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 ----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

作者：铁流

整理大脑中储存的“反右斗争”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三年前告别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的冯元春：二十多岁“天之骄子”的女大学生，短头发、圆眼晴、瓜子脸、中等个儿、深沉少言、貌不出众，却语出惊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那是1957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的第四天，她竟敢在四川大学礼堂面对数千学子说这话。仅是勇敢吗？不，是知识人的良心，是不吐不快的呐喊。正如海要发啸，风要狂吼，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她不昂头谁昂头？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一个造神的年代、愚昧的年代、狂热的年代、一些猴子还没有变成人的年代！

当时的我就是只“猴子”，对她的言论持反对态度。结果，一个月后也成了全市全省的“极右分子”。进监狱，吃“233”，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像马，拖镣戴铐。这时，才想起了并非猴子的她。自此，冯元春在我记忆中忘不掉，抹不去，一闭上眼晴就看见她：一个不畏强暴敢说敢言，与北京大学才女林昭相似的女英雄。独裁者虽然杀害了她，她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可是由于冯元春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又生活在四川盆地成都，知道此事的人太少太少。于是我决心搜集材料把她介绍出来，让全中国以致全世界都知道还有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

“工夫不负有心人”！

今秋我回故乡成都小憩，难友彭慕陶先生告诉我：铁流，我找到了冯元春的“同案犯”李明阳。

李明阳当年就读于成都19中，与四川大学一水相隔，两边有什么热闹事，不出十分钟就知道得清清楚楚。冯元春的鸣放题目不胫而走，自然引起不谙世事、不懂 “政治”的学生娃娃李明阳的好奇，很快便成了她忠实的支持者。除此，我还拜望了四川大学生物系的政治秘书李特筠女士（那时生物系还没有党支部，政治秘书相当于今天的支部书记），以及当日（1957年6月7日）冯元春鸣放时奉命作记录的四川大学学生会广播室副室长王地山难友，还有不少相关人士。

出于好奇的李明阳，在1957年6月18日竟大着胆子然跑到川大女生宿舍去找冯元春。此时冯元春已陷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教区到食堂，从操场到宿舍，全是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可她镇定自若，毫不懦怯，并正准备新的文稿与左派辩论。李明阳出于关怀，再三相劝：冯姐，你若再次走上鸣放大会是否策略一点，不要再说毛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剥削集团？

冯元春成竹在胸地一笑说：毛泽东就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就是残酷的剥削集团。

态度坚决，毫不改口，像刺秦荆轲般大义凛然。李明阳为了说服冯元春，此后不辞劳苦多次在川大校园、望江楼边、进城的大街上，与冯元春交换意见，同时也对好些揭发冯元春的大字报上的问题进行核实对证。

冯元春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村贫苦人家，自幼读书成续不错，靠姑妈支持。1950年后即参加工作。报上说她是“国民党军队一个连长太太”，又是什么“三青团指导员”，纯系瞎编，是根本没有的事。她是川大生物系四年级学生，为人稳重，不爱说话，也不写文章，性格直拗倔强，敢说敢当，不畏权势，不轻易改变和放弃自已的观点。

李特筠说，在生物系冯元春是个不多说话的人，她为什么在“整风”中说出那番话，至今都一头雾水。据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知情者介绍：冯元春是个“螺丝有肉在肚皮里”，很有思想与见地的人，在 “整风鸣放”前夕，她特爱看报纸，还一头扎进图书馆翻查历史资料，对1955年“胡风反革反革命集团”一案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专程回到家乡去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听取农民意见。还读了北京大学邮来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撰写的《斯大林时代》，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理念。她的先生郭琰（也是我们五七难友），花不少精力从川大图书馆为我复印出两大张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论点］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条［事实］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论点”和“事实”呢？我把两大版材料认真地看了几遍，归纳如下：

1．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2．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还有， “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30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4．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5．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6．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7．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李明阳和冯元春交往早被公安便衣暗中盯住，他们几次见面身边有陌生脸孔。一次，冯元春托人送信邀请李明阳来参加她的辩论会，结果信被学校政工干部谭志远截留。1957年7月29日川大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冯元春进行批斗的那天，李明阳得知消息公然跑去为她辩护，刚一跳上台就被左派学生轰下来，立即扭送到派驻所。不久，冯元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他也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冯元春被捕后关押在省公厅梓童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巳的观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1岁的学生李明阳，被成都市东城人民法院也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冯先在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因继续批评毛泽东被加刑 5年，转送南充地区省第一监狱。加刑后冯仍不低头“认罪”，在狱中书写批毛文章，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恶攻罪”处以极刑。可惜这些文章是销毁了还是存放在档案里，至今没有流传出来，要不也和林昭一样成为千人传万人颂的抗暴英雄。

现居德阳市区西街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的右派老人孙勇烈工程师，是当年目睹冯元春被害的见证人，难友子女刘绍坤于2006年4月和成都作家冉云飞一道去采访过老人。孙老告诉他们， 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他作为摘帽右派和劳改人员，被达县劳改队派到南充地区去修建南部县可灌溉100多万亩土地的升中大水库。7月1日这天，南充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公审枪毙了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杀一批人，体现出他的“英明论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实际是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先驱者的血，来掩盖内心的怯懦与恐惧。杀吧，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用“文化大革命”报刊上一句惯用的话，就是“残夜将尽风更紧，寒冬欲雪天更寒”。

孙勇烈老人说，那天不大的南充市城区万人空巷，街道两边全是麻木如蚁的看客，声嘶力竭的高音喇叭由远而近，缓缓驶来的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第二辆是刑车，车上押着三个将要执行的“死刑犯”，突人有人惊叫：看，中间那个是女的，“女反革命”……

孙勇烈放眼看去，那个女的年约40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

好熟悉的名字！孙勇烈稍一回忆，猛地想起来：这不是川大右派女学生吗？为什么杀她？难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怕一个女右派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竟如此虚弱？

不一会儿，大街小巷贴出了杀人布告，孙勇烈挤进人群仔细地留览了一遍。冯元春被杀的“罪行”是：“从1957年以来就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杀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此后，他又去“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了解了另两个被杀的人，一个姓李，是留苏的学生，一个是县武装部长。留苏李姓学生也是因“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被杀的。他原是国家五十年代初被选派留苏的大学生。被枪决的原因是他在1957年毛泽东接见留苏学生后写的一篇日记：“要来又不来，他一个人只一个小时，而我们几千个留学生每个人就等了几个小时，总计耽误了几千个小时。作为领袖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应该讲点信用……”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前苏联大使通知中国留学生，说毛在当天上午九点钟要看望留苏学生，叫他们几千人集中等候。可是他们等候了几个小时，毛才“姗姗”到来。他便写下这段现场记忆。想不到后来中苏交恶，文革中清查“苏修特务”，这个“早晨八点钟的太阳”被人检举揭发，在抄家中抄出了这本日记。今天的年轻人绝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然而，这是历史，真真实实的历史！那个被枪毙的县武装部长是亲手杀死自已妻子的杀人犯。在一天晚上，他发现妻子和人私通，怒不可遏地用利器将妻子杀害，被人揭发判处死刑。由于年代久远，这两人的名字记不清了。

我听完刘绍坤的讲述后，心潮久久难以平静，北大有林昭视座如归，川大有冯元春喋血山河，她们都是帼国英雄，与秋谨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女杰。她们都明知此举是死，却要去死！死得明白坦然，没一点畏惧怯懦，正如一位难友写的绝命诗：明知虎豹伤人骨，敢死才上断头台。屠夫纵有刀千把，亿万英雄自会来。

附：孙勇烈情况介绍，他1935年出生，安徽人，1956毕业于北京解放军测绘勘测学院，基督徒世家。1957年在成都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达县、南充等地劳改。他家里当医生的爷爷和父亲同时被打成右派，一家三代右派！1977年第二次判反革命罪9年，1980年“平反”。现居四川德阳，全身是病，妻子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死。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