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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貞的舒賽
堅貞的舒賽
(2007-09-01 )
我們的舒賽同志,在殘暴的敵人用槍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腦殼的時候,還在高聲的喊着:“中國人不當亡國奴!”“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中華民族流血犧牲是光榮的!”
——摘自陳少敏《艱苦奮鬥的三年》(1942)
舒賽是一塊鋼,在和邪惡勢力的搏擊中閃射出來的火花,特別艷麗。她的事跡應該記錄下來,傳之久遠。
——摘自馬識途書信(1988)
一個宣稱自己崇拜撒切爾夫人的女大學生,在聽了舒賽的故事後,抹着止不住的淚水,奮然疾書:”今天我仿佛才懂得,那些給人間輸送過光明與溫暖的人,就是站在最缺少光明與溫暖的地底深處採掘火種的人。
——摘自秦曉鷹《審判真理》(1988)
1966年12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先後接到西城分局和海淀分局報告,在西單菜市場、中組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附近發現金字紅紙大字報,題目是《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分子》,矛頭直指林彪副主席。不久,北京火車站、王府井大街、石景山鋼鐵廠等處亦發現了同樣大字報,共計18份,雖然沒有點林彪的名,但從文中內容看,很明顯地把林彪副主席說成是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分子。這屬於重大案件,軍管會立刻上報公安部,併集中力量偵破。不到24小時就查明大佛寺東街旁門5號院孤身無業婦女王藕有重大作案嫌疑。
“七.七”事變後,20歲的舒賽(前排左一)仰慕南丁格爾,考入湖北省“戰地救護訓練班”
王藕,又名舒賽,曾用名祝成龍,湖北江陵人,1917年9月15日生。家庭屬於書香人家。其父親祝甘亭早年畢業於保定陸軍學堂,參加過武昌起義。舒賽中學畢業後不久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加了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人陶鑄在應城舉辦的“湯池合作人員訓練班”,並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縣委社會部秘書、縣手槍隊指導員、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中南局民族事務委員會副處長、建工部人事司處長等職。
抗日戰爭期間,她多次出生入死,功績卓著。1941年5月,她執行偵察任務被敵寇逮捕,押解路上曾拉住鬼子跳河自盡。面對敵人審問,她坦承自己名字叫“抗日”。在獄中受盡嚴刑拷打,她寧死不屈,再次自殺,遠近聞名,連日本鬼子都對她產生某種敬重,後經陳少敏指示,被地下組織營救出獄。1944年秋,她率領隊伍一舉消滅金蘭會等地下反動組織,在審訊其頭目時,一混入我內部的敵特利用執勤機會,從背後向她開槍,幸虧是啞彈。舒賽聽見扳機聲,迅速扭身一把奪過敵特手槍,將其制服,回過頭來繼續審問反動頭目。因她對敵鬥爭堅決,敵人多次對她進行暗害卻沒有得逞。這位女公安局長的事跡,在當地廣為流傳。被譽為巾幗式的英雄。豫鄂邊區代理黨委書記陳少敏同志也數次在大會上表揚她,號召全邊區女同志要向舒賽同志學習。
1943年春,舒賽在江陵縣任公安局局長留下的照片
但在個人婚姻問題上,舒賽也很有個性,看不慣有些女同志就想嫁個領導,變成首長夫人。當時根據地縣團級以上幹部配有專用馬匹,人們將這種嫁給首長的婚姻稱為走“騾馬路線”。 舒賽是堅決反對“騾馬路線”的,她說:“在革命隊伍中男女應該平等,婦女不能成為男人的附屬品。……組織上應該關心女同志的婚姻,但不能包辦。在婚姻問題上必須自主,不能強調服從。”
為這件事,舒賽的老首長陶鑄將她找去,批評了她。舒賽不便多說。後來,她雖然多次受到一些領導指責,仍然保留自己的觀點,並決意身體力行。期間曾有很多人給舒賽介紹對象,都被她婉言拒絕。為此,舒賽不禁感慨地寫道:“我在邊區多年,從來沒有哪一位領導像說媒那樣熱情、那樣興致勃勃、那樣苦口婆心地與我談過工作。”
新四軍五師第四號首長、政治部副主任王翰親筆來信,為政治部主任(任質斌)說媒。舒賽雖久聞大名,卻從無接觸。對這樁婚事,她以“齊大非偶”為由,婉言謝絕。從此,舒賽繼被捕脫險的英勇事跡傳遍當地外,又為一再拒婚於首長,也成了根據地的一大新聞。
陳少敏書記在批評那些不願自強自立,只想找一個首長貪圖享受的女幹部時,常舉舒賽的例子讚揚。
但舒賽這麼拒絕許多人的追求,自然也刺傷了一些領導和領導夫人。朋友說她是玫瑰,刺傷了許多攀折者
已近而立之年,舒賽仍單身一個,為根據地所少見。戰友們都感到不可理喻。
她說:我素性喜堅貞。擇偶的基本一條是必須既忠於愛情也忠於黨業,俱能百折不撓者。否則,即令天人,不顧。那些見‘異’便思‘遷’者,豈是人類之性愛。故在五師多年,為此而得罪了不少人。”
舒賽確實是個很重視名節的人。少女時,她曾在校運動會上與一獲得冠軍的女生合過影。但那女生頭髮很短,被母親誤認為是個男生,質疑她交了男朋友。舒賽一氣之下,吞食鴉片,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幸虧及時發現搶救,才倖免於難。
然而誰也沒料到舒賽後來卻在一個比她小3歲的營級政工幹部的狂熱追求下,同意與之結婚了。周圍人都群起反對,認為她應該找個年齡大一些的,水平高一些的。但舒賽生平最厭惡從地位出發的婚姻,周圍人越反對,她越固執,非要找個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可誰料到,這個自詡為“貨真價實處男”的軍人,竟然是一個淋病患者!自己不但有病,還傳染了守身如玉的舒賽!2年後,舒賽看病時才得知自己染上了淋病。這一殘酷打擊和傷害,讓舒賽悲痛欲絕。她在婚姻問題上拒絕了那麼多老同志,卻被如此小人欺騙。1948年5月27日,她給東北局組織部寫了一份請求離婚報告。組織部很快批准了他們離婚。這是舒賽一生惟一的一次婚姻,僅僅26個月。此後,她發誓不再嫁,對自己感染淋病一事也不避諱,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也談及。一些老領導如文敏生等勸道:
“舒賽呀,你何苦自我宣傳它?”
舒賽坦然回答:“為什麼不講呢?我由於無知而受害,我現身說法,是希望所有人、特別是青年人都能以我為戒。”直到3年之後,舒賽的病才在北京醫院根治好。
1950年秋,前夫又突然找到她,說自己是某師的政委。即將帶部隊赴朝作戰,特地請假來見她,請求復婚。再三表示過去對不住她,已痛改前非,性病也徹底治癒。舒賽感到很突然。對方又請多個老戰友幫助勸說舒賽。她思考再三,心想畢竟夫妻一場,何況他要奔赴抗美援朝前線了,就同意了,也省得光棍門前是非多。三天后,舒賽感到肚子不適,發現舊病復發。丈夫的尿液中布滿着淋絲!舒賽怒不可遏,呵斥道:“你還算是個堂堂正正的男人嗎?你身為政委,有的是衛生員,打兩針潘尼西林輕而易舉。你卻本性難改,又來傷害我。我恨不能開槍打你幾個窟窿,免得你日後再去辱害別人!”
復婚以一場鬧劇匆匆收場。
舒賽後來寫道:“此後,我一直未肯再婚,因為被那深而又深地慚恨、羞恨、惡恨所緊伴着。‘曾陷污泥羞於水,那堪巫山愧對雲。’誰料想,一個高標自許,守身如玉的人,一個重黨性、道德、品質、人格而放棄了多少次可能美滿生活的人。結果嘛,卻落在淋病兼小人之手。我怎能以不潔之身再去害人?即使病根斷除,也會使別人引以為憾,更會使我心不安寧。很難相信那種細菌交流的生活也算夫妻生活。與其遺憾、骯髒的相處,不如獨往獨來。”
舒賽說到做到,一直到死,堅定地過着單身生活。
1949年2月初,舒賽在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工作
舒賽個性倔強剛烈,命運多舛。
1952年春,中南局民委開展“三反”運動。舒賽奉命從廣東回到機關任支部書記,領導機關的運動。由於她不同意單位主要負責人借三反運動整自己不喜歡的人,並如實向上級反映,民委主要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污衊她有政治歷史問題:如參加過女特務組織、有托派嫌疑、不和其父劃清界限、在江陵當公安局長期間製造了冤案等,且不容許她申辯就撤去她支部書記職務,又停止了她3歲養女的生活供給。中南局民委還將舒賽作為“三反”運動打擊重點,把許多誣陷材料塞進她的檔案,秘密送往中組部。
剛直的舒賽與對方進行了不屈的鬥爭。1953 年冬,舒賽為治療肝病,請調北京。在老首長李先念的關照下,中南局首先撤銷了對她養女停止供給的錯誤決定,並批准她調到北京。舒賽被安排在建工部。由於檔案里有所謂的種種問題,而受到歧視打壓,她心情沉重,難於工作。1955年她病情加重,醫生認為肝硬化已轉向肝癌,斷言她最多能活上五年!想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還蒙冤在身,不清不白,她憂心如焚,開始了鍥而不捨地申訴,揭批黨內不正之風。以下是幾則她申訴信中的內容:
“由於黨中央歷來的各種文件、指示精神以及黨的各級負責人對我的教誨,使我決定有必要堅持向中央反映我在中南‘三反’中所看到和經受的一切不良現象。”
“地位與品質作風應成正比,否則應該糾正。高級幹部與一般幹部錯誤性質相同時,高級幹部應多受責備才對。因他們的毛病所帶來的損害也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那是舊時代封建統治者的東西,而他們尚且強調‘王子犯法與與庶民同罪’哩。”
“黨內有少數的夫人幹部,不論其水平作風如何,往往左右逢源,青雲直上。為了鼓勵婦女積極參加工作,對此種現可以諒解。但使用不當時,會使得一些群眾產生混亂思想,如像當年咒罵國民黨一樣咒罵我們‘夫貴妻榮’、‘裙帶關係’、‘皇親國戚’等。”
……
在申訴的過程中,安子文部長兩次接見了舒賽,親口對她說,中南局在“三反”運動中對她的做法是“有毛病的”;那份材料待和有關部門協商後,可以註銷;
同時,有些好心同志勸她不要太認真了。她說:“人生如朝露一樣短促,一個人若不能認真地活着,叫我是活不下去的。”
還有人說她是個人主義,整天就為自己那點事叫屈。她反駁道:“我堅信未來世界的一切醜惡思想作風必定絕跡。為了加速這美妙時刻的早臨,我何惜區區之身而不堅持揭發到底?若非為了黨,一個孤病之身,稍存顧慮何敢再告?即或告准,也不過落得飽受摧殘的身心,臨終瞑目而已,何個人主義之有?……即令是為了個人,又何能強我忍受‘特務’、‘托派’等污名之辱陷?”
她又說:“……多言罹罪,古今常情,不過骨鯁在喉,我之與黨猶如赤子之與母,有話就該說到底。……但求瞑目時少點愧疚而已。”
然而,雖然多次向上級組織申訴,由於整她的人阻攔,最後依舊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1957年6月26日,她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開會之機,去中南海新華門向毛主席呈送申訴信,卻遭拒絕。當晚又到前門飯店人大代表駐地,找到老首長陶鑄的夫人曾志,遞交了申訴材料。第二天上街買菜就發現單位派人開始監視她,不許她再去告狀……7月2日凌晨,她偷偷跑了出來,徘徊於天安門廣場,思前想後,不禁失聲痛哭。天亮後,她又去前門飯店人大代表駐地,想找到大會主席團成員轉交自己的申訴信,卻被阻止,並通知了她的單位。建工部立即派人來到前門飯店,要她馬上離開。她據理力爭,引起路人圍觀,結果她被說成是“瘋子”,“精神病”,給強行拖入車內押回本單位。
面對這種種粗暴無禮的行徑,舒賽萬分氣憤,第二天7月3日上午,她就在建工部辦公大樓內安放了一張行軍床,宣布“公開絕食”,以抗議對她的監視和綁架行為。舒賽的舉動驚動了建工部。當日中午,建工部部長劉秀峰派秘書將她請到辦公室,親自答應了她的要求並就有關人員的粗暴行為,向她表示了道歉,劉部長還表示同意兌現安子文部長早就親口答應註銷她檔案中的那份不實材料,舒賽才停止絕食。
1958年初,在事發半年後,中央監委有領導一再要求嚴肅處理舒賽,批評劉秀峰右傾,說舒賽去國務院告狀是無視黨的組織紀律,絕食是叛黨行為,應立即開除黨籍。建工部遂以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上訪鬧事,並在部機關公開絕食,影響極其惡劣的罪名,將舒賽開除黨籍、撤職、降薪。
舒賽對此處理堅決不接受,但由於病重,暫時隱忍了下來。到1960年初,舒賽不顧親屬的勸說,再次向黨中央申訴。她表示,“如果毛、劉、周中央首長能看到材料,問題就能解決,否則也可能被抓。”
此照為給中央投訴後在天安門前的留影,幾天后即被抓
結果不幸被她言中,1960年3月,派出所將她抓走。建工部隨即以“無理取鬧”的罪名開除其公職,並給她帶上“壞分子”帽子,送勞改農場勞教。走前,曾兩次送她到安定醫院檢查精神病,診斷結果為:“意識清晰,思維邏輯性強,有分寸,無固定妄想內容,智力無減退,未見精神異常。”
舒賽本來就體弱多病,勞教後身體更加虛弱,精神也受到很大剌激。為讓她“保外就醫”,弟弟與有關方面交涉了半年多,1962年9月舒賽才被釋放回家。從此失去工作,45歲的她只能靠變賣物品和親友接濟為生。
她雖貧病交困,卻恥於不勞而獲。老首長陶鑄曾寄3百元給她治病,她說:“我何安心拿老首長應得收入為己用”,又恐連累老首長,遂托弟弟把錢全部上交給中組部。
為生計,不得不賣掉了自己的蘇聯收音機
舒賽身處逆境,卻仍然堅守着自己的信念。她說:“革命志士懂得本,珍愛志願,誓忠於本,在任何情況下,豈能忘本而求末?”
1964年她身體稍有恢復即不顧公安部門對她的“不許再鬧”的警告,繼續進行申訴。為不連累親屬,單身的她主動斷絕了與所有親友來往。她寫道:“我扔所撫子女,絕手足,永訣姨母不得臨終一面,六親違背,孑然一身,為黨無悔。”
1966年文革開始後,舒賽對很多現象不理解,她在8月26日日記中說:“看到一條消息,崇文區有八個紅衛兵和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被害,真使我悲憤震怒!為什麼要在紅色的首都搞這種自發的運動?為什麼以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路線、方法,來進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鬥爭經驗,有系統的理論基礎,在勝利後的第十六年,竟然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讓學生而且許多是初中生來獨立作戰,大鬧首都,還聽其各鬧一套。共產黨在野時,在北京這麼鬧還情有可原。今天是執政黨,竟然出現這種怪現象,有經驗的走開,沒經驗的勇闖,真正豈有此理!……借電話打給北京日報社,因為9個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難過得再也忍不住熱淚橫拋地述說了我的意見。”
她一輩子無兒無女。特別特別疼愛孩子。
漸漸的她將懷疑的焦點對準了林彪,感到他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隻虎”,他說的話仔細推敲都有問題。他的一舉一動充滿着對領袖的阿諛,居心不良。
已經挨整8年,從13級幹部變成家庭婦女,又變成“壞分子”的舒賽決定挺身而出,向黨中央揭露林彪的問題。這時她已經49歲。
從8月份開始,她忍受着室內高溫,開始寫小字報批判林彪。那正是林副主席的威望如日月中天,黨報、黨刊、電視、廣播正排山倒海般讚美他的時候。官方報刊整天吹噓林彪同志是毛主席親自培養的,我們黨久經考驗的卓越的,天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在中國革命的每一重大歷史關頭,他總是最堅決地站在毛主席一邊。
然而戴着“壞分子”帽子的舒賽,卻不理睬林彪身上的光環,直剝他的畫皮。
針對林彪說就要對毛主席無限崇拜,她指出:“……林彪沿用一套陰險的諂媚伎倆,拼命製造個人迷信,製造政治術語,專用詞彙,妄圖渾水摸魚,各個擊破地打倒暗害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
針對報刊廣播對林彪的讚頌,她號召:“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紅衛兵們,必須冷靜地認清林彪嘴臉,勇敢地,堅決地站出來揭發,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軍功、地位,不要被什麼‘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類顯然有毛病的,別有用心的宣傳蒙蔽。歷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大有人在,如今為何獨獨突出林彪一人? ”
針對林彪喜歡提出一些很標新立異的政治口號,並發明一些新鮮詞彙,比如“高高的,足足的,深深的”,“最最最”…… 舒賽說:“這是中國語言文字的倒退,譁眾取寵。”
舒賽知道她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必須得到組織和群眾的支持。9月中旬她開始寫批林彪的大字報。10月初她將初稿送往中組部,接待人員告訴她:“現在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對革命負責。”
10月下旬,她在王府井大街張貼了6張揭批林彪的大字報,因不顯目,很快被人覆蓋。為了大字報與眾不同,她特地買來一批紅紙和金粉,從11月起到12月,經反覆修改後定稿,抄寫了19份紅紙金字大字報。
1966年12月2日到3日上午,49歲的舒賽騎着自行車,頂着刺骨的寒風,帶着18份大字報,先後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單菜市場、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宿舍、石景山鋼鐵廠、頤和園門口、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門口、西直門裡、國務院接待室、東四人民市場門口、北京火車站和景山后街軍委宿舍西樓等十八處重要地點張貼。她估計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張貼可能會被狂熱的學生發現,身遭不測,事先就在家中留下遺囑:“我可能回不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和母親的骨灰葬在一起。”
這批紅紙金字的大字報非常醒目,題目是《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署名王詠。雖然沒點林彪的名,但明顯指向林彪。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門注意。很快就確定了是舒賽所為。原來11月11日,她來到景山派出所,將一張字條交給警察。上面寫道:
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想改名,每次去又忘了。現擬改為‘王詠’。
敬禮!
王 藕1966年11月11日8時
同時,在3日下午,舒賽去貼大字報之前就已向景山派出所打了招呼,說要去貼大字報。所以公安局一查找王詠,景山派出所立刻鎖定了舒賽。但他們不相信一個曾被勞教過的單身,無業,病弱不堪的“壞分子”會有如此之勇氣反對林副統帥,認為她可能有後台。派人對她監視跟蹤了4天4夜,一無所獲,就於7日傍晚在往所將她拘捕。公安要她在拘留證(198號)上簽字,她不簽。不簽也得寫下來,於是她提筆寫道:
拒絕簽字。因為林彪說過大民主,為什麼我貼了一張紅報就拘留我?
王藕 1966.12.7
在被帶上手銬走出家門的時候,面對眾多驚詫的圍觀群眾,她用盡力氣,當眾高呼:“打倒林彪!”警察迅速堵住她嘴,拖到警車上,押送到半步橋監獄,住在14筒15號牢房。
在日寇面前,她剛烈不屈,讓一些漢奸都受了感動。這次坐監獄,她毫無懼色,依舊剛烈不屈。面對公安人員的審訊,她針鋒相對。
問:林副統帥是毛主席確認的,你的矛頭指向誰?
答:我認為毛主席被林彪蒙蔽了,我貼林彪的大字報,也不至於讓我坐牢。
問:對你就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答:對我,這是資產階級專政。
問:你這是繼續犯罪,向党進攻。
答:你這是對我的誣衊,你不配當共產黨。
問:你的氣焰太囂張了,你要自量點,放老實點。
答:你這樣威脅,是對我的壓服。
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壓服你這樣的人!
答:林彪大權在握,我今天這樣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會殺害我,但我堅持馬列主義,死而無悔,死而無愧。今天我反林彪,是個人吃虧,不讓黨吃虧。
問:哼,你早已被開除出黨了。
答:黨組織在某些時候會做出錯誤的決定,我有我的理想。
問:你站在反黨的立場上。
答:你站在林彪分子的立場上。
問:你這是耍流氓,對抗政府的審訊。
答:只有你們林彪分子才狼狽為奸,我希望你們考慮我的話,回頭是岸。
……
她在寫交代材料中,直言不諱地批判了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
第三,關於“我們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為大紅旗。”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也是林彪說的,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說的,各大報紙、廣播電台當政治口號宣傳已久,未見林制止或解釋不可當政治口號、大標題。
如果原文出於林彪的朗誦詩、散文,甚或報告文字還可,出於政治性文章,便不可。文學,是容許誇張的,容許抒情的,政治問題則必須具備高度的嚴肅性。作為政治口號,則豈有此理之至。
共產黨、毛主席不斷教導我們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對待革命事業,怎麼可以要求做到“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呢?!人之一時一秒,一日一月一年一生,該有多少念頭思維,我看林彪本身也難做到“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舒賽批判林彪的手跡
1966年的紅八月之後,不要說一個正被監督改造的“壞分子”,就是倍受領導喜歡,有強大後台的高乾子女,誰敢反林副主席?除非不想活了。
被多年專政卻沒被專政得膽小如鼠的舒賽,把個人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大無畏地跟專政機關對着幹,實屬少見,真萬里挑一,萬萬里挑一。誰不知道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里,五類分子的生命微如草芥,尤其對一個膽敢反對林副統帥的五類分子,人人都可共誅之。
被定成“壞分子”的舒賽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矛頭直指林副主席!
每次的審訊筆錄最後都要求犯人簽名按手印。可在舒賽的厚厚審訊筆錄上,每一次最後都寫道:拒絕按手印。這位前公安局長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她不說一句違心的話,不順從一切對她侮辱性的手續。
1967年4月11日,舒賽被拘留4個月後,公安局來補辦逮捕證(1959號)。讓她簽字,她不簽。警察說,那你寫在上面吧。於是,她在逮捕證上寫:
拒絕簽字。
王藕,1967年4月11日15時30分。
5月底,再度提審舒賽,公安人員數次追問她跟誰聯繫過,有無後台?她說你們要我的命可以,要我交待別人是不可能的。
她公開說“林彪是奸臣”,敢當眾高呼“打倒林彪”,是犯了死罪的人,終日戴着手銬和沉重的腳鐐。
據獄友王容芬介紹,舒賽對毛主席無比崇敬。曾把一張舊報紙用窩頭渣粘在牆上——這張報紙上有一張很大的毛主席像。還曾經問她:毛主席家裡有什麼人,都好嗎?王容芬說毛有2個女兒,都很健康。舒賽說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每逢七一、十一等重大節日,舒賽都要換上最乾淨的衣服,洗乾淨全身,梳理整齊頭髮,然後開始一遍一遍高呼革命口號;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接着痛斥林彪。直到看守進來堵住她的嘴巴。
難友們好心勸她低頭認罪,不要跟看守頂嘴,免受皮肉之苦。她回答道我應該怎麼幹,我自己都知道。依舊我行我素,昂首不屈。
由於態度惡劣,絕對不向林副主席請示匯報,“反革命氣焰囂張”,舒賽在裡面經常遭到辱罵、體罰。舒賽入獄不久,結核病就復發,監獄當局不但不給治療,還繼續給她戴着腳鐐手銬。連一般男犯生病後都很少這麼對待。天長日久,那沉甸甸的大腳鐐被她枯瘦的腳腕磨得油光錚亮。她蔑視地對看守人員說:你們怎麼給我砸上腳鐐,就得怎麼給我卸下來。她與王容芬同一間牢房時,整天擦拭打掃衛生,水泥地面一塵不染,每天就縮在一個角落裡,給王容芬留下很大空間,刻意與王保持距離,防止王被傳染上肺病。監獄裡吃不飽,舒賽總是剩下一半的窩頭給王容芬吃。
王容芬說,跟舒賽同牢房是她坐牢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個月。
1967年12月5日,舒賽被捕一年,下午對她進行了最後一次審訊。《預審記錄》中,有如下內容:
……
問:最近你思想上考慮通了嗎?
答:依然如故。
問:你這樣鬧下去能有好下場嗎?
答:我沒有犯罪。
問:你反對林副統帥不是犯罪嗎?
答:我以前已經說過了。
問:你還是不認罪?
答:我是不可能認錯的。
問:你不認錯我們照樣可以處理你!
答:你們現在給我戴上腳鐐手銬,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這樣做不感到慚愧?你們往資產階級的泥坑越滑越遠,告訴你們,我王藕千刀萬剮都不怕!
問:你反對林副統帥不認罪,到現在還堅持反動立場,反動氣焰這麼囂張,我們就要對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要對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答:你們這裡是牛鬼蛇神當權,你們對我這樣一個人怕得要命,對我這樣的陷害,簡直墮落之至!如果有一天你們槍斃我,我會用我的鮮血來證明,你們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創造的地方。
……
審訊記錄上特地註明;拒絕按指紋
一年多來,無數次審訊,沒有一次讓警察滿意。多年後,一位搞公安史的人看了舒賽的案卷說:這是份我所見到的一點不認錯的審訊筆錄。
1969年10月,根據備戰需要,北京的一部分在押犯要轉移到外地。舒賽給武裝押送到山西臨汾省第三監獄,女犯中只有她戴着腳鐐。
在那裡,舒賽受到了最殘酷的對待。十五年後,難友斯季英回憶道:“一個下雪天,我因靠着窗子,從遠處傳來鞭打犯人的聲音,監管人員一邊抽打,一邊問:‘王藕,你請罪不請罪?’我卻沒有聽到王藕的聲音,她既不回答,也不呻吟,忍痛任他們抽打。”
另一難友劉素心回憶道:“隔着窗戶,我聽見管理人員對王藕的呵斥和鞭撻聲,也聽到王藕好像是拖着木鞋的走路聲。……管理人員強迫王藕跪在院中,她拒絕,遭到兇狠地鞭打。這時,王藕的身體已虛弱異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我們這些在牢房內的難友,都為她揪着心,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我們背後說:王藕病成那樣,還這樣地整她,太不人道了。”
舒賽在臨汾監獄的半年中,她的肺病因得不到起碼的治療,病情迅速惡化。因為重病在身,體力虛弱,重大節日到來之時她再沒力氣高呼口號。故1970年掀起的聲勢兇猛的一打三反運動,她僥倖度過。
1970年4月,臨汾第三監獄又奉命將北京的全部未決犯,分別送往晉南、晉西南地區的二十個縣的看守所管押。舒賽等六十餘名犯人,被轉移到隰縣看守所。在女犯中,除舒賽外,還有斯季英、徐克、王龍閣、何敏、瞿西賢等五人。
她的肺結核病已發展到晚期,常常咳血。她獨自住一眼窯洞,上廁所時,總要戴上自製的口罩,到廁所倒痰盂時也不怕麻煩,一定要蓋上紙,以免傳染她人。原看守所所長寇三虎回憶說:“王藕來的時候就有肺病,而且較重,她很注意,常戴個口罩,免得傳染別人。”
1971年春,住7號窯洞的舒賽病情日益嚴重,痰中帶血,頸部淋巴潰爛,走路搖搖晃晃,她自知來日無多,向看守要來指甲刀,剪下一縷頭髮和指甲分別用紙包了起來。還有2個多月就是中共建黨50周年,極度虛弱的舒賽很在乎這個紀念日,特地找來一塊紅布,艱難地用針線鏽了鐮刀斧頭,做成一面黨旗,下面又繡了幾個字:
祝願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周年!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山西隰縣監獄王藕 1971.4.28。
次日,舒賽將她做的黨旗交給看守所的管教宋某,請他轉交給原鄂豫邊區和新四軍五師的老首長李先念,提前向黨中央表示祝福。此時,她病情更加嚴重,生命垂危。5月12日才被送到醫院搶救,時已瀕臨死亡。但她神志清醒,拒絕治療,拒絕吃飯,拒絕用藥,還掙扎着從病床滾到地上,一心求死。據當時醫院主管護士田玉玲回憶:“病人身體極度衰竭,面黃肌瘦,兩目緊閉,不說話,不吃不喝,嚴重脫水,四肢血管針扎不進……後來兩眼都被分泌物粘在一起了。” 1971年5月24日凌晨,舒賽坐牢4年6個月之後,停止了呼吸,享年54歲。
在一份《罪犯遺物清點記錄》上登記着舒賽的全部家當:《毛澤東選集》四卷、《毛主席語錄》一本、褥子一條、涼鞋一雙、布鞋三雙、各種破布一堆、衣服包一個、肥皂三條、手紙五卷、半導體收音機一個、現金1.48元。
4年多前,舒賽曾對審訊人員說:“我反對大權在握的林彪,可以早死一步。但林彪搞資產階級陰謀復辟,違背人民利益,他也要死的,人民會消滅他。希望你們記住我這些話!”
舒賽去世4個月之後,林彪折戟沉沙外蒙古。實踐證明她對林彪的批判沒錯!
儘管家人多方為她奔走,建工部卻遲遲不給舒賽平反,因為她過去的所謂“無理取鬧”的錯誤還在。打倒四人幫後,經生前戰友陳瑞光等幫助及家人的長期申訴,在中紀委常務書記韓光及中組部的直接過問下,1987年舒賽終於被徹底平反,這已是她去世後的16年。
1987年2月26日,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舒賽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如死者生前所料,其遺骨蕩然無存。骨灰盒中只有一縷她自己剪下來的頭髮和指甲。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她遭受了“令人髮指”的對待。
一位38年老幹部被削官為民,又被定為“壞分子”,仍不頹唐,不畏縮,冒死向毛主席的接班人發出質疑和批判,全中國除了舒賽恐怕找不出第二位。
無產階級專政對五類分子向來嚴厲無情。對五類分子中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尤其不手軟,可以說格殺勿論。一個“壞分子”敢公開反對林副主席,實屬“喪心病狂,罪大惡極”,槍斃十次都不為過。
49歲的女病號舒賽是提着自己的腦袋去反林彪的啊!
應該記住舒賽!在日本鬼子面前,她堅貞不屈,在極左路線面前,她同樣堅貞不屈。她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監獄,卻死在了共產黨的監獄。
她是抗日戰爭中我黨第一位女公安局長,她是建國後第一個因反對黨內不正之風而被定為“壞分子”勞教的老幹部;她也是第一個在人大開會期間闖入代表駐地申訴冤情的上訪者;她又是全國第一個公開寫大字報揭批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套用陳少敏讚揚她的話說:我們的舒賽同志,在殘暴的獄警用手銬腳鐐折磨着她那病弱的身軀時,還在高聲喊着:“中國人不是奴才!”“為反對極左路線流血犧牲是光榮的!”
陳少敏同志是唯一沒有舉手贊同開除劉少奇黨籍的老幹部。惺惺相惜,舒賽她不愧被陳少敏所熱情讚美,不愧被稱之為巾幗英雄。
1988年湖北應城的鄂中烈士陵園給舒賽豎立了有頭像和墓志銘的石碑:
舒賽,女,1917年生,湖北江陵人。抗戰爆發後在武漢參加婦女戰地工作團,1938年3月入應城湯池訓練班學習,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京安縣委宣傳部代部長、雲夢和江陵縣委社會部長兼公安局長、新四軍五師第三軍分區衛生部政委、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副政委、總支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副處長、中央軍委復員委員會工作組長、中央建工部人事司處長等職。1958年後,由于堅持正義,反對邪惡,多次遭到錯誤處理。1966年12月張貼全國第一張反林彪的大字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於1971年5月慘死山西獄中,終年五十四歲。
嗚呼!為堅持真理,她飛蛾撲火。臨終時身邊無親人、手中無財產、身後無子女,就連自己的屍骨都蕩然無存。平反後,也沒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
嗚呼!她是湖北家鄉的光榮!是知識女性的驕傲!是全中國青年的楷模!是那個黑暗年代的閃電!是中華民族的脊骨!
嗚呼!她雖然被傳染過淋病,但她那麼純潔,赤誠,冒傻氣,真正的冰清玉潔!
啊,她是堅貞的舒賽!一位最有骨氣的“壞分子”。
附錄,舒賽寫的一篇文章
此文資料來源:舒賽的弟弟薊子所寫《烈女傳奇》及《中國現代冤獄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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