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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明确的惩办反革命罪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第一章》是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种种临时的规定，比如《公安六条》等等，对“反革命”的判罪的依据就是一九五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办反革命条例》了。此条例没有细目，统而言之为：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本条例判罪。”
考虑到汉语象形文字转意上的随意性及单音节字自由运用的特色“破坏”与“推翻”所能涵蕴的定罪面就很难说了——当然这是个语义学界绝对争不出个所以然的问题，好在自《条例》公布以来的案例尚存，只消作一点属于算术式的分析，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刑法·第一章》，它下领十三条款，规定得明白多了。
将近十年了。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一九七六年清明的大逮捕之后，如果西单民主墙算一次、卖情报给台湾的那两个半人算一次，一九八五年秋天北大学生与警察有了一点小磨擦之后抓的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算一次的话，十年间，尚不见出现过轰动社会的政治犯案。
几乎没有政治犯的十年，在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大概是头一回。如果联想到中国的当权者这百年来对有着不同思想与政治信念的人之残忍与恣意，这十年，竟是平安得可以载入史册了。
政治犯案在中国，与它的文明同样久远。
如果把鲧算作“凑职”的话，最早的载入史册的政治犯，恐怕就是商汤了。“不多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先是把“修德”的汤“召而囚之夏台”，后来掉以轻心，放了。汤东山再起。“率兵以伐夏桀”，弃甲曳兵的桀后悔不迭——“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里的“修德”与否当然是后人的评价，因为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全体民众必须共同遵守的标准。
不但奴隶制的时候，就是到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朕即法”，对政治犯的判断也只有一条：“忠”或“不忠”。有名的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亢直也好、从谀也好，甚至暴挫擅磔、酷比蝮鸷，指的其实是他们的手段，并非量刑的标准。著名法家韩非虽然废了贵族的世袭分封，主张无论干部还是军官，都要自基层一级级选拔上来，最基本的政治标准仍是“上之所是，人皆是之；上之所非，人皆非之”；直到公车上书，讲的还是治民之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未动摇，人权的观念尚未萌生，政治犯的标准仍然只有一个——犯上。
辛亥之后，民国诞生，《暂行新刑律》不再提“上”，只提“国”。对政治犯罪有了新的规定：内乱、外患、泄露机务；处罚是：徒刑、流刑、遣返；有死刑，但交一笔款即可了事的也有。
对李大钊的审判开始时是合于法律程序的：组成合议庭，并据他“崇信并宣传共产主义”，论以煸惑罪，顶多内乱罪。但“谳上”之后，“斥之为失，出，悉改科死刑。”杀与不杀，还是张大帅说了算——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别说懂法，连字都不识几个。
李大钊等人从容就义之后十个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了。
随着日寇的进犯，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少，恰如食物与燃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颁布，规定“凡是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式宣传抗日、举行游行等，视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军警得立即逮捕，并得搜捕嫌疑犯。”
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几大政治犯案，依据的全是这套条文。到了一九四七年底，《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匆匆颁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刑罚最严厉的一部，死刑的范围极大。不过话说回来，权责们何苦费这套文字功夫呢？宋教仁、廖仲凯、史量才、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从暗处噼叭放几枪就解决了吗？
志士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每一页，妇女们毫无例外。请看下表：
时代姓名生年卒年卒时年龄罪名处决方式
清末秋瑾1876190731岁暴乱暴尸道路
大革命陈铁军1904192824岁异党枪决
土地革命杨开慧1901193029岁最严重政治犯示众枪决
抗日战争赵一曼1905193631岁战俘枪决
解放战争江竹筠1920194929岁异党秘密枪杀
人民共和国张志新1930197545岁现行反革命禁声枪决（*枪决前，以细铁丝勒住下腭，使犯人发不出声音。）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她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将自己的聪慧与果敢仅仅局限在教育、保健、福利等“合于妇德”的有数领域。为寻求更加光明与合理的社会，她们不曾因自己身体的柔弱与环绕膝下的娇儿有过片刻的犹豫；当权者当然也不曾因这同一理由而对她们施予稍多一点的仁慈。
她们的牺牲都很英勇。而且，都那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系列学术讲座上。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学生的和学者们的心都活泛起来，恰如未名湖那一泓绿水。
她讲的题目是“马克斯·韦伯与当今世界”，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啃的大块头，恐怕德国人自己都这么想。但她讲得挺漂亮，几句听下来就知道这是个读书而不读死书的人。她用典不少，但并未预先写在纸上，全是讲到兴头的时候随便拉来的。有些见解相当独特，起码除她之外，我还没在别的书上看到过。
北大学生对演讲人之不客气是出了名的，稍觉厌烦，便是一片离席的噼叭声。她语调平平，几乎没有手势，却稳住了那么一大屋子人，包括走廊上和窗台上。
我上前搭话。她很矜持。我称赞她的裙衣漂亮，想借此缓和局面，也收效不大。但她答应了接受采访（即光明日报的《学者答问录》），对我的稿子也十分客气地几乎一字未动。我想，或许她是因为大报将她一下子奉为学者而稍稍受了点惊吓吧？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四十岁还不到——我以为她至少五十岁了——而且坐过十三年牢。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现在，老太太每月还到“单位”领退休金，但股息是绝对不碰的——她以为这样那帽子就与她无干了。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至一九五○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王容芬这样的“犯人”，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以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释放之后，王容芬曾到西德研究讲学。她差一点就见到了JohannerWlkelmau，一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终生默默收集整理韦伯文稿的老学者。她讲到这里十分动情，听讲的学生们直到一年以后还背得出她的原话。在西德，东道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她名字前边冠上了与她的研究相应的某种称谓。等她知道我准备把这头衔也介绍给读者的时候，急忙来信，请“千万千万”抹去。显然，没过多久，就有闲话传来（甚至过了很久还有）——“她算什么学者？！怎么找上的？！哼，她还曾……”
是的，她还曾——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象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我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板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争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卷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搞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讲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钢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象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一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二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设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捅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喊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镜。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促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里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大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扦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他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旯旮，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日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黑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摘自《京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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