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原定由周恩来、康生讲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林彪却抢先发言，极力鼓吹“天才论”，极力鼓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极力鼓吹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一下讲了一个半小时；基调还是那样高亢，语言还是那样经典，然而毛泽东听了以后却是一脸的不耐烦、不高兴。

这就奇怪了！同样是吹捧毛泽东，同样是搞个人崇拜，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听了十分高兴，十分受用；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听了同样的语言，却是不耐烦，不高兴。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环境不一样，动机不一样，角色不一样，一样的语言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遭到全面失败、毛的威望如同国民经济一样跌入谷底、一些中央领导公然要求毛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极力吹捧毛的“一贯正确”“永远实际”的，这让一度灰溜溜的毛泽东有了暗夜见明灯、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由此更加走红，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

而在九届二中全会，环境和人物角色就大不一样了。虽然语言和那次的基调差不多，一些语言几乎是那次的翻版。现摘录几段林彪讲话的关键语段——

“……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表现出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凡是碰到毛主席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发展……。不管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主席著作比较肯学一点、肯用一点的地方，那里的精神面貌就会改变……”

这些啰嗦重复的陈年老调，毛泽东早就听得耳朵起茧了，怎能不感到厌烦？

要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早已被林彪等人塑造成了巨大无比、法力无边的神，也被全党全国人民供奉成了金光闪闪、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神。神对那些香烟缭绕下反反复复老掉牙的赞歌颂词，早已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继而会感到厌烦，感到“讨嫌”。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从林彪的讲话中听出了“猫腻”，听出了自己最不愿听的东西——自己明明不愿让人称自己是天才，忌讳“天才”一词，林彪却偏偏又继续鼓吹自己是天才；自己明明不让设国家主席，林彪却偏偏称自己是“国家元首”。这是何意？是何用心？

当然，林彪如果此时就讲了这么一番话，下面没有什么动作，毛泽东就那么“不耐烦”一下，估计也不会发生什么动荡，庐山会议可能照样继续进行……

有人说，林彪此时已如彭德怀一样，已经发现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了，要反对文化大革命了，要反对个人崇拜了，要抓经济搞生产了。那么你就仔细读读林彪的这篇讲话，读上几百遍，能读出这些观点吗？假如林彪有这样的观点，那毛泽东就不是“不耐烦”，而是一霎时怒气勃发，要推倒庐山了！

而真正让毛泽东怒气勃发的，是林彪暗中操纵的和讲话有关的大动作，而这个大动作和搞经济生产无关系，和反对文革无关系，而是和林彪集团的利益有关系。

林彪讲话后，周恩来建议下面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却说：“林副主席讲话很重要，大家要很好学习和领会，建议各组再放一遍他的讲话录音。”大家一附和，周恩来只好决定：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讨论林彪讲话。于是林彪就让叶群通知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讲了四点注意事项：

1、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的讲话就没有依据；2、林彪没点名（意指江青、张春桥的名。张春桥秉承毛泽东旨意，主张在宪法中取消“天才地……”三个副词，林彪在此讲话中力陈三个副词的重要性，批评张春桥而未点名）你们也不要点名；3、设国家主席的事，应该重点讲；4、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这样一来，8月24日下午，林彪的几位干将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统一的口径，在各组带头发言。林彪称之为“全面开花”。全面开花的战术果然使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激动起来，各小组的代表纷纷发言，一致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一致拥护设国家主席，一致拥护“天才论”，一致对反对者表示极大地义愤！尤其是陈伯达的发言最出奇：“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按照林彪的意思，通过这种突然袭击和全面开花的方式，造成浩大的声势，形成集体的决议，逼迫毛泽东就范——必须设立国家主席，必须坚持“天才论”！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都同意了，你那少数几个人能扭转了吗？你不是说少数服从多数吗？

其实这是林彪一生走得最错的一步棋，最臭的一步棋！如果不让叶群传达这“四点注意事项”，万事皆休！就因为这个“注意事项”，把林彪送上了不归路！

林彪一生打了多少胜仗，判断敌情，把握形势，何等准确！建国后更是亦步亦趋，毛主席画圈我画圈，毛主席想啥我说啥，何等默契灵犀！可是这一次，判断敌情完全失误，揣摩领袖的意图和性格大失水准！

毛泽东由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威望，他的执拗、骄横和永不服输的性格，他要做什么事情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任何胆敢对他的意见说不的人必将粉身碎骨！

毛泽东从几个小组讨论中，发现林彪几个大将包括陈伯达在内，竟然在同一时间、用同一语录、同一口径操纵与会代表决定同一主题——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先是疑云丛生，继而是怒火中烧。他决不允许自己发起的会议决定一个与自己愿望相反的主题，他开始反击了。他找汪东兴谈话，找许世友谈话，接着又分别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接着召开政治局会议，他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讨论的问题（即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二号简报’（该简报由陈伯达主持发言）。”会议作出四项规定：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四、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政治局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怒气未消，望着林彪、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林彪，我劝你也不要当！”林彪立即顺从道：“我不主张设，我也不当。坚决拥护毛主席。”

但是已经晚了，毛泽东已认定，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大闹，陈伯达的蹦跳，都是林彪授意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这个集团如此闹腾，到了该收拾的时候了。那就要先搞掉其军师陈伯达，以此来敲打林彪，看他们怎么办！

于是，带着满腔怒火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好，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话根本不合事实，不配合你怎么让他当文革小组组长？）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实际上是敲打林彪）……”

接着用大段高深的理论阐释实践的重要性，批判天才论的错误性，号召“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马克思主义，而其实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有些人的当”。句句是批判陈伯达，却是声声敲在林彪身上。但毛泽东却依然说是要“保护林副主席”，而前提一定是，林彪必须低头认错，写出检讨！

假如林彪如周恩来一样，痛哭流涕，沉痛检讨，一份一份的检查交上来，也许毛泽东会放他一马，“接班人”的地位是否会动摇未可知，但是林彪的高官厚禄没问题，安享晚年没问题，绝不会导致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的悲剧。

遗憾的是，林彪也和毛泽东一样，也是倔强执拗的脾气，任凭你狂风袭来，我就是不认错，不检讨！毛泽东还几次制造条件，示以眼色，林彪就是不认错！五一节中央领导一起上天安门城楼，按常识林彪应当和毛泽东坐在一起，让记者拍照，第二天各报刊都要刊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重要新闻，然而林彪就是不上来。着急地等了半天林彪终于阴沉着脸上来了，记者正要拍照，眨眼间林彪又不见了，关键时刻毛主席身边竟然没了“亲密战友”！可见林彪的怨气有多大，倔强有多重！

于是毛林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越来越尖锐。毛泽东到处讲话，口气越来越严厉。和汪东兴的谈话最有代表性：

“我们这个党有十次路线斗争，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也瞒着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如果说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为了打击“天才论”，那么这篇讲话的矛头直指“设国家主席”。庐山会议天摇地动，毛泽东发雷霆之怒，原因就在于这两点，亦即毛说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有人所说的“抓生产搞经济”的问题。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顽固不认错，自己的执拗也越来越强，怒气越来越重，南下巡视讲话，对林彪的敲打越来越厉害。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打击，是当面怒斥，拍案而起；而对林彪的打击，没有当面，而是背后反复敲打，而这背后敲打的威力，比当面怒斥厉害得多——

“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