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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林彪反目成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3）
朗钧（北京）
内容提要：本文以“九大”选举风波、“李必达事件”和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等史实为线索，对毛-林交恶的初始状态做一些讨论。本文指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党内生活的具体实践就是杜绝“宗派””朋党”的出现。黄吴李丘最终“倒大霉”固然和中共党内的“株连”之风有关，也和自己行为言语的不检点有关。本文还指出：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间的依从关系，类似于盲肠和肌体之间的关系。林彪拥趸在为林彪辩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和表达困境境与林彪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定位和政治学定位有关。
正文：
“林彪事件”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林彪拥趸，关于毛-林反目成仇之初始态的陈述含混不清。诸多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都将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定为毛林反目的起点。还有些文章将毛林关系恶化的起点追溯到1969年3月毛泽东弃用陈伯达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选用张春桥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事。
“九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过一次“王八蛋之骂”。此一骂对林彪而言犹如斯芬克斯之问[1]。虽然这些事对于表征毛林反目的初始态有着异乎寻常的提示作用，但是这些事却几乎绝迹于官方和林彪拥趸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文本中。
追溯毛林反目的时间起点，对于看清“林彪事件”的本质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之事所表征出来的毛林反目之初始态做一些讨论。
一、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
邱会作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毛主席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入梦初醒（或半醒）。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2]。
1969年5月底，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这是毛泽东于“九大”闭幕后第一次去武汉。到达东湖宾馆，下榻梅岭一号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工作人员仿照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做法，摘掉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所有“毛主席语录”牌。[3]
下令摘掉了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还嫌不够，毛泽东还曾当面羞辱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
舒云女士在《为林彪元帅辩护》[4]文中是这样谈及和解说毛泽东的这次“王八蛋之骂”的：
“‘九大’后，毛、林的关系开始变化。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江青集团的羽翼也已经丰满，毛泽东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迫切需要林彪帮一把了。在毛泽东眼中，军队的权力越来越大，佔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毛泽东连着做了几件事，甚至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掛的語录牌统统摘下来，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沒有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也谈及过“去掉大会堂的语录”之事：“九大”刚刚闭幕不久，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令大会堂工作人员摘下了悬挂的“毛主席语录”牌。一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林彪当然清楚毛泽东这番话的矛头所指，心里很不是滋味。表面上林彪没有表示什么，私下里却不买帐，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5]。
和普通百姓一样，中共高层的话语系统中也有通俗的成份，也经常通过笑骂坦率表达自己的好恶。彭德怀急眼时就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华北座谈会，×了我四十天娘，这次我×二十天娘，不行吗”[6]。林彪也曾因严慰冰给叶群写匿名信对陆定一大爆粗口：“你和她天天在床上××，……”[7]。彭德怀失态是因为毛泽东说他反党；林彪失态是因为陆定一一语双关让他难堪。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骂人。
1957年春季，毛泽东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并对此建议做了特别的说明：“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8]有毛对蒋介石的“王八蛋”之评价，出版蒋介石文集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的8月18日-9月9日，紧接着庐山会议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彭德怀元帅拒不承认“军事俱乐部”的存在，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钟伟将军手指着台上主持会议的林彪高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也把我拉去枪毙吧！”9月1日，毛泽东为发表他的七律诗给《诗刊》编辑部写信。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这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9]
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不仅霸道，也很有特色。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被毛泽东骂作“王八蛋”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
“九大”刚刚闭幕，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了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还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按照林彪的说法，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这等效为一万句的“王八蛋之骂”所倾斜出来的愤懑清楚地表明，毛主席真的生气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团结的“九大”刚刚结束，毛林之间怎么会从“亲密战友”“法定接班人”的亲密关系急速转换成可以不留情面地破口大骂的关系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毛-林之间反目成仇？是一件很值得研讨的事情。
二、“九大”选举风波
在林彪拥趸的拥林文章中，关于毛林反目的叙述存在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只叙述毛泽东一方做出的伤及林彪一方的言论和举动，尽量少谈和避谈林彪一方做出的伤及毛泽东一方的言论和举动；
第二种倾向是在分析毛林反目的初始状态时，多将毛的猜疑和无常无限度地演绎和夸大，将毛泽东描写成一个无端发难，凭空降罪的孽待狂。
由于上述两种倾向的作用，在毛林关系的恶化的的叙述中，那些直接导致毛林关系恶化的事情都被有意地略去了。例如前文引述，舒云就认为毛泽东下令摘下人民大会堂墙壁上掛着的語录牌，并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只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毛泽东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迫切需要林彪帮一把了；
第二个原因：“军队的权力越来越大，佔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
舒云的说法过于牵强。其中臆想和推测的成分太多。毛泽东不再需要林彪的帮助就必然导致要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语录牌吗？“军队权利越来越大”就必然导致毛泽东要面对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吗？舒云做出的因果分析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舒云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事情导致毛泽东要做出下令摘掉大会堂的语录牌并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这样的举动？
林彪拥趸的研究倾向甚至影响到国外文革研究者对“林彪事件”的认知。比如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对毛林关系的恶化做了一个极不严肃的类比，特里尔说：“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10]。
中共“九大”开幕当天，毛泽东就在开幕式上发出了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呼吁。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林反目的序幕正在被悄悄地拉开。
尽管江青对林彪在196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做的将文革类比欧洲文艺复兴的即席发言很不满意，但是，江青还是在会上率先提出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的党章上写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以此锁定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使别人不再有觊觎之心，也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复议了江青的提议。毛泽东对在“九大”党章明确写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之事一直思虑重重，但考虑了一夜后还是表态同意了[11]。毛、江、张的举动说明，毛泽东江青一方还是想和林彪叶群一方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不满意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但是林彪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口头报告的打算，实际上是放弃了在“九大”会议上重申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关于文革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的说法（因为江青不高兴），老老实实地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尽管念得很不流畅，结结巴巴的。
如果毛林双方能够自觉遵从求文革路线之大同，存名利计较之小异的原则处理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矛盾，毛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能够维系得下去的，至少不会那么快地走向崩溃。
中共“九大”1969年4月1日开幕。会议的前半程风平浪静，会议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和部署顺利进行着。
1969年4月14日，这一天大会的议程只有两项：
第一项议程是要通过林彪做的“九大”政治报告，确立被后来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九大”路线。包括林彪及其黄、吴、叶、李、邱在内的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了林彪所做政治报告。
第二项议程是通过新党章。当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九大”新党章的时候，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地位被固化，这意味着林可以在毛死后接管其全部权利。
毛泽东用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回报了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接下来的事情，毛泽东就是要看看林彪是如何回馈自己的了。看看这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亲密战友是不是一如既往地效忠和尾随自己。
但是，大会休会10天之后，到了大会即将闭幕的最后一天，即4月24日这一天，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毛泽东绝没有想到，当林彪所做政治报告和以明确“接班人”地位为核心内容的新党章刚刚被全体“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仅仅十天，林彪就带领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当天举行的中央委员的正式选举中，用一个不疼不痒的小动作回报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想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搞“清一色”，即中央委员会中不能只都是毛林各自班底的人马。但是，毛的“五湖四海”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得票数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既要让这些老家伙当选中委，又不能让他们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过半数即可。选举结果显示，陈云、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得票数均没有超过900张（总选票数1510张），红军之父朱德只获得选票809张[12]。邱会作、吴法宪均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曾参与到毛泽东的“选票把戏”中去。只是他们的叙述已经变了味道。
如果毛想通过“合法”途径杯葛林彪一伙，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毛只需暗示江青动员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祝家耀、迟群、谢敬宜、聂元梓、陈阿大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等谁敢不从；如果毛动员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刘格平、王效禹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也一定会惟命是从；如果毛泽东还暗示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不要投林彪和叶群的票，这些老帅百分之百乐于从命。果真如此，林彪的得票数也和朱老总一样，将将过半，他的接班人人形象将如何维持？但是，毛泽东“选票把戏”的把玩对象只局限在“右倾”人物范围内。毛并不打算和林彪叶群玩“选票把戏”。
毛泽东没有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和林彪及其班底人员玩“选票把戏”说明了什么？说明至少在“九大”选举之时，毛还没有打算和林彪分手。
但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选票把戏”最终玩到了自己老婆江青的头上。
“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式选举之前举行了“预选”。江青在她所在的西南组获得全票。江青为此振奋不已。而林彪得知后却大为不悦。林彪通过叶群吩咐黄、吴、李、邱在正式选举“九大”中央委员的时候，不要投江青的票。叶群转述林彪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得全票，要杀一杀他们的锐气”[13]。
正式选举前，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室说：“我是不会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在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黄说这句话一则表明自己的态度，二则是在暗示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李作鹏后来承认，“我们几个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14]。
“九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束显示，在正式投出的1510张选票中，江青获反对票8张[15][16]。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有反对票入账。邱会作回忆，在江青所获的8张反对票中，有的选票上，江青的名字还被打了“×”。
估计这8张反对票中的6张应该来自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这六个人。而另外两张中的一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江青本人；而剩下的一张或许来自陈伯达。李作鹏所谓的“我们几个”是否包含陈伯达？待考。
而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的反对票也只能来自：林、叶、黄、吴、李、邱这六个人了，或许还有陈伯达，但决不会来自江青本人。
选票公布后，江青一伙人很恼火，要求验查选票，查出投反对票的人。张春桥敏锐地察觉到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周恩来态度暧昧，不予表态，将有关情况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三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
吴法宪回忆说：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派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不了了之[17]。
李作鹏回忆说：
选举散会后，康生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泽东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搞[18]。
邱会作回忆说：
康生表态：“要查选举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毛主席指示，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报告”。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票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反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19]。
由于江青的恼怒，黄吴李邱曾经为投“反对票”而感到后怕。
黄永胜说：“可能惹祸了。”
吴法宪说：“本来就不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硬邦邦，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邱会作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真是够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20]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阻止了江青一伙要求查选票的无理要求，江青丢选票之事看似不了了之。但是，以毛之掌控力和洞察力，他会算不出来这区区几张反对票来自何方？出自谁手？
三、李必达事件
江青最终是否验查了是谁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是一件无法核实的事情。参加过“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计票工作的迟厚泽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言之凿凿地说“江青事后曾对这8张反对票进行过秘密调查”。但是，迟厚泽的文章对江青这一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却没有给出详细描述。
迟厚泽的说法影响很大，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延续了迟厚泽的说法[21]。然而，迟厚泽的说法到底是确有证据的表述还仅是一种猜测？读者不得而知。
无论江青是否查验了选票，在“九大”刚刚闭幕，九届一中全会尚未召开之际发生的“李必达事件”却为毛泽东和江青指明了“九大”选举中那几张“反对票”的来源方向。
李必达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后经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推荐，做了黄永胜的秘书。作为秘书，李必达目睹耳闻并窃听了黄、吴、叶、李、邱反江青的活动和言论。
“九大”中委选举刚刚结束，九届一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李必达连续写了两封告密信给江青，揭发黄、吴、李、邱在背后咒骂江青之事。之后，李必达又将一封揭发信交给了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彷徨犹豫之后，还是把信交给了叶群。黄永胜得知李必达揭发检举自己之后，下令秘密逮捕李必达，并通过吴法宪调动军用飞机将李必达押送广州军区非法监禁。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请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
李必达告密后，黄、吴、叶、李、邱乱作一团。黄永胜曾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在给黄永胜的回复电话中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随即挂断电话。周恩来也承认江青也曾给他打过电话，说：“我可能要遭到暗杀。”[22]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某一天，江青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吴李邱等人出示过李必达的告密信和江青本人转报毛泽东的信封。江青的信封上写到：“即送主席亲阅”，毛泽东在江青的信封上写得“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写了一个“退”字。邱会作当时做出三点判断：第一、毛看了李必达的信；第二、江青承认新式骂人的材料；第三、毛主席没有批示，这表明毛主席没有为江青做主[23]。
周恩来曾就“九大”中央委员选举问题告诫邱会作：“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辫子，要吃大亏的！”。“李必达事件”出现后，周恩来再次点拨邱会作等人：“你们有意见，我也知道的，但随便议论式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周恩来的忠告，黄、吴、李、邱们是听不懂的。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11天，即9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黄、吴、李、邱进行隔离审查前的最后一次谈话。谈话期间周恩来重提两年前的“李必达事件”，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总理几次问及“李必达事件”，我知道我们要倒大霉了[24]。但是邱会作认为“李必达事件”只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显现出可以让黄吴李邱“倒大霉”的判断肯定是不对的。应该说，从李必达“告密”的那个时刻起，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就注定要“倒大霉”了。
如何评价李必达的告密行为呢？
李作鹏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两口同声地指责李必达“品质太坏”、“灵魂被腐蚀”。
告密是文革时代的风尚。忠诚和背叛只是一种行为的两种表述。发生在文革时代的告密事件何止百万件，其中相当数量的告密事件和林彪要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宣传有关。当林彪要求每一个解放军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前提，比如事关黄永胜或吴法宪的时侯，就不必忠于毛主席而要去忠于黄或吴了。对李必达行为的道德评判不应该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腐蚀李必达灵魂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及其“个人崇拜”的说教。
江青将李必达的揭发信送交了毛泽东。毛泽东阅读李必达揭发信后的态度，至今诸方均未有丝毫的透露。依照常理推断，李必达信中揭发的内容绝不会给毛泽东带来什么愉悦的心情。但是，李必达的告密信写得如此之及时，或许会给毛泽东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李必达的检举信为出现在“九大”选举中的反对票做了准确无误的注脚。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为自己的“反党集团”之罪名大呼其冤。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共建国后，出现在党内最高层的四个“反党集团”中，最具“集团”模样的就是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最不具“集团”相貌的就是所谓“高饶联盟”和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反党集团”之罪名或许夸张了一些，但是与“宗派”和“朋党”之嫌难脱干系，
“朋党”在中国古文化中是一个负面名词，“结党营私”是“朋党”的最大特征。在共产党内，正统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搞“五湖四海”。毛泽东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做‘圈子’，又叫作‘摊子’”[25]。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党内生活的具体实践就是坚决杜绝“宗派””朋党”的出现，这叫作“防患于未然”。黄吴李邱最终“倒大霉”固然和中共党内的“株连”之风有关，但也和自己行为言语的不检点有关。身有“朋党”之嫌不要说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今天也是要“倒大霉”的。
“李必达事件”的严重性，不止于揭发信中涉及的关于反江青的内容。“李必达事件”对毛泽东最重要的提示在于黄吴叶李邱在处理李必达问题时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可能并不介意小人物李必达的死活。但毛泽东一定会介意黄永胜将广州军区视为自己的私家地盘，秘密拘押私家仇人的行为，以及吴法宪擅用职权私调军用飞机鼎力相助黄永胜的行为。“李必达事件”的处理模式事先事后均不请示和上报毛泽东，毛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在“李必达事件”中被黄、吴、叶、李邱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而事件本身之导因却和揭发黄吴叶李邱咒骂自己夫人江青的检举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机器和军用设施的使用是如此之恣意和随性，那么有朝一日，毛林一旦翻脸，毛政权的易手岂不易如反掌!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李德生派入军委办事组，意在打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绝对控制。这是“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所谓“掺沙子”就是从“李必达事件”发生后开始的。而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只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才开始的。
毛-林交恶的开端和结束伴随着两桩告密事件：李必达的告密事件始于端，林豆豆的告密结于尾。李作鹏、邱会作在诅咒李必达的同时，却对林豆豆的告密行为不掷一词。其实，李必达的行为和林豆豆的行为属于同一种道德规范，只不过该道德规范既有悖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也有悖于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该道德规范是“个人崇拜”的运动的衍生物，并与“个人崇拜”的教义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道德规范只具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讲任何传统道德规范。林彪就此种道德规范的发明者和倡导者。林彪及其“死党”先后被李必达和林豆豆出卖，在与毛的交恶过程中自尝恶果，实在是一种报应。
四、九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选举之谜
江青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丢失选票的事情并没有因“九大”的闭幕而结束。在紧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投票过程中，江青再次获得反对票。
“九大”闭幕，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拟定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经过几轮讨论后，毛泽东拍板，敲定了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尽管“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出现了反对江青的反对票；尽管“李必达事件”已经出现，但是毛泽东还是违反中共党论资排辈晋升之潜规则，恩准吴、李、邱这些中将级别的人物跨越元帅、大将、上将以及诸多资深政界要员和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道进入政治局。毛泽东此举给了黄吴李邱在毛林之间进行选择的一次机会。
新科政治局委员选举那天，毛泽东宣布：可以自己选自己[26]。
政治局选举的结果显示，多人获得满票277票。而江青只获得270张选票，再次获得7张反对票[27]。
对江青而言，“九大”中央委员选举中的那几张反对票被“重新”投入了九届一中全会的票箱——张春桥所说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的判断似乎已被证实。也就是说，“九大”上N1/1510的反对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以N2/273的形式重新显示出来。分母的变化缩小了投反对票人的范围，分子的不变化说明两次投反对票的似乎是来自同一伙人。
但是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极感荣耀地承认自己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江青的反对票。但是关于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江青得到的反对票的陈述却大不一样。吴法宪和李作鹏的回忆录索性没有涉及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邱会作的回忆虽然涉及了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但是没有明确表述自己到底是投了江青的反对票还是赞成票。
不做表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述！
善用兵者隐其形。但是，“李必达事件”的突然出现，将这些老兵向江青放黑枪的身影清晰地显影在毛泽东的视场中。于是他们有点害怕了，他们没有胆量继续玩反江青的游戏了。笔者猜测：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在政治局委员选举的时候，可能违心地投了江青的赞成票。
林彪、叶群、黄永胜如何作为？不好判断，因为人已死，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总之，出现在政治局委员选举中的那七张反对票到底来自何方？至今没有证据和信息以供研究和讨论。
五、毛林反目心照不宣，双方过招旁顾而言它
对文革路线的苟同和对权利的计较这两者之淆合，使“林彪事件”从发生、发展直至结束，存在着一个诡异的特征，是以往历次所谓“路线斗争”都不曾具有的。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使毛林双方从来没有在事关政治路线的重大问题上发生过正面的冲突。言不由衷的坚守与反对使毛林双方各自的表述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旁顾而言它的状态中。无论是关于“天才论”的争执，还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争执都是一些表向之争，而实质性的图谋则被包装和隐藏起来。
例如，王年一说“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28]，但是王年一只说对了一半，难道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就不是出于“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毛泽东不想做国家主席是真心的。林彪对国家主席的位置兴趣不大也是事实。本质的问题在于毛不想让林再做“接班人”了，而林还想保住“接班人”的位置。双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表述都是在旁顾而言他。
又例如，林彪拥趸坚持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率众反张春桥是为了反对文革。但是，资料显示，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死党”问罪张春桥的理由是因为张春桥“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此罪名之荒唐可笑显示了林彪的小聪明和大愚蠢。毛泽东说了句实话：“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29]。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之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说。其实，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之本质就是林彪要捍卫自己评价毛泽东和诠释毛泽东思想之特权，而毛泽东则要坚决收回之。此事与张春桥何干？毛林围绕“天才”问题的争吵也是指鹿为马，指鸡骂狗的旁顾而言他。
又例如，张春桥反对吴法宪要把从“九大”新党章中删去的“三个副词”重新写入新宪法草案的提议，其险恶用心明明是对着林彪去的，但吴法宪非要说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面对吴法宪低劣的旁顾而言他，毛泽东这样回复：“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吴法宪的烧鸡大窝脖之丑态可笑存史册。
林彪指使叶群教唆黄、吴、李、邱在“九大”选举中投江青的反对票也是一种小儿科的把戏。林彪执意要玩这种旁顾而言它的游戏毛泽东当然乐得奉陪。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像林彪那样，为了给自己的老婆拔份在中央全会上破口大骂，这有失伟大领袖之体统。于是，在私下的非正式场合，毛泽东直面林彪破口发出“王八蛋之骂”，此一骂是在向林彪示范一种更高级更霸道的旁顾而言他。
林彪自文革始就一直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保驾护航。那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林携手将江青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就是江青对林彪的尊称。这些年来，林彪拥趸（例如王年一）在为林彪辩护的文章中[30]，想极力开脱掉林彪对这个历史文件应负的政治责任，其文字苍白无力，还不如不写。
1967年4月12日，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批准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登台演讲。江青用讲典的方式，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律向全党全军发出警告，第一次从防止“财产权力再分配”的角度解读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内涵。这个演讲稿经林彪极力推荐，又经毛泽东三次修改，以《为人民立新功》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成为毛林江合作的一个结晶。
林彪为了讨好毛，还将江青的干部级别从九级升至五级[31]。
在1968年3月24日打到“杨余傅”的大会上还对江青极尽阿谀吹捧之词：“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32]
毛夫人江青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林夫人叶群在文革中也是无限风光。俩夫人拉拉扯扯、狗苟蝇营。但是，曾几何时，江叶间的关系也演变成江青和王光美、叶群和严慰冰之间那种猫三狗四、乌七八糟的关系了。
林彪在做著名的5.18报告的那天，曾对陆定一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33]，护妻之心之切之坚之不容置疑溢于言表。但是严慰冰对叶群的伤害毕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伤害。而且严慰冰的匿名信是不公开的，是写信者和读信者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匿名信事件后来被炒作完全是因为林彪要替老婆出气才被搞得沸沸扬扬。林彪一伙对江青的伤害则完全不同，这种伤害是一群大老爷们儿对一个女人的伤害。不仅如此，这种伤害居然以“自由选举”之名，发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这显然就不只是对江青一个人的伤害，毛之难堪之尴尬可以想象。林彪尚有护妻子之心，毛泽东怎么就会对林彪率众伤害江青的举动置若罔闻？
问题在于林彪刚刚登上“接班人”的宝座，又与毛泽东没有政见路线上的分歧，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招惹江青，触犯龙颜呢？林彪难道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林彪难道真的不知道江青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作为都是在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念？是经过怎样的力量评估和形势判断让林彪做出恶搞江青这样如此愚蠢的决断？林彪真的以为毛泽东可以任凭他这个非毛姓的储君式人物为所欲为了吗？多年来，笔者对林彪此举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死后，姚文元写过一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引《红楼梦》中的“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诗句比喻林彪。这种比喻很形象，但并不准确。林彪“狂”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个“猖”字似乎有些问题。此“猖”字与自以为坐稳“接班人”宝座，就操控黄、吴、叶、李、邱之选票，暗算江青同志时的林彪之心态、之判断、之抉择是不吻合的。此“猖”字似可改为一个“蛮”字则较贴切，此“蛮”字可用于评估林彪所拥有的政治斗争谋略的等级和水准。“蛮”字用大白话解释就是有点“蠢”或“笨”的意思，其中还有些“愣”的味道。
“九大”新党章顺利通过。林彪已经坐上“接班人”的宝座。“得一人而得天下”[34]的痴心梦想终成现实。套用毛泽东句式，那“已经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35]
但是林彪忘记了一件事情：当今天的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的时候，明天的太阳是升不起来的。林彪用自己和喽啰们的几张“反对票”回报毛泽东是何等愚蠢。“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对林彪政治谋略的过高评价。因为林彪只有谋“大谋”之谋念，而无谋“大谋”之谋略，他的政治谋略和他的军事谋略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没有什么可比性。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曾警告彭德怀说，“我毛泽东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四个月后，彭德怀不信邪，在庐山会议上上书毛泽东，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对经济建设的危害。毛泽东履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诺言，将彭德怀罢官撤职。
来而不往不是毛泽东的秉性。“李必达事件”和“九大”选举风波之巧遇就是导致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最直接的原因，并构成了毛林反目的初始态。毛泽东破口送出的“王八蛋之骂”清晰地表明：反目初期的毛林关系就已处在极为凶险的状态中。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这个凶险的初始态有关，都是这个凶险的初始态的延续和演变。
然而，邱会作在30年后的回忆录中得意洋洋地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36]林彪在“九大”上除了指使黄、吴、叶、李、邱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投了江青的反对票，给江青添了点恶心，好像并没有取得其它的结果。那么“林彪胜利了”又从何谈起呢？
林彪真的胜利了吗？
林彪在“九大”选举中表现出来的“小不忍”将其从1959年开始，苦心经营十余年方才初见成效的“林家王朝”，在“九大”新党章通过后仅仅十天，就显现出了土崩瓦解的覆灭态势。
“林彪事件”是以“小不忍”为开端，以“大不忍”为结局的一场闹剧。小不忍则乱了大谋，大不忍则丢了性命。
六、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斯芬克斯之问
摘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对于林彪而言不亚于摘心摘肺，别人可能没感觉，林彪是一定会有感觉的。然而，林彪确实难以应对毛泽东看似玩笑却咄咄逼人的做法和说法。
做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计算，林彪大致有下述AB-CD两组，共四种答案可以正面回应毛泽东：
A、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不同意将其摘下，要继续挂下去；
B、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同意将其摘下，不能继续挂下去；
C、不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不同意将其摘下，要继续挂下去；
D、不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同意将其摘下，不能继续挂下去；
AB两种回答的共同前提是一致的。都承认语录牌是“王八蛋东西”。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A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既然是“王八蛋东西”，还要坚持挂在那里，除非林彪的脑筋出了问题。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B呢？既然承认这些东西是“王八蛋的东西”，那么摘掉这些东西，本应是顺理成章的回答。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选择答案B，林彪难以应对继续的追问——既然是“王八蛋的东西”，它为什么会，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有此一问就问到了林彪的疼处。
CD两种回答的共同前提也是一致的，都是不承认语录牌是“王八蛋东西”。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C呢？显然不可以。因为不是“王八蛋东西”这样的评价标准过于低下。天底下不是“王八蛋东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不是都要挂到人民大会堂的墙上呢？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D呢？好像也不可以，因为不是“王八蛋东西”的东西中，虽然会有很多很一般的东西，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很好很好的东西呀，万一漏挂了多可惜啊，比如毛主席语录牌。
上述分析纯属字面上的分析。如果结合文革的政治背景，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啦。因为毛泽东所谓的“王八蛋的东西”是指写有自己说过的话的牌子，毛怎么说都没关系。而林彪若言“这些王八蛋的东西”，从语言逻辑上讲，虽然属于附和毛泽东的说法，但已经落入了毛设下的文字陷阱。把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无疑是一种冒犯，此冒犯在文字狱的年代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上纲上线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高度。
总之，只要在“是”或“不是”“王八蛋东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就必然要就落入“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的境地——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毛泽东对林彪的斯芬克斯之问。林彪闻毛之问之后，尽管五味杂成，心情不好，但是并没有乱了方寸，他没有选择AB-CD中的任何一组答案，而是保持了沉默，是正确的选择。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激化了的中苏关系将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林关系的全面崩溃根本拖不到1971年9月13日。中苏边界的紧张的战争状态拖延了毛林关系走向崩溃的进程。给了林彪一个可以缓解毛林关系的机缘。但是这个天赐的机缘还是被林彪浪费掉了——阎仲川发出的那个“林副主席一号令”再次刺激了毛泽东敏感的政治神经，此刺激强化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决心。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机场会谈后，中苏开战的危险性开始逐渐下降。“当主要矛盾退化为次要矛盾后”，毛林关系的恶化便又重新上升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
1970年春天，毛泽东就如何“废黜”林彪“接班人”身份已经有了全面的构想。毛泽东首先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接着，毛泽东携带张春桥亲赴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向林彪传达明确的“歇菜”信息。
但是，事情并没有恶化到一定要鱼死网破的地步。林彪只需将安生立命的沉默或苟同坚持到底，全力拥护毛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甚至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修改党章将接班人的名字改成张春桥，或干脆建议删除党章中有关接班人的那段文字，就可化解眼前的危机。即使危机没有被完全化解，也不至于即刻招来灭顶之灾。可林彪在大祸临头之际，偏偏放弃了自己鼓吹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处事原则，而是想要凭借“接班人”的合法身份，凭借黄、吴、叶、李、邱还有老夫子陈伯达的簇拥和毛泽东泾渭两分、楚河汉界了。林彪一改“九大”上躲在暗处向江青放黑枪的策略，牯牛岭上明火执仗，剑指张春桥，要清君侧了。林彪要在庐山上和毛泽东掰手腕的决定是绝顶愚昧和绝顶错误的。走出这一步后，林彪就万劫不复了。
毛-林反目凶险的初始态表明，毛林关系不发展成后来那样鱼死网破的结局几乎是不可能。除非其中一方首先退让。但是毛泽东是不可能退让的。退让了，他就不是毛泽东；只有林彪退让或许结局不会那样惨烈。没准儿毛会给林一个类似邓小平那样“留党察看”的下场。当然，林彪低头后，落得个类似刘少奇和彭德怀那样的下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人固有一死，或死在北京某医院的病床上，或死在温都尔汗的荒原上。相比之下，病死卧榻总比跌落万米高空后再葬生火海要好得多——林彪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七、林彪拥趸的逻辑困境与林彪政治遗产的历史定位
翻看林彪“死党”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均对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没有一句一字的记载。同样，林彪拥趸中虽不乏考证派和索引派，但是他们也尽量在“林彪事件”研究的相关文章中避谈了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
林彪拥趸为什么忌讳谈论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呢？
林彪拥趸忌讳谈论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提及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就不得不提及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这件事。于是，林彪众拥趸将不得不面临林彪曾经面临过的那个困境。毛版之斯芬克斯之问，林彪当年无言以对，林彪拥趸今天就可以从容应答了吗？即使忽略掉语录牌是否属于“王八蛋东西”这样刁钻尖刻的前提，只是单纯回答是否应该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这样简单的问题就够林彪拥趸们琢磨一阵子的啦。
林彪拥趸可以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同意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吗？那岂不就站到了林总的对立面上去了吗？这与林彪拥趸的定义和身份也不相符合啊。
林彪拥趸可以站在林彪的立场上，不同意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吗？林彪众拥趸中，文革时期已成年者为多数，他们在沦为林彪拥趸的时候多为五六十岁的老人，有的甚是七八十岁的古稀之人。流失的岁月真的淡化了他们的记忆？使他们竟然去怀念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与毛语录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场景吗？
政治人物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和媒体上的公开行为和公开言论构成他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至于某个政治人物在私下说过些什么后做过些什么只能成为小说家的素材，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尽管毛林反目的结局凶险惨烈，但是林彪至死都没有在公共场合对毛泽东及其文化革命说一个“不”字。不是他不想说，是他说不出来。几十年形成的阿谀和奉承的语言惯性已经使林彪丧失了正常表达其它情感的语言能力。以往全部对毛的吹捧最终网罗成了一个无形的嚼子勒在林彪的唇齿上，让他说不出话也发不出声来。
林彪和毛泽东最终是鱼死网破了。但是，林彪的思想遗产却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骨肉一体，血脉相连，正所谓“打碎了骨头连着筋”。
林彪的思想遗产是什么呢？姑且不说他为自己设计的晃动小红书紧随毛泽东的丑陋形象，也不说“九一三”之夜爬上256专机的绳梯的仓皇身影。就言论而言，可以代表林彪思想并写入史书并流传后世的是什么呢？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还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是“三个副词”抑或是“四个伟大”……
中共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林彪属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林彪思想是毛思想的一部分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毛林毕竟反目。那么说林彪思想是毛思想体系中的一块反骨？似乎也不准确。因为林对毛思想的阐述始终使用的是“最高级”，例如“最高”、“最活”“顶峰”等等。那么怎么来形容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间的依从关系呢？笔者以为，林彪思想仍然是属于毛思想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一个极端类似于盲肠的那个部位。文革就是这根盲肠发炎所致，搞得整个肌体发烧发热。
中共认定，“个人崇拜”无论从说教还是实施形式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以“个人崇拜”为核心内容的林彪思想就要像盲肠一样从毛思想体系中被切除了。清除了林彪思想后的毛思想，才是中共认可的健康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林彪人生的最大悲哀。
但是林彪对毛泽东大搞的“个人崇拜”的做法并不是一无所获。被中共“八大”删除的“毛泽东思想”一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林彪和毛泽东本人的努力才被重新写入“九大”新党章。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却历经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至今安然无恙地存留在那里。林彪或许会为此含笑九泉了。
总而言之，无论切除与否，那根盲肠仍然是来自于曾经的肌体这个基本事实是不会因实施了切除手术而改变。
林彪拥趸在为林彪辩护的过程中面临的逻辑困境和表达困境与林彪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定位和政治学定位有关。tobeornottobe,that'saquestion！[37]一根被切除后又扔在垃圾箱里的盲肠，拣起来？还是不拣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结束语
毛泽东和林彪反目成仇了。但是毛泽东手指摘掉了语录牌的空空墙壁，双目直视林彪发出的“王八蛋之骂”还是有些语焉不详。毛之骂中，到底是那些构成“最高指示”的文字符号是“王八蛋的东西”呢？还是写上了“最高指示”的那块木头牌子是“王八蛋的东西”呢？还是将毛思想割裂成碎片，为了“立竿见影”而“急用先学”的倡导者是“王八蛋的东西”呢？
总而言之，林总之林林总总，将党文化中最不成体统的东西十足地放大后，一览无遗地暴露给世人看。此种不成体统之公然膨胀是大革文化命之必然结果。叙述、展现和剥离此种不成体统之林林总总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病态的体验。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一維絕則不傾，二維絕則不危，三維絕則不覆，四維絕則不滅。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之言[38]差矣！
终稿于2013年10月2日北京
[1]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的邪恶之物，代表着神的惩罚。“Sphinx”源自希腊语“Sphiggein”，意思是“拉紧”，因为希腊人把斯芬克司想象成一个会扼人致死的怪物。传说天后赫拉派斯芬克司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道路上，向过路的行人问一个谜语，凡猜错者均被斯芬克斯吃掉。据阿波罗多洛斯记载，斯芬克司是厄喀德那同她的儿子双头犬奥特休斯所生。斯芬克司的人面象征着智慧和知识。斯芬克斯之谜在更深层次的表现为“恐惧和诱惑”，即“现实生活”。
[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4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8页。
[4]为纪念林彪诞辰百年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百年林彪》书。舒云为此书撰文《为林彪元帅辩护》。
[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5页注释34：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
[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两天常委会的传达”一节，第345页
[7]《王力反思录》，第24页。
[8]宋石男《57年毛泽东评蒋介石：多数人不知他是怎样的王八蛋》,文中注明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9]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的信：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收。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和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拉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1959年9月1日
[10]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08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0页，注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13-115页。
[12]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297页。
[13]《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44页。
[14]《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48页。
[1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28页。
[16]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书第288页中说，江青再“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丢了6票。
[17]《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45页。
[18]《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48页。
[19]《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29页。
[20]《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29页。
[21]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297页。
[2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83-85页。
[2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85页。
[24]《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257-258页。
[25]《毛泽东五卷》，第162页。
[26]《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38页。
[27]《毛泽东传1949-1876》，第1553页。
[28]王年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2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05页。
[30]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3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85页。
[32]摘自林彪1968年3月24日在打倒“杨余傅”的军队干部大会上曾发表讲话。
[3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7页。
[34]张素华《变局1962》，第161页。
[35]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6]《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37页。
[37]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一句英文台词。
[38]管仲《管子·牧民》：“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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