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29，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于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于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30。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31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32，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虑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连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33。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34，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35，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36。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37。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复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38，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YakovlevichMalinovsky）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39。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40。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项目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41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42。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43。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44。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45。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46。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它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47。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48，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49，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它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50。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51。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52。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53。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54，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颗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55，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于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56。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57。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于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58。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59。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60。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61。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62。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63，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4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65。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66？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67，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数据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68，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69。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70，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71。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72。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数据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73。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数据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74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75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76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77。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78，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79，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80。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81，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82。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83。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数据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84。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85。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86。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87。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88。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89，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90；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91。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数据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BrozTito）、霍查（EnverHoxha）、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92。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93。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94。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数据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95，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96。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97。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相关阅读：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