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贞的舒赛

                      坚贞的舒赛

                             (2007-09-01 )

    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脑壳的时候，还在高声的喊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是光荣的！”

                               ——摘自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年》（1942）

    舒赛是一块钢，在和邪恶势力的搏击中闪射出来的火花，特别艳丽。她的事迹应该记录下来，传之久远。

                                ——摘自马识途书信（1988）

    一个宣称自己崇拜撒切尔夫人的女大学生，在听了舒赛的故事后，抹着止不住的泪水，奋然疾书：”今天我仿佛才懂得，那些给人间输送过光明与温暖的人，就是站在最缺少光明与温暖的地底深处采掘火种的人。

                                 ——摘自秦晓鹰《审判真理》（1988）

    1966年12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先后接到西城分局和海淀分局报告，在西单菜市场、中组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附近发现金字红纸大字报，题目是《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矛头直指林彪副主席。不久，北京火车站、王府井大街、石景山钢铁厂等处亦发现了同样大字报，共计18份，虽然没有点林彪的名，但从文中内容看，很明显地把林彪副主席说成是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属于重大案件，军管会立刻上报公安部，并集中力量侦破。不到24小时就查明大佛寺东街旁门5号院孤身无业妇女王藕有重大作案嫌疑。

“七.七”事变后，20岁的舒赛(前排左一）仰慕南丁格尔，考入湖北省“战地救护训练班”

王藕，又名舒赛，曾用名祝成龙，湖北江陵人，1917年9月15日生。家庭属于书香人家。其父亲祝甘亭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学堂，参加过武昌起义。舒赛中学毕业后不久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陶铸在应城举办的“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社会部秘书、县手枪队指导员、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中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处长、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她多次出生入死，功绩卓著。1941年5月，她执行侦察任务被敌寇逮捕，押解路上曾拉住鬼子跳河自尽。面对敌人审问，她坦承自己名字叫“抗日”。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再次自杀，远近闻名，连日本鬼子都对她产生某种敬重，后经陈少敏指示，被地下组织营救出狱。1944年秋，她率领队伍一举消灭金兰会等地下反动组织，在审讯其头目时，一混入我内部的敌特利用执勤机会，从背后向她开枪，幸亏是哑弹。舒赛听见扳机声，迅速扭身一把夺过敌特手枪，将其制服，回过头来继续审问反动头目。因她对敌斗争坚决，敌人多次对她进行暗害却没有得逞。这位女公安局长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被誉为巾帼式的英雄。豫鄂边区代理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也数次在大会上表扬她，号召全边区女同志要向舒赛同志学习。

            1943年春，舒赛在江陵县任公安局局长留下的照片

    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舒赛也很有个性，看不惯有些女同志就想嫁个领导，变成首长夫人。当时根据地县团级以上干部配有专用马匹，人们将这种嫁给首长的婚姻称为走“骡马路线”。 舒赛是坚决反对“骡马路线”的，她说：“在革命队伍中男女应该平等，妇女不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组织上应该关心女同志的婚姻，但不能包办。在婚姻问题上必须自主，不能强调服从。”    

  为这件事，舒赛的老首长陶铸将她找去，批评了她。舒赛不便多说。后来，她虽然多次受到一些领导指责，仍然保留自己的观点，并决意身体力行。期间曾有很多人给舒赛介绍对象，都被她婉言拒绝。为此，舒赛不禁感慨地写道：“我在边区多年，从来没有哪一位领导像说媒那样热情、那样兴致勃勃、那样苦口婆心地与我谈过工作。”   

    新四军五师第四号首长、政治部副主任王翰亲笔来信，为政治部主任(任质斌）说媒。舒赛虽久闻大名，却从无接触。对这桩婚事，她以“齐大非偶”为由，婉言谢绝。从此，舒赛继被捕脱险的英勇事迹传遍当地外，又为一再拒婚于首长，也成了根据地的一大新闻。

     陈少敏书记在批评那些不愿自强自立，只想找一个首长贪图享受的女干部时，常举舒赛的例子赞扬。

    但舒赛这么拒绝许多人的追求，自然也刺伤了一些领导和领导夫人。朋友说她是玫瑰，刺伤了许多攀折者

 已近而立之年，舒赛仍单身一个，为根据地所少见。战友们都感到不可理喻。

    她说:我素性喜坚贞。择偶的基本一条是必须既忠于爱情也忠于党业，俱能百折不挠者。否则，即令天人，不顾。那些见‘异’便思‘迁’者，岂是人类之性爱。故在五师多年，为此而得罪了不少人。”

    舒赛确实是个很重视名节的人。少女时，她曾在校运动会上与一获得冠军的女生合过影。但那女生头发很短，被母亲误认为是个男生，质疑她交了男朋友。舒赛一气之下，吞食鸦片，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幸亏及时发现抢救，才幸免于难。  

    然而谁也没料到舒赛后来却在一个比她小3岁的营级政工干部的狂热追求下，同意与之结婚了。周围人都群起反对，认为她应该找个年龄大一些的，水平高一些的。但舒赛生平最厌恶从地位出发的婚姻，周围人越反对，她越固执，非要找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可谁料到，这个自诩为“货真价实处男”的军人，竟然是一个淋病患者！自己不但有病，还传染了守身如玉的舒赛！2年后，舒赛看病时才得知自己染上了淋病。这一残酷打击和伤害，让舒赛悲痛欲绝。她在婚姻问题上拒绝了那么多老同志，却被如此小人欺骗。1948年5月27日，她给东北局组织部写了一份请求离婚报告。组织部很快批准了他们离婚。这是舒赛一生惟一的一次婚姻，仅仅26个月。此后，她发誓不再嫁，对自己感染淋病一事也不避讳，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谈及。一些老领导如文敏生等劝道：

  “舒赛呀，你何苦自我宣传它？”   

舒赛坦然回答：“为什么不讲呢？我由于无知而受害，我现身说法，是希望所有人、特别是青年人都能以我为戒。”直到3年之后，舒赛的病才在北京医院根治好。

    1950年秋，前夫又突然找到她，说自己是某师的政委。即将带部队赴朝作战，特地请假来见她，请求复婚。再三表示过去对不住她，已痛改前非，性病也彻底治愈。舒赛感到很突然。对方又请多个老战友帮助劝说舒赛。她思考再三，心想毕竟夫妻一场，何况他要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了，就同意了，也省得光棍门前是非多。三天后，舒赛感到肚子不适，发现旧病复发。丈夫的尿液中布满着淋丝！舒赛怒不可遏，呵斥道：“你还算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吗？你身为政委，有的是卫生员，打两针潘尼西林轻而易举。你却本性难改，又来伤害我。我恨不能开枪打你几个窟窿，免得你日后再去辱害别人！”   

复婚以一场闹剧匆匆收场。 

舒赛后来写道：“此后，我一直未肯再婚，因为被那深而又深地惭恨、羞恨、恶恨所紧伴着。‘曾陷污泥羞于水，那堪巫山愧对云。’谁料想，一个高标自许，守身如玉的人，一个重党性、道德、品质、人格而放弃了多少次可能美满生活的人。结果嘛，却落在淋病兼小人之手。我怎能以不洁之身再去害人？即使病根断除，也会使别人引以为憾，更会使我心不安宁。很难相信那种细菌交流的生活也算夫妻生活。与其遗憾、肮脏的相处，不如独往独来。”

  舒赛说到做到，一直到死，坚定地过着单身生活。    

                     1949年2月初，舒赛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

舒赛个性倔强刚烈，命运多舛。

1952年春，中南局民委开展“三反”运动。舒赛奉命从广东回到机关任支部书记，领导机关的运动。由于她不同意单位主要负责人借三反运动整自己不喜欢的人，并如实向上级反映，民委主要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污蔑她有政治历史问题：如参加过女特务组织、有托派嫌疑、不和其父划清界限、在江陵当公安局长期间制造了冤案等，且不容许她申辩就撤去她支部书记职务，又停止了她3岁养女的生活供给。中南局民委还将舒赛作为“三反”运动打击重点，把许多诬陷材料塞进她的档案，秘密送往中组部。

    刚直的舒赛与对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53 年冬，舒赛为治疗肝病，请调北京。在老首长李先念的关照下，中南局首先撤销了对她养女停止供给的错误决定，并批准她调到北京。舒赛被安排在建工部。由于档案里有所谓的种种问题，而受到歧视打压，她心情沉重，难于工作。1955年她病情加重，医生认为肝硬化已转向肝癌，断言她最多能活上五年！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还蒙冤在身，不清不白，她忧心如焚，开始了锲而不舍地申诉，揭批党内不正之风。以下是几则她申诉信中的内容：

    “由于党中央历来的各种文件、指示精神以及党的各级负责人对我的教诲，使我决定有必要坚持向中央反映我在中南‘三反’中所看到和经受的一切不良现象。”

    “地位与品质作风应成正比，否则应该纠正。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错误性质相同时，高级干部应多受责备才对。因他们的毛病所带来的损害也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是旧时代封建统治者的东西，而他们尚且强调‘王子犯法与与庶民同罪’哩。”

    “党内有少数的夫人干部，不论其水平作风如何，往往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为了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作，对此种现可以谅解。但使用不当时，会使得一些群众产生混乱思想，如像当年咒骂国民党一样咒骂我们‘夫贵妻荣’、‘裙带关系’、‘皇亲国戚’等。”

……

在申诉的过程中，安子文部长两次接见了舒赛，亲口对她说，中南局在“三反”运动中对她的做法是“有毛病的”；那份材料待和有关部门协商后，可以注销；

    同时，有些好心同志劝她不要太认真了。她说：“人生如朝露一样短促，一个人若不能认真地活着，叫我是活不下去的。”

    还有人说她是个人主义，整天就为自己那点事叫屈。她反驳道：“我坚信未来世界的一切丑恶思想作风必定绝迹。为了加速这美妙时刻的早临，我何惜区区之身而不坚持揭发到底？若非为了党，一个孤病之身，稍存顾虑何敢再告？即或告准，也不过落得饱受摧残的身心，临终瞑目而已，何个人主义之有？……即令是为了个人，又何能强我忍受‘特务’、‘托派’等污名之辱陷？”

    她又说：“……多言罹罪，古今常情，不过骨鲠在喉，我之与党犹如赤子之与母，有话就该说到底。……但求瞑目时少点愧疚而已。”

    然而，虽然多次向上级组织申诉，由于整她的人阻拦，最后依旧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6月26日，她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会之机，去中南海新华门向毛主席呈送申诉信，却遭拒绝。当晚又到前门饭店人大代表驻地，找到老首长陶铸的夫人曾志，递交了申诉材料。第二天上街买菜就发现单位派人开始监视她，不许她再去告状……7月2日凌晨，她偷偷跑了出来，徘徊于天安门广场，思前想后，不禁失声痛哭。天亮后，她又去前门饭店人大代表驻地，想找到大会主席团成员转交自己的申诉信，却被阻止，并通知了她的单位。建工部立即派人来到前门饭店，要她马上离开。她据理力争，引起路人围观，结果她被说成是“疯子”，“精神病”，给强行拖入车内押回本单位。

    面对这种种粗暴无礼的行径，舒赛万分气愤，第二天7月3日上午，她就在建工部办公大楼内安放了一张行军床，宣布“公开绝食”，以抗议对她的监视和绑架行为。舒赛的举动惊动了建工部。当日中午，建工部部长刘秀峰派秘书将她请到办公室，亲自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就有关人员的粗暴行为，向她表示了道歉，刘部长还表示同意兑现安子文部长早就亲口答应注销她档案中的那份不实材料，舒赛才停止绝食。

    1958年初，在事发半年后，中央监委有领导一再要求严肃处理舒赛，批评刘秀峰右倾，说舒赛去国务院告状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绝食是叛党行为，应立即开除党籍。建工部遂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上访闹事，并在部机关公开绝食，影响极其恶劣的罪名，将舒赛开除党籍、撤职、降薪。

    舒赛对此处理坚决不接受，但由于病重，暂时隐忍了下来。到1960年初，舒赛不顾亲属的劝说，再次向党中央申诉。她表示，“如果毛、刘、周中央首长能看到材料，问题就能解决，否则也可能被抓。”

            此照为给中央投诉后在天安门前的留影，几天后即被抓 

    结果不幸被她言中，1960年3月，派出所将她抓走。建工部随即以“无理取闹”的罪名开除其公职，并给她带上“坏分子”帽子，送劳改农场劳教。走前，曾两次送她到安定医院检查精神病，诊断结果为：“意识清晰，思维逻辑性强，有分寸，无固定妄想内容，智力无减退，未见精神异常。”

舒赛本来就体弱多病，劳教后身体更加虚弱，精神也受到很大剌激。为让她“保外就医”，弟弟与有关方面交涉了半年多，1962年9月舒赛才被释放回家。从此失去工作，45岁的她只能靠变卖物品和亲友接济为生。

她虽贫病交困，却耻于不劳而获。老首长陶铸曾寄3百元给她治病，她说：“我何安心拿老首长应得收入为己用”，又恐连累老首长，遂托弟弟把钱全部上交给中组部。

           为生计，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苏联收音机

舒赛身处逆境，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她说：“革命志士懂得本，珍爱志愿，誓忠于本，在任何情况下，岂能忘本而求末？”

1964年她身体稍有恢复即不顾公安部门对她的“不许再闹”的警告，继续进行申诉。为不连累亲属，单身的她主动断绝了与所有亲友来往。她写道：“我扔所抚子女，绝手足，永诀姨母不得临终一面，六亲违背，孑然一身，为党无悔。”

    1966年文革开始后，舒赛对很多现象不理解，她在8月26日日记中说：“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八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后的第十六年，竟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让学生而且许多是初中生来独立作战，大闹首都，还听其各闹一套。共产党在野时，在北京这么闹还情有可原。今天是执政党，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9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热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她一辈子无儿无女。特别特别疼爱孩子。

渐渐的她将怀疑的焦点对准了林彪，感到他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只虎”，他说的话仔细推敲都有问题。他的一举一动充满着对领袖的阿谀，居心不良。

已经挨整8年，从13级干部变成家庭妇女，又变成“坏分子”的舒赛决定挺身而出，向党中央揭露林彪的问题。这时她已经49岁。

从8月份开始，她忍受着室内高温，开始写小字报批判林彪。那正是林副主席的威望如日月中天，党报、党刊、电视、广播正排山倒海般赞美他的时候。官方报刊整天吹嘘林彪同志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天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在中国革命的每一重大历史关头，他总是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然而戴着“坏分子”帽子的舒赛，却不理睬林彪身上的光环，直剥他的画皮。

针对林彪说就要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她指出：“……林彪沿用一套阴险的谄媚伎俩，拼命制造个人迷信，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妄图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打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针对报刊广播对林彪的赞颂，她号召：“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 ”

    针对林彪喜欢提出一些很标新立异的政治口号，并发明一些新鲜词汇，比如“高高的，足足的，深深的”，“最最最”…… 舒赛说：“这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倒退，哗众取宠。”

    舒赛知道她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必须得到组织和群众的支持。9月中旬她开始写批林彪的大字报。10月初她将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

    10月下旬，她在王府井大街张贴了6张揭批林彪的大字报，因不显目，很快被人覆盖。为了大字报与众不同，她特地买来一批红纸和金粉，从11月起到12月，经反复修改后定稿，抄写了19份红纸金字大字报。

    1966年12月2日到3日上午，49岁的舒赛骑着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带着18份大字报，先后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单菜市场、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宿舍、石景山钢铁厂、颐和园门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门口、西直门里、国务院接待室、东四人民市场门口、北京火车站和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等十八处重要地点张贴。她估计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张贴可能会被狂热的学生发现，身遭不测，事先就在家中留下遗嘱：“我可能回不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起。”

    这批红纸金字的大字报非常醒目，题目是《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署名王詠。虽然没点林彪的名，但明显指向林彪。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门注意。很快就确定了是舒赛所为。原来11月11日，她来到景山派出所，将一张字条交给警察。上面写道：   

   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想改名，每次去又忘了。现拟改为‘王詠’。

                                 敬礼！

                                          王 藕1966年11月11日8时  

    同时，在3日下午，舒赛去贴大字报之前就已向景山派出所打了招呼，说要去贴大字报。所以公安局一查找王詠，景山派出所立刻锁定了舒赛。但他们不相信一个曾被劳教过的单身，无业，病弱不堪的“坏分子”会有如此之勇气反对林副统帅，认为她可能有后台。派人对她监视跟踪了4天4夜，一无所获，就于7日傍晚在往所将她拘捕。公安要她在拘留证（198号）上签字，她不签。不签也得写下来，于是她提笔写道：

    拒绝签字。因为林彪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

                                             王藕  1966.12.7

    在被带上手铐走出家门的时候，面对众多惊诧的围观群众，她用尽力气，当众高呼：“打倒林彪！”警察迅速堵住她嘴，拖到警车上，押送到半步桥监狱，住在14筒15号牢房。

    在日寇面前，她刚烈不屈，让一些汉奸都受了感动。这次坐监狱，她毫无惧色，依旧刚烈不屈。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她针锋相对。

问：林副统帅是毛主席确认的，你的矛头指向谁？

答：我认为毛主席被林彪蒙蔽了，我贴林彪的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问：对你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问：你这是继续犯罪，向党进攻。

答：你这是对我的诬蔑，你不配当共产党。

问：你的气焰太嚣张了，你要自量点，放老实点。

答：你这样威胁，是对我的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

答：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但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悔，死而无愧。今天我反林彪，是个人吃亏，不让党吃亏。

问：哼，你早已被开除出党了。

答：党组织在某些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有我的理想。

问：你站在反党的立场上。

答：你站在林彪分子的立场上。

问：你这是耍流氓，对抗政府的审讯。

答：只有你们林彪分子才狼狈为奸，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话，回头是岸。

……

    她在写交代材料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

    第三，关于“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为大红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也是林彪说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说的，各大报纸、广播电台当政治口号宣传已久，未见林制止或解释不可当政治口号、大标题。

    如果原文出于林彪的朗诵诗、散文，甚或报告文字还可，出于政治性文章，便不可。文学，是容许夸张的，容许抒情的，政治问题则必须具备高度的严肃性。作为政治口号，则岂有此理之至。

    共产党、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对待革命事业，怎么可以要求做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呢？！人之一时一秒，一日一月一年一生，该有多少念头思维，我看林彪本身也难做到“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舒赛批判林彪的手迹

    1966年的红八月之后，不要说一个正被监督改造的“坏分子”，就是倍受领导喜欢，有强大后台的高干子女，谁敢反林副主席？除非不想活了。

    被多年专政却没被专政得胆小如鼠的舒赛，把个人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大无畏地跟专政机关对着干，实属少见，真万里挑一，万万里挑一。谁不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五类分子的生命微如草芥，尤其对一个胆敢反对林副统帅的五类分子，人人都可共诛之。

    被定成“坏分子”的舒赛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  

    每次的审讯笔录最后都要求犯人签名按手印。可在舒赛的厚厚审讯笔录上，每一次最后都写道：拒绝按手印。这位前公安局长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她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顺从一切对她侮辱性的手续。

    1967年4月11日，舒赛被拘留4个月后，公安局来补办逮捕证（1959号）。让她签字，她不签。警察说，那你写在上面吧。于是，她在逮捕证上写：

    拒绝签字。

                    王藕，1967年4月11日15时30分。

    5月底，再度提审舒赛，公安人员数次追问她跟谁联系过，有无后台？她说你们要我的命可以，要我交待别人是不可能的。

她公开说“林彪是奸臣”，敢当众高呼“打倒林彪”，是犯了死罪的人，终日戴着手铐和沉重的脚镣。

据狱友王容芬介绍,舒赛对毛主席无比崇敬。曾把一张旧报纸用窝头渣粘在墙上——这张报纸上有一张很大的毛主席像。还曾经问她：毛主席家里有什么人，都好吗？王容芬说毛有2个女儿，都很健康。舒赛说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每逢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舒赛都要换上最干净的衣服，洗干净全身，梳理整齐头发，然后开始一遍一遍高呼革命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痛斥林彪。直到看守进来堵住她的嘴巴。

难友们好心劝她低头认罪，不要跟看守顶嘴，免受皮肉之苦。她回答道我应该怎么干，我自己都知道。依旧我行我素，昂首不屈。

由于态度恶劣，绝对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反革命气焰嚣张”，舒赛在里面经常遭到辱骂、体罚。舒赛入狱不久，结核病就复发，监狱当局不但不给治疗，还继续给她戴着脚镣手铐。连一般男犯生病后都很少这么对待。天长日久，那沉甸甸的大脚镣被她枯瘦的脚腕磨得油光铮亮。她蔑视地对看守人员说：你们怎么给我砸上脚镣，就得怎么给我卸下来。她与王容芬同一间牢房时，整天擦拭打扫卫生，水泥地面一尘不染，每天就缩在一个角落里，给王容芬留下很大空间，刻意与王保持距离，防止王被传染上肺病。监狱里吃不饱，舒赛总是剩下一半的窝头给王容芬吃。

王容芬说，跟舒赛同牢房是她坐牢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月。

    1967年12月5日，舒赛被捕一年，下午对她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预审记录》中，有如下内容：

……

     问：最近你思想上考虑通了吗？

  答：依然如故。

  问：你这样闹下去能有好下场吗？

  答：我没有犯罪。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不是犯罪吗？

  答：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问：你还是不认罪？

  答：我是不可能认错的。

  问：你不认错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答：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的泥坑越滑越远，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怕！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不认罪，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这么嚣张，我们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你们这里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 

      审讯记录上特地注明；拒绝按指纹

     一年多来，无数次审讯，没有一次让警察满意。多年后，一位搞公安史的人看了舒赛的案卷说：这是份我所见到的一点不认错的审讯笔录。

1969年10月，根据备战需要，北京的一部分在押犯要转移到外地。舒赛给武装押送到山西临汾省第三监狱，女犯中只有她戴着脚镣。

    在那里，舒赛受到了最残酷的对待。十五年后，难友斯季英回忆道：“一个下雪天，我因靠着窗子，从远处传来鞭打犯人的声音，监管人员一边抽打，一边问：‘王藕，你请罪不请罪？’我却没有听到王藕的声音，她既不回答，也不呻吟，忍痛任他们抽打。”   

  另一难友刘素心回忆道：“隔着窗户，我听见管理人员对王藕的呵斥和鞭挞声，也听到王藕好像是拖着木鞋的走路声。……管理人员强迫王藕跪在院中，她拒绝，遭到凶狠地鞭打。这时，王藕的身体已虚弱异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们这些在牢房内的难友，都为她揪着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背后说：王藕病成那样，还这样地整她，太不人道了。”   

  舒赛在临汾监狱的半年中，她的肺病因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病情迅速恶化。因为重病在身，体力虚弱，重大节日到来之时她再没力气高呼口号。故1970年掀起的声势凶猛的一打三反运动，她侥幸度过。   

1970年4月，临汾第三监狱又奉命将北京的全部未决犯，分别送往晋南、晋西南地区的二十个县的看守所管押。舒赛等六十余名犯人，被转移到隰县看守所。在女犯中，除舒赛外，还有斯季英、徐克、王龙阁、何敏、瞿西贤等五人。  

    她的肺结核病已发展到晚期，常常咳血。她独自住一眼窑洞，上厕所时，总要戴上自制的口罩，到厕所倒痰盂时也不怕麻烦，一定要盖上纸，以免传染她人。原看守所所长寇三虎回忆说：“王藕来的时候就有肺病，而且较重，她很注意，常戴个口罩，免得传染别人。”

    1971年春，住7号窑洞的舒赛病情日益严重，痰中带血，颈部淋巴溃烂，走路摇摇晃晃，她自知来日无多，向看守要来指甲刀，剪下一缕头发和指甲分别用纸包了起来。还有2个多月就是中共建党50周年，极度虚弱的舒赛很在乎这个纪念日，特地找来一块红布，艰难地用针线锈了镰刀斧头，做成一面党旗，下面又绣了几个字：

祝愿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山西隰县监狱王藕  1971.4.28。

  次日，舒赛将她做的党旗交给看守所的管教宋某，请他转交给原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老首长李先念，提前向党中央表示祝福。此时，她病情更加严重，生命垂危。5月12日才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已濒临死亡。但她神志清醒，拒绝治疗，拒绝吃饭，拒绝用药，还挣扎着从病床滚到地上，一心求死。据当时医院主管护士田玉玲回忆：“病人身体极度衰竭，面黄肌瘦，两目紧闭，不说话，不吃不喝，严重脱水，四肢血管针扎不进……后来两眼都被分泌物粘在一起了。”    1971年5月24日凌晨，舒赛坐牢4年6个月之后，停止了呼吸，享年54岁。

    在一份《罪犯遗物清点记录》上登记着舒赛的全部家当：《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语录》一本、褥子一条、凉鞋一双、布鞋三双、各种破布一堆、衣服包一个、肥皂三条、手纸五卷、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现金1.48元。 

   4年多前，舒赛曾对审讯人员说：“我反对大权在握的林彪，可以早死一步。但林彪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违背人民利益，他也要死的，人民会消灭他。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舒赛去世4个月之后，林彪折戟沉沙外蒙古。实践证明她对林彪的批判没错！

    尽管家人多方为她奔走，建工部却迟迟不给舒赛平反，因为她过去的所谓“无理取闹”的错误还在。打倒四人帮后，经生前战友陈瑞光等帮助及家人的长期申诉，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及中组部的直接过问下，1987年舒赛终于被彻底平反，这已是她去世后的16年。

    1987年2月2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舒赛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如死者生前所料，其遗骨荡然无存。骨灰盒中只有一缕她自己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她遭受了“令人发指”的对待。

 一位38年老干部被削官为民，又被定为“坏分子”，仍不颓唐，不畏缩，冒死向毛主席的接班人发出质疑和批判，全中国除了舒赛恐怕找不出第二位。

    无产阶级专政对五类分子向来严厉无情。对五类分子中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尤其不手软，可以说格杀勿论。一个“坏分子”敢公开反对林副主席，实属“丧心病狂，罪大恶极”，枪毙十次都不为过。

    49岁的女病号舒赛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去反林彪的啊！

应该记住舒赛！在日本鬼子面前，她坚贞不屈，在极左路线面前，她同样坚贞不屈。她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监狱，却死在了共产党的监狱。

她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第一位女公安局长，她是建国后第一个因反对党内不正之风而被定为“坏分子”劳教的老干部；她也是第一个在人大开会期间闯入代表驻地申诉冤情的上访者；她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写大字报揭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套用陈少敏赞扬她的话说：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狱警用手铐脚镣折磨着她那病弱的身躯时，还在高声喊着：“中国人不是奴才！”“为反对极左路线流血牺牲是光荣的！”                            

陈少敏同志是唯一没有举手赞同开除刘少奇党籍的老干部。惺惺相惜，舒赛她不愧被陈少敏所热情赞美，不愧被称之为巾帼英雄。

   1988年湖北应城的鄂中烈士陵园给舒赛竖立了有头像和墓志铭的石碑：
   舒赛，女，1917年生，湖北江陵人。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1938年3月入应城汤池训练班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京安县委宣传部代部长、云梦和江陵县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卫生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副政委、总支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处长、中央军委复员委员会工作组长、中央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1958年后，由于坚持正义，反对邪恶，多次遭到错误处理。1966年12月张贴全国第一张反林彪的大字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71年5月惨死山西狱中，终年五十四岁。

呜呼！为坚持真理，她飞蛾扑火。临终时身边无亲人、手中无财产、身后无子女，就连自己的尸骨都荡然无存。平反后，也没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呜呼！她是湖北家乡的光荣！是知识女性的骄傲！是全中国青年的楷模！是那个黑暗年代的闪电！是中华民族的脊骨！

    呜呼！她虽然被传染过淋病，但她那么纯洁，赤诚，冒傻气，真正的冰清玉洁！

    啊，她是坚贞的舒赛！一位最有骨气的“坏分子”。

 附录，舒赛写的一篇文章

此文资料来源：舒赛的弟弟蓟子所写《烈女传奇》及《中国现代冤狱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