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1966.05.16；中发［66］267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段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发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