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魔术3---贺龙案辨析

道具：李烈主编《贺龙年谱》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这个魔术变得厉害，一下子变了三个：买账、平静如常、人间蒸发。

一、小魔术1：买账

在丁氏的魔术《“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贺龙案辨析”》中有这样的文字：

9月10日，贺龙来到毛家湾拜会林彪。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注7）林彪与贺龙之间的谈话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贺龙走进大厅，林彪迎上前去。俩人握手寒暄后，林彪请客人落座，内勤送上茶水，宾主谈话开始，气氛平静如常。”（注8）

林彪这番话其实意在提醒贺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可是从贺龙的反应来看，贺龙不仅不买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林彪所言“贺龙的问题可大可小”，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掌握着贺龙的命运，毛可以将贺龙的问题压下来，“留中不发”，也可以对贺龙立案审查。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没有任何人敢于立案追究贺龙的问题。

这里的（注7）就是一个“买账”的小魔术。“注7”取自“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2页。”

和《贺龙年谱》对照一下，丁凯文似乎也没有引错。而且丁凯文还特地去“查考”了一下，结果是无功而返：“林彪与贺龙之间的谈话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丁凯文，你到底“查考”了什么？你在这里是在充楞装傻，你除了耍阴谋、施诡计以外，还会做什么？

贺龙在这个场合的讲话其实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林彪传》408页是这样的：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说：“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地表明了贺龙“站在毛泽东一边”么？贺龙所说的话不需要多，只要这句话就足够了。哪里有什么“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丁凯文硬是把“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吞了下去，得出结论“贺龙不仅不买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连舒云都知道的你丁凯文会不知道？

“林彪与贺龙之间的谈话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你到底“查考”了什么东西？你是在“查考”还是在“变魔术”？这丁凯文的魔术，真是出神入化，奇妙无比。众所周知的“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可是丁凯文就会视而不见，然后仿佛有点遗憾：“现在已无从查考”，然后就甩出了“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贺龙所说，明明白白说明贺龙支持老毛。可是，丁凯文又玩起了“丁凯文腰斩叶群”的魔术，把后面半句咔嚓掉了。于是，就变成了“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当然。丁凯文这里只带了剪子，没有带黏贴剂。如果带着黏贴剂的话，或许会是这样：“谁反对党中央、刘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刘主席，我就支持谁!”贺龙和刘少奇，既无历史上的渊源，亦无现实的考量，也无理念的认同。而丁凯文硬是来个拉郎配，把他们黏在一起。贺龙，当年延安，老毛和江青喜结连理，反对的人不少，贺龙硬是力排众议，力挺。庐山会议，彭德怀出头，老毛灰不溜秋，贺龙又是力挺。文化革命了，贺龙成了刘党了？岂不是天方夜谭？

其实，这里有三个人，老毛，刘少奇和林彪。当红的是老毛，刘少奇已经是过气之星了，林彪，那是冉冉升起，明日之皇。谈话是在66年9月10日。要选择站队的话，只有在老毛和林彪之间选，除非你是理念不一。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明明白白说的是：“你跟不跟我林彪？”林彪所需要的答案就是“我当然站在你林总一边。”可丁凯文硬是要说“林彪这番话其实意在提醒贺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贺龙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个丁凯文除了卑鄙以外，真是没有别的形容词可以形容了。

林府的这个戏已经演过几次了。

《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两幕：

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

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

《李作鹏回忆录》中的一幕：

叶群还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我:“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我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看看《毛家湾》所说：

听进去的工作人员讲，邱会作一进屋里，就给叶群下了跪，痛哭流涕地说：“叶主任，你可救了我啊！……”

可见，林彪这里是故伎重演，所需要回答的就是：“怎么向林总交代？”就是“我当然是跟林总的”，就是“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关刘少奇什么事？要是贺龙会像吴法宪一样：“我当然是跟林总的。”要是贺龙会像李作鹏一样：“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要是贺龙会像邱会作一样：“你可救了我啊！”要是贺龙会像周宇驰一样：“我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贺龙就不会出局。林彪不就是要听这一句话么？

可见，这一个套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林彪已经是食髓知味，驾轻就熟，在此只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对吴法宪和李作鹏，叶群唱主角就够了，对付贺龙，叶群的级别不够，必须老二亲自出马，曲子还是老的。在林府，这已经是胜利曲，进位曲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谁要是唱出了不和谐音，他就必须滚蛋。

丁凯文说：“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掌握着贺龙的命运，毛可以将贺龙的问题压下来，‘留中不发’，也可以对贺龙立案审查。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没有任何人敢于立案追究贺龙的问题。”完全是一桶浆糊、充楞装傻。毛泽东掌握着所有大员的命运，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可是，时代不同了，林彪已经成为“接班人”啦，邱会作就是林彪给捞出来的，毛泽东管屁用。丁凯文，你要不要把你的浆糊告诉李作鹏，让李作鹏去说：“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你要不要把你的浆糊告诉吴法宪，让吴法宪去说：“我当然是跟毛主席的”？吴法宪和李作鹏知道，如果不对林彪表忠心，立马完蛋，毛泽东顶个屁用？难道你比李作鹏、吴法宪还要聪明？吴法宪说得很清楚：“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当然如果说得再清楚一点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我立马完蛋。”

如果贺龙也能够像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样的话，或许还会有一条生路，确切些说，或许还能多活几天。只是以贺龙的地位和经历，这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贺龙和金刚的区别在于，当叶群唱了上句的时候，金刚能够按照林彪的剧本唱下句，而当林彪唱了上句的时候，贺龙没有能够按照林彪的剧本唱下句。

正因为吴法宪会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正因为李作鹏会说：“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所以他们会成为四大金刚。要是吴法宪说：“我当然是跟毛主席的。”要是李作鹏说“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他们会成为金刚么？如果他们不照着林彪的剧本唱，他们也就是罗瑞卿第二，罗瑞卿第三。

当老大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其实，已经是有点不妙了。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解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那是老大卖了老二一个人情，意思是说，我对你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你去征求一下老二的意见。看看怎么样。而当贺龙去见老二的时候，已经是耗子落在猫爪里，凶多吉少了。

可是，丁凯文就是会玩魔术，抽掉林彪，套上刘少奇。丁凯文会做的，就是把漂白粉和浆糊放在他的魔术箱里调一下，然后涂到林彪脸上。

其实，要了解文化大革命，不能不知道吴法宪所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不能不知道李作鹏所说：“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丁凯文的文字，少说也有百万了，丁凯文对于《吴法宪回忆录》和《李作鹏回忆录》，那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但是，吴法宪说的“我当然是跟林总的。” 李作鹏说的：“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邱会作说的： “林总，你可救了我啊！……”笔者把丁凯文的文章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研究文革，这么重要的材料都不见了，还研究什么文革？这说明，丁凯文的文字都是垃圾，垃圾里怎么会出现正经的东西？

丁凯文对于三位金刚所说，提都不敢提，对于贺龙的话，却又把“谁拥护党中央，谁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切割掉，然后就得出结论：“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没有任何人敢于立案追究贺龙的问题。”除了说明丁凯文的卑鄙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丁凯文这里的引文也没有引错，《贺龙年谱》782页确实是这样说的，文字如下：

9月10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人民大会堂与林彪谈话。 在谈话中,林彪说:贺老总,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 问题,支持谁?反对准!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 谁,你还不知道?谈话时叶群与警卫人员埋伏幕后,怀疑贺龙暗杀林彪。

作者李烈在这里只是话没有引完全，结果就给丁凯文这样的宵小之徒钻了空子。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基本的素养就是要知道如何领会所评论人物的完整意思。可丁凯文两样，他所需要的就像老鼠打地洞一样，专门看哪里有空子好钻。然后就从那里掏出一点东西来，用他的脏兮兮，黏乎乎的丁氏逻辑调和一下，就成了一个魔术，可以往林彪脸上贴金了。

丁凯文对于他所谓的“官方”向来是嗤之以鼻，这次想到了官方的《贺龙年谱》，也不容易。《“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中两次引用《贺龙年谱》，两次引用《贺龙传》，两次引用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可见，丁凯文对这些书不说是倒背如流，至少也是熟悉非常了。《建国后的贺龙》就有下面文字：

林彪想了想，扬起死灰一样的脸，说：“意见嘛，也有一点儿。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嘛，主要是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林彪的话说得不紧不慢，可话中分量很重。贺龙待林彪说完，猛地站了起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贺龙传》中两次提到“贺林对话”。一次是在第二十章：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一次是在“附录贺龙生平大事年表”：

9 月 10 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与林彪谈话。针对林彪所说“你的问题 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回答说：“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可见《贺龙年谱》和《贺龙传》的后一次引文只是引文没有引全，说“贺龙说了这句话”，但并没有说“贺龙只说了这句话”。而丁凯文就在此捞到了稻草，可以变魔术了。丁凯文就像一个豹子一样埋伏在草丛，你们谁提到“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他一概不理，一看到李烈没有提到，马上就扑了上去，然后就“不仅不买林彪的账，甚至也不买毛泽东的账，对于林彪暗示贺龙应追随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丁凯文，我且问你：贺龙的回答中有没有提到“毛主席”？贺龙有没有说过“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你知道不知道贺龙说过“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二、小魔术2：平静如常

我们可以看到，《贺龙年谱》里说到“谈话时叶群与警卫人员埋伏幕后,怀疑贺龙暗杀林彪。”这又成了丁凯文玩魔术的道具了。丁凯文对这一句置之不理，接着说：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贺龙走进大厅，林彪迎上前去。俩人握手寒暄后，林彪请客人落座，内勤送上茶水，宾主谈话开始，气氛平静如常。”（注8）

张云生是这么说的么？我们就来看看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所说，看看丁凯文在怎么玩魔术的。

读者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丁凯文所说的“气氛平静如常”。这么长的一段文字，还加上精彩的插图，丁凯文能够沙里淘金，把“气氛平静如常”找出来，这变魔术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

舒云著的《林彪传》里有同样引文:

在这就是丁凯文说的“气氛平静如常”“和和气气”。原来丁凯文是只看到“大厅”，不看到“帷幕后边”的，这眼光果然厉害。丁凯文在其第一魔术中是“腰斩叶群”，在这里简直就是“截头去尾留肚档”“腰斩张云生”了。

其实，从林彪和贺龙的一问一答，已经可以看到这里是在唇枪舌剑了，也就是《贺龙传》所说的：“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张云生说“气氛平静如常”，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俩在说什么，丁凯文明明知道他俩在说什么，还会拿张云生的“气氛平静如常”来说事，不是混账么？

司马迁有一篇《鸿门宴》，流传千古，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不过，丁凯文把这段文字全都视而不见，只看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然后得出结论：“他俩的关系多好啊！”

当然，我毫不怀疑，丁凯文会说，这是叶群所为，林彪不知道。如果到了胡搅蛮缠的地步，还有必要再争论下去吗？我对丁凯文的忠告是：“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还是歇歇吧。

三、小魔术3：人间蒸发

上面两个魔术，只能算是两个下三滥的小魔术。看过魔术的，大都看过“真人消失”这一个节目。一个人，塞在箱子里，用块布一遮，把布拿掉，箱子里的人不见了。不过在这样的魔术中，那个消失的人一定会出来，或者从幕后，或者从观众席上。这些魔术，和丁凯文的魔术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差得远了。丁凯文变魔术，楞是可以把一个人从人间蒸发，从此不再出现。

此人是谁呢？此人姓宋名治国。看看丁凯文的《“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里面引用的文献有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还有《贺龙年谱》，《贺龙传》和《建国后的贺龙》。四个文献都提到了宋治国。可是，丁凯文文中不见了。当然，如果宋治国和丁凯文的文章没有关系，自然也不必提及。我们来看看两者有没有关系，先看张云生所说。

再看《贺龙年谱》。

再看《贺龙传》

说得最详细的，是《建国后的贺龙》，文字如下：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贺龙也被通知参加。而在登城楼的军委副主席中，只有贺龙没穿军装。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穿军装时，当即派人从家中取来，而此时，活动已近尾声。

　　贺龙的这一情况被叶群发现了。他对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处长宋治国说：“你了解一下贺龙为什么不穿军装？”

　　宋治国听了这位红得发紫的二号人物秘书的指示后，诺诺连声。当即进行了了解，尔后，把情况报告了叶群。

也是9月8日这天，叶群正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行走，她突然又见到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当时，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正在扩建，他与叶群都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当下，叶群把宋治国领到了新疆厅，很关切地对宋说：“现在很多干部都向中央写信，反映贺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写呢？”说完，叶群望着宋治国，听他回答。

　　宋治国说：“我不了解情况呀？”

　　叶群说：“不了解大事还不了解小事吗？你是警卫处处长，经常出入贺龙家，我不信磨道里找不见驴蹄印儿。”又说：“这可是考验你忠不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立场问题。”

　　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向叶群表了忠心。

再说宋治国，自从向叶群表忠心后，从9月8日到9月22日，先后写了5封揭发贺龙的信。其第一封信写了关于国家体委的所谓“3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第二封信中写道：“敬爱的林副主席：结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的传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有些事，情况很不对头，为避免发生对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不利的事，我再次向林副主席报告几点：一、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来往密切，经常密谈。听说，贺龙与薛明结婚，就是彭真介绍的。后来薛明又将跟她一起工作的一个人介绍给贺龙的外甥廖汉生。这个人是杨尚昆的亲戚。二、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也不正常，特别是罗瑞卿、彭真问题发生后，他们很紧张。在空军、海军、地方上到处拉人打桥牌，牌桌上无话不说，许多工作在牌桌上决定。罗瑞卿问题揭发后，他们一伙里的人还给贺龙送去一大筐橘子。三、体委荣高棠天天去贺家，万里也常去密谈、吃、喝、玩、乐、钓鱼。柯庆施在上海开刀后，被贺龙拉到西南养病，整天打牌、钓鱼。不久累死了。他们又多方安抚柯的家属，使她有话说不出来。这些情况，我很担忧，疑虑。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特向您们报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

宋治国在9月19日的信中写道：“林副主席：我现在又听到和看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绝对安全，再次向首长报告几点。一、……贺（龙）本人的房间里保管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时带上，不知为了什么？他还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并让每天带在身上，这也不知为什么？二、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贺龙经常到警卫分队去打扑克，乱扯乱谈，这是在拉拢部队，也不让调换。弄得这个分队经常说好……过去出去要‘跟车’，现在对警卫处跟车不满，怀疑心很大。因为怕出事，我就赶写出来。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现象。”

宋治国在9月21日的信中写道：“贺（龙）家有枪：八音枪1支，子弹20发。白郎宁手枪1支，子弹2发。十二号猎枪1支，子弹1037发。十六号猎枪1支，子弹1989发。宋治国。”

宋治国在9月22日的信中写道：“……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子下面，是贺龙全家的照片。罗瑞卿天天看，但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听说怕人家发现，有客人去，他们还拿东西掩盖住。贺龙到现在还保留着他在旧军队时的照片。”

当叶群看了宋治国写的第一封信时，就故弄玄虚。她当着几个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揭发贺龙的材料属实吧？若实我们就送，若不实就不送。”

宋治国连连说：“属实，属实。”

当叶群问宋治国写此信怕不怕时，宋治国说为了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什么都不怕。叶群点着头，又对几个秘书说：“你们写个证明材料，证明宋处长送材料的经过。”

于是，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的情况证明》，材料写道：“宋治国同志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了有关贺龙副主席的一些情况。9月8日，叶群同志根据林副主席指示，嘱我们将宋的来信转给叶副主席（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均用×××，而未用宋治国同志的真实姓名，原件均系宋治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已存档）。文件送出前，叶群同志对宋治国说：‘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宋治国同志说：‘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他还说：‘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毛主席，我要向首长反映这些情况，我什么都不怕。’他说这些话时，我们三人都在场。林办秘书张春生、赵根生、张云生，1966年9月8日。”

叶群看后，又由她口授作了修改，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同志来向主席和林副主席反映情况。宋治国同志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情况。第一封信写于×月×日，是关于体委系统曾于今年5月限令3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此事报告组织后，经查对属实。文革小组、康生、叶副主席、总理都非常重视，并已成立专案组，由谢富治同志任组长，李天佑同志为副组长。第二、第三封信都是反映贺龙及其他同志的情况。这些，都是他亲笔写出的材料，叶群同志都及时念给林副主席听了。林副主席认为有参考价值，当即批呈主席，并送军委叶副主席。主席阅后，指示连同空军写的5份材料、王新亭副总写的材料一起抄写几份，分送总理、陶铸、先念、富治。这些都是叶副主席直接交军委办公厅路扬、金涛两位同志承办的。

此稿中间删去了“（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均用×××，而未用宋治国同志的真实姓名，原件均系宋治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已存档）”一段。全文末尾加上改写的如下一段：“当时发现宋治国同志有些怕打击报复的情绪，所以往外分送他的材料，签名只用×××。”

　　三位秘书知道这些信非同小可，便在证明材料存档底稿上加了如下的注解：“这是赵、李、张3秘书根据主任指示写的关于宋治国材料问题的证明材料，后又根据主任指示作了修改，这是修改稿的底稿（钢笔写的原来的，铅笔写的是主任口授加上的。”

宋治国的5封信引起了中央警卫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董必武的女儿董楚（刃＋巴）那里了。董必武女儿随父住中南海，贺龙目的是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从董必武女儿那里取上枪，用来暗杀毛主席。”

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可在当时，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了。关于此段公案，董楚（刃＋巴）后来回忆称：“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男孩子们一拥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4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放松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1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遽和愤懑！……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来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再说宋治国，出卖了灵魂之后，又多次主动写材料送给林彪、叶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贺龙提供炮弹。到1968年6月27日，他又先后写诬告信13件，打电话11次。诬告总参、总政、北京军区、国家体委等单位的领导人，说他们“可疑”，是“坏家伙”、“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分子”等，涉及21人。

　　宋治国还于1966年10月6日、1968年3月24日两次给林彪和叶群写效忠信和决心书，信中说：“林副主席和您（叶群）对我这样的信任和重用，使我的一家千秋万代也不能忘记”，“冒死写给首长有关贺龙的几份资料报告”，“我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宋治国把自己死死缚在林彪一伙的战车上，甘当奴才，但是，林彪、叶群利用完他后，就又一脚把他踢开了。叶群对吴法宪说：“胖子，宋治国对我们倒是很忠诚，可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你给他找个地方吧。”

　　于是，吴法宪把宋治国安排到山西晋南临汾的一所航空学校当了个副校长。宋治国本来是正师职，到了那儿却成了副师职。

　　宋治国是河北完县人，1921年出生，中农，学生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排长、警卫参谋、副官，“文化大革命”前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警卫处处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宋治国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0月26日被押回北京，由空军隔离审查。1972年10月31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5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依法逮捕，同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对于宋治国写诬告信的情况，林办秘书张云生写了相关材料：“林彪、叶群运用阴谋手段迫害贺龙等我军许多高级干部，目的就是篡党夺权。他们指使一些人写证明材料，以掩盖自己的罪行。我在整理和参加签名《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材料》时，就已发觉这份证明材料是假的。但由于慑于林彪、叶群的权势，当时没有据实强辩，事后也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揭发。因为觉得问心有愧，我曾在林办存档的假证明底稿上偷偷注明这份证明材料完全是根据叶群的授意写成和修改的，但这也只能证明自己的软弱。这个底稿和小条现存在档案里，请未来的人们去评断吧。”

　　宋治国也于1975年10月17日写了交代和说明情况的材料，他写道：“关于我写贺龙同志的材料情况：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去执行警卫任务时，碰到反革命分子叶群。她问我：‘你也来啦？’她又说：‘今天的场面真大呀，也很隆重。你看今天的首长们都穿上军装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穿上了军装，为什么贺（龙）没有穿军装呢？’叶群又说：‘昨天晚上是有通知的，军队首长们都要穿军装，贺（龙）不穿是什么原因呢？（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贺龙同志没有穿军装）我说：‘不清楚。’她说：‘你回去后问一问他的警卫人员为什么不穿。’（后来警卫人员拿来穿上了）她又说：‘看他的精神面貌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后来我根据她说的情况问了贺龙同志的警卫杨青成同志，据杨说，贺说他又不是管军队的穿什么军装……我向她汇报以后，她要我写一个情况报告给她，她还说：‘你写这几个问题时，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了解的口气写。’过了几天叫我到林贼那里去搞警卫（住人大会堂）。叶群口述叫我记写贺龙同志的材料。据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柯庆施同志的逝世和他们有关。李井泉把柯老请到成都去养病，每天打牌，把柯老的心脏病累复发了，后来逝世的。说成都军区司令员（名字忘记了）和贺的关系很好，给贺在成都那里修了一个地下宫殿。贺和罗瑞卿的关系也很好，罗的爱人郝治平由地方到部队来是通过贺的关系才到部队的。贺的儿子和刘少奇的女儿关系很好，他们是拥护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学校去的，曾在贺的家里开过拥护工作组的会，李井泉两个儿子参加。贺不干工作每天去钓鱼。听说贺到现在还保存了他在旧军队时候的照片，这个人旧军队的习气很浓厚。最后她说：‘由你的口气整理一下，把它抄一份上报中央。写这个材料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她又说：‘现在有好多高级干部向我们反映了贺的情况。’”宋治国写道：“叶群问过我谁好到贺龙同志的家里去，我说我所知道去的人有廖汉生，说廖是贺的外甥，是亲戚关系。有王尚荣，他们是老上下关系。叶群说还有李井泉、余秋里、傅传作，还有东北空军的一个司令员（名字忘记了，她说贺曾提出过叫这个人当老公安部的副部长），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原一二○师他的老下级。后来她叫我重抄了一遍送给了她。最后叶群叫我写了一个打倒贺龙同志这样一个内容的决心书。大致的内容是：我是一般干部向你们反映几个问题。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贼这句话是我加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宋治国又写道：“当时我是很信任她的，认为她说的或做的事都是林贼的意思，还认为给他们办的事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说明叫我去办这是对我的信任。为了靠近他们，为了不失去他们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叫做的事都是惟命是从给他们尽力去办。以上情况都是我这几天再三回忆的。”

　　198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前，宋治国被移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审理。后又移交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审理。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检察院和法院审理后认为：“宋治国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的规定，已构成反革命诬陷罪，应起诉判刑。但鉴于宋治国是在叶群的指使下参与犯罪的，在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免予起诉。”

　　随后，宋治国所在的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对其提出了处理意见。1982年6月10日，空军政治部对其处置意见进行了批复，空军党委作出决议：宋治国退出现役，每月发生活费120元，政治、医药均按一般干部待遇，审查、关押期间扣发的工资不补。

宋治国由警卫处长、航校副校长到被长期关押、审查，并差一点被判了刑；由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到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地方按一般干部待遇、管理，这就是他出卖灵魂的下场。

《“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还有一篇参考文献是王年一的《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王年一在文中说：“ (9)1966年夏，叶群授意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揭发’贺龙的材科。详见胡思升《元帅之死一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 胡思升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其中说道：

凡是在林彪陷害忠良的场合，决不会没有叶群的魔影。

　　　　这一次，叶群选中了军队内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此人名叫宋治国。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叫宋治国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至２４日，宋治国一共写了四封诬陷贺龙同志的信给林彪，林彪立即下令印发。

　　　　叶群假宋治国之手写的诬陷信的原件，如今都已查获。这些信，有些纯属捏造，有些十分荒唐可笑。为了立此存照、录以备考，不妨摘引几例：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放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１２０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等等。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还精心导演了一番。宋治国按照叶群的口授，在写好诬告信后，来到叶群处。叶群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双簧演毕，叶群还嫌不足，又叫“林办”三位秘书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无非是证明此事与叶群无关，是宋治国主动揭发的。

以上的文献，可都是《“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中的参考文献，可是《“文革”时期军内的一场大搏斗》却找不到“宋治国”这个人！我想问问丁凯文：你知道宋治国这个人么？你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么？你知道他背后是谁么？知道的话就站出来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当然，你如果说你看书的时候风沙迷了眼睛，没有看见，那也没关系。或者你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宋治国这个人，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官方变魔术变出来的，那也没关系。或者你认为，宋治国和贺龙案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也没问题。反正，不要躲起来。

丁凯文，你凭空变魔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间蒸发，你的文字还有什么信用？不是垃圾就是狗屁。如果一个人讨论贺龙案，却把宋治国这个人蒸发掉，那么，这样的讨论一定是垃圾，不值一读。

丁凯文说：“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记将这段过程作了加工美化”，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不过，你把宋治国整个人蒸发掉，这算是什么行径？你以为宋治国是大陆官方串通了张云生制造出来的魔鬼？你比“大陆官方”的做法还要恶劣，恶劣上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