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作为毛泽东的救兵，大骂彭德怀，出语惊人，直击要害，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躯体登上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宝座。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登上宝座的林彪却不是救兵，而是主动出击的勤王之帅，他的一番脱离实际、胡乱吹捧的讲话对毛泽东确实起到了救驾的作用，也为自己进一步受到毛的信任、几年后登上接班人宝座奠定了基础。但是却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严重挫伤了亿万人民的感情，严重歪曲和粉饰了大跃进的错误及灾难的原因，严重助长了毛泽东在极左错误的道路上骄横固执继续蛮干的心理，为后来的大祸乱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七千人大会的基调，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揭露出来的一桩桩一件件全局性全国性的错误和灾难，中央领导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毛泽东的责任。尤其是大跃进中兴起的大炼钢铁、食堂化、穷过渡、浮夸风等，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谁提出不同意见就打击谁，那一套一套雄辩的讲话和指示，可谓家喻户晓，铁证如山。现在那一套一套的理论和指示都落了空，都成了错误的东西。连一贯伟大正确的毛泽东也自感心里发虚，脸上无光，连连检讨自己“办了蠢事”，应负主要责任；承认自己“缺少经验”“没有知识”。建国以来首次领导经济工作便出现重大失误，毛泽东感到十分沮丧，灰溜溜的。

在这关键时刻，林彪的一番讲话，使毛泽东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突然激动兴奋起来，使他完全有理由原谅自己，开脱自己，完全有理由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完全有理由将那些清算自己责任的几位中央领导视为“右倾”，视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从而伺机将他们打到。

林彪有关大跃进的讲话比较长，核心内容有三条，全是为毛泽东辩护和减责，全是为毛泽东唱赞歌。

第一条，自然灾害难免论。

他说，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故意把三年自然灾害说得如此严重，用“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三个词汇，不愧是军事专家，用词精警有力，把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提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的自然灾害谁能抗拒得了？六亿中国人饥寒交迫3年多，3千多万人成了饿殍，原来都是老天爷造的孽呀！怎能去追究毛主席的责任呢？

几十年来，人们一提起三年灾难，都说是由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苏修逼债”早已站不住脚，“自然灾害”便常挂嘴边。包括我们的中学政治历史教材，我们的党史国史文件，我们的传记文学作品，都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林彪不一定是“自然灾害”的始作俑者，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也提到了自然灾害问题，但是把“自然灾害”提到如此高度，用了一连串惊人词汇，确是林彪独树一帜的发明创造。

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档案的解密，人们逐渐发现，1959、1960、1961三年的气象水文资料显示，这三年虽不全是风调雨顺，但也属于正常年景。局部的暂时的自然灾害时常有，但全国性长期性的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经常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发现祖国大地天天有雨，东方不下西方下，北方不下南方下，个别地方遇到50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大旱，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正常年景。若说那三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东西南北中到处都发生了整整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鬼也不相信！。刘少奇通过调查，认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比较接近事实，实际上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甚至是“十分人祸”，才符合事实。如果当时不搞大跃进食堂化，而是实行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生活，一个人也饿不死，大跃进的灾难完全可以避免！

可是，在战争年代一贯准确把握敌情的军事天才林彪元帅，此时却故意夸大灾情，掩盖事实真相，和刘少奇唱对台戏，其动机不是昭然若揭吗？

第二条、“交学费”观点。

这种观点毛泽东也说过，但没有林彪说得具体生动。他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这种“交学费”理论，乍一听，有道理，细一想，尽胡扯！在这种理论的遮掩下，任何人的错误都可以不予追究而应当予以肯定。当然这种理论有两层意思。

一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付出代价换来教训。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这种代价是否太过残忍了？逼着几亿老百姓胡乱折腾、忍饥挨饿三年，3000多万人成了饿殍，才发现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死去的人还有何意义？

想当初，食堂化几个月后便乱象丛生，危机四伏，一些地方出现粮荒和饿死人现象，几亿社员怨声载道，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食堂化的弊端。而我们的领袖不是深入实际，顺从民意，而是主观武断，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吹食堂化的优越性，对反对食堂化者予以严酷打击，给解散食堂的干部群众戴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等骇人的大帽子，甚至投入监牢，置于死地。领袖和极左大将顽固地死守着这饿死人的“共产主义心脏”——饿死1000万人，他们坚守着；饿死2000万人，他们不改正；直到饿死3000多万人了，中国大地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一些有识之士代表人民冒着风险说了几句真话，我们的领袖才无奈地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这些逆情悖理、祸国殃民的东西，普通农民一眼就能看穿的问题，我们这么多政治家革命家非要如此折腾三年、而是几千万人才能发现。这是什么样的“教训”啊！

幸亏当时饿死的都是最下层的普通农民。按照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假如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吃苦在前，可能都要饿死了，或者都得了浮肿病，躺在医院痛苦地呻吟，林彪元帅还能在这儿大谈“交学费”理论吗？

“交学费”的另一层含义是为了学知识。林彪用“小学生”作比，似乎很生动，其实是诡辩，根本站不住脚。父母让孩子去上学，学的是有益的知识，这些知识学得越多，人就变得越聪明越能干，所以父母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还要让孩子尽吃尽穿。而大跃进三年，亿万中国人学的是什么知识啊！完全是用强迫命令，逼迫人们饿着肚子去干那些违背自然规律和起码常识的蠢事傻事。除了上面的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外，还有什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高指标、高征购、放卫星、反瞒产等等，都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胡乱折腾，哪一条是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学得越多，人就变得越疯狂越愚蠢！

所以，那些所谓交学费“得教训”“学知识”的理论，完全是昧着良心掩盖错误不看现实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

第三条，毛主席一贯正确论。

上述两条，能使毛泽东压力减轻，感到欣慰，但没有提到“毛泽东”三字，也可以说是为党中央集体开脱责任。下面就开始直接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了。

“我感觉到，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种毛主席一贯正确论，放在战争年代，譬如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较为妥当，因为那时毛泽东确实是讲求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然而这种理论放在大跃进年代，则大谬不然，完全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肉麻吹捧！这是毛泽东最受用的一番话，也是对中国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番话，当然也是林彪最受诟病的一番话。

林彪后来创造的“天才论”“顶峰论”，种种造神的经典名言可谓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毛泽东对此的态度，先是受用，继而淡然，最终反感。对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负面作用不那么大，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不那么多。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这段讲话，在特定环境下，危害就非常严重了。

人所共知，在那三年里，哪里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极左政策执行得最坚决，哪里的红旗举得高，卫星放得多，哪里的生产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哪里就会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四川、安徽、河南，在那时之所以成为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就是因为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这些极左大将对毛主席的极左政策领会得最透彻，执行得最坚决。河南信阳地区曾经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是全国第一个公共食堂的诞生地，毛泽东曾极力赞扬和推广，信阳地区由此成为全国共产主义实验区，成了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反复高调宣传的大跃进样板。然而捧得越高，灾难越重，1960年就爆发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一年多饿死100多万人，成为大跃进时代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相反，有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对大跃进运动阳奉阴违，对极左政策执行得不那么坚决，譬如大炼钢铁，他就不搞那么多小高炉；大办水利，他就不搞那么多形象工程，他那里的社员只是老老实实种地打粮，甚至还冒着风险让农民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做小生意，喂鸡喂猪，结果有了饭吃，没有浮肿病，没有饿死人。据说江苏一些县市就是这种搞法，三年困难时期竟一个人也没有饿死！

据原中央领导纪登奎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担任洛阳地委书记，会议结束回到洛阳，发现会议精神和下面实际不符，故意压着会议精神不往下面传达，各县委书记在洛阳开会，故意拖延着不散会，结果洛阳地区受害较轻，饿死人较少。

当时发生的问题，不是下边和尚念歪了经，而是最高处的“经”本身就是歪的。林彪的讲话完全颠倒了是非！

说毛泽东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战争年代可以这样说，而在大跃进年代则恰恰相反——毛泽东最突出的缺点是脱离实际。何为实际？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定计划做事情，符合实际，顺应规律，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就必然失败。面对大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毛泽东在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的大量讲话，哪一些是“符合实际”呢？毛在大跃进初就提出15年超过英国，后来说七八年就可以超过，后来又说不需要七八年，两三年就可以超过英国。现在三年过去了，距英国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了，这就是“八九不离十”吗？

浮夸风起，卫星满天飞，亩产几万、几十万的报道充斥人民日报。这些连3岁小孩都不相信的笑话，我们的领袖居然相信并予以肯定。当亿万农民缺粮断顿，在大锅饭旁饿得皮包骨头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居然高兴得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发愁！现在真相早已大白，全国闹粮荒已经三四年，连首都北京也调不来粮食，中央领导也面临着饥饿的危险。这能说明毛主席“总是在实际周围”吗？

还有害人的食堂化。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对食堂化的质疑，坚定而自信地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好处多得很。符合人类需求的东西，符合世界潮流的东西，一定不会垮掉！”然而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终于在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不得不全部解散！这就是毛泽东“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吗？毛主席对于实际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至于说“一些同志不能很好地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这就说明，林彪心里也明白，大跃进是左倾错误。但其左倾错误的根源是什么？林彪硬把责任推到下面执行者头上。但是我们还应当再问一句：为什么有些同志总是向左拉、向左偏？

这是因为，被毛主席思想熏陶多年的各级官员都知道，毛喜欢左，反对右；喜欢急躁冒进，反对稳妥保守。左倾冒进者，毛就给以高度赞扬，提拔重用，给戴上马列主义红帽；反对冒进、主张稳妥者，毛就予以严厉批评，甚至撤职罢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黑帽。

人们熟知的例子是，大跃进前期周恩来陈云主张反冒进，毛泽东就怒气冲冲来了个“反反冒进”，斥周陈二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二人写不尽的检查。邓子恢、彭德怀反对急躁冒进，对大跃进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二人受不尽的磨难。而极左大将柯庆施、李井泉，在大跃进开始时就对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盲目紧跟，胡乱吹捧，受到毛的极力夸赞，很快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徽的曾希圣，是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几个“大办”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把安徽搞得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而毛泽东却将其视为心腹爱将，让他一人担任安徽和山东两省的省委书记。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曾希圣狂热极左，胡乱折腾时，干部群众意见再大也扳不倒；而当曾希圣痛定思痛，良心发现，1961年一改往日的极左，在安徽推行务实的包产到户政策，农民生活出现转机时，毛泽东却马上撤了他的职务！

所以，在各级干部多年形成的印象中，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宁左勿右。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批评起来不痛不痒；右倾错误是路线问题，批判起来要你的命！在毛泽东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很多干部抱定一条：管他百姓死活，我必须向左边偏，绝不向右边拉！

无数铁的事实说明，左倾错误的根源在毛泽东而不在下边。一些地方干部喜欢往左边偏，往左边拉，完全是毛泽东支持和导向的结果。林彪把左倾错误的责任都推到别人和下面身上，是下面某些同志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思想，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故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