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是咱国人的喜庆颜色，大凡张灯结彩的日子，都少不了红色。后来红色与革命结了对子，就更红了起来。以至于凡是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无一不挂上点红色，好像涂上点红色，面对大众，就可以高人一等，昂首阔步，班师回朝了一样。这点，凡是经历过那个“史无前例”的人都有亲身感受。可事情往往有不如意之处，就是那时普通人的喜庆，如结婚，是不能披红挂绿的，否则被冠名什么什么作风（从封建到资本，就差原始与共产，否则真成人类发展史了）还是事小，如果扣上的结论是什么什么复辟，那喜事说不定立码成丧事了。大红大紫，红的发紫，由红而紫而黑等等，都是咱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事物往往走向它自己的对立面，现实生活也确实如此。说的极端点，当年咱共产党人是以反对国民党腐败起家的，而当下，无官不贪几近成了老百姓的共识，可当官的又几近全部是共产党人。虽然，一些理论家和标榜“红”的大小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如丧考妣，其实，只要咱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这种社会现象同样会走向它的反面—由腐败到廉洁，当然，要经过当官儿的选拔、任用、义务的明确、监管、淘汰等等等等艰难但是必然的改革，如果咱共产党人的官儿，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估计廉洁就会不期而至。一些以唯利是图为宗旨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当官儿的由民选）走过来了，更何况咱是以老百姓的福祉为宗旨。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在咱党历史上并不少见。可真正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非那位当年咱等万众一心，诚心诚意祝他永远健康的林付统帅林彪莫属了。想想也是，祝他身体健康，就是表明他身体有问题，果不其然，一旦他由红变黑了，老百姓也就都知道了，他本就是一个什么都怕的病秧子，再想想，以病态治国，这个国家不病态也变态。万寿无疆就是最好证明。人生有命，楞让他万寿无疆，与咒他早死无疑。想当初，如果咱等祝咱伟大领袖康健长寿，那怕是长命百岁，可能他老人家还能活个百十多岁，可非变态的要他万寿无疆，问题就海了，咱国自古以来是挺讲究气场的，十来亿人的天天变态祝愿，造成如此巨大的变态气场，普通人早见阎王去了，尽管咱伟大领袖不是凡人，估计也架不住如此巨大的变态气场，其结果，是没过八十三的坎，就撒手人寰了。谁又能说，这不是病态治国，惹的咱等愚民变态，造的祸。咱等愚民千百年来，哪朝哪代不恭维皇帝老儿“万万岁”、“万寿无疆”，可那些心安理得接受此祝愿的皇帝老儿们，真正活过八十的能有几人？说不好，都是如此祝愿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林彪林付统帅近来似乎又红了起来（是否带引号另论），各路学者或质疑，或探寻，或做书立论，其目的，不外是要为咱这位过去的付统帅讨个公道，用老百姓的讲法，是讨个说法。翻翻二十四史（本人学识浅薄，没翻过），那些历史人物，估计前朝定罪后朝翻案的不在少数，而前朝定罪后朝翻案再后朝再定罪的也有，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皇帝老儿那里，一切以他的需要来定论，表面上说是为了社稷大事，而这社稷就是他们家，所以社稷大事就是他们的家事，是否有罪全以对其家族是否有益为准。后来到了资本家那儿，情况有所改观，并非资本家觉悟高，是现实逼的资本家必须比皇帝老儿客观的多，否则凭个人或者家族的好恶对待市场，笃定是甭想挣银子了。当然，阶级烙印不可避免，可相对之下，资本家讲的比皇帝老儿讲的，更要贴近实际，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资本家编的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比二十四史更能让人接受。再到了咱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儿，本应该更客观更实际，因为历史事实摆在那里，咱等一无所有，实话实说，咱不会失去什么。可事情往往并非如此，一些标榜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撒起谎来比资本家有过而不及，如当年，煞有介事的大肆鼓吹井冈山会师是“毛、林”会师，咱党历史是林彪追随毛泽东的历史，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即便到了当下，此类恶习也未见改观多少，以咱党史权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为例，在论及文革中那个著名的武汉“七.二O”事件时，本来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武汉，而惹起事件的根子，全在于他本人决策的偏差（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支一派压一派），事端一起，身为伟大统帅，又没有按他自己要求别人的那样，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而是脚底生风，打破多年不坐飞机的惯例，连夜飘然去了上海。哪怕，即便能像检阅百万红卫兵那样，检阅一下武汉老百姓，别说个“百万雄师”，就是“亿万雄师”，都会匍匐跪拜在他老人家脚下，哪还能有个球“七.二O”事件。党史二卷对此，除了语焉不详的把事情的原委都栽到王力头上，就是把毛泽东周恩来一并放到括号里。这种书写，有史以来，似乎未曾有过，这样既能回避历史真相，又能逃避瞎说历史的嫌疑，足见编著者的尴尬。难怪有位咱党的“文胆”曾感慨道：党史（每次编写）能管个十年，就不错了。翻翻已出版的种种党史，足以证明，老前辈的话，至理名言也。

话回咱林付统帅，他的一生，实实在在称得上波澜壮阔。如果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只办了两件大事，那他的众多追随者们（如咱等的前辈），比他再多干出一件大事，笃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两件大事，前件事是搞成功了民主革命（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后件事是搞社会主义撞了墙，弄了个文革（反对的人多，拥护的人少），能超出此范围的，估计没有。所以林付统帅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也干了两件大事：其一，就是为咱国的民主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毛泽东领导下，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指挥千军万马，挥斥方遒，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实实在在的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历史事实放在那儿，谁也抹杀不了。其二，估计与毛泽东的第二件大事一样，争论多多。毛的第二件大事是弄了个文革，咱林彪林付统帅呢？有人说他是弄了个“九.一三”，有人说是弄了个“革命化”等等等等。这两件事都与文革有不解之缘，“九.一三”是在文革后期，“革命化”是在文革还没到来的前两年。没有“革命化”，文革说不定不会来的那么自然，没有“九.一三”，文革说不定不会来的那么精彩，不会把文革的真实，那么淋漓至极的展现在咱愚民的眼球里，深深的刻印在脑海中。有些人，包括那些自己给自己戴上小红帽的种种大小人物，提起这两件事，就像磕了“冰”，兴奋的可以，以为林付统帅着实是为革命呕心沥血的伟大人物，应该高度评价，广度炫耀，让林付统帅的光辉形象，永驻咱愚民的心田。愚民是愚，但是不会一傻到底，例如，当红色大旗在神州大地上漫天飞舞时，除了那些，被字面上的革命，弄的神魂颠倒的革命小将们忘了自己姓什么，大部分愚民还是知道自己不吃饭是要饿肚子的，看看当时那些还没成气候，就被当成反动组织镇压驱散的一些群众自发组织，他们的诉求，无一不是要求能在经济上平等，谋求在当时看起来也是少得可怜的经济利益，由此，反对所谓“经济主义”，也曾是文革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梳理明白林付统帅在文革（搞社会主义）中干了什么，就能明白林付统帅是什么样的角色，就不难明白咱林付统帅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要想梳理明白林付统帅在文革（搞社会主义）中干了什么，首先得弄明白文革是什么，尽管对文革的诠释千差万别，谁也不能否认的是：文革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是毛式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毛式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一站。毛式社会主义走到尽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正证明马克思的思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颠无不破的。如何搞社会主义。自1949年咱人民共和建国60多年，前30来年与后30多年，实质上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与咱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走过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其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如何实事求是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上，缴了不小的学费；都在撞了南墙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前面的道路之争，经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业已深入人心，是不争的事实。后面的道路之争，因咱党语焉不详，扑朔迷离。可吃普通饭的愚民们都心知肚明，前30来年与后30多年，是水火不容的两重天。

首先，在怎么吃饭上：前30来年是计划经济，后30多年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那儿是十恶不赦、必须斩尽杀绝的“资本主义”，咱党前辈同仁为此（如“包产到户”“利润挂帅”等等等等）丢官掉脑袋的不在少数。前30来年的计划经济走到文革，说是濒临崩溃有些过，可难以为继，是上上下下不争的事实，所以改革开放才来的如此摧枯拉朽。后30多年的市场经济，让国人在不知不觉间，异军突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次，在怎么生存（社会形态）上：前30来年是倒T字型的集权社会，后30多年是正在形成的金字塔型（而后，会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发展）的公民社会。两者到目前为止的最大区别：前者的最高权力是终身的，底层百姓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否则右派反革命盲流叛国分子的待遇是立刻就能享受到的。后者的最高权力是非终身的，各层百姓只要不违法，是可以胡说八道到处乱跑（直至外国）的。

最后，在如何处理社会矛盾的理念及方式方法上：前30来年，是冠冕堂皇的所谓“正确处理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其实质是权力决定一切，谁有权力，矛盾性质和哪个是阶级敌人就由谁说了算，这点，无论是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还是史无前例的文革，都有无数的例证，由此，也才有平反不断的千古奇观。而这种理念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各式运动，运动老百姓，其终结是折腾了十年的“无产”文革。后30多年的理念及方式方法，是由宪法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这个在当下看来是常识的理念与方式方法，如放在1976年以前，绝对是全民共讨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可哪个给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公平公正呢？只要看看老百姓对待法院的态度，就能感受到30多年的时间，咱国老百姓在如何处理社会矛盾的理念及方式方法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两种不同的路子，带来的是不同的结果。毛式社会主义最终带来的是：连城里人（占全国的人口六分之一都不到）的吃饱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没有公民的共和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是：老百姓不但能吃饱饭了，而且能寻求如何吃好饭了（是不是世界第几大经济体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自称是个中国公民满世界溜达了。很多理论家，尤其那些自称是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无一不拿前30来年的成就说事，以此证明毛式社会主义的路子正确无比。如果成就能说明一切，那美帝国主义真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楷模了，在那个万恶的制度下，无论是发明原子弹，还是登上月球、火星；从互联网的开发使用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人数；诸如此类，哪个不是令全人类感到骄傲的成就。再如果说这是国外，是物质成就，那咱国直到当下，红色革命教育内容的核心之一，是红军的革命精神。可红军自1927年成立到1937年改称八路军，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下，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否则，中国甭用出了个毛泽东。所以，认为在错误道路上，一点成就（无论物质与精神）不可能有，或相反，凡此种种，只能是幼儿园的思维逻辑。

1949年以后，不同道路带来的，是在根本问题上的不同结果，这根本问题就是革命要干嘛，搞社会主义要干嘛，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此深奥的理论问题，当下争论纷纷，如果说不易有结论。那么，革命要干嘛，搞社会主义要干嘛，即便在理论家那里，估计也是个要论上个三天三夜的高大精尖；可在普通百姓这儿，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革命要干嘛，那些英雄豪杰各有各的壮志，可在老百姓们这里，无非是两个简单奢求：一要吃上饭吃饱饭，二要不做臣民。自打陈胜吴广造皇帝老儿的反起，到孙大总统拆了大清王朝的金銮殿，历次革命造反，前个要求，时好时坏。后个要求，门儿都没有，无非是一个皇帝替代另一个皇帝而已，老百姓依旧是臣民。所以孙大炮孙中山同学才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千古佳句。时代发展到了咱共产党这儿，总算为这两个要求开了门，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事情的发展却强差人意。老百姓能吃上饭了，但离吃饱饭尚有十万八千里，否则咱中国不会出现有半两粮票这种人类历史上的奇葩（也足以证明，上海人在哪朝哪代，都能活的精致之至）。人民遍地全是了，可公民在哪儿，鬼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走错了路而已。套用毛泽东自己，批判他那些前任的语言：在政治路线上是按书本或想象搞社会主义，必然带来种种“左”的灾难；在组织路线上是宗派盛行，任何有异见者都得掉脑袋；在思想路线上是不实事求是，一切以权力说了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没有那样至高无上、如皇帝老儿般的绝对权力，跟随辅佐他几十年、同一战壕出生入死的战友刘少奇，何至于，在没有任何证据（那些所谓“证据”，无一不是在最高权力的淫威下，拼凑编造出来的）的前提下，被定成“叛徒、内奸、工贼”，直至经过“精心治疗”客死他乡。而他的罪名，又能在咱国宪法法律—无论哪款哪条中，找到依据。刘少奇与成千上万后来被平反的人的遭遇，与咱党1935年以前，那些死于自家人枪口的先烈们一样，都是走错了路的结果。正因为道路不同，相互否定才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曾经与几个秀才探讨哲学时，提出一个断语：“大前提决定一切”。所以才有“路线决定一切”之说。咱共产党人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好日子，说白了，就是能让老百姓一能吃上饭吃饱饭吃好饭，二是能让老百姓成为公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所以是否能让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吃好饭，是否能让老百姓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人—公民，围绕这两个基本点，形成了不同道路之争。以此，看看咱林付统帅，1949年后，在不同道路较量的这个大前提中，都干了啥，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也能知道他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49年后，关于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党内以致全国有过两次大的争论或冲突。前一次，是59年，彭德怀彭大元帅，在党的会议上，直书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您老人家搞的那套大轰隆，只能让老百姓吃不上饭，其结果，私人信件变成了向党进攻的“纲领”，咱彭老总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那咱林付统帅在这场争论中干了啥？本来好生生的在养病的他，为表忠心带病参会，更是敢于刺刀见红，一语惊四座的提出彭老总是要“做大英雄”，就是要夺权。把本来如何能让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的意见，论成了要篡党夺权。事情还没完，三年后，当毛泽东的那套大轰隆，带来了无数（注1）贫下中农的饿死鬼，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吃不上饭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当党内外在探讨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的时候，咱林付统帅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来个语惊四座，他的那套言语，活力四射，慷慨激昂，可其实质就是一句话：圣上英明，愚民惹祸。他非常聪明的告诉咱等：所有老百姓的饿饭，都是因为没按圣上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自找的。就差没说活该了。这就是咱林付统帅，在能否让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的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演。后一次，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了。刘主席刘少奇在乡下住了四十来天（注2），经过亲身体验，为老百姓能吃饱饭计，提出应该试试“包产到户”，为此，惹的龙颜大怒，进而，刘少奇及所有认为可以试试“包产到户”的咱党大小官员，包括紧随他左右几十年的秘书田家英，都被毛泽东他老人家钉在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耻辱柱上，非死即垮。可后来，“包产到户”用实践证明，它不但让老百姓吃上了饭，而且吃饱了饭，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咱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开了先河，说“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一点都不为过。咱林付统帅这回又是个啥态度呢？他对老百姓能否吃饱饭的问题仍是不问不顾，却另辟蹊径，大谈“政变经”，说的连伟大领袖都有些发怵。此说一出，政变复辟成了头等大事，而后的文革中，以所谓“反复辟”而揪斗、残害公民，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咱林付统帅，在能否让老百姓吃上饭吃饱饭的问题上的第二次表演。那么，对待如何能让老百姓成为公民的问题上，他又是啥态度呢？遗憾的很，他除了潜心研究如何迎合毛泽东，至于老百姓是公民还是臣民，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由此可见，咱这位林付统帅，尽管满口跑的全是革命，可他的革命，与老百姓要求的革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让那些自认为是“红顶子”们的，“嗨”的可以的“革命化”与“九.一三”，只要是个正常人，稍加分析，就能看明白其中的道道是什么。

革命化本是个好东西，如果老百姓真都革命化了，那老百姓对革命的两大奢求早就实现了，别说小康社会，共产主义可能都会初见端倪了。可咱林付统帅搞的这个“革命化”，尽管其声势浩大，其深入人心，其气势宏伟等等等等，都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可结果，老百姓能吃上饭吃饱饭了吗？没有。老百姓成为真正的公民了吗？没有。唯一结果，就是封建王朝的腐臭，席卷而来。在“读书、听话、做好战士”等等堂而皇之的言语背后，把是否忠于一个个人—毛泽东，作为是否“革命化”的唯一标准，任何有异议者，格杀勿论。由此，那个在咱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皇帝老儿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万万岁”、“万寿无疆”等等，这些已被推翻的皇帝老儿的必备言语，又一次成了中国老百姓为生存的必备言语，出现“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等等等愚昧就成了必然。人类历史上，只有皇帝老儿才要求全体老百姓效忠他个人，即便到了资本家那儿，人家效忠的也是宪法法律，没听说要效忠总统或总理议长什么的，即便您打算效忠都没门儿，因为还没等您把献忠心的那套礼仪操持完，说不定人家早就届满去职，打铺盖卷回家了。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要以马克思思维为指导的共产党来说，是个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色幽默了。如此“革命化”，马克思如果有在天之灵，俯视咱国大地上曾出现的这一幕幕，真不知道他老人家该哭还是该笑。

“九.一三”事件本是个典型的宫廷内斗，当下的一些人物，楞要把它弄成是反对文革的伟大革命，至于是心怀鬼胎还是脑子缺根弦儿所致，时间会证明一切。好在文革才过30多年，一些事情摆在那儿，不会出现咱历史上那烛光斧影般的，让后人猜测不已的情节。“九.一三”的开端，在咱党“九大”，那是文革的巅峰时刻，党内只有无限忠于毛泽东的两派人物坐大，其他人，即便是党内老资格，想贴都不行，只能作为右派代表存在，看看九大开幕式的前排，就能知道咱党当时滑稽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两派“左”的不能再“左”的人物（连坐座位，都要坐左边），他们在如何能让老百姓上饭吃饱饭、成为真正的公民方面有根本不同，那他们之间，闹到你死我活，也能让后人心怀崇敬。不幸的是，他们的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为如何能得到毛泽东更大的宠幸，以便能得到更大的权力，你争我夺。至于他们之间的相互踩毂，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于毛泽东身后的权力如何分配，估计他们既没那个胆，也没那个远见。这也都是那个倒T字型的集权社会形态必然导致的，非哪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结果。权力之争，首先是话语权之争，毛把起草政治报告的权力，给了江青一伙，可把宣读政治报告的权力，给了林彪，又在大会上故作姿态，推荐咱林付统帅当大会主席。他心知肚明两派的目标大差不差，所以即便对于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稿子，看都不看（对于仅仅是文字表述不同，实在是不必花时间费那个脑子），但仍把这个“骗子”弄进了常委。这都表明咱伟大领袖的平衡术，是多么的炉火纯青。这一切，只不过是咱伟大领袖在弄权，把两派玩弄于股掌之上。时间到了二中全会，两派为争得毛泽东更大的宠幸，又来了个不小的冲突，其焦点仍旧是如何神化、崇拜毛泽东。林彪一派抓住江青一派的只言片语，楞把他们往反对毛泽东的火坑里推，以此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心里明镜一般，如果说江青张春桥等辈会反对他，除非毛字倒着写，所以，无非是如何平衡两派。这次既然江青一派被人抓住了小辫子，也就顺水推舟的让林敲打敲打江一伙，以便而后的平衡，更能使无论那派都离不了毛自己的掌心，所以才有了经毛泽东首肯的那个林彪讲话。纵观林的那个讲话，毫无新意，无非是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但话里有话的说有人反对毛，是当权派，而且在上层。林这样讲，这既体现了毛的本意：可以敲打，不可以点名。又能让自己一派，在是否绝对忠于毛泽东的这一命穴上，先对手一筹。在当时，揪出反对毛泽东的当权派，不但职位越高越能引起兴奋，而且是，即能拿到证明本人是忠于毛泽东的护身符，又能拿到在那个倒T字型的集权社会里向上攀爬的通行证。所以，众多中央委员要求“揪人”，以此来“保卫毛主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即便没有毛的汪大管家的表演，也不足以改变事态的发展走向。平心而论，即便是“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当年被“揪”的老了去了，就是参加那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之中，只要是49年前参加革命的，有几个没被“揪”过？包括周恩来。问题的关键在毛泽东，在毛看来，此次事件表明原来的平衡严重失衡，必须削减林彪一派的势力，以免除尾大不掉的后患。尽管毛泽东把此事定性为“二百多中央委员被骗”，那不过是要为自己的本次平衡，出了意想不到的偏差，抓个替罪羊罢了。至于以后，毛泽东的种种做法，包括那个典型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南方讲话”，都是新平衡的再需要。现在有人论证，说毛要弄死咱林付统帅，那是有点胡说八道了。能在后面的九届三中全会上，翦除削弱林的党羽，仍旧给林彪一个高不可攀的虚位，把“军人集团”更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可能是毛泽东更愿意看到的结果。至于林彪没办护照签证就往蒙古跑，按当时的标准，说他叛国投敌，绰绰有余。而按当下的标准，最多不过是手续不全的偷渡，要说处罚，顶多是行政拘留若干天，估计还得罚些银子而已。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领，如此沉不住气，遇事撒丫子就跑，只能有两点解释：一。他就是个怂蛋，遇事就吓的尿裤子；二。确实干了在当时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事情，事情败露，困兽犹斗，狗急跳墙。不管怎样，所有这一切，与老百姓有半点关系吗？没有。当时的咱等，仰望这些被涂的红不能再红的顶端人物们，有的只是敬畏。至于他们如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咱连想都不敢想。咱等整天琢磨的是，咱的那点粮票（钱还在其次，没了钱可以用粮票换，没了粮票，只能挨饿等死），怎么用，用在哪儿。所以，“九.一三”从头至尾，都是那时倒T字型的集权社会里，顶端人物们的内斗。与咱国几千年来，皇帝老儿的宫廷倾轧没什么本质区别，与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更是贴不上半点关系。

如果说“九.一三”有什么好，那就是它撕开了那时倒T字型的集权社会顶端的一个角，让当时被红红的油彩捂的严严实实的顶端人物们，向老百姓显现了一小点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一角和这一面，就已经让老百姓们非常真切的见到，这个红彤彤的文革内部，处处是已被推翻的皇帝老儿的沉渣泛起。这个文革，走向破产，是必然的。如此结果，无论是林彪还是毛泽东，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归根，还是应验了马克思的思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至此，可以看到，如果说毛泽东在他的第二件大事上撞了南墙，跌了跤子，那咱这位林付统帅在此问题上，没起任何好作用。从天朝的角度说，他的角色算不上忠臣，忠臣是“武死战，文死谏”，说是彭大元帅和刘主席是忠臣还靠点谱，因为与“文死谏”沾些边。无论对于圣上或百姓，咱林付统帅充其量是个伪臣，为讨圣上欢心，什么都能干，所以到最后，与历史上差不多的角色一样，都难逃兔死狗烹的结局。从咱党的角度说，是个共产党员，为老百姓谋福利是唯一宗旨，而林彪身为党的付统帅，对于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没有兴趣，他的精力，全部用在如何迎合毛泽东上，对于毛的种种“左”的做法，推涛助澜，并借此之机，打击翦除异己，力求使自己一帮坐大，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撞了南墙，其中，林彪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咱林付统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让文革来的更猛烈（即让毛泽东撞南墙撞的更猛烈）些，而自己也在文革里身败名裂。

红色是好颜色，但是只有本色是红色才是健康的，一旦被涂抹，即便不过度，其结果也强差人意，所以，“红”的可以的林付统帅，真是值得后来者足戒，当然，不怕死的仍旧会前仆后继，如薄XX薄大人，以为有权在握便可以令地球倒转，同样的“红”可以，同样的身败名裂。同样的问题—道路决定一切。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确实如此。咱等（那些号称是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就更甭提了）给她或涂脂抹粉，或穿金戴银，或套靴扣帽，等等，可是，能使她妩媚百态了吗，没有。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了吗？门儿都没有。只有当这小妞一丝不挂，赤裸裸的展现人们面前时，她那迷人的令人叫绝的魅力才大放异彩，如同那些经世不衰的名画，令后人或驻足观看，或有所思考，或流连忘返。尤其是对于咱等，年过不惑，又不甘心至死被骗的老人，哪怕被人病垢为“坏人”“图谋不轨”，也心存看看这个小姑娘裸照的念想。估计这也是人的本性（无论男女）所致。

注11959-1963年，咱国到底饿没饿死人，到底饿死多少人，是咱国历史最搞笑的问题。

既不敢说没有，又说不出多少，说没数—无数，不为过。

注2咱党自进了北京城，常委之中，在位时，真正到老百姓家中，吃喝拉撒睡、超过半个月的，估计只有咱刘主席刘少奇，所以，他才对后来救了中国的“包产到户”，情有独钟。对百姓的吃喝拉撒睡，没有切身体会，估计是毛泽东49年后，屡撞南墙的根本原因。也足见改进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