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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林彪在建国以前,性格一定是向善的,心态一定是守正的。他带领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如果他不善待部下,不坚守正道,他的部下和士兵会为他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吗?他会取得那么高的战功,会在军队中享有那么高的威望吗?
可是,建国以来他的性格却变了,变得冷酷虚伪、善于投机、吹嘘拍马,变成了善于挟嫌打击报复、整人、斗人、害人的凶神恶煞!受到他迫害的人可以排列一长串:罗荣桓、贺龙、罗瑞卿、谭政、陈毅、彭德怀、许光达、陶勇、傅连暲……,这是为什么呢?
林彪的性格之所以发生变异,除了自身因素外,主要是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是毛泽东喜欢个人崇拜、善于打压异己、顺昌逆亡的作派刺激催发的结果,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不当用人机制支持、鼓励和诱导的结果。
固然,林彪有野心,有私欲,有嫉妒、报复等奸邪之念,但是,如果这些邪恶的东西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制度的制约,有最高领袖正确思想的引导,就会隐忍不发,甚至会消弭于无形。而如果这些邪恶的东西缺乏制约,最高领袖再用错误的思想予以激励,那么这些邪恶的东西就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到处游荡着吃人的魔鬼。
那么,毛泽东激励林彪野心滋长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抗美援朝这件事不算。那是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展示自己的军事天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力主出兵,而当时的多数中央领导反对出兵。在这些反对的声音中尤以林彪的意见最富于远见和代表性。
林彪认为,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最好不要出兵。毛泽东问,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林彪说不会,美国如果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前夕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林彪又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我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占上风,而我们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上看,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林彪有强调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最好不出兵,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现在我们审视林彪的这番讲话,不得不惊叹林彪富于战略意义的远见卓识。林彪在建国后说了很多错话坏话假话空话,大都是歌颂和顺从毛泽东的,以致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唯独这一次讲话,敢和毛泽东叫板,却是绝对真实,完全正确,非常有用的讲话。假如毛泽东听信林彪,放手让林彪主持东北国防大计,人类就可以减少多少牺牲,避免多少麻烦!
可惜,这番能拯救无数人生命、能让朝鲜人民脱离苦海的建言,却让毛泽东感到不快,予以排除,以致又让他坐了几年冷板凳。
林彪的这次讲话和辞去帅印的举动,不能算错误,恰恰是他在展示军事才能和忧国之心,是在展现一个富于个性的真实的林彪。
毛泽东刺激林彪野心滋长的第一步,应当是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的一次错误的任命。在家养病9年的林彪,骤然被毛泽东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在党内地位超过了主持军委工作、兼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让人大惑不解。
林彪虽然能征惯战,功勋卓著,但是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彭德怀的下级,在党内、军内的地位,20多年来一直低于彭德怀。彭在红军时期是百战猛将,抗战时期直接指挥八路军八年抗战,部队由几万人马发展为百万大军;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其百战功勋完全可与林彪比肩。
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林彪借口有病,辞去帅印,而彭德怀却慨然应命,历尽艰险,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其战功和声望已超过林彪。更何况,彭德怀主持5年军委工作兼任国防部长,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都是林彪无法比的。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排名,彭德怀第二,林彪第三,还是比较有道理,国人皆服气。
但是,现在却把一直养病、寸功未建的林彪一下提为常委、副主席,超过了彭德怀,岂能让人服气?其实毛泽东也心里发虚,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派曾希圣去探问彭德怀:“你是不是对去年任命林彪为副主席,感到不服气呀?”
毛泽东明知这样不妥,狠着心肠非要这样安排,自有其用意。彭德怀自抗美援朝回国任国防部长后,可能有点功高震主,对领袖多有不敬,竟然批评肖华把志愿军歌舞团送到中南海陪中央领导跳舞,是“皇帝选妃”;竟然不让战士们唱《东方红》,不让群众喊“毛主席万岁”!这让毛泽东耿耿于怀。毛泽东故意把林彪提上来,就是为了制衡彭德怀,贬彭扬林,储备林彪,伺机大用。
但是这种不当提拔却深深刺激了蜗居多年的林彪的野心,给林彪传达了一个不良信息:一个人能不能提拔,不全在功劳大小,干活多少;自己这次骤然提拔,绝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一个人专断的结果,那以后就瞄准一个人,跟定一个人,步步紧跟,大拥大顺,必能飞黄腾达!
果然,1959年庐山会议成了毛泽东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二步。林彪作为毛泽东搬来的“救兵”,出语惊人,直击要害,一番高调而凌厉的批判,便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把彭德怀压得灰头土脸,皮开肉绽。而踏在彭德怀之上的林彪成了庐山会议最大赢家,获得了毛泽东最高奖赏,一跃登上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宝座。
由此尝到了甜头,林彪的野心开始膨胀,在大搞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开始高歌猛进。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中央领导纷纷检讨失误,承担责任,一些与会人员和中央领导纷纷要求清算毛泽东的责任。就在毛泽东灰溜溜的时候,林彪却来了一番吹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毛主席总是一贯正确,永远实际,出现问题,错在下面。
这一番歪曲事实、一味迎合的发言,居然赢得毛泽东的心情大悦,热烈赞赏。要求以文件形式下发,让全国学习。这成了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三步。
林彪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的欢悦;毛泽东的赞扬,肯定让林彪十分高兴。有人说,此时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摇摇欲坠,而林彪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接班人的气象。
林彪在毛泽东的心里连连得分,使他早已摸透了毛泽东脾气:喜欢谈成绩,不愿说缺点;喜欢吹捧,不愿批评;喜欢个人崇拜,不愿冒犯权威。他从彭德怀、刘少奇身上吸取了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开始“造神”运动了!
他知道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乏善可陈,第一次抓的大跃进运动就一败涂地。那他就避开这些,在政治思想上大做文章。首先利用自己的地盘,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突出政治。
1959年9月,初掌军权的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鼓吹“捷径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1960年2月,林彪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警句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他还把毛泽东1939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定名为“三八作风”,让各部队作为“警句”熟读成诵。
1960年底,林彪首次提出“顶峰论”,称由毛主席著作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
其后林彪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一套系统的流行甚广的“活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又指出:“《解放军报》应该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于是从这年“五一”开始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将刊登的语录汇编成册,命名为《毛主席语录》发行全军,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后来这本“语录”发行全国,成为“红宝书”,成为7亿人人手1册的圣典(该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著作)。
对于这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方法,不少高级干部表示不满,甚至予以抵制。大将谭政、元帅罗荣桓,这些我军政治工作的精英人物,都在不同场合对林彪的教条说法表示怀疑,予以批评,均遭到了林彪的打击迫害。
在这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都坚定地支持林彪,反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罗荣桓在和林彪的激烈冲突中于1963年12月抑郁而终,毛泽东还作诗悼念,没有反对。但是在之前的谭政等人,被指斥为“糊涂观点”“教条主义”,“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很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由毛泽东批准,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从此一蹶不振。而之后的罗瑞卿由于对林彪的“突出政治”有意见,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差点命丧黄泉。这是刺激林彪野心的第四步。
林彪搬掉了绊脚石,在鼓吹个人崇拜的道路上一路畅通,阔步前进。与此同时,我国政坛出现一种奇特现象:林彪起劲地吹捧毛泽东,毛泽东则竭力赞扬林彪,二人一唱一和,非常热闹。
196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部队建设很好的措施。”
不无巧合的是,就在罗荣桓逝世这一天,毛泽东给林彪贺龙等人写信称赞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甚至下令各工业部门都要学解放军,设立政治部,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又一次赞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接着发出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实际上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最大褒奖。
从1959年至1966年这7年间,林彪瞅准了风向,摸准了气候,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鼓吹毛泽东思想上做足了文章,出尽了风头。毛泽东也投桃报李,一次次给林彪以大力表彰,高度赞扬。其受表彰和赞扬的程度、分量和次数,中共所有的高干无出其右者。毛泽东赞扬其他高干,大都是片言只语,最多三言两语,而赞扬林彪却是长篇大论,热情洋溢。更何况多数常委早已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革前的五六年间,林彪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就已经成了毛泽东最信赖、最支持、最亲近的战友。所以当文革狂飙袭来,刘少奇倒台,林彪不当接班人都不行,毛泽东不选林彪还会选谁?这是刺激林彪的第五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一跃成为党中央“二把手”。尝到 了甜头的他,继续在“造神”运动中大显身手。当时歌颂吹捧毛泽东是普遍现象,但是林彪的歌颂吹捧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富有创造性和震撼力,为陈伯达、四人帮所不及。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会议总结报告,在三个小时的讲话中用大量篇幅鼓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他歌颂毛泽东是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有专家说,文化大革命中狂热的“造神”运动由此发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代表党中央讲话,第一句就是:“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一阵阵狂热的欢呼声中,林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接着他说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的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说道:“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四个伟大”第一次经“权威”之日表达出来,以后便带上“林记”的烙印,在全国广泛流传。
9月18日,林彪又发表讲话说:“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1966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强调着重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谓之“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不久,这段话被音乐家谱成歌曲,迅速在全国传唱。
林彪不仅到处讲话,而且到处题词。他的题词有一个特点,就是“言不离主席”,而且语言经典有力,恰到好处,在当时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地步。1966年冬,他给铁道部“毛泽东号”机车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人民革命历史发展的火车头。”1967年“五一”给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年夏天,给北京卫戍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给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在“造神”运动中,可谓一箭双雕:既神化了毛泽东,又抬高了自己,强化了自己的地位。毛泽东成了“万岁”,他就成了“九千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话便是“一句顶九千句”;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林彪便是“永远健康”!毛泽东是最高统帅,他便是紧随其后的“林副统帅”!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有的领导干部可以任意批判,任意揪斗,唯有毛泽东和林彪二人,无人敢动一根汗毛!这是刺激林彪的第六步。
不仅如此,林彪协助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也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收拾了自己的一批政敌。一批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被打翻在地,有的死于非命,究竟是谁搞的?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还是林彪利用毛泽东搞的?至今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他不点头,谁能打倒?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得不听信“钟馗”,支持钟馗张牙舞爪害死了人,林彪这个“钟馗”也有责任。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现在媒体上常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贺龙、陈毅、彭德怀、傅连暲、陶勇等人迫害致死,肯定不严谨,但也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
我们在批判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深入研究林彪性格的“变异”。林彪在建国后由性格向善、富有主见、敢于直言、足智多谋的开国元勋,变成了善窥风向、揣摩上意,不顾民生,大搞空头政治,大搞个人崇拜,只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讨最高领袖欢心的狡黠头领。当接班人以后,开始打击报复,排斥异己,挥舞大棒,致人死地,手段残忍,性格乖戾,由人人敬仰的元帅变成人人痛恨的魔鬼。林彪人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毛泽东当然要负一定责任。如果没有在八届五中全会对林彪令人困惑的破格提拔;如果没有在庐山会议上将林彪作为打击彭德怀的“救兵”和急先锋,使其成为“大赢家”;如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林彪毫无原则的胡乱吹捧不是大加赞扬,而是有自知之明,表示不耐烦、不高兴;如果对林彪在60年代大学毛著、大讲政治表示异议,或者不那么支持,能对谭政、罗瑞卿的不同意见示以公允;如果对林彪的“捷径论”“顶峰论”“活用论”“天才论”及时予以批评遏制……林彪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就不会越走越远,林彪的野心就不会越来越膨胀。
毛泽东通过刺激林彪野心的“六步曲”,将林彪由人变成了鬼。林彪从毫无原则对吹捧毛、不遗余力地搞个人崇拜中尝到了甜头,从歇斯底里地协助毛打倒一大批政敌中获得了收益,从毛泽东的一次次表扬鼓励和提拔重用中不断滋长了野心,磨砺了残忍的手段,趁势也打倒了一批自己的政敌。凡是毛反对的,就坚决协助其打倒之;凡是阻碍我掌权的,就逼使毛同意坚决整肃掉!林彪变成了性格残忍的害人魔鬼,毛泽东“功不可没”。就是后来的阴谋造反,折戟沉沙,虽然主要是林彪自作孽,但也不能排除毛的骄纵和“逼迫”的成分。
有人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捧和神化不是有不少批评吗!不错,毛泽东是有过批评。1966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当面对林彪说:“不要那样宣传我。”1967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说:“又给我封了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1968年10月毛泽东两次删去林彪鼓吹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还多次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忧虑,表示不安,表示怀疑等等。 但是,你一边不高兴,一边却予以鼓励;一边怀疑批评,一边却表扬支持。林彪痛恨贺龙,你就支持其把贺龙整死;林彪不满罗瑞卿,你就支持其把罗瑞卿搞掉。而林彪一伙的地位却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林彪1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最高的回报:自己“接班人”的地位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自己的妻子叶群、自己的铁杆部下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放眼环宇,竟是林家之天下!
而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投桃报李”的结果!在此环境下,林彪的头脑怎能不膨胀?野心怎能不滋长?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大闹庐山,突然袭击,毛林突然矛盾激化,撕破脸皮,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方仓皇出逃,命丧异国;一方痛苦异常,大病一场!此等惊天悲剧,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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