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李讷
----郭罗基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中国“公主”
她是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和“红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讷。
李讷，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途因病休学，直至一九六五年才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是她的哲学老师。
“反革命”罪的新规定——“迫害李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东操场接连举行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那几天，江青、陈伯达、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动，暗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授意先锋分子反工作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终于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陈伯达大讲对工作组的态度是阶级斗争问题。
江青也来强调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也很纳闷，阶级斗争怎么跑到毛主席的家里去了？全场屏息静气，听她讲下去。我站在操场的边缘，静到听得见草丛里夏虫的鸣声。她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来与一个护士关系很好，张少华（中文系学生，后以邵华名，称作家，又是少将，还是正军职。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挤走了。江青婆婆妈妈讲了一堆家务事，然后说张少华是坏人，工作组重用坏人。还说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张少林（也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她们的母亲张文秋，一家子都是骗子（江青没有说是否包括张少华的同母异父姐姐刘松林，刘是毛岸英的遗孀）。这些事怎么构成“阶级斗争”？她把阶级斗争的定义搞胡涂了。
第二件，她说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他们家的宝贝女儿李讷。老师怎么会迫害学生？她举出的事例是他们在北京郊区搞“四清”时，郝斌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
江青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青，声音发抖。我远远地望见，有人扶她坐下，递上一杯水，好像还吃了一颗药。
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人们颇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窃窃私语，觉得她神经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根据就是这一天晚上的议论。
张少华、张少林姐妹俩连夜逃离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当时不在场。第二天一早，他被学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楼前的“斗鬼台”，蓬头垢面，驾“喷气式”，进行批斗，从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谓“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历史系师生在顺义县天竺公社（今首都机场所在地区）搞“四清”。郝斌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李讷是组员。李讷与郝斌在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李讷大概听从江青的指使，主张对“四类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强调稳重。因为李讷身份特殊，再加上身体不好，郝斌关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里派人保护。结果，扯上争议，保护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飞来横祸，吃尽苦头。后来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稳，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命运捉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方针是“从逍遥派中提拔干部”。北大的逍遥派真不多，挑出一个郝斌，不断提拔，后来当上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恐怕他本人从未有过当党委副书记的抱负，历史系的同事也不会对他有当党委副书记的期望。郝斌因祸得福。
江青点了郝斌的名之后，确立了一条“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讷”，北大独有，别处所无。历史系的教师，特别是教过李讷的，诚惶诚恐，都在回想与李讷的接触，有无不妥之处？
给李讷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聂元梓在哲学系说：“迫害李讷，昨天江青同志本来要点两个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个是谁？你们猜。”大家无从猜起，叫她“你说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聂元梓向来说话带水份，我也并不特别在意。听她往下说：“李讷的哲学考试，你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成绩，江青同志很生气。江青同志还说：‘有人说郭罗基很有才气，我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她认为你的问题比郝斌更严重。”当时流行的帽子，对掌权的是“走资派”，对知识分子中的老家伙是“反动学术权威”，对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都是属于打倒的对象。聂元梓继续说：“我恳求江青同志，不能点郭罗基的名。他是老左派，斗争坚决。你一点他的名，陆平黑帮就高兴了。”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说：“我给李讷的考试成绩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师给学生打分怎么叫做‘迫害’？……”孙蓬一在旁边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孙蓬一后来是聂元梓的副手，在北大号称“聂孙”。文革初期，他调到中央文革当了一阵子联络员。事后，他对我说：“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一次聂元梓的话没有水份，当时我也在场，江青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没有道理！反正没有点你的名，你就不要吭声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论反映上去，又会惹出麻烦。”
李讷“公主”，生错地方
李讷在校时，我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问起李讷。我说，她极力自我克制，个性是受压抑的。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李自成即将破城之际，命皇后、贵妃自缢，还挥刀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生在帝王家！”（长平公主没有被砍死。后李自成命人为她疗伤。农民起义领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说：“你们听见没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种不幸。可怜的李讷公主也是生错了地方，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高干子弟大部分骄横放肆，也有类似李讷这样的过于谨小慎微。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时候的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听到我这个党内的异端分子称李讷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这样说吧。”文革中，被人揭发，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状。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皇帝”。“伟大领袖”可以自称秦始皇，别人说了就是“反革命”。
我看到郝斌被牵来牵去游斗，为他不平，也为自己庆幸，总算逃过一劫。谁知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得了。
批评聂元梓遭报复
赶走工作组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号称“红色政权”，聂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阮铭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贴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题目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批评聂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起初，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是少数，辩论了几个月，支持者越来越多，北大分裂成两大派：拥护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对校文革的叫做“井冈山兵团”。这时，聂元梓就不客气了，她把当初江青要点我的名，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等情，和盘托出。大字报越说越玄，有的说我给李讷打了三分，还有的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对我说：“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个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原来李讷的门门五分是这么来的。我教的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家有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似有藐视“顶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气”。也有“井冈山”人贴出支持我的大字报：“郭罗基一身正气，没有媚骨。他准备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诉诸公议，和你们辩论。”我并没有说要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2]。但这个大字报泄露了天机，大家知道我还保存着李讷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讷考卷作罪证
军宣队进校后，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初期，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以后，“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标签。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先是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是连续的批斗会。 接着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条就是“迫害李讷”，并勒令我交出李讷的考卷。
那一年学期末，讲课结束，复习一周，然后考试。李讷要求提前考试，还有一个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试，都说了一些理由。我为他们另外出了一套试题。阅卷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给了四分。我知道李讷平时学习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错，可能她没有经过复习，发挥得不是很好。过了几天，我将试卷交历史系办公室保存。教务员是一位老太太，我的无锡老乡，名顾霭如。她对我说：“李讷门门功课是五分，你给了她一个四分，她很不高兴。”我说：“是吗？我来找她谈谈。”我自以为我同她是谈得来的。李讷的试卷暂时由我保存。学生的试卷无论是由系办公室保存，或由教师保存，都只保存三个月。我找李讷，她回家了。后来我又借调到教育部，离开了学校，一直没谈成。那份试卷不经意间三个月后也没有销毁。
提出“迫害李讷”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对李讷的印象不错，不可能发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
后面那句话是孙蓬一同情我的时候说的。这时，由于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讷”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讷”，关键就在于要我交出考卷。不难想象，指着考卷，他们就可以坐实“迫害”的罪名了。哲学不像数学那样对错分明，他们一定胡搅蛮缠，说李讷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评判如何不公，可见是“迫害”。所以这份考卷决不能拿出来，但要销毁已经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烧纸冒烟，邻居就会检举：“销毁黑材料。”如果扔到马桶里，堵了，又成问题。我只能把它转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讷的考卷，我说销毁了。他们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没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条新发现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里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说，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到处挂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挂毛主席像。从反革命分子不挂毛主席像，推出不挂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逻辑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无论怎样批判，不顾事实，不讲逻辑，都无所谓。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学的，居然也置逻辑于脑后。但在这种场合同他们讲逻辑是没有力量的。我以攻为守，反咬一口，说：“你们家里随便挂毛主席像，让毛主席看你们吃饭、睡觉、拉屎，这叫热爱毛主席吗？”他们说，联系到你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皇帝”。我说：“照你们所说，我是仇恨皇帝呀。”他们无话可说就“打态度”。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恶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的第三条“反革命”罪状，确实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但这一切都不能明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在北大，这句话被传为“郭罗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伟大人物”？说聂元梓是“伟大人物”，还不够格。起初，拥护“红色政权”的保聂派只是从派性的角度来反对我，说我“把革命群众当奴才”。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品出味道来，说：“郭罗基哪里是反聂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了，必将大祸临头，极不明智；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经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我在紧要关头尚能保持方寸不乱，批斗会上急中生智。我说：“我当时说的明明是反聂元梓。但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你们说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好说。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时冷场，他们无以应对，就空喊“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之类。
专案组为我送“鸡毛信”，销毁考卷
我被关在南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原是卫生间，后来撤去浴缸、马桶，成了储藏室。现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张床，再也没有活动空间了。好在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来往行人。外间住着两个看守。专案组就在楼上。我的前妻刘渝宜给我送替换衣服和伙食费，都只能交给专案组。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倒是能从窗户里看到她走进南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连中国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许的，在人民共和国里却是司空见惯。
几个月之间，每次总是审问两个问题：“李讷的考卷到哪里去了？”“交代你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我对抄家早有防备，作了一番处理。章太炎逃亡时，包袱里只有手稿，别无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轮到我搜索家室时，才觉得章太炎不痴，想来想去确实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个旅行包里，还有来往书信（心想假如我当“反革命”，不要连累别人），再加李讷的考卷。这个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朋友家。那里是所谓“保密单位”，本来比较平静，后来也闹起来，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担心，如果他们那里的天派搞到了李讷的考卷，就会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刘渝宜将考卷销毁。可是谁能为我通风报信？我处在禁锢的牢笼之中，唯一的通道是专案组，只能通过他们的手来传递信息。我使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浑身解数，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我将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专案组，说：“让我爱人补一补，补好后送来。”棉手套的夹层里藏一纸条，她伸手进去就会感觉有异物。纸条上写：“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沟里。”过了一个星期，渝宜将补好的棉手套送到专案组交给我，还有一瓶炒面。我知道炒面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纸片，上面有三个字：“完成了”。
专案组为我送了“鸡毛信”，他们当了义务交通员还不知道。以后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长地说：“销毁了，千真万确，肯定无疑！”
与专案组斗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整人的杀手锏。当时有一个《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简称“恶攻罪”。执行起来，非但“恶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扩大到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但“攻击”有罪，连“议论”也有罪。凭日记、书信以及关起门来的议论，等等，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历次运动都是自证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来的。一方面是可恶的专案人员进行逼供、诱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审查人员的天真，轻信什么“坦白从宽”。结果正是根据“坦白”来定案。
专案人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思想，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看法。”这些人都有阴暗心理。他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没有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看法，千方百计让你讲出来，给你定罪。
我说：“即使我有思想，没有言论；是言论，也不是行动。你们总是凭言论定罪。你们要我交代思想，一讲就成为言论。是不是引诱我犯错误？”我在文革中对思想、言论、行动的关系有切身体会，所以后来才能写成文章。
我不否认我有“思想”，就是不讲，尔奈我何？
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后就来“讲政策”：不交代，对自己、对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交代了，可以“给出路”等等。我知道，这是一种诈唬的手段。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照你们掌握的材料处理好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对我说，你的同伙化学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发你了，你不交代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专案人员常用的诈唬手段。如果从我这里挤出三言两语，又可以去诈唬某某人：“郭罗基揭发你了。”来回诈唬，诱发不实之词，成了假交代、假揭发。我回答他们：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尽管他揭发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他。
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饰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时，我也有像张志新那样的正义冲动：“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好，我就来交代。我愿意和你们辩论，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劝诫我：“你要沉住气，将来有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不顾后果。”就是为了将来有讲话的时候，我才忍受暂时的屈辱。张志新光明磊落讲出自己思想，结果在“反革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发表《谁之罪？》之后，常有人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这是我酝酿了十年才写出来的。”
专案人员不仅要我交代自己的“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还说我是井冈山兵团“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
最早进驻北大的军宣队是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派出的，负责人刘信是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带来的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杨顺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这位杨处长是个獐头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谈话，说：“你们井冈山兵团有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每条线都通到你这里。你们的大印，我们都拿到了。……”要我交代与“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联络图”。我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这是“土八路”办案，以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显然是谎言。
井冈山兵团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共产主义学会”、“马列著作学习小组”等的小团体。后来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毛、坚持文革的正统派；凡是“马列著作学习小组”都是“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分子。这些“马列著作学习小组”常常向我请教理论问题，还到我家借阅书刊。在军宣队的高压之下，不少人把我牵扯出来，所以我成了“总后台”。事后，井冈山兵团的人们笑称我是“总后”。
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忽一日，南阁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么事。专案组对我说：
“回家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回哪个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离审查不是还没有做结论吗？我怎么能回家？”
“军宣队犯错误了，谁给你做结论？”
回家后才知道，在这四个多月里，北大出了大问题。住“牛棚”的和像我这样单独关禁闭的达九百多人，超过当时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自杀的接二连三，每有自杀，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人死了也不放过。这样的大标语，人们数了四十多条。直到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队。从此，北大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
我确实是他们要抓的“反革命”，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扩大化”队伍里溜号了。但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离开北大的时候，得了一个群众评语：“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转自《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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