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刘再复的怀旧散文集《吾师与吾友》。

刘再复，曾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颗明星，他的《性格组合论》、他的散文，都曾让他蜚声中国文艺界。我近年对于回忆录性质的文字比较感兴趣，因为其中可以挖掘到许多历史的细节。刘再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的地位使得他得以接触到许多历史人物，读他的散文可以收获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剪影。

刘的文字还算流畅，虽然有些人物我不感兴趣，故事有时平平无奇，然而对历史的兴趣支撑我读完了，结果却是勾起他与李泽厚“告别革命论”的一段公案来。

《告别革命》是刘再复与李泽厚1995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全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1995年我人在中国，隐约听说了此事，然而没有读到其书，因而不甚了了。

如今距离他二人发表告别革命论也近三十年了。

简单而言，刘李的“告别革命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要走改良（革）而非革命的道路才能有美好未来。

听上去有道理。试想：中国在十年文革，乃至解放后三十年的“毛时代”中，不断革命、不断阶级斗争，结果中国社会一塌糊涂，民众生不如死。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革命的热情冷却了，阶级斗争搁置了，中国人集中精力搞经济，虽然政治上没什么建设，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思想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甚至于文化上还有许多发展。

从这个经验看：革命与改良之间似乎高下已判。在中国应该提倡改良、告别革命，不是么？

问题的关键是：刘、李的“告别革命论”是对何人提建议？为谁服务的？这一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首先，刘、李建言的对象显然不是普通中国民众。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哪容普通民众说话了？共产极权制度的要点就在于：一党专政、等级森严。中共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塔尖不过少数人，往下是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广大的中层、基层中共党员已经是那些“人上人”的韭菜或人矿了。至于非党员民众，如果不是依附于中共的权贵阶层，算作人矿那都是党看得起你了。

因此，在中国的国情下看，刘、李作为曾经的中共体制内的人物，其告别革命论完全是在为中共的权力阶层进谏嘛。

那么，进谏有错吗？从对中国民众有利与否的角度看，历史经验表明：刘、李的告别革命论如果被中共高层采纳，应该是对于普通民众比较有利的。

然而刘、李到1995年了还在企图进谏，希望中共高层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却说明了他们对中国走势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以及对中共政权缺乏清醒的认识。

1995年，距离1989年中共发动的六四大屠杀不过六年。中国许多学生、平民的血痕或者已被揩干，然而中国人心中的血痕依然腥气十足。至于中共高层，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开枪之后，已经把维稳放在了第一位，从而坚决地堵死了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或计划？）。

然而刘李二人竟然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共高层回到渐进改良的路线。他们看不到改良，特别是政治层面的改良已经被中共的屠刀斩断了。在中国，缺乏政治的改良，一切其余的改良，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都难以持续推进。2024年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一论点的明证了。

早在1976年的时候，中国就有人（比如魏京生）知道：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政治上也实现现代化，走向自由民主制度。欠缺政治现代化的中国将是畸形的。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表明了中共高层对政治改良的强硬态度：政治改良没门儿！刘、李作为前中共体制内的人物，竟然看不明白这一点吗？

这种错误在我看来，除了被共产极权长期洗脑（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无法或不愿看清中共政权极权主义的本质之外，另一个要命的错误就是：年代误置。

告别革命如果发生在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建立的中国，将会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比如，在今日的台湾、日本、美国、英国等已经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告别革命，因为政权的更迭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得以实现。而在中共极权主义幽灵时隐时现，一党专制没有实质改变的九十年代末提出“告别革命”却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从古至今就没有建立过自由民主制度。国人引以为豪的的中国古文明也从没有产生过民主、自由的理念。历史上最接近自由民主社会的时候是1912-1949的中华民国时期。台湾建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与中华民国的遗产或许有关系。然而台湾不是中国。香港曾经有法治和自由（虽然没有民主），却都是拜英国殖民者之赐。

中国政府（或中共政权）一贯专制，时而极权，时而威权。极权的时候，比如文革以及文革前1949后的三十年，中国民众生不如死，相当于鲁迅总结的“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威权的时候，比如改革开放时代，1978后约三十年，中国民众有了点搞经济的自由（虽然没有政治自由或民主），相当于鲁迅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过去十多年来看，该政权又在向极权主义迈进，“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地时代正在等着广大中国民众。

中共的统治，不论是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都是一党专制制度，是一种前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广大民众被一个有组织的黑帮组织（即中共）压迫与剥削的制度。

中共七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权。1949年以来的中共红朝，民众被剥夺了自由，被强加了虚假的民主，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被成千上万地饿死（众所周知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近年来被当作韭菜来收割、被当作人矿来开采……总之就是不被当人看！

1949年以来的中国民众，绝没有中共过去宣传的所谓“主人翁”的待遇，更不是今日世界上正常国家的国民待遇。从古至今的专制王朝中，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奴仆。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中国人都成为了中共高层乃至毛贼东的奴仆，而毛贼东代表的一群中共高层人物就是中国民众的主人。

九十年代，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一度采纳了较为温和的威权主义路线，然而其对于自身统治的担忧却维持在高位，准确地说是“第一位”。邓小平强调的“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说明了中共高层的忧虑；之后中共的所谓“维稳”政策、在国家互联网上建防火墙的做法、一直到武肺疫情爆发以来的“封城”、“清零”，等等，归根到底，其背后就是两个字“维稳”，或者三个字：“保江山”（即“保政权”）。

在维稳第一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门已经被坚决地关上了。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政权不保。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有台湾等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刘再复、李泽厚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学者、作家似乎多少保留了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之情怀，这一点值得尊敬。然而忧国忧民之外，对政治时势的判断容不得一厢情愿。1995年提出告别革命固然可以博得关注，对于中共高层却是“对牛弹琴”，对于刚刚经历过六四屠杀的中国民众，尤其是其中的知识阶层却只会造成困惑与分化。

事实上，现在看来，刘李二人都错得离谱。中共也许会欢迎“告别革命”论，希望有知识分子听从了，以后少给党国制造麻烦。中国的许多民众，作为数千年一贯的沉默的大多数，也可能欢迎“告别革命论”，因为其可以作为自己保持沉默支持中共暴政而辩护，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制造“平庸之恶”。

然而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中产人士、知识阶级对“告别革命论”持批评态度，希望有真正的革命来推翻中共暴政。中国人口众多，这么一群人即便比例不高，其数量也不容小觑。中共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现状和以往两三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情形没有本质的不同。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或循环依然在起作用：1949年，中共朝靠枪杆子打下江山，建立一个“新”的（换汤不换药的）社会秩序（换了一班人当权而已）。主子换了人，奴仆却不大换，社会矛盾缓和一些年之后，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再次激化，奴仆们终将拿起武器、打倒了中共统治阶层。那时候，现有的社会秩序会被颠覆。于是，中共朝终结，又一个朝代（或时代）开始。

刘李二人曾经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对于以上中国历史的怪圈不至于不了解吧，对于中共的维稳第一也不可能不了解吧，何以竟然不合时宜地提出“告别革命”呢？

去推测刘李二人的想法不是本文的目的。我的看法：告别革命论看似合理，却因为提出者进谏的姿态，提出的时间，都使得其对于中国民众的自由民主事业有害而无益。中国从孔子时候起，就知道“时”的重要性。刘、李却误判了时机、也误判了中国。

今天的中国需要革命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即便革命只是改朝换代。从历史上看，假如出现一个新的朝代，那么该朝代在一开始的几十年往往会缓和对民众的压迫，让老百姓“坐稳奴隶”一些时候的。这是最低纲领。如果革命之后的新朝代的领导层能向自由民主制度努力，则中国民众幸甚！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告别革命？应该是建成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之后，至少要达到今日台湾的地步。在那以前，告别革命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