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不平-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网络日志正文

		胡鹏池：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2014-05-08 16:47:43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

1月27日上午是大会开幕17天以来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两天后的1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自主持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的讲话分两大部分：党内工作与军事工作。“党内工作”部分并不长，仅五千余字，谈不上内容丰富，并不面面俱到，但重点突出、抓住了要害、针对性相当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效果太“好”了。

讲话有三个重点：

1、三面红旗；

2、成绩与缺点；

3、进一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林彪将这三个重点全都讲得很“精彩”，每一重点都讲出了“新意”，可以说风生水起，令大会代表们全都耳目一新。俗话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林彪讲话可称是：攻其三点，不及其余。企图用三片树叶子遮住大众的望眼，大跃进的错误、大饥荒的现实在林彪的讲话中则成了“一片汪洋都不见”。

一、林彪讲话扯起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派的大旗

关于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及态度，无疑是“七千人大会”的焦点，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如果正面对着“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三面红旗”仍然能够得到全会肯定的话，那么建国后“毛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也就顺之成立；如果“三面红旗”被否定，那么建国后毛的“正确领导”也就无从谈起。进而，就可以被认定是一条经济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毛作为这条错误路线的制定者与推动者，起码也应该向全党作出一份像样的检查。

1、大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怀疑与批评。

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几年来在经济工作中所产生的“缺点与错误”，所遭遇的“困难与灾难”全都与“三面红旗”有关系。

持这种态度的人以刘少奇、陈云等为代表。陈云在桌面上所说的话是“允许怀疑”。【注1】刘少奇一方面也接受了陈云“允许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他摆在桌面上的态度是“过几年再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注2】这种说法有“秋后算账”的味道，当然不可能令毛泽东满意。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则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多年来的严重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注3】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在大会代表中占了多大的份额？是不是大多数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估计。笔者谨慎地认为是“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而是“微弱多数”，甚至是“脆弱多数”。

有两年多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前车之鉴，有“庐山会议”后的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几百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阴影，且毛神就在面前，这个“多数”也只能是微弱而脆弱的，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与游移。向哪个方向游移？游移到什么程度？全看“风”往哪个方向吹。而大会的“风向”仍然取决于毛的脸色。

第二种态度：基本肯定。

认为“三面红旗”基本没有问题，所发生的缺点错误与“三面红旗”本身无关，是“三面红旗”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

持这种态度的人群却是相对稳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维护“三面红旗”就是维护毛的领导，而毛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

从1921到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全部40年的历史中有近30年都是毛领导的，而且经历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全过程，夺取政权的成功见证了毛领导的正确。各级干部早就习惯了毛的领导，习惯了毛的发号施令；习惯了毛的喜笑怒骂、朝令夕改；甚至也习惯了自己挨批评及身边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遭整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注4】1959年8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庐山会议上给黄克诚大将写信劝其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信中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作为贞节之妇”【注5】。如此没水平、没廉耻的话居然从这两位“大镇诸侯”的嘴里说出来，足见“个人迷信”已经达到何等严重、荒唐的程度。让这样一些“腰杆子站不直”的高级干部们批评毛的错误、否定毛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不仅想不到，甚至也不敢想他们心中的偶像也会犯错误，尤其是犯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路线错误。所以这一部分人往往都是“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所主政的地区及单位造成的“人祸”都远比别处更惨重。也正因为如此，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虽然有全国的普遍性，但也表现出分布的不均匀性，河南、四川、安徽、山东、甘肃等就是“大饥荒”严重的地区。“造孽者”们自己当然很清楚否定“三面红旗”就是否定自己；清算“三面红旗”无疑等同于清算自己，所以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基本肯定”。

第三种态度：完全否定。

持这种态度的在基层代表中大有人在。湖南有人说：“对待农民是一、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这话就说得非常尖锐了。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言下之意，就是指责当初提倡人民公社就是盲目的决策。华北地区有人的发言更尖锐：“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注6】

但在高层，还是没有人敢这样讲话。一方面即使是优秀、正直的党内高级干部在当时的认识与觉悟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也没有人有胆量公开表示出来。彭真算是一个例外，他在“起草委员会”发言说毛泽东起码有两点具体错误：三五年过渡与公共食堂。他说这都是毛批的，毛也应该做检查。但是彭真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响应，相反被周恩来、陈伯达揿了下去，彭本人也就识时务地后退了【注7】。如果此时彭德怀元帅尚在其位，说不定局面就不一样了。彭元帅才是最适合扛大旗的人，可惜早在三年前就被毛收拾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毛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以及兼具霹雳手段及阴柔功夫驾驭群雄、统领全局的本领。如果此时还能有另外的一个或几个一向有威信的高层领导出来扛大旗，再有几个人呼应一下，那么这股涌动的暗流，保不准也可能形成洪波。一旦洪波形成，或许更多的怀疑及批评派的高层人物就会走到前台来了，毛的领导地位就危乎哉。说不定也会发展到礼请他出任“荣誉主席”的程度了。如此，则中国幸甚！毛泽东本人也幸甚！

第四种态度：完全肯定。

持这种态度的人不仅是极少数，甚至在林彪讲话前，几乎一个也没有。包括毛自己，也包括那些极左派亲信。原因在于“三面红旗”的恶果实在太大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场景已经明明白白地呈现在那里，千万饿鬼的尸骨横陈于乡野。对此，造孽者们自己也是心虚的。

毛也曾自责地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注8】

所以毛也只能指望有人出来挑头支持“三面红旗”。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他自己也理直气壮不起来。这种情况是党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向“一贯正确”，一向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的毛，在这次大会上说嘴不响了。在27日刘少奇作了大会报告后，毛深感郁闷与不快，用江青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憋了一口气”。【注9】

毛的内心当然希望大会能完全肯定他一手泡制的“三面红旗”，只有完全肯定了“三面红旗”，他的路线才“正确”了，他的威信才不会被动摇，他的地位才稳固，他的大权才不会旁落，所以他也在寻找一种结合点，寻找一种说法，但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找到。

就在毛处于这样困顿局面的时候，林彪应运而生了。林彪是第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完全肯定派”，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完全肯定派”。林彪讲话扯起了一面“完全肯定派”的大旗，林彪讲话也是“完全肯定派”的纲领。

正是因为有了林彪及林彪讲话，“完全肯定派”才形成了一个“派”。大会上的那些“基本肯定派”纷纷向“完全肯定派”游移；“怀疑批评派”则向“基本肯定派”游移；“完全否定派”则更没有了存活的空间。

可以说，林彪讲话一举改变了大会的磁力线方向。

2、林彪论述“三面红旗”是“三个创造”

林彪讲话开篇即直奔主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完全肯定”的立场。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他强调了“中国革命、党、人民”，为什么不强调是毛的创造呢？为什么不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呢？

从1957年10月发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年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兴修水利、大搞积肥”的通知，大跃进的初澜已经基本形成。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狠批“反冒进”，兼批教条主义、分散主义、提倡“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拔白旗、插红旗”等无数舆论宣传及组织措施，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关于“总路线”与“大跃进”的决议，8月的“北戴河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与“大炼钢铁”的决议，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经济工作从农业到工业，迅速地并全面地纳入了他的“大跃进”轨道。

正如当年的一句口号“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毛在1958年也是真正“苦干”的。有人统计过仅1958年这一年，毛在北京的时间才两个多月，其它时间他都在外面为大跃进造势。毛一向不喜欢坐飞机，可是在这一年，为了节省时间多跑几个地方，他经常改乘飞机。笔者也曾作过一个统计，仅1958年这一年中，毛所主持的中央一级的重大会议就多达16次，其中9次是在外地开的，包括大跃进中著名的第二次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广州会议、武汉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武昌会议，第二次武昌会议。每一次会议，毛都作了许多鼓动跃进的讲话，批转了许多宣传跃进的文件，形成了许多关于跃进的决议。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山河更加壮丽”。这一年毛走遍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江苏、浙江------不过他没有去陕北，也就没有回延安。毛走到哪里，就将大跃进带到哪里。还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啰，好像那春雷响四方”，毛深入村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在这一年，他喊出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口号；修订过多少高耸入云的指标。事实也正是如此，大跃进的“春雷响四方”，大饥荒的疾风骤雨就接踵而至了。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三面红旗”是毛独创的，“大跃进”是毛凭籍不受监督的无上权力，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崇高的个人威信，顽强的个人意志，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发动起来的。毛周围的人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各有各的账，但是谁也当不了毛泽东的家。“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这一点与八年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与八年后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历史的事实。

然而，林彪绕过这些、忽略这些都不讲，将“三面红旗”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这并不是林的粗心，而是反映了林心细得不可测度。他这样一讲，怀疑或否定“三面红旗”，就不仅仅是怀疑或否定毛的领导，而是怀疑或否定中国革命、党和人民的问题了。

1962年初的形势，经过了毛“个人崇拜有两种”的提出【注10】，经过了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整肃，经过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两年多来的大力吹捧，毛已经初步神化了。但“神化”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到处舞动的“红宝书”，还没有“早请示、晚汇报”，还没有“红海洋”与“忠字舞”，毛正处于走上“神坛”的路途中，正处于一种“半人半神”的“进行时”。所以，林彪审时度势地将备受责疑的“三面红旗”不说成是毛的创造，而说成“革命、人民、党的创造”，这样一种说法对因“大饥荒”而处于“被动”状态的毛更为有利。

而到了1966年，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由于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虽然仍然是是短缺经济，仍然是吃不饱，但“饿死人”的警报已经基本解除了，而这又被归功于毛主席领导得好；另一方面林彪创造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突出政治”、三个口号“高举、突出、紧跟”、两论“顶峰论”与“天才论”、“四个第一”、“四个伟大”、“三个副词”这样的几大箩筐的口号，再加上人手几册的“红宝书”，不仅有了“背语录”，而且有了“语录歌”，继而发展成“语录仗”，毛已经全面神化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就没有必要再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革命、人民、党的创造”了，而直接说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注11】

3、林彪论述“总路线”的正确性

在将“三面红旗”整体打包，归纳为“三个创造”后，林彪就开始了对“三面红旗”逐一吹捧。

林彪论述“总路线”正确性的一段讲话非常精彩。他说：“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

这是林彪独有的特色语言，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有一股震摄人的气势。这样一种特色语言，刘少奇没有，周、陈、邓都没有，连毛自己也没有。

毛泽东当然是语言大师，但不可否认林彪也是语言大师。林彪在很多地方都学毛，唯独在语言方面与毛不同，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是林不想学毛的语言，而是他学不到。因为林有两样东西绝对不如毛：一为文化底蕴。毛的语言需要有很深很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林在这方面差太多。二为蛮霸之气。毛有枭雄之主的蛮霸之气，所以语言才能纵横捭阖，汪洋谘肆；林终其一生，毕竟只是一位军头。但林是“军中之狐”，语言中既有丘八之风又有阴亵之气。

像毛那样说话、写文章的，古人也有，比如曹操就与毛很相似；但像林这样说话、写文章的，在中国的古人及现代人中很难找到。中国人没有谁像林那样的，但林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林的语言特点另类得怪异，却也为毛所欣赏。如果林与毛的语言同类、或同方向，也许毛就不欣赏他了。

林彪在这里特别巧妙的是运用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及辩论方式，他没有从正面提问题，而是设了“反问句”，更让怀疑批评者们无法开口。

林彪说“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鼓足干劲，不能够鼓足干劲”；林说我们“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力争上游”；林说我们“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多、不需要快、不需要好、不需要省”；“不能多，不能快，不能好，不能省”；“我们不需要多快好省，我们需要少慢差费”。

不能那样说吧！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那样说。但在今天，我们认识到“少慢差费”固然是错误的，而“多快好省”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更大的错误。在大跃进的特殊时代里，如果说“少慢差费”是消耗性的错误，而“多快好省”则演变成破坏性的错误，必然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假设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少慢差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消耗了，而“多快好省”指引下的“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只需三、五天就将其破坏了。比如一座山岭原来有一定的绿化基础，即使不去维护它，也许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荒芜了，可是“大炼钢铁”呢，只需要三、五天就将其搞成荒秃秃。

其实，对于“多快好省”这样似乎“正确”的口号，它的“破坏性”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早在1956年7月，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时，周恩来就将原来文件中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了。

搞经济建设，“多快好省”走不通，“少慢差费”当然也走不通，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循序渐进。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与通识。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不接受，不借鉴呢？那是因为“闭关自守”，而所看的书又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僵化的意识形态与政经体制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伊始，这个问题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被全党全民认识了。

4、林彪论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关于大跃进，林彪说：“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关于“人民公社”，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相比较于评论总路线，林彪评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更加无力了。

林说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那么是什么“事实”呢？林彪一条也没有讲，因为他讲不出一条来。

但是林彪教给了人们三种诡辩的方法：1、不能用高指标衡量；2、同历史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比；3、不能用短时期衡量，而用一个历史阶段来衡量。这个历史阶段有多长？他没有讲。当年，许多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诡辩中得到了自欺欺人的自慰。

林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又增加了新的特点”，那么又是哪些优越性呢？哪些新特点呢？林彪也一条没有讲，因为他也讲不出来一条来。

被媒体所经常宣传的那些优越性，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又如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还有“工农商学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些现成的“优越性”，林彪一条也没有采用。

既然“公”是特点，那么没有“共”哪有“公”呢？“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

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往天堂的“桥梁”，架桥就是为了过桥，不“过桥”要这个“桥梁”干什么呢？所以“穷过渡”就是这样引发的。

林彪是个明白人，他心里明白这些所谓的“优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是抽象地、笼统地肯定，牵涉到具体的内容他一条也不讲。

从某种意义上讲，凭空捏造也是“本事”，颠倒黑白也是“本事”，真是难为林彪了。林彪自己当然也深切地感受到他讲话的高难度，所以他才讲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无奈”的。【注12】

“无奈”二字反映了林彪内心的沉重。

就“三面红旗”本身，林彪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注13】

就对毛的认识，林彪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注14】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林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常识的。既然有这样的认识，却还要亮明“完全肯定派”的立场，当然就是“无奈”了。林的“无奈”就是不仅要吃掉自己的常识，也要吃掉自己的“良知”，讲出一番既无常识又无良知的话来。也许林彪的内心也是“痛苦”的。

二、林彪巧说“成绩与缺点”

“七千人大会”上的另一重大分歧就是关于“成绩与缺点”的定量分析。也就是所谓“三七开”与“七三开”之争，“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老套话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

毛这个人呢？对“大跃进”的恶果，对大饥荒的现状，对自己犯下的罪错也不可能一点认识也没有。但他在党内斗争中一般所采取的态度是西瓜大的错误，只能承认到绿豆那样小的程度；具体的错误用“领导的责任”一言以蔽之。而且只能由他自己说，他说到什么程度就只能是这种程度；你更不能与他争，你越争，他越顽固，也许就什么错误也不承认了；你不与他争呢，你要是说你没错，有错也是我们的错，他没准还会再“谦虚”一点，让步得更多一些。

其实这也是一种人性普遍之弱点，称之谓“逆反”。读者不妨冷静地审视自己与周边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太多了，程度不同而已。对于其中严重的，老百姓常称之为“杠头”。只不过毛的“逆反”太极致了，所以林彪总结出了一条与毛打交道的经验：“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注15】这样的“心得”居然也能被林彪总结出来，真可谓“入木三分”了。

但是，刘少奇似乎不具备林彪这样的“机灵”与“觉悟”。所以，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处处让毛不开心。

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注16】

谁都知道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比喻成绩与缺点的关系，是毛的首创，是毛平生得意之笔，尤其是当出现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更是以此为掩饰。但后来在“大饥荒”的严峻形势面前，毛自己也曾一度放弃了这种套话，也曾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1960年12月30日，毛在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毛甚至也曾经将错误称作为“人祸”，并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所有这些负面的话也只能由毛自己说。毛自己说，就是在批评别人；从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当着七千干部的面，在毛听来就是针对他了。

刘的口头报告无疑是让毛失望与憋气。所以刘的报告一结束，作为主持人的毛一点面子也不给，既没有按惯例给刘说上哪怕是一句好话，也没有说上一句套话或官话。官话应该这样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套话应该这样说：“会后大家好好组织学习，花几天时间讨论”。毛却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注17】

毛如此喜怒于色，刘当然是没有料到的。一般与会代表可能沉浸在兴奋之中未加注意，但这样的细节当然逃不过林彪的鹰眼。虽然如此，林的讲话仍然给刘留了面子。林说：“关于党的工作，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这就是通常应有的官话、套话，林没有省略，释放出他对刘的善意。

林彪说：“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林肯定了成绩很大，缺点次要；强调了缺点难免；对刘所说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置一词；对毛的套话“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对刘说的“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都没有直接表态。林求同存异，刻意绕过焦点，避免矛盾尖锐化。

关于“成绩与缺点”，回顾1958至1961年，第一年是“全民大折腾”，后几年就是“饥饿加死人”。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其实“大跃进”又何尝不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呢？仅“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一项，文革以“百万级”计，而大饥荒则以“千万级”计，后者比前者高出一个“数量级”。对“浩劫”能否“一分为二”找成绩呢？都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当然首当其祸的是老百姓，呼天呛地、哭爹骂娘的也是老百姓。我们也不能要求林彪与老百姓有一样激愤的情绪。但是林彪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睡；林自己不愁饿饭，战士一般也不饿饭，但战士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战士的父母乡亲全在饿饭。林彪对于“大饥荒”的惨烈绝无可能一无所知。

所以林彪说：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林彪用了三个副词强调“自然灾害”是“特大的”、“连续的”、“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

老天爷的事情轮不到人做主，谁知道天上哪片云彩有雨，东边日出还西边雨呢。中国地方这么大，不可能年年处处都风调雨顺，也不可能处处年年都风不调雨不顺。今年山东有灾，没准山西就是好收成；去年江南有灾，没准今年就是好收成。总是一方有灾，八方支援；灾年也由丰年补歉，老百姓自己也会藏粮备荒。哪有什么全国范围内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事啊？

当然关于“自然灾害”的谎言也不是林彪第一个说的，但是林彪却是将谎言说得最动听的一个人。林彪动情动色地强调了“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如此一说，谎话也有感染力了。

林彪接着说：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有失有得”的说法是彭德怀59年在庐山时的说法，彭也是“失”在前“得”在后，林也是“失”在前“得”在后，但在当年彭那样讲就成“罪状”了。

“付学费”的说法，也是彭在庐山上说过的【注18】，不过远没有林讲得那么娓娓动听。

学生上学要付学费，这是常识；战士要练兵，练兵就要消耗物质，这也是常识。问题是这个“学费”怎么个付法？付到什么程度？把家产卖光了，把父母累死了，这个学费是不是合理？值不值得付？又是谁制定了这么高的学费？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搞经济要付这么昂贵的学费？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又哪里是什么“学费”？明明花的冤枉钱，白花花的银子当水漂，还搭上几千万条人命，却花言巧语说成是“付学费”。这就是林彪讲话中的颠倒黑白之处。

正是因为林彪及林彪们当年是这样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的，所以真正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七千人大会”后，“三面红旗”依然飘着，老百姓的自留地并没有增加，仍然打钟下地，打钟收工。

但后来的经济形势确实转好了，真正起起作用的是几个“大办”不办了，几个“大风”不刮了，提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规定为“生产队”，实际上也就是退回到“初级社”的形态了。仅就这样几条简单的措施，老百姓的苦日子熬得下去了，但“富日子”还是没有指望的。

三、“林彪公式”与“反林彪公式”

1、“讲团结”的三种动机

林彪在讲话中用了较多的篇幅谈团结。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七千人大会”上压倒一切的议题是经济问题，并不是什么“团结”问题。但“讲团结”在任何时候都能讲，任何时候讲也是对的。林彪在这时候“讲团结”却有“醉翁之意”。

也许是“启发”。面对大会上七嘴八舌，意见分歧，林彪启发大家：困难面前，团结要紧！心是好的。

也许是“影射”。影射那些认为毛也有责任的人，那些没有站出来为毛辩护的人，你们这不是在破坏团结么？这就不讲理了。

也许是“威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这就居心叵测了。

正如有位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三年前庐山会议上，许多人的心中也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正因为担心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认错低头，放弃已见，维护团结。

林彪这番讲话，没有点任何人的名，语气也平和，都是正面阐述。然而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谁不愿跟毛泽东走？【注19】

三种动机：启发、影射、威胁，究竟哪一种才是林彪的主要动机？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笔者认为林彪在这里启发大家维护团结的动机是有的，但影射、威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

2、”八九不离十“的评价经不起实践检验

鉴于大会上不少人认为党所犯错误的责任，毛也是有份的，林彪对此现身说法、甚至颇为”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之所以“事情出毛病”，那也是“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是不是总是正确的？是不是“总是八九不离十”呢？这不能由林彪说了算，不能任由林彪“一床锦被盖过”了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要由实践说了算。

战争年代的实践表明，说毛泽东“总是八九不离十”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打了胜仗，打了大胜仗，确实建立了新政权。

建设年代的实践表明，说毛泽东“八九不离十”是错误的，因为确实打了败仗，打了大败仗，因为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因为将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边缘”，而是已经崩溃。饿死了三、四千万还不叫“崩溃”吗？那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崩溃”了。

所以，完全不是什么“总比人家实际一些”，而是总比人家更脱离实际；也完全不是什么“八九不离十”，而总是“十离八九了”。

3、“林彪公式”与“反林彪公式”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一段讲话是一个“公式”，笔者称其为“林彪公式”，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将其称作为“林彪公式”。可事实又怎么样呢？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是具体的领导者。如果按照邓子恢的搞法，那么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力就会小得多了。毛一插手，讽刺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没有了“自愿”的原则，没有了“边发展边巩固”的步骤，大呼隆一下，互助组一下子全都初级社了，初级社一下全都高级社了。

1956年的“反冒进”，正是由于周恩来、陈云抵制了或部分抵制了毛的左倾蛮干，当年的经济工作才搞得好一些；可是从57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又横插一杠子，以批判“反冒进”为动力迅速发动了大跃进，周恩来因此检查了十多次。党内不同意见不仅受不到尊重，而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毛顺势自说自话地从二线窜到一线直接瞎指挥，结果又出了大问题。

毛在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高级社又一下子公社化了。毛又站出来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于是“五风”大刮，“穷过渡”兴起，农民就一无所有，一下子就“穷化”了。再加上“公共食堂”，农民连吃饭的家当也没有了，吃饭的自由也没有了。

炼钢炼铁，是钢铁工业本行业的事，是工业战线上的事，毛一插手就提出了高指标，因为眼看着完不成就演变成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仅将钢铁工业搞乱套，将整个工业、农业全都搞乱了套。

所有这些发生过事，完全证明这个“林彪公式”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公式。

受“林彪公式”的启发，按“林彪公式”的行文方法，完全可以总结出另外一个公式来，笔者称其为“反林彪公式”：

建国后，凡是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毛不插手的时候；凡是毛插了手，小插手小灾难，大插手大灾难。我们党十几年来搞建设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四、对林彪讲话的评价

1、林彪自己的评价：无奈

林彪讲话后，军队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注20】

这是林彪可以公之于众，示之于人的两点“目的”：

1、维护毛泽东的威信；

2、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从而维持了所谓的“局势”。

笔者不竟要问：如果真是持这样的目的，那不是很纯粹很高尚吗，为什么还要“无奈”呢？究竟是“无奈”的讲了话，还是讲了“无奈”的话呢？究竟是“真无奈”还是“装无奈”？是“全无奈”还是“半无奈”？是时机、方式的“无奈”，还是内容上的“无奈”呢？

2、大会代表对林彪讲话的正面评价

林彪讲话后，会上好评如潮。有人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有人评价林总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东北有人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三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注21】

3、大会代表对林彪讲话的负面评价

当时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的杨国殿事后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还有人说：“这几年批右的时候，有名有姓，问题明显。但是，这几年主要是”左“的错误，到底是什么人”左“了，是什么思想，都看不到。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注22】

这是批驳了林彪“付学费”的观点，一针见血！碍于毛泽东与林彪的强大权威，所有的这些负面评价都只能成为会上的暗流。

五、结语：笔者对林彪讲话的评价

1、林彪讲话的水平“高”在什么地方？

笔者反复阅读林彪讲话，推测林彪讲话的心态，感到林彪真是聪明极了，但他的聪明不是用在正经地方；林彪讲话的水平也非常“高”，但“高”也不在正经地方。

林彪讲话并不是理论水平“高”，这篇讲话没有涉及任何理论；林彪讲话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水平“高”，这篇讲话哪有什么实事求是；林彪讲话更不是对经济工作出谋划策的水平“高”，这篇讲话对经济工作没有任何建言建树。

林彪讲话是另一种“高”：是对毛的“活思想”把握的水平非常高；是针对毛的“活思想”的“对症下药”的水平非常高。

什么是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活思想”？既通俗且准确的说法，仍然是后来在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的那句话：“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什么叫“憋气”？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有苦说不出”，“捏着鼻子吃酸醋”，“不受也得受”。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让他“憋气”；对成绩与缺点、对错误的分析让他“憋气”；会议代表对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提到“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时所发出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更让他憋气------【注23】

“憋气”就是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活思想，林彪的“处方”就是一个“出气”的处方。林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的评价让毛出了气；林对成绩与缺点的分析、“付学费”的说法让毛出了气；林对他的“八九不离十”的评价，“林彪公式”的提出全都让毛出了气。

又何以见得经过了林讲话，毛出了气呢？当年参加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刘讲话时，毛是眉宇紧锁的。刘在台上讲，毛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而在林彪讲话时，这种耽心完全不必了，毛的眉宇越来越舒展。【注24】当年参加大会的吴法宪也回忆道：毛主席的“兴致可高啦”，一直“神采奕奕”。【注25】

林彪讲话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林氏特色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语气也平和，并没有过激言词，但处处有机心，处处有创造、处处有威慑力。

2、林彪在建国后有四篇重要的讲话，数这一篇最成功。

笔者认为林彪在建国后有四篇重要的讲话：

（1）、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2）、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

（3）、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即关于四个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4）、1970年4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其中，“五一八讲话”主要讲“政变”，并进一步推行“个人迷信”，是为毛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舆论、“镇场子”的。但那次讲话中远没有这一次这样“平静”，杀气太重，失言走火之处甚多，让毛“总觉得不安”【注26】于是引起毛的怀疑与警惕。

“五一八讲话”对毛而言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的，所以毛虽经犹豫再三，后来还是转发了。但“五一八讲话”对林彪本人而言，负面作用则大于正面作用。

关于“四个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林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讲起，古今中外，侃侃而谈，有故弄玄虚、卖弄学问之嫌。在毛听来，难道不是“关公面前舞大刀”吗！在江青听来，是抢了她作为“文革旗手”的风头。所以林刚一讲下来就遭到江青的嘲讽与反对。这让林彪气得抓狂，由此激发了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毛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江青的评价也许就是毛本人的评价。

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仍然是从拍马屁的“天才论”入手，企图以“清君侧”，打倒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以“设国家主席”为主张，，企图恢复被毛江打得稀巴烂的“国家体制”。这就不仅仅是动了江青的“奶酪”，也是直接动了毛的“奶酪”。何况通过“讲天才”拍马屁也没有任何新意，都是一些时过境迁，过时失效，不能引起新的兴奋点的“老马屁”。所以，这次讲话的后果就很严重，直接导致了毛林公开决裂，林彪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林彪四次讲话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

唯独这第一次，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好，效果最好，在毛那里是得了满分的。

3、林彪讲话是林长期研究“厚积薄发”的一个典型案例。

“七千人大会”前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提到毛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注27】。用这样的“代号”，表明了林彪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内心的深处还是浅处，都已经对毛没有什么尊重的感情，有的只是不满、蔑视，但同时也有畏惧。林彪对自己，则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注28】“老巴”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老巴结”，这是不是林彪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及所扮演的角色的自嘲呢？

行文至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回顾几条林彪的“学习心得”。

1、“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指出来，则他就无锋芒的必要。”【注29】

2、“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注30】

3、“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注31】

4、“勿讲真理而重迎合。”【注32】

5、“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注33】

6、“抓一号活思想”，内有“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注34】

7、”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注35】

8、”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注36】

9、”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注37】

10、”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注38】

比照以上十条”背后言论“，深感这篇”讲话“就是”抓一号活思想“、”一刻千金“、”勿讲真理而讲迎合“、”大拥大顺“、”最大选票“------极为成功的实战运用，”讲话“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林彪长期潜心研究、厚积薄发的精彩案例。

注释：

【注1】：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陈云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

【注2】：同上。

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注3】：同上。

【注4】：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结束语--庐山会议的教训”

【注5】：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搭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注6】：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注7】：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周恩来很快发言。------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注8】：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一仗打了败仗”：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讲话：“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注9】：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注10】：摘自：《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O日。

（毛泽东）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注11】：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林彪在《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从尾领导的。”

【注12】：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注13】：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

【注14】：《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

【注15】：1961年时林在《辞海》扉页上写下的一句话

【注16】：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

【注17】：同上：

“刘少奇这篇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5时结束。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注18】：摘自《彭德怀的信》1959年7月14日，第一部分“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

【注19】：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20】：同【注12】

【注21】：同【注19】

【注22】：同上

【注23】：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

大会上不少人表示：少奇同志的讲话，使人真正心悦诚服。《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说，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十八所”轮训，人们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是有争论的，而且分歧很大。安岗回来传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少奇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金凤说，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