几本杨成武的书：《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杨成武将军自述》，《微行:杨成武在1967》。杨成武的文字，有的信用度比较低，譬如，罗瑞卿案，杨成武谈得比较少，似有难言之隐，《大树特树》的文章，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有的信用度比较低”，并不等于“所有的文字都没有信用度”，即使是魔术大师，你也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话都是屁话，四大金刚的回忆录，当然是为自己辩护的多，但是，里面也说出了一些真相。历史研究需要做的，就是找出真相。如果以为，四大金刚写的就一定是真相，别人写的就一定是谎言，那还是去摸摸自己的脑袋，有没有发烧？ 下面的文字，在《杨成武将军访谈录》和《杨成武将军自述》都有记载，大同小异。 《杨成武将军自述》303： 
以上的三件大事，经过了“雌煞”的考证，在《林彪传》中予以引用： （432页） 
《林彪传》434： 
文字如下（2016年）： 《林彪传》434："七二o"事件后,毛泽东南巡又提出"王关戚"的问题,他叫陪同他南巡的杨成武去向周恩来彙报。林彪叫杨成武来一下，林彪此时在北戴河,杨成武一下飞机就到了林彪别墅,先见到叶群。叶群问"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过我呢？”杨成武说没有讲过。其实他听到毛泽东讲过林彪,“谁封我的四个官啊？”“四个伟大”“讨嫌”，“什么永远健康”，“人有不病不死的吗？”毛泽东还对杨成武说“有些话你不要对林彪讲”。杨成武当然不敢说，但是叶群已经从周恩来那里知道了。 “杨成武当然不敢说，但是叶群已经从周恩来那里知道了”。或者说，杨成武在通报时多多少少有点吞吞吐吐的味道，这当然是犯了林彪的大忌。对于林彪来说，研究毛泽东是他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到过什么地方，毛泽东做过些什么，毛泽东说了些什么，这是林彪务必要知道的。这关系到林彪怎样拍马屁，拍什么马屁，关系到林彪的决策走向。对于林彪来说，女儿是不是自杀也没有这个要紧。 林、杨关系中的三件事，每一件都可以导致林彪对杨成武的不满，导致林彪让杨成武下台，当然，最关键的是“杨成武当然不敢说”。 林彪，作为一颗新星，作为二把手，作为“接班人”，需要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官吏，对自己的绝对忠诚。杨成武居然敢在老大和老二之间，选边站到了老大一边，自然是“犯了林彪的大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试想一下，如果是吴法宪，或者是邱会作，或者是李作鹏，陪同老大南巡，老大告诫：“有些事你不要对林彪说。”他们会怎么做？如此一想，“杨成武案”便会一目了然了。四年以后，老大再一次南巡，一众大员，迫不及待地把老大的所说传递给老二。这才是老二所需要的。比较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老二会“弃杨留吴”。 《为林彪元帅辩护》（《百年林彪》，2007年，391页，《林豆豆口述》，2012年，241页）提到了三件大事中最关键的一件： 
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的权力大起来。1967年杨成武跟著毛泽东南巡。毛泽东故意拿几件小事让杨成武和余立金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并嘱咐不能告诉别人。周恩来听了杨成武的汇报,马上就转告了叶群。叶群故意问杨成武,杨成武却怎麼也不说。（注：2000年11月16日,舒云採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笔记。）表面看是杨成武脚踩两隻船,疏远林彪造成的。但实际上有更深层的原因。 《林彪画传》中（2007年）中也提到了这关键的一件： 1967年杨成武跟毛泽东南巡后，他就变了，脚踩两只船。毛泽东对杨成武谈起他不满意祝林彪身体健康和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2]，还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他下台的往事。为了考验杨成武，毛泽东故意交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他只告诉周恩来一个人。 周恩来早把杨成武的传话报告了林彪，叶群几次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杨成武都不回答，叶群会怎么想（注：2006年1月5日，采访邱路光笔记）？ 
从舒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第一、可以看到舒云的所谓“采访”的混乱。三次提到同一件事，2007年说是“2006年采访邱路光”，2012年说是“2000年采访邱会作”，2016年则引自1997年出版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虽然说，从“采访”到文献，也是常有发生，因为感到文献比“采访”更有权威性，但是两次不同的“采访”显出了舒云的“采访”很不足信。当然，在这里这个具体的事例上，笔者相信舒云确实有过采访，因为这可以和别人的文字对照。而且笔者相信应以“2000年采访邱会作”为准。第二、不能说舒云的脑子一定就坏了。舒云的脑子只是搭进搭出，该坏的时候坏，正常的时候还是挺正常的。“叶群会怎么想？”就是一个挺正常的问题。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想通了，吴法宪所搞不清楚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可以搞清楚了，“杨成武案”也就迎刃而解了。第三、舒云提到了杨成武“脚踩两只船”，哪“两只船”？毛泽东和林彪。这是难得的实话，说出了实情，乃是“杨成武案”的关键。而这一关键，正是邱会作、“雄煞”极力回避的。第四、尽管舒云说出了一下实情，但是，一说到林彪、叶群身上，脑子马上就短路了，“癔症”又发了。于是，“叶群都不知道，林彪能知道为什么打倒杨余傅吗？”就出来了。 看看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真相》： 
董保存把林彪的“冷冰冰”理解为“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关戚处理的态度”有点浮浅。其实这里表现出的是林彪的不满，对杨成武的“没有了”的不满。注意到后一段文字和《日记》的文字大同小异，但是《日记》没有叶群问话的一段，而叶群问话的一段才是关键。“雄煞”说“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你杨成武居然连毛泽东的讲话也不肯透露，你让林彪怎么去“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也提到了这一事件，完整的文字如下： “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因身居代总长要位，深受各方注目。当年江青一伙猖獗一时，杨成武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后来他看不惯他们所为，每每暗中掣肘。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出面四下里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周恩来深为忧虑，杨成武奉周恩来的密令到上海向毛泽东如实报告。毛泽东视察三大区时，杨成武随行。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旧发出。凡此种种，都为江青一伙所忌恨。 注意到《大动乱的年代》初版于1988年，甚至比《微行:杨成武在1967》（1997年），《杨成武将军访谈录》（1994），《杨成武将军自述》（1997）还要早。说明了这段文字不可能来自于“官方”。比较奇怪的是，文字明明说了“叶群多次追问”，却归结于“凡此种种，都为江青一伙所忌恨。”看上去是把叶群也当作“江青一伙”了。连舒云都知道，问题应该是“叶群会怎么想？”王年一却会归结为“为江青一伙所忌恨”。笔者估计，当王年一撰写《大动乱的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老年痴呆的先期症状了。 《毛泽东传》中给出了毛泽东谈话的具体时间、地点，只是内容比较简单（1505页）：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邱会作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三件大事，尤其是杨成武对叶群“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避开了这一点，然后就大谈杨成武靠近江青。一避一谈，林彪就被漂白了。当然，有人会说，邱会作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出版，邱会作2002年过世。邱会作可能没有读过《大动乱的年代》？有人会说，邱会作可能没有注意这件事。《邱会作回忆录》中写到“杨成武案”，足足用了近两万字，他会没有注意《大动乱的年代》？据说，他就忙着一件事：与他的宝贝儿子“对话”？ *“雌煞”说余立金 “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讲话”，读者自然可以想象这对于林彪来说是多大的“叛逆”行为。《党史博览》2006年第3期有”雌煞“的文章《“杨余傅事件”中的余立金一家》。本文不讨论余立金的案，不过知道一些余立金的情况对于理解“杨成武案”有好处。 
*叶群忍不住了 三件大事，终于引爆了叶群的怒火。罗瑞卿案中，65年5月，林府就想搞掉罗瑞卿了，不过，感到时机未到，叶群还会给“雄煞”找到了“作为调解人的一片苦心”。轮到杨成武了，林府已经是羽毛已丰，可以肆无忌惮了。这时候，叶群看到谁不顺眼，那就可以痛快淋漓，毫无顾忌地骂。上面已经提到。叶群和林彪的区别，林彪是深藏不露，露则毙人，叶群是只要有机会发飙，绝不错过。上面提到了叶群对杨成武发飙，《毛家湾纪实》134页同样提到了叶群的这一次发火： 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已经很晚了。但这时的林办工作人员都还没有下班。我们几个秘书正在看文件，叶群进来了。 “今天晚会的事，是谁来电话通知的？”叶群一进门就板着面孔问。 “杨代总长的张秘书。”我回答说。 “以前杨代总长通知事情，都是叫秘书打电话吗？” “不都是。”郭连凯把话接过去。“多数情况下是杨代总长本人来电话。” “太不像话！”叶群坐在沙发上，把小手提包往旁边一摔，“这样重要的演出，他们为什么不通知首长去？” 几个秘书见叶群来头不对，知道她想作什么文章了，谁也没敢吭气。 “我为这个事找杨代总长大闹了一顿。”叶群见我们都不吭声，继续说下去，“我把他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指着鼻子问他，你杨成武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萧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后面这句威胁的话，叶群是咬着牙说的。在她那吃得越来越胖的脸孔上，每当发怒时，总是显得更加蜡白，横肉四起。她冲着我们几个秘书说话，但她那眯缝的眼睛却盯着正前方的玻璃窗，似乎杨成武此时正站在那里。她的表情阴森而冷酷，她的目光杀气逼人。她在火性发作时的神态我曾多次欣赏过，但像这次这样凶相毕露却还是头一回。 “你没看到罗瑞卿、萧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这句话和吴法宪说到“罗瑞卿案”时所说的一模一样。吴法宪说：“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贺龙的圈子里去了。”区别在于，叶群和吴法宪说话是在65年，这时候，叶群说话还需要吴法宪去想明白，叶群和杨成武说话是在67年，这时候，叶群已经是毫无忌惮了。《吴法宪回忆录》中也说到这一次的叶群发火：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八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八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吴法宪回忆的“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和杨成武回忆的“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完全是一个意思。 杨成武所说的“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有可能抄自《毛家湾》（1988）。但是，事情却是实在的。杨成武只是抄了一些文字而已。实际上，叶群当时的“骂”，绝不止这么两句。只是张云生回忆的时候不可能记得这么全。比较有趣的是杨成武和吴法宪回忆中的一些文字。杨成武说： 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为什么要这样凶相毕露、杀气逼人?问题的实质是否在请林彪参加观看演出一事上,我也不得而知。 吴法宪说： 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 杨成武说“我也不得而知”，吴法宪说“我实在搞不清楚”，作为历史研究者，就是要把他们搞不清楚的搞清楚。这里，说得最贴切的就是吴法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吴法宪“实在搞不清楚”，那是因为他不知道林、杨之间的三件大事。 杨成武的倒台与罗瑞卿的倒台有相似之处。罗瑞卿和杨成武都是林彪的嫡系。罗瑞卿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倒彭有功，庐山会议后林彪提议，当上了总参谋长，其后，在“突出政治”诸多方面与林彪发生矛盾，最终林彪一封信加十份材料，罗瑞卿终于倒台。杨成武在倒罗一役中建功厥伟，罗瑞卿倒台后升为代总参谋长。叶群所说“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指的应该就是这一点。当然，罗瑞卿倒彭是有功于毛泽东，杨成武倒罗是有功于林彪。他们倒台的原因，说到底，在老大和老二，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现任的老大和未来的老大之间，选择了现任的老大，确切些说，是偏向了老大。在叶群看来，你们眼中可以没有老大，但一定不可以没有老二，否则就要“打断你的脊梁骨！”四大金刚和杨成武的区别，在于他们都认为现任的老大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数已尽，故而他们都选择了冉冉升起的未来的老大。 *林彪找到了机会 杨成武是林彪推荐上去的，如今，居然敢“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那就只能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不过，这次和“罗瑞卿案”，和“贺龙案”不同，这次没有先整材料。如果叶群再去找个宋治国，或者再去让吴法宪、李作鹏写材料，那就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林彪只能等机会。反正我谅你也不敢“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总有一天“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机会终于到了，杨成武和吴法宪闹起了矛盾。老二故伎重演，告起了枕边状：“弃杨留吴”，老大再次站到了老二一边，“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老二要“弃杨留吴”，老大会有什么选择？整个文化大革命，到庐山会议为止，老大哪一次不是站在老二一边？杨成武也终于被“打断你的脊梁骨”了。 笔者对杨成武女儿的事并不是很感兴趣。“弃杨留吴”这是林彪的“家策”，不管你杨成武有千条理万条理，林彪的“弃杨”是不会变的。林彪的“弃杨留吴”，就如同毛泽东信任林彪一样，不管是谁，只要你和林彪有了矛盾，对的永远是林彪，滚蛋的永远是你。所以说，杨成武的下台是必然的，有了林、杨之间的三件大事，杨成武下台只是迟早的事。林彪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打断你的脊梁骨”，这是杨的逃不掉的下场。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邱会作说“杨成武案” 下面讨论一下关于“杨成武案”的一些观点和文字。首先要讨论的是邱会作。这是因为很多的文字都是从邱会作所说演变出来的，邱会作的所说讨论清楚了，其他的观点怎样分析也就清楚了。要讨论“邱会作说‘杨成武案’”，主要有两件事。第一，邱会作说了什么？第二，邱会作所说中那些是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伪造的， 《邱会作回忆录》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杨成武案”，被“雄煞”称为：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邱会作回忆录》有些什么特点？林彪，既是邱会作的“伯乐”，把邱会作提拔到“四大金刚”，又是邱会作的救命恩人，邱会作当然要努力报效。知道了这一基本事实，就能够把《邱会作回忆录》读懂了。 丁凯文在《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中说：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文中，“雄煞”介绍了杨成武下台的“大致过程”，其中第一条、第二条是这样的： （１）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２）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争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我们就从这两条说起。我们就来看看邱会作是怎么说的：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三月中旬吧，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问题，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吴法宪说，杨成武的问题，以前的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接着吴又说：“杨同我过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总政瘫痪了，还我要多管，总参的日常工作要以我为主。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是时间和精力都照顾不过来了，杨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样对空军的工作是有好处的。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就去向林总和江青同志去汇报。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吴接着说：“当时我以为杨代总长上面说的话只是一种设想，不过同我商量而已。于是我就同他说：‘对杨代总长的考虑，我没有什么意见，把我放在哪里都是协助你作具体工作。请杨代总长把你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林总考虑就是了。组织上怎么样决定，我都服从。’其实他也根本没有向林总汇报。这样大的事，我当然要报告林副主席。”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听了之后，有些吃惊，杨的这种话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但林不知道杨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与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主席的打算，让杨先对吴吹风，还是杨自己的考虑，林一时摸不清，因此林说话很谨慎。林想，如情况属实，对这样大的问题，杨是会同林商量的，怎么就一声不吭先给吴讲起来了？！何况林、杨之间，有史以来也没有过打哑谜的事。林总只对吴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后来才知道，杨成武上面说的话是为了女儿杨毅的事，给余立金许了愿，杨耍了小聪明。 杨成武一言既出也是“驷马难追”呀。空军司令易人的事根本不是杨能事先定的事，再加上杨毅的事正是和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发生的，这种许愿，一旦吴不上杆子，吴肯定会向林报告的，吴也应该向林报告； 杨也是祸不单行，此间，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主席送材料。余立金的身价一落千丈，杨成武很沮丧。 看看邱会作所说，可以说是：描述“详尽、具体”，如“雄煞”所说，“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那么，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这个“别人”，不能是杨成武，不能是余立金，找了他们，“雄煞”连辩驳都不用做，“官方”一顶帽子一抛就可以凯旋而归了。我们在这里找的是《邱会作回忆录》中的主角---吴法宪。看看吴法宪是怎么说的。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子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縱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縱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縱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军大院以后，就立即找縱素梅谈话，警告她不要为人所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恋与单世充的感情，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话说出以后，再改也难了。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另外，当天是星期天，陈绥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诉陈绥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我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我的本意是，在杨成武和我谈话时，如果有机会，就请他记录一下。后来，车到了杨家门口时，我又考虑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子珍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子珍向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宪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邱会作和吴法宪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不能要求俩人所说一模一样，否则就是有问题。就笔者来说，如果有两个人的证词一模一样，那么极有可能其中一个是抄来的。譬如说，杨成武的“打断脊梁骨”极有可能是从《毛家湾纪实》抄来的。抄来，也并不是就需要否定。杨成武很可能是记不起当时叶群骂了什么，便顺手牵羊从《毛家湾纪实》借了点过来。对照《吴法宪回忆录》，可知事件确实存在，内容大同小异，所以，也不是大事。一个人，对于几十年前的事记得一丝不差，哪有这个可能？当然，两个人的证词一样，并不是说，一个不可信，而是说，不能作为独立的证词。相反，如果两个人的回忆有差别，这就正常了，常常证明了一个事件的存在性，只是一些细节需要廓清。虽然说，证词不一样常常证明了事件的可靠性，说明了两个独立的来源见证了同一件事，那是说的细节不一样。但是，在一个事件的大的方面，根本方面出现了差异，那么，往往就说明一个在撒谎。譬如说，某甲说某乙某日杀人，某乙在述及某日之事一字不提。那么这里一般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确有“杀人”之事，某乙企图掩盖，或者是并无“杀人”之事，某甲是在诬陷。 在这里，“事件”指的就是“杨成武要免去吴法宪空军司令员，而没有通过林彪”。这对于吴法宪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虽然说，吴法宪有没有和邱会作谈过这件事，又是怎么谈的，我们不要求两人的回忆一致，或者，吴法宪认为，“和邱会作谈过这件事”不重要而没有写。但是，这件事的本身，这么大的一件事，如果吴法宪不提及，这就确实有点奇怪了。可是，确实，《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提到。 这段文字，是《吴法宪回忆录》中和邱会作所说最接近的文字。可是，也和邱会作所说远开了八只脚。根本就没有杨成武要免去吴法宪空军司令的事，也没有吴法宪向林彪告状的事。“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这能理解为“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反映出来的只有“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现在是余（多余）政委。”这能说明、能理解为“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吴法宪回忆录》并没有提到自己向林彪告状之事。是吴法宪忘记了？是吴法宪认为不值得写？是吴法宪要为杨成武打掩护？而且，不是吴法宪向林彪报告杨成武要免去他空军司令，而是： 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看看吴法宪所说，夺权，并不是吴法宪告诉林彪，恰恰相反，是林彪、叶群告诉吴法宪。吴法宪有这个必要，有这个可能去倒打一耙吗？吴法宪有这个可能去“诬陷”林彪吗？吴法宪说到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告状，说“我这个政委没有权”，这和“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完全是两回事。《大动乱的年代》也有相似文字： 余立金的秘书被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诬陷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王飞等人要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同意。周宇驰报告了叶群，叶群在电话里把吴法宪痛骂了一顿。吴法宪即按叶群的旨意，逮捕了余立金的秘书。杨成武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电话上要吴法宪放人，吴法宪不放。杨成武向林彪提出，他想和吴法宪单独谈话；林彪表示同意，又向吴法宪面授机宜，要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坚持原则，做到不低头，不让步，不认错”。林彪又对吴法宪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按：余立金在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时，曾被俘过，“文化大革命”中被人诬陷为叛徒）。杨成武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于1988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于2006年。所以，《大动乱》不可能抄自于《吴回忆》。当然，王年一也不可能是自己亲历，来源可能是吴法宪的交代。而这，更证明了吴法宪所说的可靠性。 有趣的是《吴法宪回忆录》说的是：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 吴法宪说的是：“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可《邱会作回忆录》却是铁板钉钉地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还是吴法宪亲口所说。吴法宪所说，不仅是否定了邱会作所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这回事，而且还否定了林彪所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还有叶群所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林彪和叶群所说，实际上是在挑拨离间。实际上就是想利用吴法宪把杨成武搞掉。这才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 吴法宪确实说到有人要夺他的权，文字如下：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她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O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看看叶群所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 周宇驰当时只是资格浅了一点，否则的话，吴法宪的权早就被周宇驰夺过去了。这也正是周宇驰能够追随林彪，北逃蒙古，最后自杀的缘故。 “雄煞”说，“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笔者说，“把《邱会作回忆录》和《吴法宪回忆录》进行比较，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邱会作和吴法宪，两个人中间，必定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撒谎。如果在“杨成武夺权吴法宪”这件事上撒谎，而且撒得“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那是把回忆录当成小说来写了，这个人还有什么可信度？ 《邱会作回忆录》和《吴法宪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关于杨成武和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中这样说： 这里正好联想到杨成武这段时间的态度。主席和林总对杨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这一段也是杨成武由大红，走向大红大紫的时期，一直到“杨余傅”事件垮台。他自己没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段杨是从“忠于”主席、林总，到“忠于”主席、江青。 但是自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杨在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林总对杨有所批评，但杨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 当时的情况是，杨成武耍横，杨毅也耍横，单世充也跟着耍横。杨所有的本钱是他自认为他的后面有江青，杨的致命点就在这里。 杨成武如果不公开表示投靠了江青，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台的。即使问题再严重一点，也不会下台。 退一步说，如果余立金的问题，杨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压林彪，我看十个余立金的问题也办成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 看了上面的文字，读者一定以为杨成武和江青在“度蜜月”。当然，这些文字都是为了证明下面的结论，也就是证明，杨成武的倒台是他自己活该。 林对杨的倒台是挺无奈的。杨自己也太不争气，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杨留下就等于把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留下了。 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 不过，《邱会作回忆录》又出现了下面的文字： 江青交待杨办一些无原则的事，杨不好当面顶回去，只好拖着不办，江青有气。 哪些文字是真实的，哪些文字是编造的，读者自己去判别。 《大动乱的年代》中有对应的文字（288页）： 那时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头上，自然还有他们本人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当时在若干问题上坚持了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左”倾错误，抵制了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不容。 当年江青一伙猖獗一时，杨成武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后来他看不惯他们所为，每每暗中掣肘。 邱会作所说“脚踩两只船”的说法早就在舒云的《林彪画传》中出现过了。《林彪画传》于2007年出版，《邱会作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笔者完全相信，《邱会作回忆录》的这一“灵感”，乃是来自于《林彪画传》，只是《林彪画传》说出了实话：杨成武是踩在毛泽东和林彪两只船上。把杨成武的下台归结于杨成武“脚踩两只船”，这是“雌煞”的高招，但是把“一只船”说成是毛泽东，却是一个败着。于是《邱会作回忆录》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故而“一只船”的级别降了一级，成了江青。当然有人会说，邱会作在2002年过世，他怎么可能到2007年出版的书中去找灵感？不过，世界上的怪事多的是。看看“雌雄双煞”变出的一系列魔术，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吴法宪回忆录》中有关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的文字如下：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估计，邱会作把这些都看成是“江青的青睐”，“杨成武虽然与江青走得过近”。邱会作的笔下： 杨在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吴法宪的笔下：“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 读者可以把《邱会作回忆录》和《吴法宪回忆录》中关于杨成武和江青的关系对照起来看，看看俩人所说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谁说的更为可信。要知道邱会作所说有多少可信度，只要看看下面文字就可以了： 《邱会作回忆录》715：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 《邱会作回忆录》782：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最大，没有什么“污点”。 抱着以上宗旨的人写出来的《回忆录》，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邱会作于2002年过世，在这之前，有关“杨余傅事件”，以及杨成武的回忆录、访问记早已出版。邱会作应该早已看过，不过，对于其中所说的林、杨之间的三件大事，未有只字片语，这和他在“罗瑞卿案”的态度完全两样。在“罗瑞卿案”上，邱会作说的是： 外面说（包括罗本人），罗是如何如何抵制林的错误，也是乱说一顿。在文革中罗瑞卿的确遭受了大苦大难，但他出狱以后曾对他女儿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是罗的真实思想。坐了班房还“执迷不悟”，过去怎么会有抵制呢？！ 在“杨成武案”上，对于《大树特树》，邱会作说： “九一三”以后，杨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 但是，对于杨成武和林彪之间的三件大事，却没有一字，既没有赞成，也没有驳斥，而是另辟蹊径，大谈杨成武投靠江青，引起杨成武和林彪的矛盾。 不过，说邱会作的有些文字不真实，并不等于说，邱会作的所有文字都不真实。应该说，在“杨成武案”上，邱会作还是说了不少真话，比起邱会作在“罗瑞卿案”上所说，要好多了。在“罗瑞卿案”上，邱会作把把林彪洗了个干净，在“杨成武案”上，邱会作毕竟承认了林彪“弃杨留吴”，虽然是找了些不着边际的理由。 邱会作关于“杨成武案”说得最确切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了杨耍横的本钱在于她，江青对杨的拉拢，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货。当然，江青认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杨成武在她眼里算个屁，江青是个极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人，她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求打倒杨。然后，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这里的顺序也很清楚：首先是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然后是毛泽东“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最后“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这就决定了杨成武的下台。所以，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那是“因”，毛泽东最后拿掉杨成武，那是“果”。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杨成武？那是因为“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笔者没有歪曲邱会作的愿意吧？至于江青的态度，什么乱七八糟的“发现了杨耍横的本钱在于她，江青对杨的拉拢，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货”，“认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杨成武在她眼里算个屁”，且不去管他，即使江青要拿掉杨成武，那也是“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才决定自己的态度，才“一反常态”。当然“江青是个极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人”说得不错，江青根本就是一个疯婆子，打倒的人越多越好，尤其是，凡是林彪要打倒谁，江青一定是鼎力相助。在“贺龙案”是如此，在“杨成武案”也是如此。 这一段文字里面，最精确的一句是“与杨成武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文革期间，不管是谁，与林彪想比，结果都是“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罗瑞卿与林彪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贺龙与林彪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这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真理。“雄煞”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中有一节就是“毛泽东和林彪的蜜月”。你看到过毛泽东和谁有过“蜜月”？“雄煞”在《点评 《 上台下台 ， 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中说“在打倒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中共九大毛林蜜月期时”。其实，何止是“在打倒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中共九大”，早在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为了打倒彭德怀，召林彪上山，已经开始“蜜月”了。62年的七千人大会，林彪发言，毛泽东于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谈了两次话。他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如果不是情投意合，水乳交融，毛泽东怎么会说这个话？ 什么叫“蜜月”？那就是百般呵护，言听计从。林彪要“弃杨留吴”，毛泽东焉有不听之理？而林彪，也当然懂得这一“普遍真理”，步步得手。于是庐山会议上“得志便猖狂”，结果是“普遍真理”不“普遍”，“蜜月”也有终止时。吴法宪也只能发出感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原来是毛泽东“见异思迁”，“蜜月”结束了。 “弃杨留吴”是谁的决策？是林彪的。这是“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不是“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处理”！这会是毛泽东的决策么？毛泽东“弃杨留吴”，为了什么？为了“大树特树”？为了“不准江青插手军队”？毛泽东喜欢吴法宪甚于杨成武？杨成武为什么会倒台，就是因为林彪“弃杨留吴”，而毛泽东听从了林彪的话。林彪的“弃杨留吴”，并不是因为“不准江青插手军队”，而是因为吴法宪比杨成武更忠于林彪。如果杨成武能够在跟随老大南巡后快快地赶往林府，把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和盘托出，如同后来的顾同舟所做，那么林彪在考虑“弃杨留吴”的时候或许还会有所迟疑。邱会作说：“这是杨成武的最大悲剧！”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一模一样。其实说的是，要是杨成武能够像四大金刚一样卖身投靠，那么杨成武就不会有“悲剧”了。 这里的模式和“罗瑞卿案”一模一样，如同吴法宪所说：“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不过，邱会作比吴法宪说得更直接。吴法宪说的是：“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邱会作则点明了，在收到叶群的报告以后，“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最后一句道出了实质。 至于邱会作要为林彪“弃杨留吴”辩护，罗里吧嗦地说了很多话，基本上都是在瞎辩。理由只有一个，也就是邱会作所说“吴法宪是在忠于林彪的”，或者说，吴法宪比杨成武更忠于林彪。文化革命中，唯忠于林彪者能够生存，这是“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这一条“普遍真理”的直接推论。说到“忠于”，这不是在江青和林彪之间选择忠于谁，而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选择忠于谁。要是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是吴法宪，毛泽东对吴法宪说：“有些事你不要告诉林彪。”你看吴法宪会不会告诉林彪？林彪要“弃杨留吴”，毛泽东当然点头，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忠于自己的人打倒？因为文化革命整个就是毛泽东老年痴呆症，老年狂想症的大发作，哪里还能辩得清东南西北？有人说，蜜月期中的人都是瞎子。这句话，用在毛泽东身上正好。听到“句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喜笑颜开，以为找到了知音了。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人。 林彪要“弃杨留吴”，“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这就是“杨成武事件”的全部实质，全部真相。在这点上，邱会作说出了事实，说出了真相。在“杨成武案”上，邱会作还罗里吧嗦地说了很多话，凡是与这点抵触的，全是在瞎说。“雄煞”所谓“扑朔迷离”，有什么“扑朔迷离”的？ 看看邱会作的另一段文字： 弃杨留吴的问题 为什么杨成武下台，吴法宪留在台上? “弃杨留吴”的内幕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果简单说来就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说杨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杨成武如果不公开表示投靠了江青，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台的。即使问题再严重一点，也不会下台。林总说过：“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是，林总为了不让“上海帮”破坏军队，决心放弃杨，他虽然没有参加主席主持召开的会，但林也没有给杨求情。杨成武为什么投到江青那里去了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实际上是让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杨是看在眼里的。二是他认为自己同林彪的关系是不需要多考虑的，稳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来，那就是“双保险”了。关键的问题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这种“双保险”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双保险”变成脚踩两只船，结果翻了船。 如果只从林、杨之间的关系来说，确实可以认为杨下台是预料之外的！因为自从罗瑞卿下台，杨成武就是林最心腹的人了。历史上的事不去说了，就是处理贺龙、罗瑞卿的事件中，一批干部下台，没有一个同杨成武没有关系的，也没有一个不是杨成武具体处理的。在杨成武原来的想像中，提出让余立金多担当空军工作，不可能惹这么大的祸上身。退一步说，如果余立金的问题，杨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压林彪，我看十个余立金的问题也办成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 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 这里说的是“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没有说“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处理”，也没有说“江青对杨成武的处理”。说明“对杨成武的处理”，实际上就是林彪的事。“弃杨留吴”，那是林彪的决定，不是毛泽东的决定，也不是江青的决定。至于所谓“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那是邱会作对昔日的主子，昔日的救命恩人的“报答”。 为什么林彪要“弃杨留吴”？就是因为林彪和杨成武之间有了三件大事。当然，邱会作不肯承认，看看邱会作所说： “弃杨留吴”的内幕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果简单说来就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或者说杨成武是江青害倒的。杨成武如果不公开表示投靠了江青，是无论如何不会下台的。即使问题再严重一点，也不会下台。林总说过：“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是，林总为了不让“上海帮”破坏军队，决心放弃杨，他虽然没有参加主席主持召开的会，但林也没有给杨求情。杨成武为什么投到江青那里去了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高的，是信任的，主席实际上是让江青在中央文革主事的，杨是看在眼里的。二是他认为自己同林彪的关系是不需要多考虑的，稳如泰山；如果同江青也能密切起来，那就是“双保险”了。关键的问题是林和江不是一路人，这种“双保险”在政治生活中是做不到的，“双保险”变成脚踩两只船，结果翻了船。 杨要事先同林商量好了，不要用江青压林彪，我看十个余立金的问题也办成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 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 杨成武是个聪明人，但他在林总同江青的关系上是个糊涂人！他对林、江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看准的。江青这个人不能成大局，杨成武也是没有看透的。这是杨成武的最大悲剧！ 杨成武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在林彪、江青之间的关系上，杨的大才干就少了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没有才干了！ “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简直是笑话，1974年11月28日，杨成武复出，任副总参谋长。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林彪集团，江青权势熏天，杨成武成为“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么？ 看看邱会作的所说也是很有趣的。在“杨成武案”上这样说： 杨成武是个聪明人，但他在林总同江青的关系上是个糊涂人！他对林、江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看准的。江青这个人不能成大局，杨成武也是没有看透的。这是杨成武的最大悲剧！ 邱会作的这里所说和他说“罗瑞卿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看看他在“罗瑞卿案”上是怎么说的： 罗昏了头，刘也昏了头，他们昏了头与当时贺的"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林彪生病期间，主席叫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主席对贺龙也有亲近的话，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给贺。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罗是应该能看清的，但罗看走了眼，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 总之，罗瑞卿的倒台，是因为他“昏了头”，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是“糊涂人”。所以，他们的倒台是活该。言下之意，颇有些洋洋自得，我邱会作可是既没有“昏了头”，也不是“糊涂人”，我就是抱定一个宗旨：紧抱林彪的大腿，所以我能够避免罗瑞卿、杨成武的悲剧。 如果把邱会作在“罗瑞卿案”上所说套到“杨成武案”上，应该如下面所说： 杨成武昏了头，他昏了头与江青是主席夫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虽然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给江。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杨是应该能看清的，但杨看走了眼，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 可惜的是，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没有看清老大的“底牌”。是因为“昏了头”还是“糊涂人”的原因？搞不清。 不管怎样，邱会作还是说出了一些实话：罗瑞卿的倒台是因为他与贺龙走得太近，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与江青走得太近。谁只要与林彪走得远了，那么他离倒台也就不远了。当然，其实邱会作没有说出实话，杨成武的倒台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与毛泽东走得近了。 杨成武的倒台，其实是林彪“弃杨留吴”的结果。如果用吴法宪的话来说，应该是这样： 单就这件事而言，杨成武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弃杨留吴”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召开四天会议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其实，有什么“不知道”的。文革，那是老大和老二的“蜜月期”。俩人穿一条裤子都还嫌肥。老二“提出问题”，老二要“弃杨留吴”，老大当然照办。 如同吴法宪说到庐山会议： 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邱会作说的是“主席的底牌还是林”，吴法宪以为，“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是一条不变的铁律，庐山会议上这条铁律被打破了，吴法宪傻眼了，“万万没有想到”了。 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是自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邱会作这里也说了一些实话，杨成武的倒台，一个原因就是他“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这里的江青，只不过是凑数的，“过于往主席个人身上靠”，才是实质。“过于往主席个人身上靠”，怎么会导致他的下台？这才是关键。毛泽东让你不要对林彪说，你就不对林彪说。这不就是“过于往主席个人身上靠”？对于林彪来说，你只能靠在我林彪身上。你要有其他私心杂念，那就要让你滚蛋，这也是林彪“弃杨留吴”的根本原因。 至于“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笔者不才，实在理解不了。文化革命中有谁是“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四大金刚，文化革命中节节上升，是因为他们“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他们有没有“分清哪些是林彪作为‘接班人’，未来的‘皇上’在关心他，哪些是林彪个人在拉他”？能够理解这句话的也许只有“雌雄双煞”。其实也不用在这上面多加责难，因为当邱会作说这句话的时候，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撇清林彪，把责任推到杨成武头上。 “杨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这是邱会作打了一个过门，其实是“杨自己踩在林总、主席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文化革命中，凡是踩在林彪一只船的，一定可保无事，凡是脚有一点歪出去的，一定是“翻船落水”。文化革命中，谁要想保住位置，就必须踩在林彪一只船，不然的话，非落水不可。不过，“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并不确切，老大要杨成武“不要对林彪说”，你让杨成武踩在哪一只船上？这方面，“雌煞”倒是说出了实话（《林彪画传》657页）： 而杨成武却没有这套繁琐程序，他想什么时候到毛家湾，什么时候就"闯"进去，根本不用敲门。但是，1967年杨成武跟毛泽东南巡后，他就变了，脚踩两只船。毛泽东对杨成武谈起他不满意祝林彪身体健康和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2]，还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他下台的往事。为了考验杨成武，毛泽东故意交代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他只告诉周恩来一个人。周恩来早把杨成武的传话报告了林彪，叶群几次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杨成武都不回答，叶群会怎么想[3]？ 知道这“两只船”是哪“两只船”了么？“雌煞”问“叶群怎么想？”很简单，“打断脊梁骨。” 再看看邱会作下面的文字： 这里正好联想到杨成武这段时间的态度。主席和林总对杨成武是非常信任，非常器重的。但这一段也是杨成武由大红，走向大红大紫的时期，一直到“杨余傅”事件垮台。他自己没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段杨是从“忠于”主席、林总，到“忠于”主席、江青。 在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杨成武、吴法宪在林彪同江青的关系上，都办了一些事。他们两个人的作法则根本不同。吴法宪是在忠于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吴法宪只能做一个忠实的“传话筒”。杨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数问题上，他和吴是一样的，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杨是夹带自己的意见和打算的，林也万万没有料到，杨对他也是两面派。林总更没有料到的是，杨成武竟敢以江青压林！林总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这样杨成武根本不可能继续成为军队统帅的实际副手了！ 知道林彪为什么要“弃杨留吴”了么？那是因为吴法宪“忠于林彪”。你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你就要“忠于林彪”，不但要“忠于”林彪，而且要全心全意，不能“夹带自己的意见和打算”。“‘忠于’主席、林总”？不行，必须是只“忠于”林彪，别无分出。看看叶群的警告：“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 《林彪日记》（1072页）有文字： （67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出:要不要这个中央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周恩来对杨成武说:有个中央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打电话给周恩来:吴法宪当副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总参谋长。 看来，“弃杨留吴”，那是早有征兆。再来看看下面一段文字中： 另外，杨成武这段时间也接连有事，《红太阳》停展，《党史纲要》收回销毁，主席对他的文章《大树特树》不满意，他的女儿也出了个人问题。林总对杨有所批评，但杨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他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的女儿出了个人问题是个导火索，但这样就把杨成武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摆到主席和林总面前，摆到中央面前。 林总伤心地说：“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应该是事实。这既不是因为“《红太阳》停展”，也不是因为“《党史纲要》收回销毁”，更不是因为“主席对他的文章《大树特树》不满意”。唯一的原因就是“老大让你不要说你就不说，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二？”你连老大南巡讲话都不肯透露，忘记了是谁把你荐到这个位置，这岂不是“失去革命友情”？看看吴法宪所说：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正是吴法宪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自从“人一失去革命友情”，杨成武就注定要下台了，差别只在早点晚点。“他的女儿出了个人问题是个导火索”，也说得不错，时机终于来了。当然，在文革中的三大军队案件中，对待杨成武算是最客气的，没有去找“四条”，也没有去找宋治国，一直等到杨成武的女儿事发，算是仁至义尽了。“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这是叶群给杨成武安的“罪名”，连“忠于林彪”的吴法宪要捎带进去。这是表明对“杨成武和江青走得太近”表示不满么？其实就是一个警告：不要“得意忘形、忘恩负义”。 所谓“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笔者是不相信的。看看杨成武被骂以后：“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杨成武敢抬出江青去压林彪？敢抬出江青去压叶群？再看看《邱会作回忆录》中所说“江青交待杨办一些无原则的事，杨不好当面顶回去，只好拖着不办，江青有气。”这是“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既然承认杨成武倒台是林彪“弃杨留吴”的结果，又要替林彪辩护，那么只能拉江青来垫背了。 邱会作在“杨成武案”快要结束的时候的文字如下： “九一三”以后，主席说，处理杨的问题是他听信了林彪的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主席亲自召集了四次会，是林彪听从主席对杨成武的处理决定，按毛主席的要求在大会上讲了话。 前面刚说了一些真话，又要“大漂白”了。“主席对杨成武的处理决定”是什么呢？“弃杨留吴”？“弃杨留吴”到底是谁的决策？毛泽东的，还是林彪的？“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这是说的“林彪听从主席对杨成武的处理决定”？“杨成武案”的结尾的文字再次重复了上面的说法： 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得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 读者可以看到，尽管邱会作也说出了一些真话，弯弯绕到最后，“‘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与林彪没有关系。前面刚说过“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转眼就忘。反正要是承认是林彪所为，那林彪就是“无奈”，不是林彪的错。要么根本就不承认是林彪所为。最奇怪的是，这两个观点会出现在同一本《回忆录》，而且居然是上下文。 其实，毛泽东的话并没有塞出。杨成武的下台，是林彪“弃杨留吴”的结果。为什么毛泽东会“搞错了”？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是因为对毛泽东来说，“林比杨重要得多”。邱会作是明明知道这中间的关系的，但为了效忠林彪，弯弯绕绕来绕去，绕到了“‘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 《邱会作回忆录》中几次用到“阵营”这个词。“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能够和林彪的阵营相对立的，只有贺龙的山头”，“在两个阵营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从数量上来说，几乎相等，但力量悬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那么。“贺、罗阵营”搞到了以后，不是只有林彪一个“阵营”了么？怎么又会冒出来一个“毛泽东和江青”“自己阵营”？这时候有几个“阵营”呢？笔者知道，人们常常说，文化革命中有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应该也就是邱会作说的“阵营”吧。“毛泽东和江青”的“阵营”是哪个“阵营”？中央文革？ 其实，说“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并不确切。看看《大树特树》中的文字： 林彪同志一贯地全力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全力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正确、最科学、最崇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实捍卫、执行、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他指出：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灵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彪同志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⑨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什么：“不能这样讲。”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林彪同志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社会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特别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以惊人的魄力和决心，在全军、全党和全国坚定不移地积极倡导、全力推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辟了亿万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广阔道路，创造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他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地阐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意义。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整套学习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空前规模的大普及、大传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宏伟的思想革命运动。 全军指战员在林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革命化获得巨大成果，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毛主席的好战士。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地成长。先进集体大量涌现。 林彪同志开创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道路无比正确，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效。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在全中国、全世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以最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和干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林彪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林彪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积极倡导、全力推进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把这个伟大运动推向全世界。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用他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光辉榜样。 这哪里是“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分明是在“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如果没有“革命友情”，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么？如此“保留革命友情”的文字，无怪乎林彪一定要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这样的文字的作者，居然敢“以江青压林彪”？所谓的“以江青压林彪”，和罗瑞卿的“热贺冷林”一样，只是把天方夜谭搬进了《回忆录》。“热贺冷林”是邱会作为罗瑞卿编排的罪名。对于杨成武，邱会作又故伎重演，呼之欲出的一个罪名就是“热江冷林”。只是邱会作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意思已经完全了。 还可以说说一些细节。《邱会作回忆录》有文字： 杨真是祸不单行，福州军区有个战士，对文章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说：“权威和威信是树不起来的，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那位战士的意见，姑且不管它正确与否，他的胆量是令人钦佩的。可是杨成武发了火，要福州军区对那位战士进行严肃批判和严格审查。后来把那位战士处理复员了，杨成武倒台之后，军委办事组又要福州军区把那位战士找回来，继续在部队服役了。 这算什么“祸不单行”？邱会作真是少见多怪。安徽一个解放军战士石仁祥，写了《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并自己刻钢板，油印七份，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寄给党中央，同时发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以及南京、西藏的空军领导机关。吴法宪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石仁祥于70年7月12日被执行死刑，于1974年12月28日，1978年11月24日两次平反。这算不算“祸不单行”？ 《邱会作回忆录》在介绍了林彪3月24日的讲话后，说的是： 561：最后林总讲了辩证法，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哲学思想学透了。 看看张云生所说： 林彪给杨成武列的第三条“罪状”是，他写了一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把权威说成是“绝对”的，因此违背了辩证法。林彪想从哲学上讲清楚“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但他自己就是爱讲“绝对”的，因此他越讲，大家听了越糊涂（舒云按：本来就不是林彪想讲的，是毛泽东的命题）。 舒云的《林彪传》： 如此临阵磨枪，林彪的讲话自相矛盾，越讲越糊涂也就不奇怪了。 “雄煞”的《找寻真实的林彪》（375页）： 林办秘书张云生就在会议的现场,他听了林彪讲话后的感觉是“即席发表讲话,是林彪的一个特长。他抓住主题,往往能够出口成章,语言独特,避辑性和说服力都比较强。可他这次讲话,却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漏洞百出。这可能是他临阵磨枪,更可能是他言不由衷,逢场作戏。” 看来邱会作的辩证法也是掌握得够好的，能够听得津津有味，听出了“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哲学思想学透了”，可以超过当年的“接班人”。邱会作的所说终于连“雄煞也受不了了，这个“雄煞”，《邱会作回忆录》被他捧得“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张云生呢，那是三钱不值（《找寻真实的林彪》（370页）： 由於张云生并非该事件的当事人,只是作為一个林办的秘书从旁观察,对许多重要的情节知晓得并不十分清楚,故其叙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多有偏差。此外该书是在国内经过严格审查并有官方背景人士参与编纂的情况下出版,不少地方的叙述明显有失準确和公允。 而一到关键时刻立刻就“弃邱留张”，把《邱会作回忆录》扔在一边，捧起了《毛家湾》，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主。到底是邱会作“明显有失準确和公允”，还是张云生“明显有失準确和公允”？ 《邱会作回忆录》这一段文字的下面接着说： 林总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他说：“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总理讲完话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林总和总理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有意地、过分地吹捧了江青，这不但是说给江青听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态，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直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 邱会作一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居然也有“我直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的时候，也是稀奇事。这不就是邱会作念兹在兹的“林彪、江青之间早已有矛盾”，“江青这个人不能成大局”，“不准江青插手军队”么？这不就是邱会作的“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哲学思想学透了”么？ 邱会作“直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那也没问题，知道了下面的事件就能搞清楚了。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1969年4月在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1971年夏天，江青给林彪拍了一张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黄春光（黄永胜之子）说“杨成武案” 四大金刚之中，黄永胜有一本其子黄正写的《军人永胜》，并未涉及到文化革命。《李作鹏回忆录》对于“杨成武案”泛泛而谈，参考价值不大。黄永胜长子黄春光有文章《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提到了“杨成武案”：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是毛的嫡系。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 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黄春光说“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说的是，杨成武的下台，就是林彪在起作用。这和邱会作说的是一个意思，杨成武的下台就是林彪“弃杨留吴”的结果。只是黄春光比邱会作直率，不再说什么“‘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杨成武的下台，就是一个原因：“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这在文化革命中，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真理”。不管是什么人，如果“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那末这个人的位置就岌岌可危了。你别看现任的老大权势比我大，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滚蛋的“接班人”，你看看老大是信你还是信我？当年老大是何等的信任罗瑞卿，还不是照样给我撬掉了？ 当然，黄春光这里所说“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有点肤浅，或者是黄永胜不愿意把真实的原因说出来。真实的原因其实是杨成武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现任的老大和未来的老大之间，选择了现任的老大。包括黄永胜在内的四大金刚和杨成武的区别，在于他们都认为现任的老大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数已尽，故而他们都选择了冉冉升起的未来的老大。你要让黄永胜说出实话怎么可能？ 而且，所说“据吴法宪回忆”，其实并不确切。确切些说，应该是，据邱会作回忆的“吴法宪回忆”。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并没有相应的文字。《邱会作回忆录》中的文字如下： 吴法宪说，杨成武的问题，以前的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接着吴又说：“杨同我过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总政瘫痪了，还我要多管，总参的日常工作要以我为主。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是时间和精力都照顾不过来了，杨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样对空军的工作是有好处的。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就去向林总和江青同志去汇报。这是他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本文在上面已经对这一段文字作了分析。 *“雌煞”说“杨成武案” 下面再来看看其他人的说法，也就是“雌雄双煞”的说法。先看“雌煞”的说法。我们在前面看到，《林彪传》中承认了三件事：杨成武没有把毛泽东南巡的讲话透露给林彪，杨成武不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杨成武不肯为叶群写证明信。所以，“雌煞”对杨成武下台的原因是知道的。但是，你要她说出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她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说了上面几件事以后，“雌煞”说的是：“这几件事林彪并不知情，叶群态度的变化是因杨成武的态度有了变化。”“雌煞”的这句话，和邱会作所说杨成武倒台是自己的原因，林彪是出于“无奈”，是一个逻辑：怪不得叶群，谁让你“杨成武的态度有了变化”。正是狗屁不通的理论，也不知这个“雌煞”是吃什么长大的。杨成武没有把毛泽东南巡的讲话透露给林彪，杨成武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杨成武不肯为叶群写证明信。这就是“杨成武的态度有了变化”？然后叶群的“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就有理了？“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就有理了？就算“这几件事林彪并不知情”，“林彪脸色骤变，半天没说一句话”，这林彪总该知道吧？ 看看《林彪传》435页的文字，文献注明是《邱会作回忆录》： 
这里明明点出了杨成武下台的原因是“过于往毛泽东、江青身上靠”，确切些说是“过于往毛泽东身上靠”，引起林彪不快。可是，一说到林彪，“雌煞”的臆症又发了，居然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邱会作化了好大的力气，说明了林彪的“家策”是“弃杨留吴”，并且还证明了这一“家策”是何等的合理，是“无奈”。这个“雌煞”全都看不到，连“弃杨留吴”也看不到。还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真可以说是人间奇葩。看看“雌煞”的文字： 《画传》656：叶镇回忆：杨余傅事件前，叶群叫我来毛家湾住了几天。我在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那里当秘书，以后又管党办。叶群说国防工办的“文化大革命”挺乱，你的工作要调动一下。我表示一直在国防口，没干过别的，别的也不会干。叶群说我对你说实话，聂帅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七机部两派斗得很厉害，他不太满意。我说我没有参加，叶挺的儿子叶正光是七机部造反派的头头，老想拉我，我没见他。叶群听我说得有理，把我调动一事暂时放下了。 1968年3月初，林彪说话了，还是让我离开国防工办，我不得已同意。由杨成武安排我到北京军区66军，任团副政委。报到后我先开了半个月的会，刚回到杨村，林办秘书郭连凯就打来电话，说你在哪，马上回北京。我说我刚到部队，明天再回北京。郭连凯说，不准再拖，赶快来毛家湾。原来这时发生了杨余傅事件，叶群不愿意我与杨成武有瓜葛，于是把我又调到北京军区空军的高炮师。我想我才走十几天，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叶群说，中央没有讨论过（杨余傅）这件事，很突然，她也不知道要整杨成武[3]。 叶群都不知道，林彪能知道为什麽打倒杨余傅吗？ 658页说了“毛泽东连着主持了四次会,讨论解决杨成武的问题,林彪没有参加,是叶群去的”，656页成了“她也不知道要整杨成武”，“叶群都不知道”。叶群去了四次会，是去干什么？去打瞌睡？估计“雌煞”是得了健忘症，再不求医恐怕就危险了。 《林彪传》656：在打倒杨余傅三四天后，黄春光曾经问过父亲黄永胜，为什么打倒杨成武？黄永胜说，是毛主席亲自召开会议定的，开了几次会，主席和江青要打倒杨成武。黄春光问，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黄永胜说，那谁说得清楚[2]！据黄春光所知，他父亲还保过杨成武。 黄春光明明说了“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这才是杨成武倒台的原因。这可是公开发表，有文可查的。这“雌煞”视而不见，却去搞了一个毫无信用可言的“采访黄春光笔记”：“主席和江青要打倒杨成武”，为了漂白林彪，“雌煞”正是煞费苦心。 《林彪画传》658：林豆豆从外地回到北京，问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102]？ 《林彪传》438：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你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吗？他不到你这里来，你就打倒他？ 其实林彪的意思是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画传》657：拿掉杨成武，是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办的，与林彪毫无关係。这件事保密程度非常高，不要说林彪，就是汪东兴、陈伯达对打倒杨余傅也毫不知情。甚至奉命去抓杨成武的李作鹏、邱会作也对此一无所知[1]。 
《传》436：拿掉杨成武,是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办的,与林彪毫无关係。这件事保密程度非常高,不要说林彪,就是汪东兴、陈伯达对打倒杨余傅也毫不知情。甚至奉命去抓杨成武的李作鹏、邱会作也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连着主持了四次会,讨论解决杨成武的问题,林彪没有参加,是叶群去的。1980年审判“两案”时,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与杨成武谈了五个半天,最后确定,打倒杨余傅确与毛泽东有关係。 
从《林彪画传》到《林彪传》，九年时间，“雌煞”知识长了不少，知道用“打倒杨余傅确与毛泽东有关係”来证明“林彪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要知道老年痴呆症怎么发展的，这可是一个实例。《林彪传》中说： 
如果是林彪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杨成武，林彪自然会回答：“这是主席的意思。”林彪回答：“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这是在回答聂荣臻的问题：“为什么把他打倒”。接着的推论只能是“所以我要把他打倒。”而不可能是“所以毛泽东要把他打倒。”聂荣臻理解的意思并没有错。毛泽东不可能因为“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 而把杨成武打倒。“不到我这里来”，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跟随毛泽东去南巡，回来了也不向我汇报。”只要看看吴法宪回忆的“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就知道了。可这“雌煞”，硬是会说“实际上林彪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因为她的脑袋里没有这根筋：林彪永远是她的“上帝”。 打倒杨成武，是林彪宣布的。所以，即使你要为林彪漂白，那也只能说“拿掉杨成武，是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办的。”只是“雌煞”没有这根筋，就像她在转载《毛家湾纪实》的时候，看到“林彪”两字，就咔嚓一刀。 “雌煞”说到杨成武不汇报的时候，说的是“叶群会怎么想”，她没有给出答案，说到“为什么把他打倒”的时候，给出了答案：“实际上林彪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中国人有句俗语：“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可这“雌煞”楞是有着人所没有的超能力。 《日记》中说：“直到22日晚,叶群接连四天参加内容绝密的紧急会议。林彪在宣佈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决定时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这个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碰头会”,主要内容是解决场、余、傅的问题。林彪托病缺席,叶群有时回来和林彪碰面。”你说林彪知道不知道？ 这个“雌煞”，捧着林豆豆80年写的材料，便以为可以走遍天下了。 *“雄煞”说“杨成武案” 和“雌煞”比较起来，“雄煞”显然要狡猾多了。毕竟是在共产党的大学堂受过熏陶，拿到过硕士学位的。首先，他不会提到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三件大事，舒云说杨成武隐瞒毛泽东南巡讲话，从2007年说到2016年，整整说了九年，三次提及。“雄煞”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坚决无视。“雄煞”所做的事，就是：掩盖真相，玩弄魔术。这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漂白林彪，这是唯一的方法。其次，他比“雌煞”“聪明”的所在，“雌煞”把林豆豆的材料当成自己的立身之本，“雄煞”知道这些是超级垃圾，因此，他对林豆豆的材料根本连正眼也没有瞧过。第三，他还能说一些“人话”，不像“雌煞”，把疯言疯语当成自己的立身之本。“雄煞”的“人话”，也就是他变魔术的遮羞布。第四、在“杨成武案”上，“雌煞”对于邱会作所说的“弃杨留吴”讳莫如深，一心一意去构造“毛泽东打倒杨成武”的画图，“雄煞”还能够正视邱会作的“弃杨留吴”。总结一句，“雌雄双煞”殊途同归，目标一致，为了漂林大业，演出了一台世纪大戏。 “雄煞”讨论“杨成武案”的文字很多，笔者看到的就有《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2006年），《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2011年），《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2011年），《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文革”中“杨余傅事件”离奇内幕（2015年，新史记），垃圾节目“文革中的林彪”第十一集《绯闻引发“杨余傅”事件林彪与杨成武倒台》（https://bnn.co/news/gb/pubvp/2018/11/201811060740.shtml）。下面是一些章节内容。 《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364页） 四、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 （一）杨成武在军内的崛起 （二） 一起“绯闻”事件引发的杨、余、吴之间的矛盾 （三） 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问题的处理 （四） 余立金、傅崇碧的倒台 （五） “杨余傅事件”的实质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284页）） 四、“杨余傅事件” （一） 一起“绯闻”事件引发的杨、余、吴之间的矛盾 （二） 杨成武与吴法宪的矛盾 （三） 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问题的处理 （四） 余立金、傅崇碧的倒台 （五） “杨余傅事件”的实质 “文革”中“杨余傅事件”离奇内幕（2015年） 一起绯闻引发三位将军矛盾 杨发脾气，另请高明吧 余立金被俘后叛变了？ 毛泽东“早看出杨的毛病” 余立金、傅崇碧跟着倒台 “杨余傅事件”的实质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七期）大致上还算可以，总结了一下吴法宪的文字，当然，漂白林彪这一总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其中说到：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端倪： （１）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爱将，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林彪主要依靠杨成武主持，俩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 （２）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吴法宪甚至说“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可见江杨关系非同一般。 （３）所谓杨成武女儿与余立金秘书的绯闻，不足以构成杨成武倒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只是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如果仅仅是儿女情长产生的矛盾，将有关人等调开即可，毛林等人大可不必采取过激的行为。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追问，军委办事组内部存在着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原本就是林彪的嫡系爱将，深得林彪的信任，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伙”的问题。以笔者愚见，杨成武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只有搞清杨成武的所作所为才能解释此一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从吴法宪的会议中”，应为“从吴法宪的回忆中”，原文如此。“林彪并无意打倒杨成武。”这种不分时间的一概而论，实际上是在胡扯。当年“雄煞”在北大攻读学位的时候，有意为林彪漂白么？“叶群曾亲自安排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可见林杨两家关系之密切。”和“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时间不同了。 丁凯文说了“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间接地形成了杨成武与林彪的矛盾。这一点恐怕才是杨成武倒台最根本的原因。”丁凯文又说了“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照此推论，“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乃是由“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引起。如此高论，不知有几人会信？ “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说，林彪拉他入伙，杨不干，所以林彪就要打倒他。这一说法只能哄哄不知情的小孩子。”杨成武所说，其实就是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三件大事。尤其是毛泽东的“不要对林彪说”，丁凯文何必对此讳莫如深，何不把“拉他入伙”详细说说，也能够使舒云这样的“不知情的小孩子”迷途知返？这不正是丁凯文一辈子的事业么？ 笔者愿“以不平之心度‘雄煞’之腹”，丁凯文对《吴法宪回忆录》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所以丁凯文“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丁凯文已经预见到“有价值的资料”的内容了：“只有涉及到权力的转换才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了杨成武与吴法宪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杨成武伙同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再加上“杨成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实际上是在替《邱会作回忆录》作广告。 邱会作于2002年过世，《吴法宪回忆录》于2006年出版，丁凯文在2006年已经看到《邱会作回忆录》的手稿是完全有可能的，也不排除丁凯文参加了一些整理工作，然后就替《邱会作回忆录》作一个广告，预告《邱会作回忆录》即将出版。丁凯文没有想到的是，《邱会作回忆录》居然在《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又拖了五年，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邱会作回忆录》2011年出版，丁凯文随即发表了《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与《吴法宪回忆录》的“未能厘清这一矛盾”不同，“雄煞”的文字如下：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她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会议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５４９－５６６）： （１）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２）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争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５）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与丁凯文五年前做的广告一模一样。“雄煞”在《“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2）中说：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１）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２）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雄煞”说到了“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正是在这次巡视中，毛泽东说到“谁封我的四个官啊？”“四个伟大”“讨嫌”，“什么永远健康”，“人有不病不死的吗？”而后叶群几次追问，杨成武皇顾左右而言他，引起了林彪的“人一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引起了叶群的“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从而惹下了下台之祸，最终因“绯闻”被林彪抓住把柄，随着林彪“弃杨留吴”，杨成武终于下台。这个“雄煞”，一天到晚就知道玩魔术。“贺龙案”上，贺龙明明说了：“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雄煞”硬是把这句话掐掉，变出了一个“贺龙不仅不买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魔术。杨成武明明在这里“皇顾左右而言他”，惹下了下台之祸。“雄煞”偏要把“皇顾左右而言他”擦掉。然后去搞出一个狗屁不通的“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代言人”。 先对丁凯文对《邱会作回忆录》的一些评价说上几句。看看丁凯文所说：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比较一下他对《吴法宪回忆录》的评价：“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简直是天差地别。 《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谁说出了真相，谁在编造？读者可以进行比较、分析。看看丁凯文对《邱会作回忆录》的评价：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如果读者对“雄煞“的工作，或者说文字，比较熟悉的话，应该记得他说过的话： 《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记忆》167期，2016年9月13日）： 与此同时，林彪一贯高举毛的旗帜，对制造毛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 《请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枫华园第四二四期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讳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23页） 从这段历史的发展来看,学毛著运动是从军队开始而逐渐走向社会的,这期间林彪起了主导的作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本就是中共建国以来大力提倡和推广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全面主导了全国的政治生活。正是由于这一活动是从军队推向整个社会,而军队在中国又具有其特殊性,所以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成为中国政治中一隻举足轻重的强有力的力量,在日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找寻真实的林彪》（2011年7月，215页）： 林彪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学毛著”造成了个人崇拜的泛溢。林彪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寧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实乃极左思潮在中共党内的泛滥。林彪大力提倡的“突出政治”运动,诸如在军队创造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第一”以及“学毛著”,“学老三篇”等,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林彪的参与及支持,中共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深入到各行各业,渗透进千家万户,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效果之强使中国大地的精神面貌为之改变,使毛泽东成为凌驾于全党全国的最高“神祇”,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重要筹码和依据。在这一点上,林彪对此不能辞其咎。 《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013年，26页） 解放军树立起的这些英雄人物和学毛选的群眾运动把毛泽东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通过学毛著,毛泽东更加被神化,毛泽东思想成为无所不能的精神武器,甚至于被称为“精神原子弹”,不仅指导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成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军队走在神化毛泽东的最前列。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军这支党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突出政治的结果更加强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以及狠抓“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工作推到了极端的程度,如此一来也使军队滑向“极左”的方向,更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综上所述,解放军英雄人物的树立,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林彪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宣扬的“突出政治”赋予“个人崇拜”更多的内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个人崇拜的加持,毛泽东不仅在与苏共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胆气日壮,气势如虹,而且在国内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并维护他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和有些消弱的个人权威,并为其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作了最好的铺垫。 笔者不知道，上面所说，算不算“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上面一些文字算不算属于“官方”？算不算“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难道“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是“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正面的作用”？难道“使解放军这支党军彻底变成了毛军”是“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正面的作用”？难道“为其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作了最好的铺垫”是“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正面的作用”？ 当然，读者还应该记得“雄煞”的另一些文字： 《“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事实来看，即使是１９５９年上台后，林彪仍然不愿管事，而是放手罗瑞卿等人主管军队事务，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画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推倒加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2004年 在“文革”过程中，林吸取刘少奇倒台的教训，凡事从不先出头，一切要等毛同意后林才表态，也就是“主席同意我同意”“主席画圈我画圈”，林彪最后这五年，一直对毛保持这种低姿态。建议读者读一读本书收入的王年一教授等人《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一文，对这个问题说得较为详细清楚。 《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 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５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１０年。 人们常说，林彪是两面派。在“雄煞”的嘴里，林彪是“三面派”：“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为什么会成为“三面派”，这是因为“雄煞”上蹿下跳、翻云覆雨的结果。“雄煞”既要显出自己还是看到了大局，不能过于荒唐，还需要一些冠冕堂皇，于是就说出了“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可是，“雄煞”的“阶级本性”，“雄煞”的骨子里，就是为林彪翻案，因此，“雄煞”的文字中充斥着“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当然，“雄煞”所说“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那是说到了根。“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是十足的屁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是臭烘烘的屁话。“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才是实话。为什么要“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这是因为“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需要。为了“得一人而得天下”，就必须“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只有“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才能“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在数学上，这叫“充分必要条件”。为了“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放屁的时候放屁。于是，“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这一面就出现了。 人们，包括司马清扬，都说林彪是两面派，当面是人，变化是鬼，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丁凯文也是这样，一会说人话，一会说鬼话。区别还是有的，林彪是把鬼话放到背后说，所以，一般的人听不大到。丁凯文是把人话、鬼话都放在桌面上，让大家可以去查，可以去看。从这点上看，“雄煞”比起当年的二当家来，还是要勇敢些。 丁凯文，乃是以魔术为立身之本，道具其实也很简单，哪里有垃圾，就到哪里去。这不，2011年，《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出版，丁凯文立刻又嗡嗡嗡地飞过去了。 对于程光的信用度，余汝信有文章《“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文中说“据悉，邱会作生前其实并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该文被收录于《记忆》77期，又以《父与子，谁离历史真相更近？”──《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对比与辩析》为题被收录于《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程光的兄长邱路光有文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于胡、赵批示及其它》发表在《共识网》（2014年8月30日）和【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五七期2014年9月7日）。下面是文章的一头一尾： 电子杂志《昨天》在37期上登了一篇程光的《邱会作家书》简介，因为所载内容严重失实，作为邱会作的家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程光文中提及的事情予以澄清。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程光的《家书》前言中，引用的邱会作的几段“原话”，都是以他的话为主，加上我父亲的话，是合成的，冠以邱会作的口气说出，因此都是不实的。比如程光说“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从英国哲人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演化过来的，经过程光改编演释，成了邱会作的箴言。邱会作是个老粗、工农干部，根本说不出这种话。 王海光在《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中说： 同时出版的还有程光（邱承光）写的《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该书体例是邱会作与二儿子邱承光谈论“文革”的长篇记录，其中有大量闻所未闻而又栩栩如生的事情。笔者在该书刚出版时，即对其父子对话的场景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书中托名邱会作的谈话，不仅史实上有许多显而易见的错误，而且观点格外新锐，语气上也不似一个老军人的话语。当时笔者疑是伪作，后从知情者处得知：该书与《邱会作回忆录》都是一个母体，是根据回忆录素材稿及其他资料，改换文体，深加工为父子对话形式，并非真的有这么长时间的对话。书中邱会作所谈，是作者程光改编的，人为地拔高邱会作，把邱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中央核心领导人。 《心灵的对话》出版后，邱会作夫人胡敏于2011年3月11日专门写信澄清，批评该书“严重损害了邱会作的形象”，并向书中涉及的人表示道歉，不认可该书的写作。前不久，笔者得见邱会作1998年2月12日写给子女的亲笔信，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邱承光另外搞的这部稿子。这是出自传主本人的不认可，可为最有力证据。实际上，《心灵的对话》的要害问题，不仅是这些史实错讹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学术规范，虚构情景。 迟泽厚发表了《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有关邱会作回忆录的破绽》（《文史参考》2012年第四期）。《记忆》81期进行了转载，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下面是文中的一些文字： 我又认真看了一遍该文，不禁掩卷沉思，继而喟然长叹，因为这段所谓邱会作的亲述，纯属编造，而造假者，即《回顾》一书的作者，竟是邱会作将军的儿子。 人们常用“破绽百出”来形容一些不合情理的文章。关于邱父挨打的陈述只有四五百字，自然不可能有百处破绽，但我至少也可以指出10处。 目前的史学界风气不正，胡编乱造、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甚至完全作假的所谓“史作”充斥市场。当代史领域尤其如此。造成这种局面：有的是因为作者对所书之事缺乏亲身感受，手中史料不足，功力不够，勉为其难，于是只能以有限的史料加臆想演绎，让先天不足的产品带病出世。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更恶劣的是有的人心知肚明，但为了迎合社会风尚，或为了达到某种私利目的而蓄意作假。对《对话》和《回顾》两书所出现的问题，我希望是前者。 史书的灵魂是真实。一个失掉灵魂的人，最多只是行尸走肉；不实的史作一文不值。有的人写了不实的史作，一时没有被人识破或无人出来揭发，自以为得计。岂不知假作真时真亦假，更何况西洋景早晚要被拆穿。不负责任地乱写，危害很大，代价极高。它误导读者，混淆是非，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特别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更易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信赖，“邱父挨打”这段文字，不是连见多识广的丁东先生都信以为真了吗？作假的最终受害者还是作者自己。不知“两书”的作者可曾想过，当事情的真相为广大读者所识破之时（这是必然的），那些发现受了骗的人们将会怎样看你？你将何以自处？ 写史是一件极为严肃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工作，中国史学界是有光荣传统的。古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或忍辱负重以维护历史真实的壮举，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要排除各种私心杂念，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写史，此即可谓史德。古人提倡勉励士节，史德即是士节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写史一定要有所得，有所感，司马迁说它是“圣贤”们“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所为作也”，切切不可勉强去写。为人子者，对父母应当是心怀崇敬的，是希望为他们增光的。两书的作者倘若感到《邱会作回忆录》对某些问题的陈述意有所未尽，尽可以诠释和补正，这类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而且同样受到读者的重视。模仿父亲的口气，另起炉灶，糊弄读者，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同时，这也必将损害邱会作将军的形象，甚至会让人对他的回忆录产生一些疑问。作为一个第四野战军的老战士，我也深感痛心。希望这种状况尽快成为过去。 迟泽厚的文章又被收录于启之所编《故事不是歷史:文革的紀實與書寫》（2013年）。 王海光在《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中说： 程光在香港还出了一本书《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2年），也是假托邱会作之名，而由作者自己编撰的作品。据说，这两本书的书稿都经过海外某林彪研究专家之手，带有明显篡入的海外观点。这两本书主要还不是观点问题，对同一史实的看法可以见仁见智，其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史实上的错误。书中的许多史实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缺乏常识，破绽百出。 当事人的回忆录肯定会有记忆性错误的，《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是有的，但是无意之错和有心做假是本质不同的问题，后者是在欺史。《对话》和《回顾》的作者并非史家，其书是不能作为史书的。其实，程光完全可以谈自己对“文革”和中共党史、军史的看法，大可不必托名而作，徒增乱史之嫌。 王海光所说的“海外某林彪研究专家”是谁？笔者不知道。扳着指头数一数，极可能就是“雄煞”。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了解程光的著作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这不，“雄煞”嗡嗡嗡地赶来报到了。 丁凯文在《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中说： 这部书稿笔者五年前就已读过，现今才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尽管已读过多遍，但是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令人感叹、激愤，常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这部《对话》最有价值又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是，邱会作作为军队高层领导人亲身经历了文革这段疾风暴雨的峥嵘岁月，特别是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近身交往和观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人们重新认识、研究文革史提供了的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最佳史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邱会作在谈话中不虚饰造作，不回避敏感事件，不为尊者讳，坦言直白，对这段历史有着深遽的洞察和精辟的见解。这部《对话》是对文革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口述回忆，也是人们深入研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无比珍贵的历史史料，其重要性、独特性是迄今为止国内所有老干部官式回忆所无可比拟的，其价值将随着研究者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彰显，时间会证明邱会作的口述回忆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巨著！ “这部书稿笔者五年前就已读过”，印证了王海光所说的“这两本书的书稿都经过海外某林彪研究专家之手，带有明显篡入的海外观点”。以上这些文字，从余汝信、邱路光、胡敏、王海光到迟泽厚。丁凯文当然都是读过的。不过“雄煞”和他们的感受不同。岂但是“不同”，根本就是天上地下。看看丁凯文所说“尽管已读过多遍，但是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令人感叹、激愤，常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笔者是相信的，丁凯文就像一只苍蝇，终于找到了垃圾一样的兴奋。别人看来是“一个失掉灵魂的人，最多只是行尸走肉”，丁凯文看来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巨著！”反正丁凯文是在“追求真相”。他“追求”的就是“谁离真相更远”！ 丁凯文在《中共历史的见证－－读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八期）中说： 继今年２月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了程光先生的《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之后，４月份又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在这部以问答方式针对中共党史上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讨论的口述历史中，邱会作将其亲身经历事件娓娓道来，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此书共４８９页，从邱会作早年参加革命谈起，直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是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深刻认识中共本身的重要历史见证。此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可读性很强。读罢此书，笔者感慨良多，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笔者以上所谈仅仅是笔者就中共若干历史问题有感而发。其实，《回顾》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比如，红军后勤工作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过程，这是以往的党史书籍中所没有涉及的，《回顾》一书作了很好的诠释，填补了一项空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互动，联合，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此外，１９５９年林彪上台后，中国国防战略的转变，国防建设的发展，军队的重要改革，全军后勤工作的建设，以及如何搞生产渡过三年的大饥荒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和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另外，《回顾》一书还涉及到了中共一些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邱会作与他们多年的近身接触、交往，使得邱会作对他们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邱会作讲述的他的亲身感受和思考，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史学家都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此书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之处。 “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可读性很强”，比起《吴法宪回忆录》“这一点吴法宪将军的回忆未能厘清这一矛盾”，级别就不止高了一点点了。 自从《心灵的回忆》出世，其在在漂林族中的热度，远远超过四大金刚的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也只能瞠乎其后。查《周恩来与林彪》（下），参考文献中引用《心灵》63次，加上5次其余的程光文字，共68次，而引用《邱回忆》21次。丁凯文的《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的《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一章中注释一共是125次，其中引用《心灵》四十余次，占三分之一强。丁凯文的文章《论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共引文献124次，其中《心灵》52次。可见哈林族对《心灵》的倚重。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丁凯文一直自诩的“追求真相”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来看看《心灵》在杨成武下台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这一段话，《吴法宪回忆录》也有提到，大家可以比较，分析。看看程光所说： 后来叶群说,林彪找毛主席之前有思想顾虑,但没想到谈得很投机。毛主席早看出了杨的毛病,想说,碍于林对杨鐘爱,一时没开口。毛主席说杨成武主要问题是轻浮骄傲、不能容人,说杨是解放军的排头兵,现在变成了障碍兵,有障碍就搬开。可以让他离开工作,冷一个时期,让他多读几本书,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 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几次商议并决定:对杨成武的事情结论先不要做,暂时先停止工作,要调任一个新的总参谋长。” 《邱会作回忆录》中如此说： 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读者可以进行比较，看看“谁离真相更远”。这个“雄煞”，一闻到《心灵》的臭味，立刻就抛开了《邱会作回忆录》，捧起了《心灵》（《找寻真实的林彪》373页，《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288页）： 后来叶群说,林彪找毛主席之前有思想顾虑,但没想到谈得很投机。毛主席早看出了杨的毛病,想说,碍于林对杨鐘爱,一时没开口。毛主席说杨成武主要问题是轻浮骄傲、不能容人,说杨是解放军的排头兵,现在变成了障碍兵,有障碍就搬开。可以让他离开工作,冷一个时期,让他多读几本书,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几次商议并决定:对杨成武的事情结论先不要做,暂时先停止工作,要调任一个新的总参谋长。” 中国有句俗语：“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看来还得加上一句：丁往臭处赶。程光的文字，是只能当作小说看的。无非就是拿着“邱会作的儿子”这样一块招牌去招摇撞骗。不去写写自己的老婆是怎么来的，却去胡编乱造，迎合哈林潮，结果连邱会作的未亡人都不承认他的编造。就像林豆豆说“林彪为什么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以至他看过、划过,以及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有谁能够验证？林彪说的“句句真理”倒是可以验证的，不过质疑的人都脑袋开花了。当然，程光作为清华的高材生，那编起小说的水平和林豆豆就天差地别，不是一个档次了。 2011年出版的《找寻真实的林彪》有一节“四、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其中引用文献共38处，其中《邱会作回忆录》3处，《吴法宪回忆录》9处，《心灵》10处。可见“雄煞”对垃圾的依附之重，也可以知道，“雄煞”的文字和程光的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垃圾。 “雄煞”谈到“杨成武案”的文字甚多，虽然可以逐一点评，只是没有这个必要。下面就《找寻真实的林彪》中的文字进行一下评析。364页有一节“四、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下分五小节： （一）杨成武在军内的崛起 （二） 一起“绯闻”事件引发的杨、余、吴之间的矛盾 （三） 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问题的处理 （四） 余立金、傅崇碧的倒台 （五） “杨余傅事件”的实质 第一节中说了三点。 
“杨成武是倒罗的急先锋”，应该说得不错。邱会作所说的两个阵营，有一半是在瞎说。“罗瑞卿案”，本质上就是林彪开始要夺权，开始要树“金刚”，开始要搭班底，开始为坐龙椅做准备。第一个开刀的就是罗瑞卿。“两个阵营”，一个是“贺、罗阵营”，一个是“林彪阵营”，说得清清楚楚。其实说“贺、罗阵营”并不确切，“贺、罗阵营”并未成形。所谓“两个阵营”，其实就是“林彪阵营”对着罗瑞卿。倒罗一役，你看到“贺、罗阵营”有谁出来应战的？“林彪阵营”有“急先锋”，“贺、罗阵营”有“急先锋”么？是谁，出来和“林彪阵营”对阵的？不过，邱会作的所说也不是全错。“林彪阵营”，或者说“林彪集团”，确实存在。既然有“阵营”，又有“急先锋”，当然有主帅。主帅是谁呢？当然就是林彪。否则还叫什么“林彪阵营”？邱会作说林彪阵营有刘亚楼、杨成武、肖华，其实还包含着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准金刚”。“雄煞”点出了“杨成武是倒罗的急先锋”，却把主帅给隐藏起来。看看“雄煞”的文字，一再宣称“林彪内心对此是有看法的，是躲避的，是不愿参与的”，“林彪并不同意打倒罗瑞卿”。完全是狗屁。如果没有主帅，杨成武当什么“急先锋”？当谁的“急先锋”？“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这“急先锋”和“主帅”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么？前面是急先锋在“积极活动”，后面是“主帅”在统一指挥、调兵遣将、排兵布阵、运筹帷幄，这就是“罗瑞卿事件”的实质。如果不是林彪要拿罗瑞卿开铡，杨成武会这么起劲？杨成武会去当“急先锋”么？杨成武收集了十份材料么？杨成武“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么？杨成武给出了“四条”么？杨成武要把吴法宪“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么？ 你看看这个“雄煞”，真是不要脸。这个“倒罗事件”是谁挑起来的？是毛泽东？两个“阵营”是“贺、罗阵营”和“毛泽东阵营”？ “雄煞”在《无知者无畏 ——评赵平波的谬论》中说： 三．林彪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吗？ 赵先生来到北美应该颇有时日了，美加地区的民主自由的空气多少也应对赵先生起点作用。可惜的是，赵先生的思维却依然停留在毛泽东的文革时代。赵先生竟然全盘认可毛泽东大搞政治迫害时给别人戴的帽子。请问赵先生，什么是“反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只要对当局的政策理论稍有怀疑质疑，对当局的举措稍有不满，就可能凭空被打成“反党集团”。老共建国以来这类“反党集团”难道还少吗？说白了，所谓的“反党集团”就是“反毛集团”或“反共集团”，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迫害的代名词，多少无辜之人因为这一罪名惨遭迫害，乃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如今早已臭不可闻被人们所唾弃，可如今赵先生却依然拿在手里当成一条打击别人的大棒。现在连老共都羞于再提这项罪名，赵先生自己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点与时俱进的精神吗？ 这个“雄煞”，你也承认有一个“林彪阵营”，这“林彪集团”和“林彪阵营”有什么区别呢？要不要让邱会作发一个声明：我们是“林彪阵营”，我们不是“林彪集团”！林彪是“林彪集团”，或者说，“林彪阵营”的头子，有什么错么？什么是“反党集团”？“雄煞”还要去问赵先生，看来“雄煞”的历史知识还是缺了一点。以这么可怜的一点历史知识，想去扛起漂林大业，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个定义，你不该去问赵先生，赵先生定义了有什么用？你应该去问你的祖师爷。二把手当年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一个定义你不知道么？你真是不读书，不看报，一心只玩魔术箱。连这样的“次高指示”都不知道，就想到世界上了横爬了。“雄煞”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 林彪集团”》中说：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官方的大力宣传，似乎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现在事过境迁之后，党史学界即使不再强调、使用 “反党”和“反革命”这两个限定词，但是依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林彪野心家集团”，或简称曰“林彪集团”。笔者对《难》书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全书至少 ６５处在涉及林彪或林彪事件时使用“林彪集团”一词（至于《难》书中使用“江青集团”则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明显贬义的词汇是指林彪在文革期间成立了一个 以林彪为首专干坏事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心怀叵测的，目的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就是以此作为审判的基调。我们有必要认真思索一下，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集团”吗？ 这个“雄煞”，居然还会提问：“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集团’吗？”你要不要问问邱会作：“历史上存在过这么一个‘阵营’吗？”“林彪集团”和“林彪阵营”，有什么的区别？就笔者的理解，“阵营”的概念似乎比较大一些，有一种要冲锋杀敌，横扫六合的气势。你知道“林彪集团”，或者说，“林彪阵营”的目标是什么吗？那就是“得一人而得天下”，建立林氏皇朝，看看一些金刚、护法在林府太子的“选美”丑剧中鞍前马后的丑态就可以知道了。都想在“接班人”登基之后分一杯羹。同文中，“雄煞”说： 我们再看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关系：首先，他们之间是同事与上下级的关系，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他们都 曾跟随毛泽东打天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共建国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文革时期成为负责军队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军 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与其说他们属于林彪集团，还不如说他们同属毛泽东集团更为准确。 这个“雄煞”，又在放屁，你不会说“与其说他们属于林彪阵营，还不如说他们同属毛泽东阵营更为准确”吧？“弃杨留吴”，虽非林彪“私相授受”，却是林彪的决策所致。林彪有了这一个决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自然是批准、任命。 在中国的词汇里，作为“阵营”，“集团”的同义词，另一个名词就是“圈子”。吴法宪说：“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所以，那有什么邱会作所说的“贺、罗阵营”，存在的其实只是一个“罗瑞卿圈子”，这一个圈子其实是由“林彪阵营”划定的。谁要是不听话。就把你“划进罗瑞卿的圈子”，吴法宪对此深有体会。这实际上就是“罗瑞卿案”的实质。 这个“雄煞”，专会放屁，吴法宪也是“跟随毛泽东打天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为中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共建国后又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文革时期成为负责军队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会“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 这个“雄煞”，除了屁，就放不出其他东西了。“雄煞”说：“如果说他们在文革中犯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那也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要责任在毛，而不在他们自身。”为林府“选妃”，“主要责任在毛”？林立果是第三代接班人，“主要责任在毛”？“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主要责任在毛”？给二把手的夫人写效忠信，“主要责任在毛”？庐山会议上，鼓吹设国家主席，把老大放在火上烤，“主要责任在毛”？这些，都是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读《吴法宪回忆录》》中说： （４）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吴法宪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吴法宪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吴法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吴法宪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吴法宪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这个“雄煞”，简直就是乱放屁了。“林彪阵营”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你也说得出口？“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说明了“至于吴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看看下面的效忠信：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 这是“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说是“反革命集团”，其实也没有差到什么地方。“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可是“接班人”亲口所下的定义。庐山会议上，把老大放在火上烤，还不是“反革命集团”？《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322页说到南京的插队知青陈卓然用生命写下了大标语“打倒林彪!”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么？ 
到底是谁“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一个“急先锋”，没有后面的主帅指挥，他能“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看看林彪5.18讲话，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大动乱的年代》： 5月20日，陆定一作检讨。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①（①此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的回忆。黑雁男在《十年浩劫》（载《人世间》1985年第1期）中的说法与此不同，他说林彪写的是：“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散会时由工作人员取走。在庄严的党的会议上，出现如此不伦不类的东西，实在奇特。陆定一的检讨也没有多少内容。他在1966年4月18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写信，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在陆定一检讨后，林彪对陆定一说：“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如此批判，完全是信口雌黄。据说，林彪会议期间在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并不罢休，又问陆定一：“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答：“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恼羞成怒脱口而出：“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算不算“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下面的文字是说的话还是放的屁？ “文革”中很多事情，例如打倒刘少奇，打倒彭罗陆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文革”初期最先被打成“反党集团”），贺龙的倒台，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几个重要将领，１９６８年被突然打倒）的倒台，林应该说是有责任的， 
《吴法宪回忆录》的完整文字如下：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看看这个“雄煞”，为了证明“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引用了吴法宪所说：“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雄煞”，吴法宪接着说“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怎么不见了呢？这不是更证明了“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 这个“雄煞”，把“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隐掉了，把“反而要挨她的骂”隐去了，把“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隐掉了。《邱会作回忆录》中的好不容易漏出来的“江青交待杨办一些无原则的事，杨不好当面顶回去，只好拖着不办，江青有气”也给隐掉了。这个“雄煞”，专业就是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还要宣告：“我在找寻真实！”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这里首先是林彪，然后才轮到江青。“雄煞”你读书读得懂吗？“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这就是“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 杨成武好不容易在倒罗一役中立下大功，成为“林彪阵营”的“急先锋”，眼见林彪的地位节节上升，已经是九千岁了，稳坐了老二的位置，这时候，去投靠连个“营”都没有的江青，利用江青来压林彪，去成为江青在军队的代理人，来和林彪对抗，这种天方夜谭，真是人的脑子想得出来的么？ 
杨成武的《大树特树》给丁凯文抓到了辫子，一谈到“杨成武案”，必定会谈到《大树特树》。丁凯文的文字，就是证明这就是毛泽东对杨成武的不满，这就是毛泽东要拿掉杨成武的信号。其实，这是丁凯文毫无常识，一不懂事物，二不懂世界，三不懂人性，四不懂毛泽东，一懂不懂的结果。当然，丁凯文懂的就是给林彪擦背、漂白。 世界上的事物大都有两重性。酒精、香烟有两重性，戕害人的健康，却又给人带来一时的精神上的缓解、兴奋，鸦片、毒品也是这样。很多的人，明知酒精、香烟于人的健康无益，明知鸦片、毒品危害自己的健康，但是，还是会沉溺其中。这些人，说起酒精、香烟的害处头头是道，还会劝别人戒烟、戒酒，而且是绝对真诚的，但是，说到自己，又两样了。宁肯折寿，不可戒烟酒。 《大树特树》，其实就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其实就是鸦片、毒品一类的东西。林彪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知道，这类物品，鲜有能够抵制者。糖衣炮弹，能有几个人有免疫力？所以他就专用这些毒品来攻毛泽东的下三路。攻得你欲罢不能，只能乖乖地听他摆布。一些瘾君子把毒贩当成救命菩萨，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的批示，就要说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把两者分割开来，那是逻辑有问题。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毛泽东，其实就是一个瘾君子，而且是一个知其害的瘾君子。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的不满，那是从哲学上，从理论上的不满。说出来就是：“你怎么连这么一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不会对杨成武不满，不会对杨成武的忠诚度有怀疑。这既不是高级黑，也不是低级红，只不过是拍马屁拍过了头。毛泽东焉有不懂箇中道理的？世界上有谁会奉行“你拍我马屁我就要把你打掉”这样的政策的？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有下面的内容：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可见，毛泽东自己也承认“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再看看毛泽东对杨成武的态度，罗瑞卿下台后，毛泽东同意让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67年7月，毛泽东南巡，杨成武随行。这是何等重要的差使，何等的信任，岂会因为你拍了一个过头的马屁就不再信任？ 要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可以看看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林彪在66年5月18日讲话，大拍马屁：“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和“大树特树”有什么两样？毛泽东焉有不知道你拍我马屁的道理？但是毛泽东没有说话。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看看其中所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1〕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虽然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的批示上了《人民日报》，但毛泽东对林彪5.18的讲话的不满远甚于对《大树特树》的不满。对《大树特树》的不满，只相当于信中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无非就是对“个人崇拜”谈了点看法，是对拍马拍过头有所看法。而“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那是已经引起“不安”了，已经对林彪背后的用意有所怀疑了。那么，毛泽东当时有没有要对林彪冷淡的意思呢？没有。相反，毛林继续朝着“蜜月”前进，简直到了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地步。即使有了“不安”，也仍然同意了“五一八讲话”，1966-9-22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尽管删去了“和好学生”，还是保留了“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虽然毛泽东有对《大树特树》的批示，他会因此减少对杨成武的信任吗？ 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毛泽东因此减少了对林彪的信任和依赖吗？ 1967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中称：林副主席于6月28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爲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该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76页) 7月5日，毛泽东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编印对《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280期所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批示：“林彪，恩来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7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68页) 7月12日，毛泽东1对林彪于10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76页) 毛泽东因此减少了对林彪的信任和依赖吗？ 《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67年9月20日）：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毛泽东因此减少了对林彪的信任和依赖吗？ 《毛泽东传》（1558页）：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我们来看看68年3月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日记》1108：（68年） 
林彪的一系列马屁，远比“大树特树”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也多次表示了不满，但是，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1969年4月，九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加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所以，说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的批判说明毛泽东准备打倒杨成武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雄煞”，对所有这些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然后就抓住“大树特树”大做文章，这像是一个搞研究的人吗？看看《找寻真实的林彪》中的文字： 
这个“雄煞”，就知道玩魔术。看看《日记》中是怎么说的吧。 （1091页）（6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林彪被任命为主任委员。 （1108页）（68年）3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写成，其中有过度突出林彪的提法。 “林彪被任命为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出来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有过度突出林彪的提法”。《林彪日记》的态度实在是再明显不过。这个“雄煞”，刻意隐去了“林彪被任命为主任委员”，极力宣扬“尤其是突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旗手的作用”，然后再天方夜谭式地推出“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准备”。杨成武再“蠢”，也不会“蠢”到“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准备”。“其中有过度突出林彪的提法”，这是“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准备”？ 《大动乱的年代》389： 1967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成立了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林彪任主任委员，杨成武、吴法宪、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等人组成编写组。1968年3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是一些人在京西宾馆写出的，简称《京西大纲》）写出。《京西大纲》首先突出了毛泽东，其次突出了林彪。极不实事求是地突出林彪的提法如： “1928年4月，林副主席和其他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 “林副主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当时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同‘立三路线’及其忠实执行者彭德怀进行坚决的斗争。” “林副主席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和长征过程中，始终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林副主席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彭真的反革命路线。” 举一可以反三，整个《京西大纲》的写法类此。林彪看了，给杨成武、吴法宪、张秀川写了一封亲笔信说：“写得不错”。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批示：写得不好，不实事求是，都烧掉。1969年国庆前后，叶群要原政治学院为她搞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年表》。这个大事年表，在歪曲历史以吹捧林彪方面，比《京西大纲》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70年5月开始，张秀川（军政大学政治委员）组织一些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它在歪曲历史以吹捧林彪，又较《大事年表》为甚。它说：“在北伐战争中，我党直接领导的林副主席所在的独立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林副主席始终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由于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深入人心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林副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林副主席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副主席……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亡国论’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刘少奇的‘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黑指示发到东北时，立即遭到了林副主席的坚决抵制”；“战胜彭、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林副主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它受到了林彪一伙的赞赏，不仅成了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的基本教材，而且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恶劣。 这是“尤其是突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旗手的作用，以此讨好江青，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铺垫”？到底是“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铺垫”，还是“为林彪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铺垫给”？知道“九大”林彪如何成为“接班人”的么？这是江青提出来的。杨成武“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铺垫”，江青去提议林彪当“接班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杨成武会舍林彪去“为江青日后的掌权做好舆论的铺垫”？丁凯文，你到底要不要脸？给“雄煞”一个忠告，以后说话，下巴要托托牢，不要老是信口雌黄。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连饭都吃不成。 “雄煞”说：“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往前翻上两页，就是：“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著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推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罗对杨的一举一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刘亚楼,杨成武、肖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於预料的混乱现象。”刚刚说过杨成武在“林彪阵营”“积极活动”，话音未落，老母鸡就变鸭了：“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你的魔术功夫也太厉害了。川剧中的“变脸”也没有你变得这么快的。川剧中的“变脸”，那是有“脸”变的，你根本就是不要脸，说白了，就是：没有脸。 
看看这个“雄煞”说的：“杨成武提出的余立金改任空军司令，吴法宪专心协助杨成武主持军委办事组一事，吴法宪的回忆未曾提及。”笔者且问“雄煞”：为什么“吴法宪的回忆未曾提及”？是吴法宪忘记了？是吴法宪为杨成武打掩护？《找寻真实的林彪》中，这一小节的标题是“杨成武与吴法宪的矛盾”，没有看到有“杨成武与邱会作的矛盾”这样的小节。所以，可以说，杨成武和吴法宪有矛盾，而和邱会作没有矛盾，或者，至少，吴法宪和杨成武的要比邱会作和杨成武的矛盾要大。所以，不存在邱会作能够回忆得栩栩如生而吴法宪却忘记或者为杨成武打掩护的可能。知道为什么“吴法宪的回忆未曾提及”了么？因为这件事是向壁虚构出来的，因为这件事不存在！这个“雄煞”，首先肯定了这件事的存在，再说“吴法宪的回忆未曾提及”，根本就是在玩魔术。这件事，本文在上面的“邱会作说‘杨成武案’”中已有分析。没有必要重复了。 
“雄煞”说“杨成武案”的时候，丁氏胶水，丁氏漂白剂，所有魔术道具全都用上，胡说八道，颠三倒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漂白林彪。不过在这里，抛弃了邱会作念念不忘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得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也算是难得可贵了。“这里面有江青的作用”，又是胡扯。邱会作说了， 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了杨耍横的本钱在于她，江青对杨的拉拢，有些毛是知道的，有些是江青的私货。当然，江青认为她在主席面前的形象最重要，杨成武在她眼里算个屁，江青是个极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的人，她一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求打倒杨。 你说“江青的作用”在什么地方？邱会作说的是：“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这里有“江青的作用”么？你是拿掉了邱会作的胡说，自创了一套胡说，都把邱会作说的实话给忘记了。 “更有杨成武自身的原因”，十足的废话，林彪葬身温都尔汗，有没有“自身的原因”，四大金刚“九一三”以后身陷囹圄，有没有“自身的原因”？所谓“自身的原因”，其实就是当叶群要知道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杨成武皇顾左右而言他。 文化革命中被林彪拿掉的，大都在“九一三”以后获得平反或者复出，这就是“祸兮福所倚”？文革中，多少先烈，起而批判林彪，被杀被囚，文革后，平反昭雪，甚至被追认为烈士，其中有安徽的石仁祥，福建的陈寿图，河北的王怀静，南京的陈卓然。他们是“祸兮福所倚”？ 四大金刚，文革中溜须拍马，终于位极人臣，呼风唤雨，“九一三”以后身陷囹圄，这是“福兮祸所伏”？ 要是杨成武一心投靠林彪，把毛泽东的讲话一字不漏，原原本本，迅速及时传递给林彪，要是杨成武能够在效忠信上签上大名，“林彪事件后倒台的当然就是‘杨吴李邱’”，还用说吗？ *结语 “杨成武案”，在笔者看来是很简单的。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南巡，回来后不肯把毛泽东的话告诉林彪，对于“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林彪来说，自然是必须换人。杨成武其实也有难处，毛泽东背后说了林彪一大堆的坏话，虽然没有把林彪逼到温都尔汗的意思，林彪知道肯定要不舒服。表面上是“蜜月”，背后又有不满。对于杨成武，虽然信任，毕竟不是“蜜月”，有不满了，写一段批示，上《人民日报》。这林彪，正在“卿卿我我”的时候，能够在“林彪指示”上面写批示么？老二对老大不满，那就到笔记本上去发泄，老大对“老二”不满，既不能作批示，又没有笔记本可发泄，再加上口无遮拦，只能求助于 “不要告诉林彪”。杨成武夹在当今的皇上和明日的皇上之间，夹在老大和老二之间，你让杨成武怎么办？各位在生活中一定有这样的经历，你的朋友在你面前说了你的另一个朋友某某的坏话，然后说：“你千万不要把我说的告诉某某。”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当然，对于四大金刚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把老大的话当成耳边风就行了，总不见得就真的去遵循“句句真理”的屁话，但是杨成武毕竟不是四大金刚。 对于“杨成武案”，笔者的看法是，在“罗瑞卿案”上，杨成武充当了二把手的“急先锋”，杨成武能够成为代总参谋长，那是主帅对先锋的奖励。这和老大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老大，只不过是一个摆设，就像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橡皮图章”，这不是是他没用，而是说他已经被迷魂汤蒙住了眼睛。文革中有很多的民间人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江西的李九莲说：“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斯大林生前后……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心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杨成武原来可以成为“首席金刚”，无奈杨成武还有点忠君的封建意识，所谓“忠君”，不是忠的“储君”，而是忠的当今圣上，再加上老大对他不薄，自然就唯老大之命是从了。二把手眼见杨成武难以醒悟，只能“挥泪斩马谡”，“弃杨留吴”，毛泽东再次当了“橡皮图章”：“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罗瑞卿当年，并无大错，硬是给编出了“四条”，遭受到致命一击，杨成武是因为“绯闻”被二把手抓住辫子，林府既没有整他材料，也没有发动“阵营”，不过就是在杨、吴之间做了一个选择。杨成武虽然在“倒罗”一役中立下大功，可林彪需要的是百分之百的忠诚，不能做到的话，也只能是“狡兔尽，走狗烹”了。反思杨成武在“罗瑞卿案”上的所为，对于杨成武来说，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吧。 要读懂《邱会作回忆录》，一定要知道邱会作的背景：林彪是他的救命恩人。故而他对林彪是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回忆录》是他最后的报恩的机会。要读懂《邱会作回忆录》也不难，只要把《邱会作回忆录》和其他文字对照起来读就行了。一读，你就会发现，凡是邱会作的文字和别人不同的，邱会作的文字一定是偏向林彪的。 邱会作对于罗瑞卿、杨成武的下台，幸灾乐祸，言下之意，谁让你们当年不学我邱会作，紧抱林彪大腿，你们的下台，完全是咎由自取。没想到天网恢恢，自己也有下台的一天，岂非大腿抱错之故？ 邱会作所言，多为虚言，难得真话。这是其“阶级本性”使然。不过也常常说出一些实话，譬如“与杨成武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其实在“罗瑞卿案”上也是如此：“与罗瑞卿相比，毛主席当时肯定更信任、更需要林彪。”如果能够悟透这一点，则大致上也就能够掌握文化革命的脉络。 虽然说，邱会作也会说出一些实话，最后一定是千江万河归大海：林彪无错。这在“杨成武案”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承认了林彪“弃杨留吴”，最终一定是“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 吴法宪，也是位列四大金刚，他的回忆录中，有为自己辩护，也有为自己掩盖，但是也有表示忏悔之处。以他的身份，他绝不会去“诬陷”林彪，因此，如果他的回忆中有不利于林彪，基本上可以相信。看他的《回忆录》，他也为林彪作一些辩护，但是不会过分。这样，就使得他的所说可信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譬如说，他不会提及当年在“石仁祥案”上的批示，也许早就忘记了，他也没有提到三大金刚写效忠信，虽然这是理解文化革命的一件大事。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负面”全部摊出来。他的文字中，贡献最大的应该就是点出了“罗瑞卿案”中“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而且能够把“四条”的经过交代清楚。在“杨成武案”上，也是这样。作为林彪昔日的手下，在“哈林风”肆虐的大环境，能够有如此文字，实属不易。 “雌煞”有时也能在事实层面上说出一些真相，譬如林、杨之间的三大事件，但最后一定是：与林彪无关，或者，林彪不知道。在这点上，他和邱会作有共同之处。其结论毫无价值。只要把她的文字和别人的文字对照一下，或者，只要把她的文字捋一捋，就知道她是在胡说八道。而且，她也没有基本道德和基本修养。譬如说，转载《毛家湾纪实》会把自己不喜欢的文字删掉或者改掉，会把林豆豆80年写的材料演变成96年的“采访”。把林豆豆的疯言疯语当成自己的信仰。只要能够漂白林彪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择手段，毫无节操。和邱会作一样，她的结论永远只有一个：林彪无错。尽管她的结论和她提供的事实完全相反，她也毫不在乎。一天到晚玩些不上门面的小变戏。一面多次强调林彪健忘，一面又说林彪知道温都尔汗有多远。连“知道”和“记得”这两个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用“与毛泽东有关系”来证明“与林彪毫无关係”，连基本的逻辑能力也没有。 对于“雌煞”来说，林豆豆的材料就是圣经，是要“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的，是“句句真理”，凡是与此相抵触的，一律抹掉，全不在乎，不管那是吴法宪的《回忆录》也好，邱会作的“弃杨留吴”也好。林豆豆说了“林彪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这就是“雌煞”必须遵循，必须证明，必须捍卫的“真理”，不管用什么手段。你要跟她讨论“杨成武案”把，她就会说：让我们打开《林豆豆口述》，翻到第240页，让我们念一段林豆豆语录：‘林彪不知道为什么打倒杨成武’。结束。” “雄煞”偶尔也能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因为他知道，如果漂白水过多，效果反而不好。但他是以魔术起家，惯用障眼法，比较容易忽悠人。只是既然是魔术，一定有破绽。你只要跟着他的魔术走一遍，看看他取了什么，删了什么，改了什么，便知道他玩了什么把戏了。 “雌雄双煞”，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舒屁丁拍”是林彪研究中的特有现象。“雌煞”对于“雄煞”的马屁很是受用： 身居美国的林彪问题研究史家丁凯文也对本人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丁先生曾发表《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读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读舒云〈林彪画传〉》、《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这些文章均发表在海外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上。 但是，对于“雄煞”所说的一些“人话”，“雌煞”坚决不承认。可见其偏执之狂。 至于程光，很有文学天才。如果去写小说，譬如“程光和白雪的故事”，一定会赚取不少眼泪。只是他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结果虽然还有“雌雄双煞”把他供着，还不至于“众叛”，但“亲离”则已经实现了。 萧冬连比较了《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是这样说的： 在有关回忆和口述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最值得重视，其中《邱会作回忆录》对罗瑞卿事件的记述最为详尽，其次是《吴法宪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又收录了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专访。这些回忆和口述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参与其事（虽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因为他们都是被抛出体制的人物，摆脱了政治羁绊和顾虑，比较愿意说真话，披露了一些内情，虽然难免带入个人情感。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 萧冬连说“根据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林彪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萧冬连的说法在“杨成武案”上得到了证实，邱会作也承认，杨成武的下台，是林彪“弃杨留吴”的结果。如果不是林彪“弃杨留吴”，杨成武应该还不会下台。当然，“下决心的是毛泽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