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大逃港》，陈秉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大逃港，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基本结束，是内地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行为，其原因起初是政治原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行为成为记忆。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

　　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

　　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

　　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

　　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

　　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

　　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据中共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5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

　　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

　　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

　　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

　　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

　　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

　　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

　　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

　　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

　　“你们回去又要受苦!”

　　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

　　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

　　“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

　　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

　　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

　　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