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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金正日”的朝鮮該給美國新“報價” |
| | 對金正日辭世，中國應該是早有思想準備了。中國的戰略目標也在重新置換了：中國到底怎樣實現強大？強大了到底要幹嘛？挖美國牆角？跟美國對抗？取代美國？這些對中國都沒有意義。中國國內有民族主義情緒，其癥結之一就是到底怎樣看待美國
老高按：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猝然離世，震驚全球。本來我要接着貼出蘆笛接受我的專訪的下半部分，但一看讀者的興奮點已經轉移到金正日父子和朝鮮局勢上，便改變想法，另上一篇。
我去年在萬維開博客的第一篇，就是《 朝鮮這一箭，究竟射幾雕？》——專訪中國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辦公室前主任楊希雨。一天瀏覽量上了八千，充分體現了萬維網管將之放上首頁推薦和網友對我這個萬維博客新手的鼓勵，也充分說明了我的同胞對我們近鄰朝鮮的高度關注。
前天晚上一聽說金正日的噩耗，心裡驀然蹦出前年4月北大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教授接受我專訪時說的一句話：“金正日衰老得太快，健康看來成問題”。看來，中國高層對金正日的遽逝不是沒有思想準備，也不是沒有預案的。
這裡貼上這篇兩年半前的舊稿。雖系炒冷飯，但是對了解中國官方對朝鮮問題的看法，解決朝鮮問題在中國國際戰略中的位置和思路等等，還是頗可參考的。這些觀點今天是否過時？
眼下朝鮮正在全國弔唁期間，忙着安定內部軍心民心，穩住陣腳。但是安排完金正日的後事，新領導人就得考慮朝鮮未來的路怎麼走了。或許，這篇專訪中體現出來的中國官方高層、中國智囊的諸多考慮，也會擺放在金正恩和他的顧命大臣案頭吧。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高伐林攝） 中國戰略目標的升級：強國富民、與美共贏
專訪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教授
2009年4月5日，朝鮮試射火箭衛星；4月13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譴責朝鮮的“主席聲明”，4月15日， 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聲稱要恢復已去功能化的寧邊核設施……朝鮮半島似乎重新黑雲密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卻指出：朝鮮領導人出於一種“博弈心態”，要吸引奧巴馬的眼球。他還指出，中國需要置換自己的戰略目標：中國到底怎樣實現強大？強大了到底要幹嘛？最重要的不是單純的“國強”、而應該是“民富”；不是簡單的“國家至上”，而是應該“人民第一”；既不盲目挑戰美國，也不需要惟美國馬首是瞻。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在強國富民的條件下實現與美國的“共贏”。
時年45歲的朱鋒教授，學術專長是國際安全、東亞事務、中美戰略與安全關係。4月18日，他應邀到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學院出席“誰的世紀：締造全球安全新框架”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做主旨發言。當天下午，在下榻的Hyatt飯店接受了我的專訪。
朝鮮要給美國新的“報價”
高伐林：您怎麼看朝鮮最近升高緊張局勢的舉措？
朱鋒：美國新政府上台了，朝鮮要給美國一個新的“報價”：你不能小看我，必須將我當成一個認真的談判對手來關注。我們知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克林頓政府與200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對朝鮮的政策有很大不同：克林頓跟朝鮮認真談判它的導彈問題，布什卻拒絕談判這個問題。奧巴馬上任之後，在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朝鮮問題列不上主要議程，白宮對於解決中東、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關注要明顯優先於朝核問題。平壤執著地要發射導彈，就是為了吸引奧巴馬的眼球，“逼迫”美國展開與朝鮮的高層對話。這是其一。
其二，朝鮮希望能增設新的談判項目。平壤手中的談判籌碼非常有限，要跟美國人討價還價，爭取到更多的實惠和好處，只能自己不斷製造“事端”，增加手中可打的“牌”。導彈發射行動可以讓朝鮮為未來的美朝會談和六方會談增加“導彈問題”這一新籌碼，從而提出更多要求、爭取更多援助。
第三，在國內政治中傳達政權“強大”信息。成功的導彈發射可以成為金正日政權煽動國內民族自豪感、提高政權的合法性、增加在民眾中的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對於今天經濟低迷、食品供應長期成問題的朝鮮來說，導彈發射可以戲劇性地顯示朝鮮是個“偉大的國家”、金正日是個“偉大的領導人”，用另外一種方式說服朝鮮人民繼續進行“苦難行軍”。
簡單來說，導彈發射是朝鮮設計好的方案。當2月中旬發現朝鮮準備試射活動，美、中、日、韓、俄等國都要求朝鮮取消發射，停止“挑釁”，美國甚至高調揚言要“攔截”，中國也派出特使希望朝鮮“暫緩”發射，平壤根本不為所動。原因很簡單，不發射，金正日的這一步早就想好的“棋”就下不了。然而，4月5日的發射行動竟然直接被美國宣布為是“大浦洞2號”導彈試射，根本不接受朝鮮所謂是發射“光明星2號”衛星的說法。朝鮮想要通過發射爭取的“太空實驗權利”被否定，美國的反應不如他們所預期，於是再次升級。4月13日，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不再接受任何談判協議約束，驅逐美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人員。這一危機升級的措施，是平壤慣用的手段。其目的還是要通過故意抬高危機層級來迫使美國恢復美朝直接雙邊對話。
各方的“博弈心態”
朝鮮在多大程度是真的要退出“六方會談”？我看，可能性並不大。對朝鮮來說，如果離開這個談判和對話的機制，它什麼都拿不到。2006年10月16日聯合國通過制裁朝鮮的1718號決議時，朝鮮也曾一度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結果呢？2007年3月，朝鮮又回來了。
從心理學上分析，我將平壤又一次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稱之為“博弈心態”。美朝雙方都存在博弈的困境：從平壤的角度來說，“六方會談”如果談不下去，朝鮮就得不到它想要的利益；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說，朝核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朝鮮的核能力會越大，運載技術越可能不斷改進，甚至發展出能由長程導彈攜帶的核彈頭；因此，不談，朝鮮的核能力很可能不斷提高；就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向平壤妥協來實現六方會談，各國又明顯地是遭朝鮮要挾。
今天上午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前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詹姆斯·辛（James Shin）發言就說：中國應該對朝鮮施加壓力，否則會被其它國家認為，中國是在縱容甚至支持朝鮮的行徑。他認為有三個“失敗國家”，都在中國周圍：朝鮮，巴基斯坦和緬甸，中國對這三個“失敗國家”都比較縱容，應該承擔責任。
辛的看法在美國保守主義勢力中很有代表性，也反映了今天中國在面對一個“無賴式”的朝鮮時北京所面臨的外交困境。中國當然很著急，希望六方會談能夠儘快啟動。“六方會談”如果不能夠恢復，不符合中國利益：第一朝鮮半島的局勢會緊張和動盪；第二，朝鮮核武器的長期化，會煽動起日本國內的“核武裝論”，對中國的戰略防範的戒心更重；第三，朝核問題時間拖得越長，未來解決起來付出的代價很可能越大。
朝鮮的行徑對中國外交是嚴峻挑戰
高伐林：中國怎麼應對這種局面呢？
朱鋒：朝鮮的行徑，對中國外交提出嚴峻挑戰，從中長期來看，會促使中國領導人重新思考應該推行什麼樣的朝鮮政策。在短期內，我看不出來中國和朝鮮的關係會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中國要做的事情有三方面：
第一，對朝鮮要促談；第二要與“六方會談”的相關國家加強合作和協調——“六方會談”已經談了六年，最大的成果是與東北亞有關的這些大國，中、美、俄、日、 韓，能夠保持對六方會談的信心，願意合作，現在出現新的危機，重要的是讓這些合作方能夠保持合作和團結；第三，“六方會談”的核心還是中美協調，形成默契，這是解決朝鮮問題的基本保障。朝鮮問題出現這樣的波折，是北京和華盛頓都不願意看到的。不過朝鮮問題的艱巨性不是現在才有的，談了六年了，儘管進展不大，中美能保持戰略上的基本信任和配合。
然而，僵局不會很快結束，會持續一段時間。我相信再過幾個月，還是會有決定性轉機。要讓朝鮮回到談判桌上來，基本條件是華盛頓同意要跟朝鮮直接對話。美國朝核特使博斯沃思已經表示，美國不排除必要時跟朝鮮直接對話這種選擇。
第二，如果美朝不能直接會談，中國還必須扮演斡旋角色，當好“信使”，在美朝之間傳遞彼此的聲音；
第三，朝鮮國內政治狀況會出現什麼變化？觀察家看到4月9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召開的場景，金正日衰老得太快，健康看來成問題。
總的來說，六方會談的相關國家要加強溝通，不論出現什麼情況，都共同面對、團結行動。這是確保朝核問題對東北亞的穩定不至造成更大消極衝擊的重要基礎。
金正日幾年來明顯表現出健康欠佳。
奧巴馬不願為朝鮮問題耗費精力
高伐林：美國對朝鮮問題的目標是什麼？
朱鋒：近期目標是，如果朝鮮願意通過談判放棄核武器，美國不願失去這個機會——但我並不認為美國信任朝鮮會真的願意放棄核武器。美朝談判也好，“六方會談”也好，美國看重保留外交解決的渠道，並不相信真的會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美國這種姿態，反而使美國能夠比較靈活，不致於因為某一次談不成而轉向另一種強硬手段。從九十年代初第一次朝核危機到現在，美國對朝鮮已經非常適應和了解了，所以對美國的舉措，我們可以預判：它不會輕易採取軍事打擊行動，不會提出新的制裁措施，不會由美國來造成新的困境。
對奧巴馬政府來說，朝鮮問題固然重要，但不屬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美國並不願意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放在朝鮮問題上。朝鮮不管怎麼鬧，很難實質性地改變奧巴馬政府所堅持的布什最後一年的對朝態度：美國願意在朝鮮承諾接受核查的基礎上完成第二階段共同行動計劃，通過“六方會談”，走向第三階段，讓朝鮮徹底棄核。
至於美國中長期目標是保持美韓同盟的穩定，讓美國對半島局勢以及在東北亞地區，能有餘地採取多種選擇方式，防止朝鮮對韓國的威脅，強化美國對同盟安全的責任。就這個長期目標而言，最重要的是維持美韓同盟的可靠性。美國也需要避免在東亞持續核擴散，從而威脅到美國在東亞的利益。
所以美國人對外交解決朝核問題並沒有那麼大的熱情和信心。對於在朝核問題上取得外交突破，奧巴馬政府的心態與布什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布什最後一年真的是很希望能與朝鮮達成新的協議，而奧巴馬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而且既然朝核問題既然不是主要關注點，那麼，外交上的協調啊、斡旋啊、勸談啊，它都指望中國去承擔。
中國最關注的是朝鮮穩定
高伐林：美國之所以這麼想，是吃准了中國比它更迫切地需要解決朝鮮問題？
朱鋒：中國對朝鮮問題的關注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朝鮮的穩定，第二個是朝鮮的棄核，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美國呢，只要棄核，不在乎通過使朝鮮政權更迭來實現，但是中國不接受，中國是要在朝鮮穩定的情況下棄核。這是中美雙方在朝核問題目標上的基本差異。中美解決朝核問題，只能在彼此尊重各自戰略關注的條件之下，儘可能合作和協調。
高伐林：那麼，中國認為必須在朝鮮現政權保持穩定的條件下才能解決朝核問題？
朱鋒：那倒不是。我並不認為中國認定只有在保持現政權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棄核。我相信中國的朝鮮政策會越來越靈活，並不認為金正日政權就是中國唯一可打交道的對象。但中國最關注的是穩定，不管誰上台，朝鮮半島的演變必須慢慢來。這是出於中國自身的利益，原因很簡單，第一朝鮮如果崩潰或者出現軍事解決，必將產生大量難民，對中國產生沉重的壓力；第二朝鮮崩潰，未來朝鮮國家重建由誰來進行？未來朝鮮政府或統一後的朝鮮政府，對中國會採取什麼態度？這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過快的政權更替和崩潰，都會使中國面對一個難以琢磨的、甚至對中國採取敵視政策的政府，中國不願看到這一點。第三，朝鮮已經不再是朝鮮戰爭期間那種“戰略緩衝地帶”。但是朝鮮未來的走向，與中國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中國不希望朝鮮的變化導致中國被排擠出朝鮮半島——這裡面不可避免地有著地緣政治的考慮，中國無法容忍一個對中國抱有敵意的朝鮮政府。
高伐林：是否有這個因素：朝鮮問題是中國與美國打交道時的籌碼？美國畢竟更有求於中國。
朱鋒：我不這麼認為。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局勢發展中，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這是最基本的考慮。
中美關係的三重糾纏
高伐林：美國新政府上台，調整政策，對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
朱鋒：奧巴馬上任之後，對中國政策有些很明顯的調整。這些調整是策略上的還是戰略上的？目前還不能簡單地下結論。奧巴馬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局勢，需要中國合作，利益訴求大大上升。正如布什總統所說，中美關係重要，但是複雜，兩國關係中結構性的制約因素不可能有實質性的變化。
目前的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都是個機會。經歷了克林頓八年、布什八年之後，中美關係比較成熟：在經濟上、商業上，是重要夥伴；在全球和區域外交議題上，是重要的合作者；在戰略和軍事領域，美國將中國看成是最大競爭者。這樣一種結構，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的。我說的“機會”在於，國與國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會隨著政策的互動過程而發生改變。中美可以通過互動，不斷擴寬合作的領域，提升合作的意義和作用。這中間，政治性因素、社會性因素都是比較重要的，例如，如何看待對方民眾心理感知、認知？我上個月在華盛頓與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前美中關係委員會主席David Lampton一起討論中美關係問題。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這次新總統上任，對中國比較溫和，沒有下馬威，對發展美中關係的熱情很高。但是別忘了，看民意調查結果，美國人對中國的消極印象並沒有改變，甚至還有所增強——當然幅度不是很大。David Lampton認為，奧巴馬不可能跨越美國的政治生態、跨越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基本認知，在戰略結構上將中國全新定位。
奧巴馬還年輕，估計要干兩屆總統，第一屆任期中重要的是雙方要有好的判斷，面對全球經濟危機，形成中美之間務實的合作；有了良好基礎了，第二任期中美就可能開拓發展的新局面了。
高伐林：你認為可能會有哪些突破呢？
朱鋒：例如軍事交流，真心實意增進信任，使軍事交流成為兩國關係的動力，而不致於成為一個滯後的領域。再比如區域和全球層次上的合作，像協調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在建立國際金融監管機制方面增大中國的發言權，等等。還有，前面我們說到的幾個層面上的兩國關係：經貿關係上的不可分離、相互依賴，與戰略上的彼此防範，如何找到新的平衡。
當然還有台灣問題，西藏問題，都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2005年時，佐利克說中國是“建設性的利益相關者”，這個概念對於今天的中美關係而言，是個很消極的概念。如何準確表述雙方關係？中美關係如何形成新的格局，奧巴馬這八年是挺關鍵的。
高伐林：胡溫上台後外交格局明顯強調多元化，注重對歐洲、俄羅斯、非洲和南美……
朱鋒：美國外交多元化的考慮，遠遠走在中國的前面，也遠遠比中國人算計得更加精細。面對中國崛起，布什很明顯地抬升與印度的關係，正式接納印度成為一個核國家，簽署美國與印度的軍事合作協議，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牽制中國的重要舉措。
再比如說對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防務合作，防止美國在這些國家影響力的流失；美日同盟的增強，美日聯合進行導彈防禦系統的研究，都是讓日本在未來的美日軍事同盟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對韓國李明博政府的關係，也在迅速回歸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這些舉措後面都有很強的在戰略上牽制和防範中國的含義。
在今天的亞太格局中，美國最大的戰略目標，是看管中國。中國目前只能在朝鮮半島、緬甸問題上打打太極拳。以硬拼硬？沒有這個實力啊，這總比被你賣了還幫你數錢，要好得多吧。中國崛起當然有中國擴大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毫無疑義的。你美國有本事，你自己去收拾，你要把它幹掉，我們也沒意見。但是要中國幫你收拾，中國自己結束地緣政治利益？這不可能吧！要中國人成為你的模範生，樣樣聽你的？
奧巴馬的執政風格我很推崇：有宏觀視野，考慮大的思路、框架，不去拘泥、糾纏一些具體交涉中的細節。這是你總統要做的事啊！總統就該考慮美國對中國想要的、與中國可以合作的、可以引導中國的願景。別像拉姆斯菲爾德那樣的國防部長，過分追究細節，像老太太一樣喋喋不休地抱怨。
中國不是挑戰者，也非模範生
中國不希望、也極力避免在地緣政治中與美國發生競爭和對抗。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地緣政治的需求是在上升，我們不採取擴張主義政策，但是自留地總得管好吧？中國總不能把自己的鄰居掐死吧？
雙方的想法很難擺到檯面上來挑明，不能公開說我要防範你，大家都用一些對方聽得明白的話——實質就是政治利益。美國人對中國是又離不開，又著急。中國對自己的戰略定位是明確的，不要去招惹美國，爭取與美國“共贏”，但我們也不能處處聽美國的。
21世紀了，像地緣政治的分裂，集團的對抗，甚至大國戰爭，等等，已經不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戰略語言。中國的外交比較成熟，不僅是有一種戰略的感覺，而且戰略目標也在重新置換了：中國到底怎樣實現強大？強大了到底要幹嘛？挖美國牆角？跟美國對抗？取代美國？或者形成新的軍事同盟來跟美國掰手腕？這些對中國都沒有意義。中國國內有民族主義情緒，其癥結之一就是到底怎樣看待美國。
今天看待和認識美中關係，必須首先意識到時代和世界環境的轉變，兩國關係的基本性質的改變。對今天的中國來講，與美國對抗、取代美國，會造成不符合中國發展利益的沉重代價。中國強大意味著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中國人過上好日子、實現“強國福民”的目標。要擺脫“國家至上”、我當老大才有安全感，天下就會聽我的了這種種傳統看法。
我今天還跟美國人說，19世紀，相比英國、沙皇俄國和俾斯麥德國，美國並沒有那樣對外窮兵黷武。為什麼？我們解釋其原因是，美國從13州擴展到50個州，自顧不暇。今天也可以用同樣邏輯解釋中國：中國內部這麼多問題，也自顧不暇啊。所以你們不要將中國看得那麼嚴重。
高伐林：中國現在是否已經放棄了韜晦了？
朱鋒：今天的中國，韜晦之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鄧小平提出“韜晦”，是針對“六四”以後各國制裁，美國有可能有遏制中國的戰略。這個時代已經基本結束，即便美國有“遏制”中國的意願，從現實的利益考慮，也未必能有“遏制”中國的決心和機會。中美關係和當年美蘇關係的最大不同是，美蘇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兩種各自獨立的經濟運營軌道，但中美之間儘管有意識形態的爭議，但彼此經濟與貿易的高度相互依賴以及政治和社會關係的彼此開放性，決定了兩國關係中競爭與合作是不可分離的兩個面。美國媒體還口口聲聲的說“共產主義中國”，我們自己認為早已是“資本主義中國”了，你美國不要去造一個影子敵人來嚇唬自己。沒來過中國，會用意識形態的觀念來看中國，但是只要到過中國的美國人都改變了看法。美國人需要在中國認知上的全民新覺醒。
高伐林：但是強調共產主義旗幟的是中國自己啊，這種“打左燈、向右轉”、實際舉措和政策宣示的錯位，才誤導美國人，也給那些要遏制中國的人以口實。
朱鋒：這涉及美國人的目標是什麼？有些美國人老想著改變中國。美國已經是很多中國人的榜樣了，我們很多做法是向你學習、向你看齊，但你不要想著由你來設 定“中國應該做什麼”。美國的中國政策要放在可實現的戰略目標上：一個穩定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一個強大的中國能夠給美國提供很多機會，一個開放的、合作的中國是美國享有全球霸權、維持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的合作夥伴。你老想着改變中國，這就沒有將中國看作一個平等的夥伴。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們不想改變你，憑什麼讓你改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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